河埂 铁桥 山坡

海叔

　　一

回到生我养我的燕江边的破旧小屋小住，有时会在清晨散步时站在北大桥上，我的背后是那座景泰三年的立县北塔，我倚靠着栏杆向下游的那座铁路大桥望去，那座桥显得很廋，似乎也不结实，桥下的河水也不清澈，水量也不大，河水缓缓地流着，穿过铁桥向北流去。

回到眼前我一直在寻找当年的那条河埂，想着河埂上的人和事，掐指算来河埂其实在20世纪70年代初因为安沙水库和电站建设蓄水后便结束它的使命了。

用几十年甚至上百年长成的杉木长条做成的河埂，是为了让上游下来的木材顺着河埂内侧的水流，赶进工厂的水坞码头。

河埂前头伸出的几根小碗口粗细的钢缆直接穿过江面被牢牢固定在北塔下的岩石的腰背，岩石可以经得起洪水冲击，河埂就像一条浮动的码头，迎接着上游下来的木排，但那年大洪水，上游的漂浮物阻塞了河埂，钢缆受不了断了，在河埂上抗洪的工人落水了，其中就有再也上不了岸的工人。

但是，那断了的百多米长的河埂夹带着堆积如山的木材和漂浮物，冲向下游，竟然将那座铁路大桥的桥墩之间堵了起来，洪水很快漫过桥面，这座大桥的垮塌已经刻不容缓地摆在面前。

部队出动了，铁路地区工人出动了，工厂仅有的一艘汽船载着工人出动了，江面上喊叫声不断，小汽船突突冒着黑烟一次次冲向堵塞的桥墩，漂浮物被扒开，洪水从桥墩中间流过，大桥的险情解除了，这是20世纪60年代的一次险情，之后再没有出现过，上游建了大水库，水拦住了。

今天铁路大桥还在，只有偶尔的货运火车在桥上走过，好久没有看到绿色或是黄色的客车在跑了，在南边的地方一座高铁站取代了它。

铁桥带着沧桑，孤寂地在夕阳里默默看着西边的落日，夜幕降临了，铁桥坠入到暗夜里什么也看不到。

第一次爬上边坡想要走铁路大桥到对岸去被守桥的解放军哨兵拦着了。这座大桥从建成起，在桥下就驻有部队，营房里常常可以看到他们在操练，他们日夜守护着这座铁桥，具体哪一年部队撤走了，大桥两头的岗亭拆了我实在想不起来了。

大桥下的河埂是工厂水坞管理区，上游捎排工人穿过九龙十八滩后一部分的木排就会进入河埂的内河，拆散后的木材工人们像赶羊一样集中到出河机口，出河机可以将水面上的木材沿着带钩扳子输送链条输送到岸上，随着木材检尺和划等，一辆辆的人力板车会将木材堆放到规定的楞堆。

铁桥是我难以忘记的少年，而少年的记忆是饥饿，那个六十年代开始的三年暑假可以说是在河埂、铁桥和对岸的山坡上度过的。

被打散的漂木上有许多竹钉，用那种专门钩住竹钉的铁钩可以很容易将竹钉拔出来，完好的竹钉工厂会回收，这可以得到几毛或是几分的零花钱。我们常常结伴潜泳到对岸，爬上岸边的果林偷摘农民的李子和桃子。我们练就了在漂浮的原木上行走的本领，甚至可以从河埂上飞快地踩在漂木上奔走到岸边。

少有的安静，就是几个小伙伴躺坐在河埂上，双脚落在水里，望着近在咫尺的铁桥说着自己的愿望。

大人说往北去的火车是可以到福州的，可以到杭州的，可以到上海的，那种绿皮的火车经过大桥时，窗口常常会有人露出头来看着我们这里，我们叫着喊着挥着手，可是那些窗口上的人并没有理睬我们。

我们常常自豪地看着我们工厂的木材被装上火车，而后在大桥上隆隆开过，火车冒着浓烟汽笛呼叫着，在车头喷起一股直直的蒸汽。

我一心想着，有一天我也会和那些绿皮火车里的人一样，走到上海，走到福州，走到厦门，走到我想去的地方。

大人说火车走过时会产生吸力，会把站在它边上的人吸进火车轮底碾成肉泥，终于有一天，我在一个铁路养路工的带领下，特意找了个火车过桥的时间走上了大桥。

大桥铁轨的边上留有窄窄的人行通道，在每个桥墩的地方会有一个挑出去的地方，那个围出去的地方装着一个装满沙子的铁桶，那是扑灭火灾用的，我挺纳闷，这都是用铁和钢的大桥怎么会烧起来，后来大人说铁轨下的枕木是浸了柏油的。

火车过来了，它呼叫着喘着粗气向大桥走来，我只是感到大桥在抖动，火车驶过我的身边，卷起一阵大风，我抓着栏杆，风吹在我的身上，但并没有要被吸进去的感觉，我放心了。

大桥北岸桥头两边上面是险峻的山坡林地，林子虽然很矮但是却长满了砂糖籽，还有那小小黄竹，那些黄竹在春夏之际会长出小笋，那些小笋细细地在笋尖上会有小小的像刚刚冒出地面的小韭菜苗，而笋身的壳上会长满花斑，小笋不用挖，用手拔。小笋拔回家将笋壳去掉，就露出水嫩的绿黄色，洗净后直接切片就可以炒来吃，笋的味道鲜甜，但没有油，于是吃了笋后肚子更饿，有时饿得肚子会痛，大人说笋刮油，那时没有油，所以越吃越饿。

但是那时我只是想先把肚子塞满再说，全然不管后面排泄得特别快，还会刮油，肚子一下子就瘪了，瘪了就会揪着痛，人就变得有气无力，于是就会站起来，像路边的那些瘦骨伶仃的黄狗，在垃圾堆里翻找着可以吃的东西。

我们欢呼着七月的到来，这是砂糖籽成熟的季节，走过大桥来到山岗，伙伴们就像一群散开的羊群冲向那一丛丛的砂糖籽灌木，最大的污染是粘在砂糖籽上的煤灰，那是火车跨过大桥时喷出的黑烟落下的，我们每摘下一撮放到嘴边吹吹，就毫不犹豫地塞进嘴里，一股甜味带着粉粉的面样的汁水一下就把小嘴填满，黑红色的汁水会把我们的嘴角染成黑色。

铁桥下的礁石解放军不让我们靠近，但我们还是会在他们不注意时游到近岸的桥墩，水泥的桥墩浸没在水里上面爬满了螺蛳，顺手一掬就能抓下一把，哨兵来驱赶过，但是后来也就慢慢地不管了。

沙溪的河螺壳很硬，需要将它尾巴的硬壳剪掉才能下锅炒，如果有油，有辣椒，有蒜头加上酱油，那肯定是美味的，可是大多只是盐水煮熟后就迫不及待吸起螺肉来了。

这段日子后来说是三年自然灾害，也有说是北边原来的老大哥逼我们还债，到了六三年以后情况才渐渐好转，副食品供应肉多了几两，糖多了，豆腐票多了，油的定量也多了，粮食定量里原来要搭配一些地瓜和地瓜丝也没有了，布票也多了几尺，市场上的小摊也多了，在我们这里就是卖粿条和粉丝的店开始多了起来，街上煎米冻的摊子也多了起来，我常常会到垃圾场捡一些废铜铝卖了后拿着几分钱站在那个煎米冻的摊子上，就着蒜蓉黄椒酱油插着米冻，以至于这个恶习一直到现在还会犯。

二

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我们还住在河边的板房里，有一次我把弟妹们的每人一个包子给独吞了，结果让比我小了六岁的小弟弟，小我四岁的大弟弟，小我两岁的妹妹饿了肚子，那是四个包子的事件，直到今天他们还会津津乐道。

其实他们太小了，一个四岁，一个六岁，一个八岁，为此我在自己的自传体习作《远山的笛声》里进行了反思，虽然有过艺术的处理，但基本就是事实，它让我懂得了：“民以食为天。”“温饱思淫欲”的道理，并且对所谓的施舍，所谓的饥饿，所谓的爱心有了深刻的理解，下面就是这篇自传体小说中的章节。

板房面江的厨房顶上种的南瓜是各家用来填补粮食不足的，人的肚子挺怪的，油水一少肚子就会显得特别会装，总是感到一天到晚饿得慌。

爹也得了浮肿病，他是吃了太多的南瓜叶茎得上的浮肿病，家里外面的瓜架上只剩下几条粗粗的瓜藤了，长在上面的叶茎都被吃光了。

爹试过将南瓜叶煮来吃，那带着刺的叶会扎得嘴难受，咽下喉咙会有被刺的疼痛，那撑着叶子的茎，上面也布满了小小的硬刺，可中间是空的，将包在外面的皮和刺撕去后，剩下的茎管煮起来口感会好了许多，加水煮熟后，加上盐，没有一点的油腥，整碗倒进那肚子里，可总也还是感到饿。

看着躺在床上的爹，原来干瘦的脸渐渐变得紧绷起来，透亮起来，他想到了自己养得快要吐丝的桑蚕，那些桑蚕，从一只只小蚂蚁大小，不断地脱皮，不断地长大，直到长成了一个手指粗细。突然有一天，它们不吃桑叶了，它们的身子慢慢地变了，变得不爱动了，接着，它们开始拉稀，从它们的身子里排泄出稀稀绿绿黄黄的液体，它们的身体从粉白慢慢变得透明起来，而后他们会离开竹匾，到处乱爬，开始寻找结茧的地方……

躺在床上的爹就像一头快要吐丝的大蚕，他想着只要用一个大头针在那个脸上一扎，那脸皮就会破了，就会流出和桑蚕快要吐丝时拉出的黄汤绿水来。

这样的病人，后来可以凭证到粮站里买一种油糠，油糠就是稻谷去壳后的糙米碾下的第一层外皮的米糠，它很有营养，可以治浮肿病。

中午，铁桥南岸北面的山坡地上，那有一大片当地农民的地瓜地，对着河边望去，铁路大桥上一列火车喘着粗气喷着黑烟，装着这个场里的木材鸣着汽笛正从桥上驶过，听大人说，从北方下来的火车会开到厦门，那个地方是大海，那边的人有吃不完的带鱼、黄鱼，还有螃蟹……

地瓜早被挖走了。他一拐一拐地在地里弯着腰走着，像一头野狗似的用他那灵活的眼睛东瞧瞧、西看看，寻找着那些遗漏的小地瓜，他不时弯下身子去拨开地上冒出细芽的地瓜秧子，往下一挖抽出，只是一段发了芽的藤蔓啥都没有。他失望地就这样来回地翻动着可能遗漏的地瓜，再往前，看到一颗细细的嫩芽在一块土疙瘩下躲着，他往下一挖一个指头粗细的小地瓜到了他的手上，他把那小地瓜在脚上的裤管上擦了擦，就往嘴里塞了进去，小牙发出‘咔、咔’的声响，他连沙带土一起咽了下去。

隔着几条垅的那头永建和他一样，也在翻着这块被他们翻了多次的地瓜地。

昨天娘给了他一毛钱和二两饭票，让他到场里第二食堂去卖四个菜包子，让他们四个弟妹一人一个，算是午饭，娘去参加县里的老师暑假培训，中午没有回来，娘一年前被场部调离了水坞管理区的统计员，到新建的场里的小学当负责人。

从食堂回来的路上碰到了永建，永健看到他手里的包子，那眼神就没有离开过，是那种随时会扑上来抢夺的野狗的眼神，又像街边的野狗夹着尾巴在垃圾里翻食，抬起头看着其他野狗时的眼神。他没考虑太多给了永建一个包子。

　　“给我的？”永建瞪着眼，不敢相信。

“给你。”

永建急忙伸手一抓将包子一口塞进了嘴里，他噎着了，惨白的额头一根青筋暴了出来，许久才消了下去。

看着永建的样子，他自己也吃了一个，包子真好吃，是那卷心菜剁碎掺了些地瓜粉丝做的馅，里头还有那五香粉的香气。

永建走后，他看看手里仅仅剩下的两个包子，这下怎么分呢？家里一个妹妹两个弟弟都在等着他的包子，可是其中一人没得吃还不闹死了？

挨打是肯定了。

是啊，自打他稍大一点，他贪玩被打、他上树掏鸟窝挨打、他逃学被打，有一次他和永建两人逃学后跑到水坝去游泳，可上来后发现衣服不见了，两人光着屁股跑回家，原来他们逃学被体育老师看到了，待他们下水后，就将他们的衣服没收后直接送回家，结果是爹的一顿暴打。

他一想反正要挨打，于是毫不犹豫地将另外两个包子三口两口也塞进了肚子，然后一直躲到下午。

现在他的屁股还痛得很，那是竹索把打的，他不敢正正地坐下，只能侧着屁股，轻轻地靠在凳子上。

昨天晚上他的一碗地瓜稀饭被分给了三个弟妹，他呆呆地站在边上没有作声，过了会，娘从她的碗里拨出一半稀饭端到他的面前：

“嗯，拿着。”他抬起头看了看娘，抹了抹快要流泪的眼睛，接过碗，三两下就将那半碗地瓜稀饭倒进了那总也填不满的肚子……

三

几十年过去了，我也好久不知道饿了，而且开始挑三拣四了，开始注意鱼生火肉生痰地思考了，开始少盐少油了，开始控制碳水了，可是这一路的走来，留给我的是什么呢？

在那个瓜菜代的日子里，小弟因为吃了太多的“山猪干”（一种山里植物长的根茎）便秘了几天，他趴在娘的大腿上哭叫着，娘用手将坚硬的大便一块一块抠出来的画面还不时浮现在眼前。

在那铁桥北岸山坡上的砂糖籽灌木，大桥桥墩下的河螺，北岸的果林和北塔下的礁石，汽车修理厂的垃圾，那街边的米冻摊子，似乎构成了我的可以记得的少年。

我一直会回忆那个三年和以后的那十年以及相随的五年的上山下乡，这段苦涩和不知所以的时光是童年、少年到青年的刻骨记忆，后来我在小说和电影里看到了那些名家的作品，有人说是八十年代掀起了一个伤痕文学的高潮。

这些年老爱想着那些少年的事，青春的事，我认识的老人里也有爱想着这些事的，但是现在不会饿了，不会想吃肉了，而是要少吃肉了，和这个国家一起出生的我们这一代人，现在都退休十几年了，我们好多人已经不爱去想了，我们的下一代再下一代不爱去听妈妈讲那过去的故事了。

我们在公园里跳着舞，在老年大学里学着唱歌，在溪畔垂钓，在那名山大川里游荡，而许多人和我一样在回忆中，在思考中，在阅读中，苟且着自己，思忖着家人，思忖着后来，后来呢？

眼前的大桥，远处的铁桥，桥的两岸，那山坡，砂糖籽还在长吗？那河螺还有人去摸吗?山里的小黄竹笋还在长吗？江水缓缓流着，一直向着东边的大海流去，大海的那里会有新的吗？江上面会有新的故事吗？

人没有选择地活在当下，在农耕的大地上，我们将左右国家的命脉的土地和矿产资源收归了国有，而后再将使用权分给了农民，我们没收了官僚资本，我们公私合营了民族工商业，完成了公有制的改造，集中了国家的财力开始了工业化的“大跃进”。

我们用了四十多年的时间，完成了工业化的改造，而后我们又用了三十多年的时间，也就是我们用了七十年的时间跨越了一次二次三次的工业革命如今跨进了信息时代人工智能时代。

而在每一次的跨越中，我的思想和意识都会产生巨大的变化，

我有着这样的经历是不是很有意义呢？这样的经历值不值得忘怀呢？在今天说出这个遥远的过去是想告诉人们什么呢？我看过莫言的小说里也有吃煤的章节。

其实那四个包子可以有多种结果。我可以不管永健那渴望的眼神，直接将包子带回家，让弟妹们一人一个。

二是我不吃将三个包子带回去让三个弟妹一人一个，自己挨饿。

三是其中一个弟妹没有吃，让没有吃的他对我留下深深的怨恨。

四是犯错的成本是挨打外，还有就是在弟妹们的心里就留下了信任危机。

等等等等。

为此我觉得一个人如果肚子里连草根，榆树叶，砂糖籽，河螺，南瓜叶、野菜等等都不能满足的话，他的道德和信仰会崩塌，而在这些东西能够满足的情况下，似乎才会有起码的道德和希望的感觉。

其实饥饿是一个永恒的话题，自打有了人类的开始，饥饿就一直伴随着我们，有时是物质的，有时是精神的，另外就是饥饿的标准不同，对于不同的阶层的人来说是不一样的。

野菜有野草的温情，有野菜的诗，有野菜的爱，也有野菜的歌，牛排有牛排的温情有牛排的诗也有牛排的爱和牛排的歌，草原上的奶茶和闽南的地瓜稀饭，那手抓羊肉和五花肉的滋味有着同样的意义。

那条河埂因为上游的电站早就拆除，那座铁路大桥也没有了过去的繁忙，在那条缓缓流动的河面上默默迎来每天的日落和晨起的日出，那大桥对面的山坡已经被推平了，两边簇拥着一栋栋的厂房，江水静静地流着，我心里的回忆随着江水却一波一波地打开了。

二〇二三年芒种季于厦门洪莲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