塬上的土窑与王多多那点事儿

苏苏

作者：王多多

王多多在七届人大一次会议中外记者会上提问

作者简介：王多多，女，生于北京，祖籍浙江海宁，出身世家，为国学大师王国维之后人。其性豪侠，善文墨，快乐于从容之际，风趣于有无之间。插过队，进入过文艺团体，大学毕业后分别在国家出版机构和新闻机构任编辑、记者。1992年赴香港，1996年入职凤凰卫视。凤凰创建之初以一己之力承担公关媒介、品牌推广大任，“向世界发出华人的声音”、“影响有影响力的人”皆为奉凤凰高层之意而由她提炼推出。退休前任香港凤凰卫视公关总监、凤凰书品总经理。

与首任香港特首董建华合影

我15岁去陕西插队，那时因文革，学校停了课。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我们一腔热情，决心奔赴具有光荣传统的革命老区延安，彻底认真地将自己改造一番。但究竟改造什么，谁也说不清。

幼儿园时的王多多

上中学时与父母弟弟合影

富县位于黄土高原，境内沟壑纵横

富县秦直道遗址

富县八卦寺群

我们北师大二附中和60中的下乡知青分在延安地区的富县，早年间这里叫鄜州，更早的时候叫雕阴，1964年改为富县。估计是太穷的当地人期盼富裕，才改成现在这个名字。

分到生产队之前，公社把我们知青集中在公社食堂吃了一顿饭，算是欢迎宴。吃的是二面馍馍和白菜粉条儿。二面馍馍是玉米面儿和白面混在一起蒸的，很干，我们城里娃大都吃不下去。

食堂中有不少要饭的。我们猜这些人肯定不是贫下中农，否则怎么能这么没觉悟没骨气呢？打听之后才知道，他们是因为收成不好，持生产队证明，集体出来讨饭吃的，大都是贫下中农。这下，大家纷纷将手中的馍和挎包里带来的面包点心拿出来送给他们。旁边有人劝我们，莫再给了，上山后就没得馍吃了。我们哪儿听得进呢，送得连块面包渣儿也没剩。

一

分到桃家庄的有八个知青，四男四女。村子在坡上，接我们的老乡帮我们扛着行李，我们空着手还是爬得气都喘不上来。没来之前，那些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决心，顿时没了一半儿。

桃家庄很小，只有十几户人家，全村儿出动，到场院上欢迎我们。有个老乡劈头就问：“你认识杨某某吗？他也在北京。”当场就给我问懵了。听他们的口气，好像北京就像他们村儿一样，每个人互相都认识似的。原来，生产队会计的哥哥是村中唯一的大学生，他考进北京大学，后来留在北京工作了，是全村的骄傲与光荣。村儿里的女娃，十六七岁就都嫁人了，读不读书没关系，男孩子早早地要干农活儿，真正上学的也没几个。杨会计是中学毕业，他哥哥上了大学，他家是村里唯一的知识分子家庭。我们知青带了不少书，大都是当时被批判的所谓毒草，比如《复活》《简爱》《红与黑》《船长与大尉》之类“充满资产阶级情调”的小说。我们乐得村里人识字不多，可以毫无顾忌地放开阅读。刚去时，男生临时住在队部，女生则搬入队里腾出的一间窑洞，同样一孔窑一张炕。男生住处每天人来人往，乌烟瘴气，女生宿舍显然整洁多了。

生产队长跟我们知青开会，说这里的女人基本都不下地，男人下地一天满分儿是十个工分。知青因为不熟悉地里活儿暂定一天八分，女生干一天六分半，我们是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当然他们说了算。男生当即表示，到时候我们八个人的工分儿加在一起除以八，保证大家的报酬完全平等。那时候我们满脑子都是共产主义思想。

知青第一年的口粮是国家发的，有糜子、小米、玉米等等。生产队派人派驴把这些东西磨成面， 有几个婆姨花了一整天的功夫，做出够我们吃几个月的煎饼，还压了一顿饸饹我们，后面的日子就靠我们自己过了。

考虑到女生挣得工分儿少，所以居家做饭的事儿就由四个女生轮流干。

第一周大家照顾我，说我年龄最小让我先留下来做饭。

说是做饭，其实很简单，柴禾是男生在老乡指导下从山里背来的，水是跟老乡借了驴，从山下驮回来的，煎饼是现成儿的，只要加热一下，顺带熬个粥就行了。我们自己带有榨菜和酱油膏，可以下饭。我收拾完内务就开始生火，灶连着我们女生的炕，我像搭积木那样把柴整整齐齐地码在灶膛内，把点着的干枝子放到柴火上，但就是引不着火，屡试屡败。我以为柴太湿了，就用纸引火。我开始撕本子，结果本子快撕光了，柴还是点不着，整个窑洞烟雾弥漫，把我呛得涕泗滂沱。

中午大家收工回来，我这里依然是半锅冷水，满屋浓烟。累了半天没饭吃，谁不气？有人埋怨了几句，我委屈地嚎啕大哭。哭声惊动了老乡，纷纷到知青窑洞来帮忙。我呢，被拉到桂荣姐家去吃饭，我觉得很丢脸，也对不起大家伙儿。下午回到窑洞，看到大家已出工了，只见孙虹的手表放在我的枕头上，是希望我能算准时间吃饭，听老乡指点才知道原来烧火要把柴禾架空，我把柴禾列队般排得一点儿缝隙都没有，自然是白费功夫。这就是“人要心实，火要心虚”的道理。

门口多了一堆新的柴禾。伙伴们给了我足够的宽容，这事儿以后没有人再提起过，就算翻篇儿了。

二

油水少，我们每个人都常常有饥肠辘辘之感，空下来的时候，我们也会精神会餐，包子饺子就成了梦中美食，平时用酱油膏冲碗汤也觉得很香。酱油膏是那个时代的特产，一个黑黑的硬块，吃的时候敲下来一点化到水里就成了酱油。有次干活儿，见到田边一个农家的小娃在啃玉米，我当时竟然冒出一个念头，我要是他家的孩子就好了，就可以有玉米吃了。这想法儿现在说出来恐怕没人信，我自己也会觉得很荒唐，但当时我是千真万确有过这一闪念。

知青张玉琛患了胃溃疡，上边儿批给他十斤白面，但必须由他本人去县里取。县城挺远的，要两天才能打个来回。我给他一些钱，请他捎点儿好吃的回来。可他只给我带回了一个苹果，还有一小盒儿百雀羚擦手油，很不给力。见我失望，他答应白面烙出的饼我有份吃。那天他用几块土坷垃支了个小灶，我蹲在一边儿看他点火架锅，将调成糊状的白面倒进锅内摊薄，然后饼的香气就冒了出来。我等饼的心情是难以用任何语言来描述的，要知道这张“病号饼”除了饼的主人，我是知青中唯一能享受此待遇的人。

当然，我们也有大快朵颐之时，印象中有两次。一次是乡村邮递员捎来了我外婆从上海寄的包裹单，上面写着“食品”，这两个字很鼓舞人心，尽管要冒雪赶十来里山路去公社取，但知青汲六还是自告奋勇为我去公社跑了一趟。包裹取回来了，是装在铁皮饼干筒里的满满一桶腊肠。对于长久没有吃过肉的我们，这是多么令人兴奋的“雪中送炭”之物呀。

大家蜂拥而上，抓起来那个腊肠迫不及待地大嚼起来。我边吃边读外婆的信，信上说腊肠是生的，要蒸熟了再吃，可是此时，我们早已将大半桶生腊肠干掉了。事实证明，腊肠是可以生吃的，味道还真不错。就是口感有点偏硬。“生的吗？没觉得生呀！”“很香呀！怎么会是生的？”大家面面相觑。

还有一次，老羊倌儿叫我收了工去他窑洞一下。老羊倌儿是个光棍儿，有一张陕北农民特有的满是皱纹儿却又善良的脸。他每天的活儿就是赶着队里的羊，满山遍野地找草吃，风雨无阻。我去到他那半孔破窑，一眼就看见了桌上放着一小碗肉，上面儿因天冷而凝结出一层薄薄的白油。原来，一只母羊在寻食的路上下了小羊，天气太冷，小羊冻死了。羊倌儿把小羊炖了，专门给我留了一碗。我又享受了一次其他知青没有的待遇，那碗冷冷的羊肉很快就进了我的肚子，这是我此生吃过的最最美味的羊肉。

三

黄土高原缺水，全村用水都靠山下那条小溪。路远坡陡，靠人挑水抬水是根本没有可能的，只有一个办法，用驴驮。在驴背上架上两只大桶，装水时，大桶不能卸下来，要用小桶一桶桶将大桶灌满，而且必须是左边儿一小桶，右边儿一小桶，保持平衡才行，否则驴倒下了，事儿就大了。

黄土高原毛驴脱水拉磨资料图 图片来自网络

我每次赶驴驮水都非常紧张，下山那几里山路驴走的快，我要连跑带跳的才能跟上；装满水上山回村，驴行走艰难，我得不停地吆喝，步步紧跟，生怕驴滑倒了，被背上的水桶压死。村里没几头驴，下田、拉磨、运粮、驮水都是它们，所以驴是很宝贵的。有几次水缸没水了，我去借驴，老乡回答：不行，驴累了。我拖着疲惫的身子骨儿回到窑洞里，心想，贫下中农怎么把驴看得比知青还金贵呢？可我嘴上也不敢说啥。

最危险的一次，是我一个人去驮水，下到溪边，突然就阴云密布，雷声隆隆，竟然下起了雨。我无意中望向对面山的峡谷，只见一股洪水正往这边儿涌过来，吓得我赶着驴就往山上跑，连头都不敢回。到了半山回头一望，刚才站立的那个地方早已是茫茫一片，浊浪奔涌而过，既震撼又恐怖。我的迅速反应，保住了自己的小命儿，最主要的是保住了生产队的驴。难怪在干旱少雨的陕北老乡们不住在有水的山脚下，而舍近求远，把家安在荒凉的塬上。

我们的用水习惯也受到了质疑。有乡亲反映说，知青借驴驮水的次数比较多，女知青的窑洞外，每晚都有泼水的声音。队里开会对这种累驴费水的行为提出批评，我们竟然傻乎乎地解释说，泼出去的是洗脚水。这下儿可把老乡给惊着了，立刻有人对每天洗脚表示吃惊和不满，甚至夸张地说，我们农民两年都不洗一次脚。认为我们太讲究，太娇气。

陕北干旱缺水，我们自知理亏，但不洗脚还真有点儿不习惯。女生们诚恳地接受了意见，却巧妙地改变了方针。每天，我们四个人只用一盆水洗脚，洗完之后，端着那盆儿水蹲在门口儿，将水小心翼翼地一点点地渗入到黄土地里，一切都无声无息，唯有冬日里门口结的那一层冰，能见证我们的“浪费”行径。

洗碗也定了新规矩，中午饭后，每人将自己的碗舔干净，晚饭后统一洗一次。这样一来，用水量大幅减少，乡亲们满意了，我们也很得意。

四

知青的住处没有厕所，老乡都盛情邀请我们去他们自家的茅房，大有肥水不流他人田的意思。我一般都是去和我要好的桂荣家如厕。记得第一次去，我有些不知所措。这里的茅坑儿是用两块石板盖着，中间留出一个窄窄的缝，后面凿出一个不大的圆孔。这种颇具匠心的厕所，没点儿技术含量还真不能圆满完成。那次我在石板上站稳，蹲下，瞄准儿，抬头，猛见一只大狗就站在我面前，双方面面相觑，真把我难为死了。终于明白了茅坑上盖石板的用意，这宝贵的农家肥当然要保护好，怎么能进了狗的肚子里？

突然发现队里的狗跟男生成了哥们儿，

每天围着几个男生转，只要其中某人说声“走”，那狗就会摇着尾巴跟出去。后来得知男生如厕为了少闻臭气，偏好打野外，为了省手纸，让狗帮大忙，这种节约用纸的方式也太吓人了。

五

桃家庄有两个阶级敌人，一个是地主，一个是现行反革命。地主姓孙，个子高大，一脸正气，怎么看怎么不像电影里和我们头脑中的坏人。据说土改时他家里有16亩土地，这在穷乡僻壤可谓大富之户，所以给他划了地主成分。他的另一个罪行是50年代因乱砍滥伐被抓，进局子关了四十多天。老孙家一共六口人，除了他婆姨一个女人，四个儿子都是挣全工分儿的劳动力。让我们惊掉下巴的是，这个老地主竟然是全村儿干农活儿最棒的好把式。比如扬场这类事儿内，判断风向的第一铲必是老孙无疑。我见过老孙在圈里起肥，一锹下去就是一座小山，这和剥削长工的周扒皮、不劳而获的黄世仁怎么就对不上号儿呢？

生活再艰苦，也不能忘记阶级“阵线”，所以我们知青从来不会踏进地主家的门。我有一次通知开会，在他家门口儿站了会儿，发现地主家的窑洞和贫下中农家的窑洞没啥太大区别，就是干净整洁一些。

现行反革命那人就更搞笑了。农村家家都喜欢贴年画儿，当时有一张全国人民都很熟悉的画儿，就是雷锋手持钢枪站在青松下。这个老农也买了这张年画，他把主席像贴在正中，旁边儿贴上这张雷锋像，但是雷锋像贴在了主席像右侧，结果雷锋手中的枪口正对着伟大领袖。就这样，这个老农成了现行反革命。

一天下午，我们接到通知，说晚上去大队开批判会。批判的就是我们村儿的那两个人。我们要走十余里的山路，到另一座塬上大队部去开会。

吃过晚饭，各家的代表和我们知青就出发了。有人喊地主：老孙，走啊！老孙地主答应着出门，抽着旱烟与贫下中农一路说笑着走去。我们紧跟在后面儿保持沉默，心中埋怨，这些贫下中农怎么能如此敌我不分？革命觉悟哪儿去了？

到了大队部已经是半夜了，大家向主席像三鞠躬，祝伟大领袖万寿无疆后，批斗会就正式开始。两个批斗对象各自交代罪行，翻来覆去也就是大家早已知道的那点事儿。

不过，就在地主说到曾经乱砍滥伐被拘留了四十多天的时候，突然有人就发问了：“到底是四十几天？”地主说：“记不清了。”马上有人问：“你吃饭记得不？你叫啥名字你记得不？”地主小声说：“记得。”“那为啥四十几天你就不记得了？你不老实。”会场乱起来，大家认为地主不老实，大声叫他老实交待。我们生产队有人为老孙解围：“你再想想，到底是四十几天。”好一会儿，地主说：“想起来了，是45天。”

谁知这下更炸了，“你不老实，为什么不是43天，也不是47天，不多不少，正好45天？”针对这个天数的问题，纠缠了很久，窑洞内烟雾缭绕，我们知青被这种无聊的反复追问搞得昏昏欲睡。就在这时，突然听到老孙地主一声大吼：“50天！50天了！”

大家愣住了，刚才还45天，怎么这一会儿就变50天了？老孙理直气壮地说：“俄不说50天你们不答应么！”

这也太嚣张了，我们知青再次来了精神，带头高喊口号：地主不投降就叫他灭亡！打倒万恶的地主阶级！

批斗会在口号声中结束，地主老孙又抽着旱烟与村民们一路往回走。原本充满斗志的知青害怕有狼，紧跟着人群不敢掉队。我们对这样走过场的批判会实在看不过眼，心中郁闷地私下思忖，如果再开批判会，一定挖出地主阶级的老底，批深批透批倒批臭。

六

我病了，手关节梭形肿大，脸肿得也如当时吃的那张烙饼。当地有克山病和大骨节病，谁也说不准我的病是否与地方病有关，队里开了证明，同意我回北京去检查治疗。我定在晚上出发，天亮前赶到茶坊公社，那里有去铜川的火车，从铜川可以转快车去北京。

听说我要回京，和我要好的桂荣托我从北京给她捎个卫生带儿回来。在女知青出现之前，当地女孩儿根本不知道在生理期还有这种卫生用品。杨家嫂子吩嘱我走前一定要等她。月亮升得老高，全村儿都静了下来，我终于等来了杨家嫂子。她交给我一个用毛巾缝成的包裹， 让我带给她在北京的丈夫。她说这原本是给娃娃吃的，趁他爷爷睡着时偷着拿出来的。我摸了摸，一个个圆圆的，硬硬的，应该是馍。我想告诉她北京有馒头，而且是不掺玉米面儿的，话到了嘴边儿又咽了过去。我告诉自己，回京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去送包裹……

时隔多年，回首往事，一些知青在谈及插队生活时，常常会说青春无悔，我却无法苟同。我们在最需要汲取知识的年纪离开了学校，在长身体的时候得不到营养，吃不饱饭；在世界观形成之际被不断洗脑；在本应为社会有所付出的岁月，卷入动荡的年代，折腾生命，荒废青春。我们干了那么多幼稚荒唐的事儿，也失去了那么多宝贵的时光，怎么会无悔呢？记得画家黄永玉说过，"文化大革命"是一出非常有趣的戏剧。遗憾的是票价太贵，那是多少的光阴、生命、血、眼泪……他说得挺对。

再访陕北

在中新社当记者

天性爱玩，傻吃傻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