赴上海的求医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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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我的父亲 我们的父亲，自幼年起，先后失去了他的母亲和父亲，12岁离家当学徒，20岁于兰州的炮火声中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随后跟随部队参加了解放大西北、抗美援朝和西藏平叛等战斗，直至“文革”后期转业到了地方工作，他老人家默默无闻走完他的一生。 我的父亲 父亲的一生虽不算伟大，但火红的年代和沧桑岁月，磨砺和造就了他坚韧、刚毅而朴实的作风，传承给我们后代宝贵的精神財富就是清白做人、干净做事，无论何时何地，绝不辱没个人使命和清白名节。 我的父亲 在父亲节来临之际，我要讲述的是七十能代初发生在《赴上海求医之路》时的故事，以此怀念我敬爱的父亲。 《序言》
由于我患有先天性心脏病——主动脉瓣狭窄，在“文革”期间，受外部大环境的影响，使我错过了最佳的手术治疗期，也预示着我的生命周期越来越短，但父母还是抱着哪怕只要有一线希望就绝不放弃的信念，始终不错过对我病情治疗的任何机会。 　　小时候的我 1970年初，总后西办下辖的青藏兵站部和灵宝、西安、宝鸡、安康等四个基地兵站相继组建成立，我的父亲被派遣调往刚组建的河南灵宝基地兵站任职，由于兵站仍隶属于总后西办管辖，因而父亲会常来西安办事处公干，每年至少也会有一次带我到西安军大医院做检查，只不过对外统称“军大”的医院，根据总后的统一安排，几年时间里，“二医大”、“四医大”、“七医大”多次进行换防，即原上海的“二医大”调换到西安、西安的“二医大”调换到重庆、重庆的“七医大”调换到上海，对我这个患者来说，就比较麻烦了。 　　原总后西办下辖的河南灵宝基地兵站 以前熟悉我病情的“四医大”胸外科大夫随医院整体调换搬迁到了重庆，上海调换搬来的“二医大”的胸外科大夫需要对我的病情重新继续检查评估，眼看着我的年龄一年一年在增长、病情一天天在加重，但医治我病情的方案却迟迟没有确定，而是一拖再拖，遥遥无期。
　　为此，父母不得不另辟蹊径，寻求医治我病情的“良方”。二老曾在天津为我求得秘方“攻心散”，每天一个鸡蛋和一小袋深灰色粉末状的药粉掺合在一块，用油煎，历时半年之久仍未见效，无奈之下，最终狠下心来，父亲带我踏上了上海求医之路。 有时候我会在梦中梦见二老，梦醒时分难以入眠，回想起小时候，父母为我治病那种艰辛漫长的求医之路，尤其耿耿于怀的是赴上海之行所发生的一件终生难忘的事情，令我刻骨铭心。
　　一个一生傲气正骨、不为权贵势力所惧的父亲，为了请求医生能让我住院做手术，他老人家无奈的低头求人，这件跨越近五十年事情，一直深深地埋藏在我的心底，堵得我喘不过气来，今天我借“父亲节”这个特殊的日子，把它讲述出来，但愿九泉之下的父亲能谅解并理解孩儿通过这种方式表达对他老人家的敬仰和感恩之情。

　　《赴上海求医之路》
事情还得从1974年9月谈起。
有一次，父亲来西安到总后西办办事，有幸得知，他曾在总后西办财务处的老战友赵志俊（我称其为“赵叔叔”）有一个表哥家在上海，与上海地方大医院有熟人并愿意为我治病给予帮助。

原总后西办家属院（西院） 于是，父亲回到兵站以后，向部队请了长假，带上我由灵宝县的豫灵火车站乘坐绿皮硬座火车，运行大约二十多个小时，于9月30号下午到达上海（闸北）火车站，入住上海繁华中心区域、位于西藏中路专门接待军人和军人家属的上海警备区招待所，专程来这里为我看病。
　　我和父亲在上海这一呆就是105天，在这里度过了七四年的“国庆”和七五年的“元旦”。记得第二天就是国庆节，招待所对面就是人民广场，晚上放烟火，很壮观，在此我不多做描述。 刚到上海，又值“国庆”放假期间，父亲便带着我马不停蹄的乘坐公交车来到上海市郊的普陀区曹阳新村，拜访赵叔叔的表哥童叔叔，并在其帮助引荐下，节后我们便很快联系上了位于四川中路的上海市第三人民医院的两位女性大夫，通过她二人的关系，我的父亲与该院胸外科陈副主任有了接触。
陈副主任热情并亲自为我诊断检查，随后开具了《住院通知书》，基于病床紧张，我和父亲只得继续留住在招待所里，静候等待病床有了空位后就可入院给我予以手术治疗。
父亲原本以为这件事情就很简单，医院陈副主任也找了，病也诊断清楚了，这家医院也能医治我这种病，也愿意接收我入院进行手术治疗，而且手术方案也确定了，现阶段就是因为没有病床，一个字“等”就行了，我们只要耐心在招待所静候等待就行了，没曾想到后来发生的事情令我们始料不及。
那年代，通讯设施又不发达，在上海与医院保持联系的唯一方式就是自己要经常亲自到医院去询问。
就这样，父亲一个人、有时会带上我隔三差五的去第三人民医院找住院部、找陈副主任、找先前的两位女医生。时间就这么一天天过去了，就是等不来入院的“确切”消息，医院也没有给我们一个“准信”。
见此情况，父亲感觉到，光这样等也不是个办法。一方面继续托人找关系，一方面寻求新的解决办法，带我先后又跑了上海多家医院。
　　到第三医院跑的时间久了，父亲也和医院有关科室和部门的人熟了，医院也不好意思了，特别是两位介绍我们和陈副主任认识的女医生，道出了实情：病床紧张是一个原因，胸外科科室的王主任不同意接受我入院治疗是“根本”，究其原因，在于手术“风险太大”。
　　当时还处在“文革”的特殊年代，医院专家学者属于“反动权威”，假设手术成功了没有事，如果失败了，他们担心医院和个人会被扣上“向革命军人后代下黑手”的“帽子”。所以，王主任有“顾虑”，不愿为了给我做一起外科手术让医院冒这个“风险”，更怕自己“担责”，即使后来父亲找到王主任本人，“承诺”手术失败，也不会让他和医院承担“任何后果”，但王主任还是持“不同意”的态度。 事情到了这一步，找陈副主任和医院已经没有用了，医院两位女医生给我父亲出了一个“主意”，对我父亲来说却是出了一道“难题”，提出要50斤白糖的要求，以帮忙“疏通关系”。
现在的人们可能不理解，这算什么“难题”？不就是要50斤白糖吗？又能花几个钱？要求不高，给！放着今天我们谈论这件事，这根本就不是个什么事，够不上“上纲上线”。
要知道，对于我父亲来说，这不是钱的事，这是一个突破父亲做人“底线”的原则问题。
　　多少年来，父亲一直带我在部队的许多医院看病，都没有像今天这样，一个从不用想、也没遇到、更不用考虑的事情，在来到繁华的大上海的地方医院竟遇到了，一时间他老人家不知道“砸”在手上的这件事该如何处理为好？不做，我的病无法医治；做，突破了父亲一生清白做人的“底线”。此时此刻，我能感受到，父亲已处于深深的矛盾、纠结和无奈之中。
　　为了拉近与医院的关系，尽早解决我的入院并及时给予我手术治疗的“难题”，求人办事的父亲，第一次、也许是他老人家生平唯一的一次，让他老人家“为难了”，权衡再三之后，父亲不得不拉下颜面，躬下身来，按照对方的要求去办。 　　我与父亲 接下来我们再说买白糖的困难程度。
历史把我们拉回到那个物资匮乏贫瘠的时代，即便人们向往繁华的大都市、人称“花花世界”的大上海，同样存在物资紧缺的问题，普通人家想要买白糖那是要凭票供应的，而且每家每户还限量，就是个人要想在市面上去买到白糖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有销售白糖的商店不多，何况对方一开口就提出要50斤白糖的要求。而这种事情，也只有军人才能做到，为什么，我下来就会讲到，故对方正是看中了我父亲这身绿军装的“特殊身份”，才提出了这样的“特殊要求”，虽说强人所难，但也在情理之中，毕竟它属于稀缺物质。
在接下来的那几天里，父亲拎着一个大提包，带着我行走在上海的各大、小商店里，不落一家的逐一走进每一家商店和店铺，询问可有白糖出售？
好在上海但凡有卖白糖的商店或店铺，对军人还是比较“照顾”的，军人在百姓心目中也是受人尊敬的。可话又说过来了，照顾归照顾，军人购买白糖也是有严格规定和限定的，每位现役军人每次只允许购买两袋白糖（每袋一斤）。那时的白糖都是散装的，放在一个大木箱中，购买时，售货员论斤称好，然后装入一个黄色的纸袋子中。
每次父亲进商店或店铺前，我都会躲在距商店或店铺很远的地方，生怕被别人看见我们父子俩。父亲负责去商店买白糖，我负责看管用于购买白糖的大提包。每到一家商店买好白糖后，父亲便来到我身边，把白糖放入提包，然后拉好拉链提起提包继续向下一家商店走去，我就跟在父亲身后。
就这样，我们穿梭于上海的大街小巷，周而复始地重复一个动作，总算凑齐了50包白糖，送给了医院帮忙的大夫。
　　在那个年代，还不兴求人办事送烟、酒，包“红包”之类，仅送白糖一事，以令我们颜面尽失，使父亲“蒙羞”、“难堪”，有失军人形象和他老人家“清白”做人做事的一贯准则。
　　无奈呀？谁让他“摊上”我这么一个身患先心病的儿子呢？ 住在上海警备区招待所那段的日子里，我真正体会到了作为父亲的不易。
　　每天清晨，父亲除了在第三人民医院给我看病，耐心等候我入院的消息外，还带着我奔波于上海胸外科医院、华山医院、中山医院、解放军七医大的“长征医院”、“长海医院”等，寻求愿为我治病的医院，其结果也是“徒劳”，无功而返。 抽空时段，父亲带我来到位于黄陂南路的“中共一大会址”接受党的红色历史教育；来到位于延安中路的“上海展览馆”（原为“中苏友好大厦”），现为“上海展览中心”参观我国自行研制成功的“万吨水压机”，为祖国的科技强大感到骄傲；来到著名的“上海外滩”和码头，不由联想起旧社会外国“洋人”对我百姓的欺凌压榨，家国情怀悠然而生；行走在繁华的南京路上，看到高高耸立的上海市地标建筑“上海国际饭店”，就不由自主的来到了拥有《霓虹灯下的哨兵》守护者——南京路上好八连的大门口，为这支拒腐防变、坚强勇敢“永不熄灭的灯塔”人民军队的战士们行“军礼”。 小时候我家住在西安时，常去西大街的“城隍庙”，听说上海也有一个“城隍庙”，父亲便带我也去了趟上海的“城隍庙”，不曾想还闹出一个笑话。
　　那天，我和父亲逛完城隍庙，出来往回走，到了中华路就顺着此路向北走，走了一圈不曾想又回到原点，方知中华路还是一个环形路。

　　还有就是，我从小就生长在北方，每年都会经历严寒的冬季，即使遇到“三九冻破砖”的严寒天气，我的手和脚从来都没有冻伤过，更谈不上有手脚冻烂的历史，未曾想，在属于南方的上海求医看病期间，也就只呆了短短的105天里，况且还是未完全进入冬季“入九”最冷的节气，我自己的手和脚不但冻伤了，居然还冻烂了，致使我从此在以后的十几年里，每年一进入冬季，无论我事先事后采取何种的保暖、保护措施，遍寻到何种治疗冻伤的偏方等等，均都是“无用功”，年年依旧是冻手、冻脚，十个手指节处依旧会冻烂，直到我结婚有了孩子以后方才有所好转，但手脚因为冻伤而留下的疤痕至今消除不掉。

住在上海警备区招待所看病的日子里，为了尽可能的减少生活费用的开支，我们每天的伙食基本就是馒头、米饭（稀饭），外加咸菜、麻婆豆腐等，偶尔父亲也会带上我步行4公里左右来到陕西路，到这里的一些小饭馆，吃碗家乡口味的“油泼面”、“臊子面”，换换口味。

　　在上海警备区招待所，父亲给我们订的是十几人一间的大客房，而且还是两人共用的单人床，到了夜晚，我与父亲挤在大通铺的一张单人床上，共用一床被子“打对睡”，今天回想起来都是件很不方便的事情。那时候，我14周岁已经过了，可以称的上是一个“大小伙”了，和父亲睡在一起“实在不舒服”。可以这样讲，只要夜晚我和父亲钻进被窝里入睡，就不能动了，更不能翻身了。

　　工作以后，每当我出差在外期间，有同事和我共住一间客房，当清晨醒来，他们都会感到很吃惊，因为看到我的被子，睡前和睡后是一样的整齐，几乎没有动一样，便会追问“为什么”时，我就会调侃的告知，这样的功夫是我14岁那年，在上海住招待所与父亲共用一张床、一床被、历时105天练就出来的“真本领”。

父亲带我外出看病时，能步行的绝不乘公交车，能省则省，生活非常简朴。
　　本来，父亲在上海还是有一定的人脉、资源和社会关系的，这是我到上海以后才知道的。来到上海之后，父亲除了带我到上海几家有名的大医院看病外，空闲时间，父亲还带我去拜访曾经他在总后汽车35团当连指导员时，他连队现已复员或转业在上海地方工作的几个上海老兵，他们都曾是父亲的老战友、老部下。 　　父亲与战友 “文革”时期的父亲与战友 “文革”时期的父亲与战友 “文革”时期的父亲与战友 实权派中，他们中有的在上海物资公司革委会任副主任的、有在洋泾医院任办公室主任的，还有二位分别在闵行和北京路一家单位工作的，时间久远，具体单位我也记不清了。
老战友相见，格外亲切。见到父亲来看望他们，总会询问老首长到上海遇到何种困难？有无需要帮助、帮忙之事？也许父亲不想欠“战友情”，至始至终，父亲绝口不提有何困难。
　　记得一位在市物资公司革委会担任副主任的王叔叔，见到昔日的老首长来看他，非常激动，了解到我们来到上海的一些情况后，执意想借用手中的一点便利条件，给父亲批发一点钢材、木材、水泥，以解当时父亲为给我看病，生活中遇到经济困难的问题。
　　在那个物资匮乏、奇缺的年代，只要父亲一点头，手头经济紧张的问题便会立即得到解决，这种“打着灯笼都难找”、多少人都求之不得送上门的“好事”，没想到老部下的一番好意，父亲也是一口拒绝，当时的场景至今在我眼前挥之不去，父亲“清白做人”的形象也影响了我的一生。 “老屋”的“味道” 　　“老屋”的“味道” 　　“老屋”的“味道” 　　“老屋”的“味道” 由此事，也使我联想到我由学校毕业，参加工作之时，父亲常给我们晚辈提出的要求：人生的路靠自己走，绝不允许动用他的老首长、老战友的关系，还特别强调，如让他老人家知道了，绝不轻饶！
　　再后来，虽然父亲将凑够的50斤白糖交给托人办事的两位女医生，但最终我还是没能入院治疗。
　　事后，父亲也没多说什么，只能放弃，加之他老人家又放心不下部队的事情，决定返程，临行前，父亲只给医院留下一句话：我们回部队了，我们在家等候医院的消息。
紧接着，我们收拾行囊，父亲带着我从上海乘火车到镇江火车站下车，搭上兵站接收新招的一批江苏新兵的列车，坐在冰冷的铁皮车箱里，一路返回兵站。 退休在家的这几年，每当想起父亲当年带我到上海看病所发生“买白糖”的这件事，不但给予少年的我心灵所造成了“阴影”，就如“雾霾”一样，久久不能消失和散去，始终无法抹平和去掉，甚至由此也影响了我的一生。 “在岗”时的“我”
　　当今社会，当人们已习惯了求人办事“请客送礼”，送者“理所应当”，收者“心安理得”。

　　也许有人认为或公认这就是一种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时，而我内心深处却不由自主就会产生一种“逆反”心理，有抵触情绪存在，当这类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时，便不由自主地就会拒绝。

　　我与父亲 有道是：“贪则贫”，“小洞不补、大洞尺五”，父亲的形象、言行，一举一动无不时刻约束着我“管住自己的口、手和腿”，不要去不该去的地方，更不要伸手去拿不该属于自己的东西。
　　想起当年王叔叔欲“送”给父亲的“大礼包”，在没有任何“先决”的“交换条件”和“不求回报”下，王叔叔只是念起当年他的老首长的战友之情而甘愿做的一个“善举”，竟被我父亲他老人家连想都没有想、毫不犹豫地就拒绝了，这就是我那一生不求功名、淡泊名利，干净做人，踏实做事的老父亲。 　　我的父母 　　不忘二老遗愿，传承、守好“心灵净土”使命在肩！ 大爱无疆，感恩永驻，愿远在“天堂”的父母一切安好！

祝愿天下所有健在的父亲都能健康长寿，平安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