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十大行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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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十大行书，即王羲之《兰亭序》、颜真卿《祭侄文稿》、苏轼《黄州寒食帖》、王珣《伯远帖》、杨凝式《韭花帖》、柳公权《蒙诏帖》、欧阳询《张翰思鲈帖》、米芾《蜀素帖》、黄庭坚《松风阁诗帖》以及李建中《土母帖》。

第一行书——《兰亭序》《兰亭序》是王羲之47岁时的书作，记述的是王羲之和友人雅士会聚兰亭的盛游之事。全篇写的从容娴和，气盛神凝。被后世学书者尊崇为“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共计三百二十七个字，逸笔天成，而且变化结构、转换笔法，匠心独运而又不毫无安排造作的痕迹。这样的基于资质超群，功臣力深厚的作品，被评“为天下第一行书” ，确实是当之无愧的。兰亭书法，符合传统书法最基本的审美观，“文而不华、质而不野、不激不厉、温文尔雅”。“内恹”的笔法偏重骨力，刚柔相济，点画凝练简洁；在书写技巧上包含了无数变化之道，仅一个“之”字就有十余种写法，在传统的“中和之美”的格式上成为样板。千余年来，历代文人多以《兰亭序》为标准，笔耕不辍。人们习惯地把书法家写《兰亭序》的水准作为衡量其传统功力的尺度。《兰亭序》不愧为博涉众美的经典之作，读其文、赏其书、品其趣，是一种非凡的艺术享受。

　　第二行书——《祭侄文稿》《祭侄文稿》，全名《祭侄赠赞善大夫季明文》。原作纸本，纵28．8厘米。横75．5厘米，共234字（另有涂抹字30余个）。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唐玄宗天宝十二载（公元753年），颜真卿为杨国忠排挤， 出为平原（今山东德州）太守。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安禄山、史思明在范阳（今北京南）起兵，著名的安史之乱开始。一时河北诸郡迅速瓦解，惟颜真卿的平原郡高举义旗，起兵讨叛，被推为义军首领。时颜真卿的从兄常山（今河北正定）太守颜杲卿派其第三子颜季明与真卿联系，联合反叛。颜杲卿与长史袁履谦设计杀死安禄山党羽、镇守土门（今河北井泾）要塞的李钦凑，夺回土门。一时形势好转。颜杲卿派长子颜泉明押送俘虏到长安报捷群请求救兵。不料路经太原时为太原节度使王承业截留。王想冒功，拥兵不救。安禄山闻河北有变，派史思明回兵常山。颜杲卿孤军奋战，苦战三日，粮尽矢绝，城破被俘。颜季明等被杀头，颜氏家族死者三十余人。颜杲卿被押解至洛阳，英勇不屈，先被断一足，凌迟处死。直到乾元元年（公元758年）五月，颜杲卿才被朝廷追赠太子太保，谥“忠节”。颜真卿时任蒲州太守，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即派杲卿长子颜泉明到常山、洛阳寻找季明、杲卿遗骸。只得到季明头部和杲卿部分尸骨，为了暂时安葬这些尸骨，颜真卿写下了这篇祭侄文草稿。因为此稿是在极度悲愤的情绪下书写，顾不得笔墨的工拙，故字随书家情绪起伏，纯是精神和平时工力的自然流露。这在整个书法史上都是不多见的。可以说，《祭侄文稿》是极具史料价值和艺术价值的墨迹原作之一，至为宝贵。

第三行书——《黄州寒食帖》《黄州寒食帖》，是苏轼撰诗并书，墨迹素笺本，纵34.2厘米，横199.5厘米 ，行书十七行，129字，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此帖是苏轼行书的代表作。这是一首遣兴的诗作，是苏轼被贬黄州第三年的寒食节所发的 人生之叹。诗写得苍凉多情，表达了苏轼此时惆怅孤独的心情。此诗的书法也正是在这种心情和境况下，有感 而出的。通篇书法起伏跌宕，光彩照人，气势奔放，而无荒率之笔。《黄州寒食帖》在书法史上影响很大， 被称为“天下第三行书”，也是苏轼书法作品中的上乘。正如黄庭坚在此诗后所跋：“此书兼颜鲁公，杨少师， 李西台笔意，试使东坡复为之，未必及此。"

第四行书——《伯远帖》《伯远帖》行书纸本，纵25.1厘米，横17.2厘米。因首行有《伯远》二字，遂以帖名。此帖为晋代真迹，王珣书，故列希珍之宝。此帖行书，笔力遒劲，态致萧散，妍媚流便，是典型的王氏书风，是帖明末在新安吴新宇处，后归吴廷，曾刻入《馀清斋帖》，至清代时归入内府，并与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同列为三希堂法帖之一，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第五行书——《韭花帖》《韭花帖》杨凝式书，行书，墨迹麻纸本，高26厘米，宽28厘米， 共7行，63字。《韭花帖》是一封信札，内容是叙述午睡醒来，腹中甚饥之时，恰逢有人馈赠韭花，非常可口，遂执笔以表示谢意。董其昌曾说：“少师韭花帖，略带行体，萧散有致，比少师他书欹侧取态者有殊，然欹侧取态，故是少师佳处。”此帖的字体介于行书和楷书之间，布白舒朗，清秀洒脱，深得王羲之《兰亭序》的笔意。《韭花帖》，被称天下第五行书。尽管《韭花帖》无论在用笔还是在章法上都与《兰亭序》迥然有别，但其神韵却与之有异曲同工之妙，黄庭坚赋诗盛赞其说：“世人尽学兰亭面，欲换凡骨无金丹。谁知洛阳杨风子，下笔便到乌丝阑。”清曾协均《题韭花帖》：“《韭花帖》乃宣和秘殿物，观此真迹，始知纵逸雄强之妙，晋人矩度犹存，山谷比之“散僧入圣”，非虚议也。”我们所知《韭花帖》有三本：一为清内府藏本，今藏无锡博物馆，曾刻入《三希堂法帖》中；一本为裴伯谦藏本，见于《支那墨迹大成》，今已佚；一本为罗振玉藏本。据考证，三本中只有罗振玉藏本为真迹。此帖历来作为帝王御览之宝深藏宫中，曾经入宋徽宗宣和内府，和南宋绍兴内府。元代此本为张宴所藏，有张宴跋，明时归项元汴、吴桢所递藏。乾隆时鉴书博士冒灭门之罪，以摹本偷换，摹本留在宫中，即为清内府藏本；真迹后来流入民间，清末为罗振玉购得收藏，今不知所在。

第六行书——《蒙诏帖》《蒙诏帖》，墨迹纸本，又名《翰林帖》，高26·8厘米，长57·4厘米，大字行书，计7行，27字，书于长庆元年（公元821年），当时柳公权四十四岁，年富力强，正是他书法创作的颠峰期，所以字如惊鸿击空，游　独弋，后人曾疑其伪，但明詹景凤《玄览编》说：“柳诚悬墨迹帖一卷是真。笔法劲爽而纵横悉如意也，盖自文皇、大令而自成家，奇妙竟日玩之不倦。”且帖后钤有“绍兴”、“韩世能印”、“冯氏鹿庵珍藏图书籍印”、“安岐之印”等鉴藏印，说明曾经宋内府、明韩世能、清冯铨、安岐收藏，以后又入清内府，曾刻入《三希堂法帖》，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此帖气势磅礴，痛快酣畅，浑莽淋漓，意象恢宏，极具虎啸龙吟、吞吐大荒的气派，其结体不像柳体楷书那样取纵势，而是因形而变，依势而化，或长或短，或大或小；也不像柳体楷书那样取正势，而是欹侧多姿，险绝有致，不拘常规，放浪形骸，极少唐朝森严法度的束缚。其用笔也不像柳体楷书那样铁骨铮铮，耿介特立，而是有刚有柔，有骨有肉，或方或圆，或露或藏，粗不臃肿，细不纤软，线条以中锋为主，饱满圆厚，笔墨控制得恰如其分。诚如周必大说：“沉着痛快，而气象雍容，欧虞褚薛，不足道焉。”其章法大小肥瘦，参差错落，虚实疏密，相映成趣，前后照应，一气贯注，擒纵收放，随势幻化，“枯润纤浓，掩映相发，非复世能仿佛。”

第七行书——《张翰思鲈帖》此帖也称《季鹰帖》，是欧阳询为张翰写的小传，属于行楷，无款。纸本，纵25.2厘米，横33厘米。共十行，每行九至十一字。字体修长严谨，笔力刚劲挺拨，风格平正中见险峻之势，是欧书中的精品。后纸有瘦金体书跋：“唐太子率更令欧阳询书张翰帖。笔法险劲，猛锐长驱，智永亦复避锋。鸡林尝遣使求询书，高宗闻而叹曰：“询之书远播四夷。晚年笔力益刚劲，有执法廷争之风，孤峰崛起，四面削成，非虚誉也。”此帖的风格与欧阳询的楷书风格基本上是一致的，同是以险取胜。字的重心压在左侧，而以千钧之势出一奇笔压向右侧，使每个字的结体形成一种逆反之势，然后再向右用力使之化险为夷，真可谓“险中求稳，别有乐趣”。清乾隆帝评论道：“妙于取势，绰有余妍。”是很有眼力的。此帖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第八行书——《蜀素帖》《蜀素帖》是米芾三十八岁时（1088年），在蜀素上所书的各体诗八首。“ 蜀素”是四川造的丝绸织物，上织有乌丝栏，制作讲究。此卷相传为邵氏 所藏，欲请名家留下墨宝，以遗子孙，可是传了祖孙三代，竟无人敢写。 因为丝绸织品的纹罗粗糙，滞涩难写，故非功力深厚者不敢问津。而米南 宫见了却“当仁不让”，一挥到底，写得随意自如，清劲飞动，真似如鱼 得水一般。另外，由于丝绸织品不易受墨而出现了较多的枯笔，使通篇墨 色有浓有淡，如渴骥奔泉，更觉精彩动人。米芾用笔如画竹，喜“八面出 锋”。此帖用笔多变，正侧藏露，长短粗细，体态万千，充分体现了他“ 刷字”的独特风格。结字也俯仰斜正，变化极大，并以欹侧为主，表现了 动态的美感。董其昌在《蜀素帖》后跋曰：“此卷如狮子搏象，以全力赴 之，当为生平合作”。

第九行书——《松风阁诗帖》《松风阁诗帖》是黄庭坚七言诗作并行书，墨迹纸本，纵32．8厘米横219．2厘米，全文计29行，153字。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松风阁在湖北省鄂州市之西的西山灵泉寺附近，海拔160多米，古称樊山，是当年孙权讲武修文、宴饮祭天的地方。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九月，黄庭坚与朋友游鄂城樊山，途经松林间一座亭阁，在此过夜，听松涛而成韵。在《松风阁诗帖》的卷首写有“松风阁”三字，历代收藏印章环绕在这三个字的周围，显得富贵而有深度。这篇字帖是黄庭坚根据他的《松风阁诗》来书写的字帖，全文共有二十九行，一百五十三字，以遒劲秀美的笔锋来书写诗词意境。笔走龙蛇之间带有道家逸趣，字体的间隔和谐有序，抑扬顿挫的笔画犹如群鸿戏海。每一个精妙的笔画，都仿佛是跳跃的音符，是那样的和谐与娟秀。此帖是黄庭坚晚年作品，用笔更苍劲壮阔，功力深厚，力透纸背，有一种极为老辣的感觉。

第十行书——《土母帖》《土母帖》又名《宋李建中书谘册》，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行书墨迹，纸本。纵31.2厘米，横44.4厘米，10行，共104字。 作品中，字的结体紧密而修长，用笔沉着而丰腴。虽写的是行书，但起笔、收笔处仍见严谨的楷法笔意，可看出不少唐人书法的特质。此帖是传世的《西台六帖》之一。此帖用笔沉稳，法度谨严，有欧阳率更神韵，结构淳厚谨严，论者认为此帖清丽圆熟，恣态横生，深得“二王”笔法。李建中墨迹传世很少，其中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土母帖》和北京故宫博物院《同年帖》最为出名。据记载上述 2帖和《贵宅帖》、《屯田帖》、《左右帖》和《斋古帖》 ，原合装在一起，名为《李西台六帖》，明代为项元汴所藏。清初时被拆散，后3帖的墨迹已佚。《土母帖》是李建中存世墨迹中最典型、最循规蹈矩的，因此也是最能见出他那深湛的书法功力的神品，所以此帖颇为后世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