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那帮人（之五）

路边

坎坷一生

洪建中是我在下乡时认识的最好朋友。我们都比较直爽，也比较仗义，还都喜欢喝二口。

他应该是69届初中，下乡时也才18岁。一米七左右的身高，健壮的体魄，圆而阳光的脸。剑眉下一双发亮的大眼睛，挻拔鼻梁下的嘴唇有点厚，显得有些性感。他的性格刚强，情商很高，交友广泛，很有女人缘。

最初让我对他有深刻印象的是刚到农村，他聊起了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红卫兵如何造反，並对当时的走资派进行了惨无人道的批斗，让我们听得有些毛骨悚然。因为像我们这些家庭出身不好的子女，是没有资格参加红卫兵的。但不知道为什么，自那以后就再也没有听他聊起了。

另外一件事，是我们下乡的屯子里，有一户也是刚从部队退伍的骑兵。他和我们的关系比较密切，而洪建中那时和他们一家关系特别的好。我记得那骑兵送给建中一把刀壳镶着精美银边蒙古族随身携带的小刀，还带有一双象牙筷子。这东西现在应该能值点钱了。而这骑兵又有一个蒙古族的美丽妻子，匀称性感的身材，细腻白皙的皮肤，乌黑油亮的长发，柳眉杏眼唇红齿白，落落大方又能歌善舞，是村里当仁不让的村花。村里曾有流言蜚语的说建中与她有一腿，我们是始终没有人相信的。人家也才是十八岁的小哥哥，而那女人怎么也是快三十岁的少妇了。这个世界上美丽的女人总是最容易被人泼脏水的。而这骑兵后来妻离子亡，自己又得了绝症在旗养老院孤独终老，我们还委托屯里的老乡去看望过他。

我和他第一次交集是一起从黑龙江扒火车回浙江探亲。也就是下乡的第一年，因为思乡心切，我们俩就一起准备扒车回家过年。

第一次扒火车那可真的有尿都吓出来的感觉，但后来就习惯了。那时座火车不买票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就像猫和老鼠的游戏又剌激又有意思。我们大老远的下乡到东北，哪来的钱买票？这好像列车员也理解，感觉上面好像也有一些规定。再一方面那时的管理应该是比较松散，小火车站进出一点也不难。因为那么长的火车，那么小的火车站，车站工作人员又少根本就管理不过来，很容易就能进站出站。再说那时候的火车基本上都是挤得水澥不通的，列车员也很少查票。即使查到了就让你上歺车补票，你说没钱她们最多让你下一站下车，真的到了下一站列车员也不管你了。有时候让你把车箱的地扫一下扫也就完事，说实话那时很羡慕列车员的工作，要是能当上列车长那真的成了最大的人生理想。

大火车站的进站也没有问题，买张5分钱的站台票就可以。最难的是从大站出站，因为大火车站很大也很长，有时走上几里地才从职工出勤口出去。记得那次我和建中是在天津站换车的，出站时出站口挤满了出站的人，我们看着那么多人心里真的有点发怵。当看见有人就从捡票口边上二米多高的铁栅栏爬出去时，建中就说我们也从那里走。于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建中先爬上了铁栅栏，我把旅行袋往上一递，也爬了上去，然后纵身一跳就顺利的出站了，啥事也没有。但这是最惊心动魄的一次。这次回家我们每个人也就带了十元钱，下火车后还一起喝了一瓶金奖白兰地，吃了一顿大歺，给家里买了几斤苹果。都五十多年过去了，却好像发生在昨天，这次过后我们增加了相互的了解和信任。

返回内蒙时和建中摄于上海外滩

建中喜欢摆弄机械，经常在柴油机房玩，和屯里的老乡混得熟，是我们这帮人中第一个学会达斡尔族语言的人。有时屯里来了帮忙犁地的东方红拖拉机，他也总是忙前忙后的围着转。也经常在老乡家喝酒，记得有一次都醉得不省人事，我们几个人才把他给抬回来。我至今没有忘记，抬那没有知觉的人是多么的难，体会到了什么是醉成泥一潭。

早上还没有起来，我们俩直接在坑上就喝上了。

在那下乡的艰苦岁月里，生产队从来没有分过红，我们一切另花钱都靠自己，靠自己向富饶的未开垦的北大荒索取。

记得有一年秋天，我和建中一起出去采集野生的榛子。榛子好吃又能带回家，多了也能到供销社卖钱。那天一大早我们俩各自带上干粮和一条麻袋，就沿着草原特有的三股道出发了。

大兴安岭的秋天是最美的季节。这时秋风起，天渐凉，宝石蓝的天空万里无云，时而有急匆匆南下的大雁飞过发出啛凉的叫声，会引起我们对故乡和亲人的思念。此时的大兴安岭已经是万山红遍，层林尽染，美不胜收。正如唐朝诗人王禹锡在《秋词》)中所写:

自古逢秋悲寂寥,

我言秋日胜春朝..

晴空一鹤排云上,,

便引诗情到碧霄.

我们当然也没有什么闲情逸致来欣赏这美丽的景色，走了有三十里地的样子，我们在一片大漫坡上发现了大片的榛子树，並且结满了榛子。这可把我们乐坏了。野生的东西采集並不难，难的是发现，我们发现了，等于我们又能发一点小财了。

我们采了个把小时，就把带去的麻袋装满了。一直采到了傍晚，采了有六七麻袋样子，可这么多的榛子如何往回拿又成了问题。于是我就留下来看守，建中赶回村里，第二天套上马车再来拉回。在这方圆百公里的无人区，我一个人大地当床天作被的睡了一宿。现在回想起来也有点后怕，要是碰到狼群那就没命了。

第二天我们装了满满的一大轱辘车，凯旋而归。

记得有一年，听说我们采的木耳在沈阳能卖到20多元钱一斤，而在当地也就是卖8元钱一斤。一想能多好几倍的钱啊？所以我们就一起各自带上十几斤木耳向沈阳出发了。有意思的是在四平换车时，我们看见站台边有一窗户，好多人从那里跳，我们也跟着跳了出去，出去就是侯车室。不想看到侯车室的人都用奇怪的眼光看着我们，我们也回头看了看，原来我们是出来的地方是女厕所。

到沈阳后，因为到处在打击投机倒把，我们只能藏着掖着的卖。其实哪来的二十多元一斤，我们在纺织厂门口，几量半斤的卖也才卖到十元一斤。但总算是卖掉了也轻松一点，回到旅店把一袋几角几分的零钱在整理，虽不开心但也总是一种经历。可就在这时来了二位解放军，要看我们的证件，他们怀疑我们的钱来历不明。我们把情况说明后，他又看了看我们的旅行袋确实还有一些木耳碎也就走了。这二个解放军是我们同房间的另外一个旅客举报的，我们也不知道他是为什么？

建中是我们这帮人里最死心塌地准备在农村干一辈子的人。其实他家是工人出身，政治清白，整天和屯里的老乡混一起，关系又好。就是上学，招工他都是没有问题的，但他却从来不去报名。后来娶了屯里书记的女儿盖了房子，真的准备扎根农村一辈子了。知青大返城当初他也不为所动，直到大家都要走的前一天晚上，他才决定带着妻子返城。从69年到78年，一晃就是十年，人生能有几个十年？

行走在结冰的江面上

返城后建中在石油公司上班，那个年代单位效益也还可以。随后他便承包了一个加油站，也就干了一年，让他盖了个小别墅。看样子加油站还是来钱的好地方。

照道理我们经过了下乡的考验，经历过风风雨雨，生活应该是平稳的了。但他总是经常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建中到一个商业公司当副经理。他和公司的女经理一次出差时，据说是因为吃了点感冒药，开车有点昏昏沉沉，结果直接把车进了溪里。好在水不是太深，他受了伤但还是从车里爬了出来。而那个女经理因为在车上睡着了，也就淹死在车内。

到了二十一世纪，建中自己办了一个印刷厂，生意还是火暴的。一次在和妻子一起外出返回的途中又与一辆大货车迎面撞上，结果是妻子当场死亡，自己又受了重伤。命运多脆舛啊。

有一次因为他的印刷厂曾经帮人私印发票，又差点被判刑。

建中是有心脏病的，也经常到医院住院。我们多次劝他少喝点酒，挣钱的事也不要再干了，身体要紧。可他也总是不听，有时候钱挣着也真是舍不得不挣的啊。

那年就在我们一起喝酒过后不到一个星期，他就因为心脏病突发走了。到退休还差一年。

从此我失去了好友也失去了酒友。

在他走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才在他弟弟口中得知了他为什么死心塌地的在农村一辈子的原因。原来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红卫兵惨无人道地批斗了当时的县委书记，后来他们的头头被判重刑，建中要是没有下乡到内蒙也会被抓。这才让我焕然大悟，也知道了为什么以后从来也没有听到他提起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话题。

人这一辈子真的不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