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豫”彩华章起洛阳（上） | 2023年洛阳游学记

潭潭妈🌞Lisa

2023年6月8日星期四

　　晴云轻漾，熏风无浪，恰是研学好时光！经郭老师的规划指导，在周二组组长石冀英老师细致周密的安排下，2023年陕历博周二组志愿者游学第二弹正式开启！

　　迎着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坐高铁出发啦！

　　疾驰的列车宛若银龙驰骋于壮美的神舟大地上，从三秦大地一路向东迤逦而行至河洛平原，从长安的古都风韵到洛京的圣城气韵，列车穿过的一条条山间隧道恍若时空穿梭机，载着我们穿越回那个流光溢彩的千年帝都。

　　圣城洛阳，我们来了！

　　洛阳，古称洛邑、神都，居天下之中，北依邙山，南傍洛水，山南水北谓之阳，属双阳之地，实为一处绝佳的风水宝地。澹澹洛河水，绵绵北邙山。一座洛阳城，半部华夏史。这里有5000多年文明史、4000多年城市史、1500多年建都史，湟湟千年华夏文明从这里孕育，这里是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之一，亦是隋唐大运河的中心，历史上先后有十三个王朝在此建都，是我国建都最早、历时最长、朝代最多的城市，拥有丰厚的文化遗产，素有“东方博物馆之都”之美誉。

　　出了高铁站，驱车半小时，我们抵达了此行的第一站——洛阳博物馆，洛博的资深志愿者潘老师热情地接待了我们，虽然潘老师已年逾古稀，但依旧精神矍铄神采奕奕。随后，潘老师引导大家入馆并安排经验丰富的范老师为我们进行志愿讲解。

　　细致入微的李亭老师还为大家准备了高音质降噪讲解器，轻巧好用，佩戴舒适，大大提高了老师们的游览和学习质量！

　　洛阳博物馆的主体建筑极具特色，外形如方鼎屹立，取自“定鼎洛邑”、“鼎立天下”，是一座集文物收藏、科学研究、陈列展览、社会教育与文化交流诸功能为一体的国家一级综合性博物馆。

洛阳博物馆设有大型基本陈列“河洛文明”和“珍宝展”“汉唐陶俑展”“唐三彩展”“宫廷文物展”“石刻艺术展”“书画展”六大专题陈列，馆藏文物20315件，其中珍贵文物5406件。

洛河文明（第一、第二、第三展厅）

“洛河文明”是洛博最具代表性的陈列，藏品涵盖石器、玉器、陶器、铜器、铁器、瓷器、骨角牙器等诸多门类。从时期上，分为史前时期、夏商周时期、汉魏时期、隋唐时期和五代北宋时期五大部分。全面展示洛阳作为十三朝古都的辉煌历史，突出了“河洛文明”是中国文明象征的特殊历史地位。被评为2011年度全国十大陈列精品。

　　第一展厅入口处的地面上有一条延伸至屏风墙的时间轴，展示了在洛阳建都的十三个王朝，醒目且直观让人记忆深刻，将洛阳几千年的文明脉络清晰地展现在人们眼前。

　　进入展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件巨型古菱齿象化石。1994年出土于南昌路中亚大饭店工地，经复原后体长约5.7米，高约2.8米，是豫西地区保存最为完整的古菱齿象化石。因其臼齿磨蚀到一定程度后，齿板的中央就会扩大呈菱形，因而得名。

中原一直以来都与大象关系密切，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和夏商周乃至两汉时期，中原地区发现的古代遗存中都有大象的出现。河南省的简称“豫”字的右半边，就是一个“象”字。 “豫”，是一个象形字，是对“人牵象”的生动表述。洛阳出土的古菱齿象化石正印证了这一点，我们脚下的土地，曾是象群繁衍生息的地方。古菱齿象化石的发现，对研究古黄河河道的变迁以及古生物、古气候，尤其是象类的迁徙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象牙化石

这是一枚保存完整的史前象牙化石，它长2.4米，是1959年修建中州渠时发现的，经测定，它属于生活在距今5万~20万年前纳玛象的象牙化石。

仰韶文化时期和裴李岗文化时期

“鹳鱼石斧图”彩陶缸（新石器）

鹳鱼石斧图彩陶缸，1978年出土于河南省临汝县阎村，新石器时代前期的葬具，距今约6000年。陶缸为红陶砂质，高47厘米，器腹外壁的一侧就是著名的鹳鱼石斧图。左侧绘有鹳鸟一只，昂首挺立，六趾抓地，二目圆睁，口含一条大鱼；右侧绘一把石斧，斧头捆绑在竖立的木棒上端。画面真实生动、色彩和谐、古朴优美，极富意境，是迄今中国发现最早、面积最大的一幅陶画。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并被国务院列为首批禁止出境展出的珍贵文物之首。

画师为表现鹳鸟的轻柔白羽而将其涂白，石斧和鱼则以简练流畅的粗线条勾勒出轮廓再填充色彩，犹如后世中国画的“填色”画法。这幅《鹳鱼石斧图》不仅反映了人类童年绘画萌芽时期的艺术风格，已经具备了中国画的基本画法，应当是中国画的雏形，而且以其宏伟的气势，体现了中国史前彩陶画艺术创作的最高成就。

妯娌遗址（新石器）

妯娌遗址是在黄河小浪底水库淹没区发掘的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距今约5000年。作为中国考古界的一项重要发现，妯娌遗址曾被评为1996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该遗址的考古学文化年代与史载黄帝时代相当，同时位居古人所说的黄帝或黄帝族的聚居区，其文化内涵与《史记》等书对黄帝的相关记载吻合，因此，考古专家推测这里应当是黄帝曾经生活过的家园。

在妯娌遗址的墓葬中，考古人员发现了用于祭祀的礼器——铙形器，其宛如一株文明之苗，在古老的土地上逐渐扎根、生长，对商周时期的鼎、钟等青铜礼乐器产生重要影响。

陶火种器（仰韶文化）

1996年，考古工作者在一座5600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房基中出土了一件夹沙红陶厚胎器。经考证，这件陶器竟是一件用于贮存火种的火种器。从出土地点及陶质、陶胎特征观察，它是一件耐高温陶器。其口部较小，便于放置火种后聚火、排烟；其腹部有对称双孔，便于器内充入流通的氧气以助火种缓慢燃烧；其底部不平且有一孔，既可以排灰，又可以让少量空气充入器内，促进空气循环，保证了火种在器内缓慢、持续燃烧。

这件仰韶时期的火种器是目前我国发现最早的人类贮存火种的容器，它具有便捷、实用的功能，不仅降低了火灾发生率，并有助于火种的到处挪动，其筒状、透气、漏渣、耐高温等形制或特征，均被后世的火炉所继承。可以说，这件火种器是后世火炉的雏形,是一项重大发明，在人类用火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

黑陶镂空高柄豆（龙山文化）

盛食器，形制规整，造型典雅。下方的喇叭形托柄，装饰圆形镂空图案，上方为一托盘。豆形器，是古人用来盛放食物的容器，商周时期逐渐成为专门盛放肉酱和腌菜类佐味品。豆形器得名于甲骨文中的“豆”字，古人将食物放置盘中，席地而坐，下方的高柄将托盘垫高，方便取食，反映了远古时期人们的生活习俗。

夏商周时期

《史记•封禅书》载：“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夏商周三代是中国文明史上极其辉煌的青铜时代，在世界文明史上独树一帜。考古发现表明，河洛地区分布着夏都斟鄩、商都西亳、西周成周城、东周王城、东周成周城五座都城遗址，出土了最典型的青铜礼器，发现了最早的原始青瓷器，为日后中国瓷器成为世界科技、工艺、文化史上的奇葩奠定了基础。

夏都斟鄩二里头遗址

　　经过六十余年来持续不断的考古发掘，二里头遗址不断刷新中国之最：最早的广域王朝国家、最早的宫城、最早的“井”字形城市主干道网、最早的双轮车辙、最早的青铜器制造作坊和绿松石器制造作坊、最早的青铜礼器群、玉质礼器群……被考古界称为“华夏第一王都”的二里头遗址，不断改写着“中国之最”，让中华文明史不断向前溯源。

乳钉纹铜爵（夏代） 

在“礼仪之邦”的古代中国，酒文化源远流长，所谓“礼以酒成”，无酒不成礼。酒器是酒文化乃至它背后的礼仪制度的重要载体，这件于1975年发现于偃师二里头的乳钉纹铜爵，是中国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青铜酒器，被誉为“华夏第一爵”，原为洛阳博物馆镇馆之宝，现藏于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

爵的基本形制是前有流（倒酒的流槽），后有尖状尾，中为杯，一侧有柄，下有三棱锥状足。铜爵的腰腹正面装饰一排乳钉，共5颗，夹在两道凸弦纹之间。乳钉纹是青铜器上最简单的纹饰。这件乳钉纹铜爵，前有长流，后有尖尾，宛若一位轻盈舒展、迎风而立的窈窕淑女，周身散发着俊巧清逸的气息，所以又被叫做“美人爵”。

考古人员在铜爵上发现了“范线”，证明当时已采用了先进的复合范工艺，表明了二里头文化在青铜铸造技术上已处于世界领先位置，开启了中国青铜时代的先河。在中原核心地区的人们掌握了复杂的铸造技术后，青铜这种具有美丽光泽又富有延展性的贵金属，首先被用来制作酒器，这足以证明酒器在当时王朝礼制中的崇高地位。

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夏代）

　　镶嵌绿松石器，二里头遗址共出土了5件，一件圆形器、一件龙形器和三件铜牌饰。出土这件铜牌饰的墓葬随葬品十分丰富，还出土了铜爵、铜铃、玉刀、漆盒、陶罐等。丰富的随葬品证明了墓主人不凡的身份和地位。这件铜牌饰被发现时位于墓主人胸部上方，且牌饰两边共有四个纽孔以系绳佩挂。专家推测铜牌饰为巫仪的专用法器，承载着特殊功能的“礼器”，是沟通古人与神之间的媒介物。这类礼器由巫仪本人专用，不能转传他人，巫仪逝去，也会被带进墓葬。

绿松石铜牌饰整体呈盾牌状，以青铜铸成主体框架，上方用三百多片大小不一的绿松石小片镶嵌出兽面纹饰，其制作工艺相当繁琐和复杂。那么镶嵌绿松石用的黏着物是什么？据专家推测其黏着物有可能是一种树胶，也有可能是漆或者桐油之类的物质。这件绿松石铜牌饰历经三四千年，出土时竟未有一片松动和脱落，着实让人惊叹不已。

青铜冶铸技术从西亚地区诞生，镶嵌工艺源自山东大汶口文化，而这件铜牌饰融合了西来的冶金术和东传的镶嵌技术，在二里头交流互鉴，成为多元文化的见证，并与众多洛河文化瑰宝一道向我们诉说着华夏文明发展的进程。

嵌粘绿松石龙形器（夏代） 

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龙，在中国与天地世间乃至万物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第一个国家夏王朝建立后的王室，龙的形象已是丰富多彩、形式多样，有陶塑龙、线刻龙、粘嵌绿松石龙等，尤其是绿松石龙形器是目前发现年代最早、器型最大的绿松石龙，现收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这件龙形器2002年出土于二里头遗址一处高等级贵族墓。它放置于墓主人骨架之上。龙身略呈波状起伏，中部起脊。龙为巨头、卷尾，以白玉为眼睛，以绿松石及白玉为鼻梁，色彩绚丽。长64.5厘米，由2000余片各种形状的绿松石片嵌粘而成，绿松石原应粘在某种有机物上，其所托的有机物已经腐朽。这是目前为止所见形象最为生动、器型最大的绿松石龙形器作品，用工之巨，制作之精，实属罕见，被誉为“华夏第一龙”，当之无愧的“超级国宝”。该龙及相关的发现被评为200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左传》记载：“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对于上苍和先祖的祭祀历来被至于国家的首要地位，在史书和礼书中对祭祀规格均有详细的描述和规定。先秦时期随着礼制的逐步加强，一些用于祭祀和宴饮的器物，被赋予特殊的意义，成为礼制的体现，即“藏礼于器”，并称之为“礼器”，或“彝器”。

西周初期，周公于洛阳制礼作乐，总结商人嗜酒亡国的教训，将青铜礼器的核心进行了重组，以鼎为尊。试想一下：周王室在祭祀时，宗庙之中九鼎依次排开，从而达到天地人神间的沟通，得到上天和先祖的保佑。宗庙里，祭祀的烟火缭绕，钟声锵锵，鼓声隆隆，那场面是何等的宏大！

“王妊”铜簋（西周）

这是一件食器。妊姓王妃所作的宗庙彝器。圆唇，腹较深，腹壁斜直内收，圈足外侈，两侧有顾首状兽形半环耳。腹部及圈足饰阴线兽面纹三组。与两耳中间相对应的上腹部有兽首，其下至圈足部有间断的扉棱。内底铸铭文一行：“王妊作簋”，“王妊”指妊姓之女嫁于王室为妃者。

西周时期实行“封建亲戚，以蕃屏周”的统治方式，通过分封同姓宗亲以及与异姓大族通婚，实现对于周王朝周边方国的管理和控制。

召伯虎铜盨（西周）

这是一件祭祀使用的青铜器。作为一种大型食礼器，盨主要用于盛装食物。常见的盨多为圈足，柱状足较为少见。其内壁刻有铭文“召伯虎用作朕文考”，应是西周晚期名臣召伯虎祭祀亡父时所用器物，遂被命名为“召伯虎盨”。

召伯虎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召穆公，成语“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以及我们现在所说的“共和”一词都和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按照《史记周本记》的记载，周厉王为政暴虐，还不允许国人当街发表言论，在厉王的高压政策下，人们在路上碰到熟人，也不敢交谈招呼，只用眼色示意，道路以目。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召伯虎劝谏周厉王“防民之口甚于防水”，但厉王刚愎自用，并不纳谏，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最终在公元前841年酿就了国人暴动。厉王带着亲信仓皇出逃彘地（山西霍县）。暴动的国人冲入王宫没有发现厉王，便转而寻找太子静。召穆公将太子静藏在了家中，国人围住召穆公家，要召穆公交出太子，召穆公迫于压力便将自己的儿子假充太子静交了出去，被国人杀掉。据《竹书纪年》记载：“（国人）执召穆公之子杀之”。 从此便开始了召穆公、周定公共同执政的“共和时期”，公元前841年也就被认为是共和元年。到了公元前828年，也就是共和十四年，厉王死在彘地，召穆公和周定公才拥立太子静继任王位，成为周宣王。按照《诗经大雅 烝民》记载：“（宣王）任贤使能，周室中兴焉。”可以说正是由于召伯虎的孜孜汲汲才出现了西周晚期的“宣王中兴”。

兽面纹铜方座簋（西周）

簋是我国古代用于盛放煮熟饭食的器皿，有时也兼作礼器。作为我国古代常见的青铜器物之一，簋自商代开始出现，主要流行于商至春秋战国时期。

1977年，我市文物工作者在对北窑一西周墓葬进行考古发掘时，出土了这样一件器物——兽面纹铜方座簋。该器物由簋身和底座组成，敞口平沿，鼓腹下垂，其纹饰与造型具有明显的中原风格，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西周青铜器制作工艺的水平。作为食器，簋主要用于盛放稷等主食；作为礼器，则一般与鼎配合使用，代表身份等级地位，是一种象征身份的“大碗”。

环带纹铜匜（西周）

匜出现在西周中后期，盛于东周，是一种洗漱器皿，相当于现代的瓢或舀水器。有的有盖，有的体高，有的全身布满花纹，造型不一。早期匜为青铜制，汉代以后出现匜金银器、匜漆器、匜玉器。

《左传．僖公二十三年》有“奉匜沃盥”的记载，沃的意思是浇水，盥的意思是洗手洗脸，奉匜沃盥是中国古代在祭祀典礼之前的重要礼仪。这件环带纹铜匜1993年出土于洛阳东郊。

青瓷罍（西周）

酒器，1964年洛阳北窑西周墓出土。高27厘米。这件罍在原始青瓷器中可谓是佼佼者。其最突出的特征是胎体细腻坚硬，施釉均匀，滋润，具有明显的玻璃质。

“齐侯宝盂”铜鉴（春秋）

此器1957年出土于洛阳中州大渠春秋墓。铜盂上腹内壁的口沿处有铭文5行26字：“齐侯作朕（媵）子仲姜宝盂，其眉寿万年，永保其身，子子孙孙永保用之。”铜器铭文字体清秀，笔道纤细匀称，是春秋时期书法艺术的佳品。由铜盂内的铭文可知，这件铜盂是齐侯送给女儿仲姜的陪嫁品之一。

春秋战国时期，作为统治者的周王室日渐衰微，为了加强周王室的势力，王室就与诸侯国联姻，这件齐侯盂就是齐、周两国联姻的实物见证。

龙纹铜方壶（春秋）

壶的起源很早，在八千年前的裴李岗文化时期，就有陶壶的出土。到了商代，出现了铜制的壶，并盛行起来。壶在古代不仅仅是一种盛水器，也是一种专用盛酒器。壶的形状多种多样，富于变化，有圆形、方形、椭方、扁状、瓠形等等。青铜壶在中国历史上使用的时间很长，从商代一直延续到汉代。汉代铜壶的型制不同，名称各异，方形称钫，圆形称鐘，扁形称壶。

这件龙纹铜方壶，单从外型而言，真的很美，其周身饰卷体龙纹。龙的躯干作卷曲状，首尾相接，或者呈螺旋蟠卷状，常饰于盘的中心。《仪礼·玉藻》中记载：“龙卷以祭。”郑玄注：“画龙于衣。”孔颖达疏：“龙卷以祭者，卷谓卷曲，画此龙形卷曲于衣，以祭宗庙。”古人以为龙、蛇属于同类，所以把龙画作蛇身蟠卷状。自殷墟到战国各个时期青铜器上都有这类装饰，只是图像结构有所不同，这体现了似形的艺术风格，其装饰效果明显，很是端庄。

“吴王夫差”铜剑（春秋）

剑，被誉为“百兵之君”，多用青铜铸造而成，一般认为出现于商代，盛行于春秋战国及秦汉。作为冷兵器时代随身佩带、近身搏杀的利器，此类兵器构造简约，使用时灵活便利，剑身前端设计锐利的剑锋，两侧有刃，可刺可砍，刃部向剑柄处延伸，这种长刃具有持续的杀伤力。

这柄剑的剑身出有铭文两行，因锈蚀的影响，目前仅可见“吴王夫差其元用”七字，此剑形制和铭文风格同外地出土的“吴王夫差”剑类似，制作时间应是吴王夫差在位时期的春秋末期。此剑出土于东周王城一贵族墓，推测应是吴国敬献给东周天子或者诸公卿士的礼物。

吴国是春秋末期强大的诸侯国，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以及非常精湛的铸剑技术，也诞生了一些铸剑大师，比如曾为吴王阖闾铸剑的干将就是吴国人。

青铜剑承载的不仅是战场上的硝烟与厮杀，它也是古代贵族与士阶层身份的象征，更是外交活动中常见的馈赠礼品。这柄“吴王夫差”剑在洛阳地区的出现，为研究东周时期洛阳与吴国的关系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窃曲纹铜鼎（战国）

《吕氏春秋》有云：“周鼎有窃曲，状甚长，上下皆曲，以见极之败也。”我们眼前就有这样一件窃曲纹铜鼎。与一众造型繁复、纹饰华丽的青铜器相比，它看起来也许不够“亮眼”，表面仅有少许线条点缀，一鼎腿上方还有裂痕。

东周王室衰微，国库不丰，导致鼎壁造得太薄，这才出现裂纹。但硕大的器型，仍无声昭示出几分独属于王者的赫赫威仪。这件窃曲纹铜鼎又被称作“金村大鼎”，来历不凡。它是目前为止国内仅存的三件确认出土于洛阳金村东周王陵古墓群的文物之一。

绿釉陶楼（东汉）

东汉墓葬随葬陶器包括生活的方方面面。生活器皿随葬数量巨大，大批式样繁多的陶制建筑明器，可谓汉代陶器的代表。这些建筑明器，既有供人居住的宅院和楼阁，也有储藏粮食的仓房，以及舂米磨面加工粮食的作坊和饲养家禽家畜的圈舍等等。东汉建筑明器形象具体，结构严谨，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建筑的高大，设计的精巧，装饰的富丽，是汉代地主庄园经济生活的缩影。

玻璃瓶（东汉）

这件玻璃瓶出土于1987年洛阳东郊一座东汉墓。玻璃瓶通高13.6厘米，瓶体呈半透明黄绿色，瓶颈细长，器物表面自口沿至瓶底通体旋绕彩色条纹，又因器物表面风化，还显现出来闪烁的金黄色光泽，流光溢彩，绚丽夺目。此瓶是典型的罗马吹制玻璃器。

　　世界上最早的玻璃出现于距今4000多年前的两河流域，公元1世纪的罗马帝国已经成为玻璃制造业的中心。（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玻璃出现于西周早期，人们在青铜冶炼过程中发现了琉璃的炼制技术。）从成分上看，中国早期玻璃铅钡含量高，被称为铅钡玻璃，特点是烧成温度低，色泽浑浊且易碎。而我们面前的这件玻璃瓶为西方钠钙玻璃，钠钙玻璃的特点是耐高温且透明度高，由此也进一步证明了它是一件舶来品。

西汉张骞凿空西域后，东汉年间，班超、甘英等也多次出使西域。公元97年，甘英出使西域，到达西海，也就是今天的波斯湾地区，进一步促进了中原与西域之间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交流。洛阳作为东汉国都的所在地，自然成为了丝绸之路的东端起点之一，而这件玻璃瓶便是丝绸之路上文化与商贸交往的实证。

彩绘陶制百花灯（东汉）

这件百花灯为陶质，通高92厘米。1972年洛阳市涧西区东汉墓出土。它分为灯盏、灯柱、灯座三部分。最上部为灯盏，呈朱雀造型，朱雀头昂尾翘，双翅展开，头、尾和双翅将灯盏分为四等分，形如花瓣；中间部分为灯柱。灯柱插接12支曲枝灯盏，分三层，每层4支，枝端承托灯盏。曲枝接近灯柱部位分别端坐一羽人。

灯盏口沿有12叶柿蒂饰和8只卧蝉。灯柱下端有一圆盘，盘沿上插有4支龙形饰，龙尾分别端坐一羽人。灯柱下有乌龟承托整个灯柱；最下部为象征山峦的喇叭形灯座，座身自下而上分为3层，塑有猫、羊、狗、虎、鹿、猴等30多只动物形象。

这件百花灯通体彩绘，先以白粉做底，然后绘以红、黑等色，使得该灯显得非常华丽。整件百花灯酷似一棵造型优美的古树，装饰效果很强，与汉画像砖中的扶桑树倒立图极为相似。

这件百花灯是汉代社会“长生不老”、“羽化升仙”思想的物化表现。其灯座呈覆盆状，与中国古代传说中的仙山——昆仑山十分相似。它是汉代艺术大师杰出的创造，反映了汉代精湛的制陶技艺和丰富的艺术想象力，是一件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

错金“一刀平五千”铜钱（东汉）

洛阳汉墓出土。又称“错刀”或“金错刀”。公元7年王莽新铸，面文“一刀平五千”，形状像一把钥匙，刀上“一刀”两字用黄金错成，系凹入填金。五铢钱是中国历史上铸作数量最多、流通时间最长的方孔圆钱。王莽篡汉建“新”，以洛阳为新室东都，复古改制，先后四次币制改革，铸行新钱，“以一当五铢钱五千”，使五铢钱遭到破坏。

骨尺（东汉）

1981年洛阳市玻璃厂汉墓出土。长23.3厘米，宽1.36厘米。长条形、磨制。正反两面皆线刻尺寸，全尺十等分，以圆圈表示，每寸中又以短线条十等分为分，又在半尺位置上饰以四个小圆圈。保存完整，刻度清晰准确，相对年代清楚。是中国古代度衡史上重要的实物资料。

东汉车马出行图壁画（局部）

东汉科教文化

东汉时期洛阳不但经济繁荣，商业发达，而且文化昌盛，人才荟萃。光武帝刘秀在洛阳兴建我国历史上第一所规模宏大的学府“东汉太学”，其南宫的东观（当时的国家图书馆）所藏图书典籍多达6000余车。这时的洛阳四方学士文人云集，讲授游学，著书立说。杰出的文字学家许慎在这里撰写出我国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卓越的历史学家班固在这里完成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巨著《汉书》，伟大的科学家张衡在这里创制“浑天仪”和“地动仪”，蔡伦改进了“造纸术”，国都洛阳科教文化空前发展，成为当时世界上科学文化最发达的城市。

魏晋时期

公元220年，魏文帝曹丕代汉建魏，定都洛阳，史称曹魏，都洛共46年。公元265年，晋武帝司马炎取代曹魏，建立西晋，后灭吴统一全国，以洛阳为国都，前后共52年。

魏晋时期社会动荡，贵族生活奢靡，人民生活困顿，但是这一时期的思想文化却得到长足的发展，魏晋士人普遍崇尚老庄，蔑视礼法，形成了所谓的魏晋风度，为后世文人景仰和效仿；建安文学代表“三曹”、建安七子、玄学名士“竹林七贤”、金谷二十四友均在洛阳写下华彩名章。

韩寿墓表（西晋）

《韩寿墓表》也称“晋故骠骑将军韩寿墓道表”，石质，圆柱形。因墓表曾被用作井轱辘，故而上下皆残，仅存中段。残表高113厘米，直径33厘米；铭板呈长方形，高48厘米，宽32厘米，两边残断，刻隶书4行20字，其中第1、4行仅存残笔，内容为“[晋故散骑常]侍骠骑将军南阳堵阳韩[府君之神道]”。

“墓前开道，建石柱以为标，谓之神道。”神道是茔域的标识，也是一种象征等级的礼仪性设施。墓表一般由三部分组成，下为础，中为身，上为立柱，柱顶多饰瑞兽。韩寿墓表仅存中间的圆柱部分，且形制奇特。石柱体纵刻凹楞纹，铭板上下刻绹索纹，应是仿自木柱或束竹的外貌。这一特征也为南朝石柱所承袭。

韩寿，南阳堵阳人（今河南方城县），官至散骑常侍、河南尹，卒后赠骠骑将军。韩寿“美姿貌，善容止”，因“偷香”成为西晋开国功臣贾充女婿而名垂千古。史载贾充后妻郭槐生有二女，长女贾南风“丑而短黑”，少女贾午“光丽艳逸”。贾午尝与韩寿幽会，赠以皇帝赐其父的西域贡香。嗣后韩寿拜见贾充，异香满室。贾充推知其秘，遂以贾午妻韩寿。韩寿偷香与相如窃玉、张敞画眉、沈约瘦腰并为古代四大风雅趣事。

夔龙玛瑙璧（西晋）

该玛瑙壁直径9.7厘米。圆形，中有穿孔。1978年洛阳偃师出土。玛瑙天然形成的褐、白色纹理被工匠巧妙利用，运用透雕的手法刻成夔龙纹和象纹，与其自然纹理融为一体，格外精美别致。

古籍有载“夔一足”，夔龙纹为商周青铜器上主要纹饰之一。相传舜有二臣，一为夔，一为龙，夔为乐官，龙为谏官。后世常用“夔龙”喻指辅弼良臣。夔龙纹也象征王权和神权。

铜三轮鸠车（西晋）

1989年洛阳偃师南蔡庄砖厂晋墓出土。高6.5厘米。有三轮，车身为一昂首挺胸长尾鸠鸟，胸前有一牵行环鼻。腹中横穿铁棍为轴。轴头两端各有宽车辋车轮一只，身尾连接处下方有一不分辋辐圆轮。

史书记载自汉代以来儿童“年五岁有鸠车之乐”，“小儿五岁曰鸠车之戏”的说法，此墓出土的鸠车反映了汉代风习在晋代的延续。

左思与《三都赋》

左思，齐国临淄(今山东淄博)人。西晋文学家，其貌丑口讷，不好交游，但辞藻华丽，曾用一年时间写成《齐都赋》。晋惠帝时，为文人集团“二十四友”的重要成员。《晋书•左思传》载，他曾以10年时间撰写出《三都赋》，后经伯乐识才，“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

北魏崇佛之风

印度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佛寺众多佛教空前繁荣，北魏入主中原后，利用佛教作为统治手段，把佛教定为国教。洛阳在佛教传播中的中心地位更加显著。都城内外寺院林立，至北魏晚期，洛阳城内建寺1367所，列刹相望，其中尤以永宁寺和龙门石窟更为豪华壮观。

彩绘泥塑残件（北魏）

　　唐代实行两京制，但帝王墓葬主要集中在长安附近，洛阳的唐代皇陵只有李弘的恭陵和昭宗李晔的和陵。

恭陵的墓主人李弘是唐高宗与武后的儿子，公元656年，李弘被册立为太子，据史料记载，李弘生性仁孝敦厚、温良谦恭，公元675年李弘去世，时年24岁，高宗极为哀伤，于是下令以天子之礼葬李弘于偃师缑氏，按照《新唐书》记载：“营陵功费钜亿”，可见陵墓等级之高。

上世纪末，一伙不法分子潜入恭陵大肆盗掘陪葬文物，警方侦破案件后追缴被盗文物，其中属国家一级文物有24件，而展柜中所展示的蓝釉瓶、蓝釉罐等器物便恭陵中的精品，它们器形规整、做工精湛、釉色亮丽，有典型的唐代皇室器物风范，也是唐代釉陶器中难得的精品。

黄釉双龙瓶（唐代）

1999年偃师市唐恭陵出土。

唐代名窑瓷器表

　　唐代经济繁荣文化强盛，各种手工业不断发展，瓷器烧造工艺已经非常成熟，形成了“南青北白”的格局，北方以烧造白瓷为主，南方以烧造青瓷为主，这种格局影响到后世中国瓷器烧造的基本风貌。

唐代的瓷窑遍布全国，著名的有北方的邢窑、定窑，南方的越窑、铜官窑等等，这些窑口不断发展、融合、创新，为宋代制瓷业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隋唐以前，瓷器的烧造多数以单一釉色为主，而绞胎瓷和长沙窑的出现则打破了唐代以来单色青瓷独步天下的局面，因此，长沙窑和绞胎瓷器是我国釉下彩绘瓷器发展史上的里程碑。

绞胎瓷盂（唐代）

绞胎瓷又名“搅胎瓷”、“透花瓷”，始于唐，盛于北宋，宋代“靖康之变”后失传。制作时瓷器艺人采用绞胎技法，将不同颜色的泥块绞在一起，通过胎内纹饰变化来装饰瓷器，由于泥坯绞揉方式不同，纹理变化亦无穷，因此绞胎瓷也被称为编织出来的瓷器。由于内外通透，表里如一的特性，又被誉为“瓷中君子”。

汝窑瓷碗（宋代）

这只宋代汝瓷碗1978年出土于洛阳安乐。碗口微敞、深腹、小圈足，足底有3个细小支钉痕。胎质细腻，釉色豆青，表面开细碎冰裂纹。整体造型小巧优美，朴素雅致。

河南宝丰清凉寺窑址被学界公认为汝窑窑址，宝丰在宋代属汝州管辖，故称汝窑。汝窑是宋代名窑传世品中最少的一个瓷窑，目前已知的数量不过百件。明代王世懋在其《窥天外乘》中提到，“宋时窑器以汝州为第一，而京师自置官窑次之”。可见汝窑在明清文人的心中其不可替代的特色和魅力。

汝瓷之美，在于其轻灵。汝窑瓷器胎质细洁，胎体较薄，胎色呈浅灰、灰白，因其色调与香灰接近，俗称“香灰胎”。

汝窑之美，在于其色雅。最纯正的汝瓷釉色为天青色，有“雨过天晴云破处”之美誉。实际颜色有粉青、月白、豆青等不同色调。

汝窑之美，在于其尚素。除自然开片外，没有任何多余的装饰，去繁从简，釉面匀净滋润。

这件汝瓷碗虽朴素无华，在存世品中算不上惊艳，但细细品来，却将宋代文雅之风凝结于器、釉之中，相隔千年，余韵恒久。

瓷制象棋（宋代）

这副完整的圆形瓷质象棋，整副象棋棋子共32枚，黑白棋子各16枚，卒子齐全，有将2枚、卒10枚、车4枚、炮4枚、士4枚、马4枚、象4枚。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当象棋出土时，并未发现棋盘。

这些棋子大小匀称，直径约1.8厘米，厚度约0.3到0.5厘米，与现在常见的棋子相比要小巧一些。专家介绍，棋子均由瓷土烧制而成，表面不施釉，正面的阴刻字填涂朱砂。虽然个别棋子的字迹因年代久远已模糊不清，但通过凹进去的刻痕，仍可辨认出棋子的“角色”。

在这副象棋棋子中，最为引人注目的莫过于“炮”。4个“炮”字并不是现在常见的“火”字旁，而是“石”字旁。这是因为古代最初的“炮”是古人利用杠杆原理发明的一种投掷石头的远程发射武器。所以，象棋中的“炮”，一直都沿用“石”字旁。 后来，随着火药的发明和广泛应用，“炮”逐步进化为发射火药炮弹的重型武器，象棋中的“炮”，也从“石”字旁变为“火”字旁。由此可见，象棋的形制和规则，不仅与古代战争的排兵布阵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且实现了军事谋略与生活游戏的完美融合。

石刻馆

石辟邪

1992年出土于洛阳孟津会盟镇油磨坊，长2.9米，高1.9米，重达8吨，石灰岩质，圆雕。当时出土一对，一件独角天禄现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

这尊石辟邪是用一整块石头雕塑而成，其雕刻精美，线条流畅，造型伟岸。它头似狮子，身若虎豹，两胁生有双翼，昂首侧面，姿态自信豪迈，矫健的身躯呈S形，呈现出奔走跳跃的姿态，展现出“惟汉人石刻 气魄深沉雄大”的磅礴气概。

它是东汉时期的石刻精品，是国内现存最大、最重的东汉石刻辟邪，乃洛阳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曾有不少国家的博物馆设法申请将这尊石辟邪在其国家进行公开展览，但由于它体型过于庞大，路途遥远且运输难度巨大，成本太高，只能作罢。直到2004年，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特意租了飞机，将这件文物空运到美国参加“走向盛唐”中国文物展，这也是它唯一一次离开洛阳。

辟邪是一种放置在神道内庇护陵墓的神兽，人们认为它可以使冥宅永安，并能引领亡者灵魂，使亡者走过神道，顺利升入仙界。因为石辟邪出土位置距东汉光武帝陵极近，多数专家认为这个石辟邪应该是东汉光武帝陵的镇墓兽。

北魏石翁仲

其宁惟永 —— 北魏洛阳永宁寺特展

　　北魏皇家寺院永宁寺，建于北魏孝明帝熙平元年（516年），由临朝称制的灵太后胡氏建造。“永宁”源自《尚书》里的“其宁惟永”，意在祈愿长久安宁。寺内的标志性建筑是九层永宁寺塔，“架木为之，举高九十丈，有金刹复高十丈，合去地一千尺，去京师百里，已遥见之”。

关于塔的高度，文献记载不一，有研究者根据文献记载结合发掘资料，推测约为136.7米。我国现存最高的木塔，山西应县辽代木塔，通高67.31米。永宁寺塔比之不仅早了500多年，高度也是其两倍。

彼时，永宁寺塔耸立在了让后世无限憧憬的丝绸之路东方起点汉魏洛阳城上。塔身悬挂鎏金铜铎，共达一百三十枚，高风永夜，“宝铎和鸣，铿锵之声，闻及十余里”。当时，西域沙门、禅宗初祖菩提达摩，来到洛阳后，见永宁寺金盘炫日，光照云表，歌咏赞叹“实是神功”。他“口唱南无，合掌连日”，自称活了150岁，走遍了世界各地，“极佛境界，亦未有此”。

北魏永熙三年（公元534年）二月，木塔为雷电所击，最初是从第八层燃起，天刚亮时已火势凶猛。“百姓道俗，咸来观火，悲哀之声，振动京邑”，甚至有3个僧人当场投火而死。孝武帝派羽林军千人救火，仍无济于事，火经三个月不灭。这座古代木结构建筑之最，仅仅存在了18年。

永宁寺仿佛是北魏的晴雨表，兴盛时是王朝辉煌的象征，没落时是政权飘摇的见证：

528年，先是胡太后鸩杀孝明帝元诩，接着权臣尔朱荣兴兵攻洛，并在河阴（今荥阳）溺死胡太后和幼帝元钊，史称“河阴之变”。

530年，孝庄帝不满尔朱荣专权，设计杀尔朱荣。尔朱荣侄子尔朱兆攻打洛阳，俘获孝庄帝，这位天子被锁在永宁寺门楼上示众。

533年，又一权臣高欢登场，消灭尔朱氏的势力，杀北魏重臣杨机于永宁寺。后来成为北齐王朝奠基人。

在永宁寺焚毁的当年十月，“京师迁邺”，北魏政权随之覆灭。

永宁寺塔无疑是北魏的高光时刻，尽管短暂，却留下了千年唏嘘。站在永宁寺塔遗址之上，触摸着残存的夯土台基和烧结的泛红夯土块，不由念起宋人司马光的千古慨叹：“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

　　一批精美的彩绘泥塑造像残件被发现，所幸因大火的烘烤，一些残件恰到好处地得以保存至今。这些泥塑造像多温婉含笑，典雅静谧，这种喜从心生、洁净无言的笑容，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和心灵震撼，令人顿入淡定、超然之境界。

永宁寺木塔复原模型

眼前的这座3米高的红色佛塔颇为亮眼，这是借助3D打印技术复原的永宁寺塔模型。整个模型为树脂材料，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博物馆与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根据考古数据，在总结众多专家复原方案的基础上打造而成。

站在这座模型旁，不由让人畅想永宁寺塔曾经的巍峨壮观。有学者推算它还是当时的“世界第一高塔”。

泥塑佛面像（北魏）

这件泥塑佛面像是永宁寺塔基遗址中出土的残件中最大型、最精美的一件，前不久被评为洛阳九大“镇都之宝”之一。眼眉、脸颊以上都已缺失，但她那丰满鲜活的脸庞，挺直高颀的鼻梁、轮廓清晰而柔和的嘴唇，依稀流露出宁静、雍容与慈祥，引人无限遐想，让它拥有了“东方的蒙娜丽莎”的美誉。

残缺的佛像，残缺的永宁寺塔，残缺的汉魏洛阳城……也许历史注定残缺，可嘴角的这抹微笑，依旧温暖着今天的人们，那是跨越古今对于“永宁”的美好希冀。

彩绘陶双人牵手女俑（南北朝）

这是一件北魏时期的彩绘女俑，出土于洛阳北魏重臣杨机墓中。两位妙龄少女，像一对双胞胎，面带微笑，牵手并肩而立，头梳双挂垂髻。仔细观察会发现，其中一人面涂雪白铅粉，腮红明艳动人。上身穿交领广袖窄衣，下身穿喇叭口宽裤，腰系带，脚蹬靴。牵手并肩而行，一路有说有笑，尽显纯真无邪之态。

杨机，生于公元474年，为官30多年，历经孝文帝拓跋宏之后六朝，为政清廉、公正无私，是一代名臣，永熙三年被高欢杀死于洛阳永宁寺。

北魏陶俑不仅和青铜器、唐三彩一样，是一个历史时期的艺术代表，还是民族融合的见证，价值很高。杨机墓中出土了大量的陶俑，造型生动，是北魏陶俑中的佼佼者，其中的这件连体女俑更是罕见，这些随葬品为我们了解北魏墓葬提供了很好的实物资料。

洛阳文物珍宝展

母鼓铜方罍（商代）

国家一级文物，质地为铜，高50.3厘米，总重22.5公斤。器体呈方形，盖及盖钮为单脊四坡屋顶状，直口，圆肩，斜壁深腹，圈足。肩侧及下腹有对称的兽头环钮，正背两面肩部饰有浮雕兽头。方罍纹饰繁缛，云雷纹地，上下分为三层。盖和颈内壁均铸有铭文“母鼓”，“母鼓”是鼓国女子嫁于女氏为妻的称谓。此方罍作为女氏与鼓国通婚的器物出土于西周贵族墓当中，当是周贵族在参与灭商的战斗中取得的战利品。

兽面纹铜方鼎（西周）

1977年出土于洛阳北窑西周贵族墓地，经测定为西周初年所铸造。它形体方正，上有双立耳，下承四柱足；腹部正中和腿的上部铸有粗眉大眼的饕餮纹，四角和每面正中都有突出的“F”形扉棱。在装饰技法上，它采用了浅浮雕和高浮雕的交相使用；它通体以细致的云雷纹做衬，层次分明，主次有度，突显了饕餮纹的狞厉之美，表现出当时匠人极其精妙的构思与高超的制作工艺。

此鼎庄重肃穆，沉稳典雅，体现了厚重、高贵的贵族风范，堪为同一时期同类器物中的佳作。

叔牝铜方彝（西周）

此彝通高32.6厘米，1924年出土于洛阳孟津小李村。方彝呈长方体，是一种典型的西周早期盛酒器。盖作四面起坡的屋顶状，脊中有方形钮。彝通体以云雷纹为底，满饰半浮雕花纹和兽面纹，唯口沿下、圈足及盖顶上饰一周凤鸟纹，纹样繁密工细，铸造精工。盖和内底均有铭文3行12字：“叔牝赐贝于王姒，用作宝尊彝”。

郭沫若先生认为此器“当是武王或成王时器”，铭文中的“王姒”是文王之妃太姒，叔牝当是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叔武。可知是文王之妃出资，由其子成叔武所作，是王妃用。这件器物即为王室重器，是西周时期青铜礼器的典型之作。国内仅此一件，弥足珍贵。

“王作”铜鼎（春秋）

“王作”鼎为短折沿，颈部附双耳，圜底略平，三兽蹄形足。颈部饰一周窃曲纹，双耳外侧饰重环纹。鼎腹内壁有铭文“王作彝”，表明这是一件天子用器。

出土此鼎的大墓虽然墓室面积不大，但却是一座带四条宽大墓道的墓葬，墓主身份地位非同一般。目前，夏商周时期最为人所知的四墓道大墓是位于安阳殷墟西北岗的8座商王陵。周因于殷礼，虽然目前西周王陵尚未发现，但可以推测其王陵形制应该也是承袭了商王陵的形制。据推测，这可能是东周第一代天子——周平王的陵寝。

据《史记》载，西周灭亡的过程是：周幽王嬖爱褒姒，欲废申后及太子宜臼，申侯怒，遂与戎人暗通款曲，联合攻杀周幽王于骊山下。诸侯拥立宜臼，是为平王，但周平王无力光复旧土，只得放弃宗周故土，被迫东迁洛邑。随着各个诸侯国实力的增强，诸侯国之间开始频繁地进行攻伐兼并，争相称霸。此时周天子的“天下共主”却不过是徒有虚名而已。

东迁后的周王室仅保有洛阳盆地周边方圆不足六百里之地，实力大减，赫赫宗周的光辉不再，纵使天子之尊也只能在诸侯列强的夹缝中委曲求全。周平王在位期间与郑国发生了周郑交质的恶劣事件，对周天子的威严进一步造成了打击和损害。周平王死后第二年，郑庄公竟然派人割了王畿的麦子和禾，而新立的天子桓王竟也无可奈何。此后，周桓王、周顷王曾先后派人向鲁国“求赙”、“告饥”、“求车”、“求金”。

这件“王作”鼎，虽然器型较大，但是纹饰简单粗糙，铭文胎体轻薄，铸造时的铸造缝以及器表各种瑕疵丝毫未加打磨处理，显示出制作者的漫不经心和懈怠，不论是做工还是用料都远逊于西周时期的青铜重器。同时宽大的四条墓道和狭小的墓室空间，也处处显示出东周初期天子空具维持天下共主地位的雄心，但又实力不足的困窘和无奈。经过几代挣扎，东周天子重振王室的努力付诸流水，失去了恢复天子荣光的雄心壮志，不得不向现实低头。

错金银铜鼎（战国）

这件鼎通高16.5厘米，于1979年在洛阳市西工区小屯村地下窖藏出土。出土铜鼎的地点是在东周王城遗址区内。据专家推测，此鼎应是王室之物。

此鼎盖、身合成扁圆球形。盖作拱顶，正中有带小圆环的铺首卧钮。附耳，短流，三首蹄足。铜鼎全身饰错金银四瓣花、三角云纹和柿蒂纹。铜鼎器型小巧玲珑，纹饰对称和谐，是一件精美绝伦的青铜制品。

错金银，也称金银错，是先在青铜器表面铸出或錾刻出凹槽，然后嵌入金银丝、片等，锤打牢固，再用厝石将其打磨光滑，使之与器物表面相平，最后用木炭和清水打磨，使青铜器表面和金银纹饰各显出不同色泽，映衬出瑰丽的图案，达到突出图案和铭文的装饰效果。金银错这项精细工艺是古代科学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从另一侧面也展现了东周王城曾经的辉煌。

曹魏白玉杯

1956年7月，考古学家在洛阳市郊发现了一座被盗的古墓，在残存的65件随葬品中，近50件是素陶制品，只有少量铜器和铁器，而在幽暗的墓室中发出莹莹微光的便是这件白玉杯，它就此破土而出，惊艳世人。

此墓没有发现墓志，又遭盗掘，根据“前堂后寝”的墓葬形制及留存的随葬品推断与汉晋差别不大，随后在前室的一套铁帷帐架中的1件构件上发现了铭文“正始八年八月”，由此判断，这座墓葬属三国曹魏时期。曹魏都洛阳，“正始”为魏齐王曹芳的年号。

白玉杯通高13厘米，杯身呈直口圆筒状，底部是圆盘状矮足。经鉴定，此杯采用名贵的和田羊脂玉琢制而成，玉质温润洁白，通体光素无纹，浑然天成的材质之美跃然眼前。

和田玉产自于阗国（今新疆和田），于阗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小国家。这件玉杯的出现说明，1700年前虽然中原陷入战争，但依然与西域各国存在交流活动，它是丝绸之路交往的有力见证。白玉杯是三国时代玉器中的传世孤品，也因此被评为洛阳博物馆五大镇馆之宝之一。

血珀骑羊俑及“白画骑羊儿一”石牌（曹魏）

骑羊俑通高3.3厘米，长3.5厘米，2015年出土于洛阳市伊滨区西朱村曹魏大墓。骑羊俑用琥珀总的极品——血珀雕刻而成，通体棕红色，为童子骑卧羊形象，憨态可掬。上下有穿孔，应为串饰。

同墓出土一“白画骑羊儿一”石牌，高8.3厘米，为琥珀骑羊俑的签牌，“白画”的意思是素刻，不施色。曹魏大墓出土石牌铭文内容丰富，与安阳曹操高陵所出“魏武王常所用”系列石牌在时代和功能上互相印证，石牌对研究古代名物制度和随葬习俗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西朱村曹魏大墓位于洛阳万安山下，史书中的曹魏帝陵——魏明帝曹叡高平陵就在这一带。公元220年，曹操的儿子曹丕定都洛阳，建立曹魏王朝。曹叡是曹操的孙子、曹丕的长子，曹魏江山的第二任皇帝。史载，曹叡唯一的女儿平原公主未满月便夭折，曹叡心痛莫名，将爱女葬在洛阳城郊。

除了血珀骑羊俑，西朱村曹魏大墓中还有名为“鸠车”的随葬器物。鸠车、竹马都是孩童的玩具，成语“鸠车竹马”便指童年。根据以上种种，专家推测，西朱村曹魏大墓的墓主人或许正是平原公主。帝王也是肉身凡胎，有血有泪。痛失爱女的那一刻，曹叡也只是一个平凡的父亲。血珀骑羊俑，凝结着千年之前的父爱，器物有爱，所以可爱。

鎏金铜羽人（东汉）

这件青铜羽人高15.5厘米，底径9.5厘米，重1495克。通体鎏金，制作精美，刻有线条纤细的羽纹、卷草纹和云气纹，显得华丽奇幻。羽人面目奇特，大耳出顶，肩后翘起双翅，呈跽坐状，腿部亦雕刻成羽翅造型，双手合抱一前方后圆筒形器，或为插放它物的器座。出土墓的地表有高大封土，还发现有鎏金铜缕玉衣，加之洛阳为东汉都城，因此推测墓主应为王侯贵族。西安东汉墓也曾出土过类似的铜羽人。

“仙人骑白鹿，发短耳何长。导我上太华，揽芝获赤幢。”延年益寿，乃至得道成仙，对追求长生不老的古人来说，是一种本源的渴望。而辗转于人间与仙界的羽人，自然承载起了羽化而登仙的长生幻梦。这座鎏金铜羽人，或许就是墓主人用以接引灵魂、抵达仙界的使者。它肩后的羽翼与密布于身的云纹，充斥着腾空翱翔、羽化飞仙的动感，也让观者对那个光怪陆离的神仙世界产生了无限遐想。

此外，长耳、双翅的羽人形象与汉代流行的神仙思想有关，东汉王充在《论衡·道虚》谈及时人的神仙思想时提到：“为道学仙之人，能先生数寸之羽毛，从地自奋，生楼台之阶，乃可谓升天。”这一时期的诸多文献和考古材料，都出现过肩生双翅、面貌独特的羽人。不过，羽人形象主要出现在汉代考古发现中，汉以后的较少。这或许与佛教传入后，人们对神仙和宗教的观念有了新的认识与需求有关。

正始石经（曹魏正始二年）

在珍宝馆不起眼的角落里，静静地躺着一方长75.4厘米、宽约50厘米的石碑残件。石碑残件上方，还展示着其拓本。这方残石可是国家一级文物，非常珍贵，它是我国现存为数不多的正始石经残碑之一，无论于经学、古文字、版本文献学、书法等方面，均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弥足珍贵。正始石经是继东汉熹平石经之后的又一部石刻经书。它是中国古代最高学府太学的教科书，也是中国官刻儒家石经中唯一用三种字体书写的石经。

早在曹魏立国之前，曹操对教育就非常重视，令郡国各修文学。曹魏政权建立后，魏文帝曹丕继承父亲遗志，在黄初元年（公元220年）下诏继续兴办太学，而经学在曹魏时期仍是太学的主要课程。三国鼎立时期，曹魏政权统治下的北方中原地区很快恢复生产并日渐繁荣。曹魏都城洛阳，承汉末之文风，学术氛围浓厚，人才济济，建安文学、正始文学的出现正是这一局面的反映，正所谓“汉魏文章半洛阳”。

在此影响下，正始二年（公元241年），执政者仿照熹平石经用古文、篆文、隶书三种字体刻写了《尚书》、《春秋》等，后人称之为正始石经，又称魏石经或三体石经。石经两面刻字，每面约33行，每行约60字。1700多年前，正始石经曾巍然耸立在魏都太学讲堂前，为天下儒生所仰慕，纷纷前往观摩。

史料中对正始石经的记载相对较少，北魏时，地方官建寺缺乏石料，就地取材用了部分石经的石碑。东魏建都邺城（今河北临漳），两种石经通过水路被一起从洛阳迁至邺城，但途中遭变，近半石经掉入黄河。后北周统治者又将石经从邺城迁回洛阳。隋朝建立后，石经又从洛阳被运入长安，被营造司改制成柱础。到唐初，魏征收集残存石经时已“十不存一”了。

洛博馆藏的这块残碑，于20世纪20年代发掘于偃师太学村，出土后即被保存，碑刻约600字，是国内目前已知体型最大、留存文字最多的一方正始石经残碑。

那么，这部石经为什么要用三种字体刻制呢？专家认为，东汉时虽有纸张，但书籍依旧稀缺。太学生们自幼所习经籍不同，为统一版本，不致错误，曹魏统治者决定将古、篆、隶三种字体镌刻于碑石，便于学子们观瞻。也有学者认为，可能有政治因素：三种字体都刻上，就显得更为权威和正统，以示曹魏国力强盛。

　　相传正始石经的书丹者是当时著名的书法家邯郸淳，或是嵇康。但由于原碑损毁严重，出土残片中均未见书者姓名，再加上文献中缺乏记载，只能存疑。

正始石经以古文、篆书、隶书三种字体逐字对照排列，形成了三体并存的格式，在中国书法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它与东汉熹平石经、唐开成石经并称我国古代著名的三大石经。

彩绘陶马与驯马俑（唐代）

这组生动形象地再现了唐代驯马表演的场景。陶马的鞍鞯佩饰保存完好，还用彩绘纹饰装饰得相当华丽。骏马躯体伟岸匀称，左前腿凌空踢抬，其余三蹄紧扣地面，后胯明显下沉。整个身躯在向后使劲，那颈部内曲、张口嘶吼的样子，仿佛想尽力挣脱缰绳的羁绊。艺术家运用极富表现力的手法，把马“斯须九重真龙出，一洗万古凡马空”的神态表现得淋漓尽致。

而驯马俑头戴幞头，身穿一件窄袖圆领衫，脚蹬尖头靴，两腿跨立双肩平张，在保持自己身体的平衡。他右手暗中蓄力，牵引着缰绳的手腕内侧暴起条条青筋。对峙与僵持之中，既有人与马力的较量，也有马与人神的交流，是一种力与美的统一，是静与动的和谐。驯马俑与陶马互相衬托，构成了一副勇士与骏马、力量与气势互相辉映的场面。

三彩骆驼（唐代）

出土于安菩夫妇墓。

三彩黑釉马（唐代）

这匹三彩黑釉马，膘肥体壮，造型雄健有力，是文献中“龙种神驹四蹄踏雪”的艺术再现，更是唐三彩中的稀世珍品，是洛阳博物馆五大镇馆之宝其一。那这件三彩黑釉马因何珍贵？主要是颜色。在唐朝时，黑釉并不能直接烧制而成，而是反复施釉，层层加深，深到一定程度，颜色才会非常偶然地呈现出黑色。这种工艺在当时并不是人为可控的，几乎全靠“运气”，因此黑釉极为罕见。目前国内我们能见到的唐三彩的黑釉器，仅有两件，另外一件收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内。

1981年，三彩黑釉马自洛阳龙门安菩夫妇墓出土，其墓志记载安菩随父亲系利在贞观初年从安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一带）率众归唐，被封为定远将军，在大唐定边战争中屡立战功。安菩作为一个粟特人，生于西域，长于大唐，卒于长安，藏于洛阳，一生颇富传奇色彩。

公元709年，安菩之子安金藏为了孝顺父母，将安菩的尸骨从长安迁至洛阳与母亲合葬，并为父母精心选择了种类繁多的唐三彩、造型独特的东罗马金币等一大批随葬品。借助墓志、三彩器等大量随葬品，人们仿佛看到一位跋涉万里来到中土建功立业的胡人的一生。安菩墓的出土，体现了亚欧多元文明之间的交流、碰撞和融合，是古代中西商贸繁盛的物证。

三彩蓝釉白斑马（唐代）

这尊唐三彩蓝釉白斑马高33厘米，马首微微低垂，马身施蓝釉加白斑、白鬃、白边绿黄色鞍鞯，体态强壮精悍尽显大唐雄风。

唐三彩是低温多彩釉陶器，烧制温度只有900-1000℃，它以黄、白、绿为主，但色彩绝不仅限于三色，还有褐、蓝、赭、黑等颜色。蓝色的釉料，多为“钴料”，它是以天然钴土矿为着色剂，除含氧化钴外，还含有氧化铁和氧化锰。唐代时国产钴料稀少，大多从西域进口，所以甚为珍贵，于是民间会有“三彩挂蓝，价值连城”的说法。蓝釉不单是大唐工匠们技巧精湛的表现，更是大唐的繁荣昌盛到达顶峰的代表物。

三彩女坐俑（唐代）

三彩女坐俑面容极为圆润，双颊丰满，神态恬静。垂发束髻、面如满月，她的眉间、嘴角都流露出安逸和宁静。她身穿长裙高束在胸前，衣裙自然下垂，裙裾宽舒，直接垂在地面上，将双腿和双脚都掩盖在裙角之下。其新颖得体的服饰、浓丽光艳的装扮，为我们了解唐代妇女的审美情趣提供了难得的实物资料。

这件女坐俑是2021年河南春晚《唐宫夜宴》的创作灵感来源之一。

大秦景教经幢（唐）

这件经幢2006年因盗墓在洛阳出土，其底部已残损，它残存的最长部分为81厘米，为石灰岩质青石制成的八棱石柱，残存有景教经文和经幢记，以及完整的十字架图像，内容十分丰富。幢文上所撰《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与该经敦煌残本正可互补。

经文与幢记之上则雕刻两组以十字架为中心的四尊“天神”图像，与佛教造像中的“飞天”极其接近。经幢本就是仿照佛塔的形式做成的，置于墓葬时又称坟幢，是我国佛教石刻的一种。这件景教石经幢，明显从佛教同类文物中汲取了营养，说明当时诸多宗教之间存在着相互吸收、相互融会的现象。

景教兴起于今天的叙利亚一带，是从希腊东正教分裂出来的基督教教派。它是最早进入中国的基督教教派，在唐朝时非常兴盛，在全国都建有‘十字寺’。当时信奉景教的大部分是西域胡人，此经幢见证了洛阳和西方的密切联系，也为人们认识洛阳在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地位，提供了极其宝贵的实物证据。

鎏金铜观音（清代）

通高90厘米，1973年从北京故宫博物院调拨，原藏慈宁宫大佛堂。

这尊观音整体为尼泊尔风格造像，面相方圆，神态慈祥，衣纹流畅，装饰自然。右手置右膝上，左手置于身旁，姿态优美，神态悠然，此种坐姿在佛像造型中较为罕见，反映观音在普陀洛伽山讲经说法的姿态，是为稀有珍品。

银鎏金六世班禅像（清代）

通高74.1厘米，由故宫博物院移交至此。班禅头戴鎏金尖顶通人冠，眉间白毫处原嵌红珊瑚，弯眼，嘴角内收，面庞丰颐，神态寂静慈祥。身披袒右袈裟，内穿交领坎肩。右手当胸，拇指食指相拈，施说法印；左手置腹前，结禅定印。双腿相盘，呈吉祥跏趺坐。仰覆莲花座通体鎏金，上部饰一圈联珠纹，莲瓣挺拔饱满。

宫廷文物馆

洛阳博物馆所藏清代宫廷文物原属北京故宫慈宁宫大佛堂，1973年经周恩来总理批示，由故宫博物院调拨给洛阳博物馆，主要以宫廷佛教法物为主，兼有宫廷生活用具。这些文物数量多，规格高，真实再现了清代帝后的佛事活动和日常生活起居场景。

佛教法物有各类质地的佛造像、佛龛、法器、供器和礼佛用具等，用料讲究，工艺精湛，是清代皇室礼佛的御用之物。宫廷生活用具有家具、插屏、挂屏、书画、瓷器等，多为皇太后、皇后、嫔妃所用，制作考究。家具的材质多为檀木、楠木、黄杨木、海南黄花梨等珍贵红木，造型优美，制作精良，纹饰繁缛富丽，具有很高的艺术审美价值。

金丝楠木塔

此木塔造于清代初期。木塔周身深棕色，由极为珍贵的金丝楠木雕刻而成，重约4吨，高约6米，八面三级重檐，周身有304个佛龛，每个龛中供奉一尊鎏金菩萨。

此塔属于典型的榫卯结构样式，整个建造过程，不使用一颗铁钉，全凭工匠丝丝入扣的榫卯结构方式建造。是洛阳博物馆五大镇馆之宝之一。

鎏金银坛城

银坛城：坛城，梵文称“曼陀罗”，意为轮集，是藏传佛教宇宙观、理想境界的集中表现，为一切圣众聚会的场所。后来坛城被小形化，演变成修行者观想的对象。

搪瓷七珍和琉璃八宝

七珍是指金轮宝、主藏宝、大臣宝、玉女宝、白象宝、胜马宝、将军宝七种。八宝亦称“吉祥八宝”，即：法轮、法螺、宝伞、白盖、莲花、宝瓶、金鱼（双鱼）、吉祥结。七珍八宝均为佛家的法器法宝，含有佛法无边，神通广大，普渡众生，如愿吉祥之意。

镶玉石博古插屏（清代）

夹纻贴金三世佛（明代）

三尊佛像面朝南方，分别为药师佛、释迦牟尼佛和阿弥陀佛，它们代表“过去”、“现在”和“未来”。三尊佛像面容慈祥，眉目修长，双眼微睁。不仅造型优美，溢彩流光，其制作工艺亦是非常讲究，采用夹贮贴金的工艺，先用寺庙的香灰塑成像，然后在佛像外面缠上麻绳（夹贮）、刷漆，风干后再次缠绕麻绳，再次刷漆。如此循环，待佛像尺寸达到要求后再贴金。

三尊佛背光全部木雕，以镂空和高浮雕手法刻有以什花卷草纹和如意宝相将暮云图案。贴金的图案上，佛的左右两肩分别镶有两个大弘法轮佛珠，将佛映衬得金碧辉煌。这件贴金夹贮三世佛历经500余年仍保存完好，是明代漆器和木雕工艺中难得的传世瑰宝。

翡翠观音及紫檀木雕花葫芦形佛龛（清代）

鎏金铜佛像三尊

—— 未完待续 ——

撰稿：刘妍

审稿：石冀英

摄影：周二组、周三组、周五组的老师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