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州疑云

周小路

如今的小作文必然要起个耸人听闻的名字。我初次造访古称“庐州”的合肥，经历了一个求解小小历史疑惑的过程。用“疑云”二字是夸张了，但也让我更多体会到一座城市在呈现其历史中遇到的纠结。

南方古城向来难以保留地面建筑，合肥也是如此。但由于被位置固定的淝水和护城水系围绕，古合肥县的边界形态仍然存在。但这古老的区域也是历经变迁，现在可能连街道布局都全是重新来过的，更别提能有多少古代遗存的构筑物——也许仅存这么几处：比如，清代的李鸿章祖居（现在已经混迹于淮海路步行街巨大的商业建筑之中）。而另有两处遗迹，时代更早些：一处是宋代的包公墓，一处是三国时期的张辽墓。

包公墓建在原始城市中南侧的位置。去之前我还想，在宋代，难道有把墓地建于城中的习俗么？但参观之后了解到，目前看到的包公墓是八十年代才被移至此处的。在一九七三年，因施工需要，位于合肥大兴集的包拯家族墓地被挖开。在这之前，包公墓的具体位置其实一直有争议。河南巩义和陕西紫阳都有所谓的包公墓。一九七三年大兴集开挖后，也马上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并在出土的墓志铭上，看到对包公去世时间及如何从河南运回家乡合肥安葬的经过的详细记录。而对遗骨的鉴定也表明，合肥乃是包公真正的长眠之地。之后的八十年代，包公墓又正式搬迁至目前的地址。

看介绍，似乎当初在大兴集并没有发现地面构筑物。但如今在迁址后的包公墓中则会看到十分完整的陵寝：那郁郁葱葱的古树，掩映着构建宏伟、色彩雅致的宋代建筑；墓道上的神阙、华表、神道碑、两对石兽和一对文武官员，看起来也是历尽沧桑——这些其实都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设计与建造的，连地宫和棺木都是按照挖掘所见而重建的。不过，虽未看到真实古迹，但我们知道这位著名的历史人物真的是在此安息。我想到《达芬奇密码》那耸人听闻的说法：抹大拉乃是秘密地长眠于贝聿铭设计的卢浮宫金字塔下面。其实呢，就算这是真的，拿着地勘报告的建筑师们对这么大的事能不知情吗？对比于那样虚无缥缈的传说，我们来此地至少可以献上真实的敬意。

前文所说的悬念，则发生于古逍遥津公园内的张辽墓。淝水之滨的逍遥津是古战场所在。而作为三国时魏国名将，张辽最著名的战绩就是在此地以八百兵士大破来犯的十万孙权大军。今天的逍遥津公园倒也是古木参天、环境清幽。在树丛之上可隐约看到高层建筑的背景，体现现代城市的审美。但你会期待在现代中寻到过去的痕迹——而它忽然就在小径旁出现：一条石阶穿过一座门阙，引向高处的碑亭，路两旁则守护着三对石兽。拾级登上碑亭，便可以看到前方再有小径通往不远处的梯形堆土。和包公墓一样，这看上去是像一个真正的陵寝。但在碑亭的石碑上读完文字后，我又迷惑了。文字上说张辽是山西朔州人，而去世之地则在如今的扬州市江都区。按照古人的墓葬习惯，他的墓似乎不该出现在这千里之外的古战场啊？

此行的小小悬念呈现。我于是坐在石阶上查询起来。当被蚊子咬出第七个包的时候，我查出了一些成果。

首先，逍遥津公园里据说还有一个张辽的衣冠冢。我后来也没能找到它的位置，据说是在逍遥湖的湖心岛上，无法到达。然而，从能搜索到的信息来看，这个衣冠冢的真实性和建造年代也是模糊的。

而调研得知，在这座“张辽墓”中，至少刚才拾级而上路过的门阙和石兽是2002年新建的。此外，其碑文确实也有问题：在石碑正面的标题文字中，张辽被称作“魏故都亭侯”。但按照调研的结果，张辽去世的时候已封“晋阳侯”，在重视称谓的碑文中对其使用了级别低得多的“亭侯”实属不该。调研还发现，河南也有张辽墓——比起对包公墓属地的争夺，这一回貌似河南扳回一局：在河南长葛的疑似张辽墓曾被考古挖掘，专家证明其为汉魏时期墓。而此地距离魏国早年的都城“许都”较近，有证据表明同时期其他魏国重臣也葬在附近。也有一种说法，就是张辽葬于他去世的地点——扬州——的一座寺庙内，但具体位置已不可考。尽管没有定论，但上面两个地方比起逍遥津这个前线来说都显得可信不少。如此看来，这个“张辽墓”更像是为了弘扬本地历史文化而制造的景点。

这一点小小的悬疑，倒是平淡旅途中的佐料。当然，如果此墓就是假古董，那也会遭到大家侧目。但因职业经历使然，我其实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理解它无奈的存在。

事实上，合肥地处长江和淮河之间，正是文明密度最大的地区之一。这一点从安徽省博物馆中展出的那些精彩的新石器时期和战国时期文物就能强烈感受到：比如楚墓出土的“铸客大鼎”，可谓是比肩国博的镇馆神器。但与此同时，合肥的地面文物已经消失殆尽，与它实际上的厚重历史完全不能对等。我最近造访的长沙也是如此。尽管马王堆地下的发现震惊世界，但地上的长沙城早已经在抗日时期被战火烧个干净。所以，这些历史名城的苦恼都一样：纵有丰饶广阔的历史，纵有千古流传的名声，但因为地面证据的缺失，至今仍在苦思如何在现代城市中呈现它们本该十分丰富的过去。出于各种原因，最常见的就是这样找到可以扯上关系的文化符号，再或真或假地整合到城市建设之中。所以有人说，可能位于小岛上的张辽衣冠冢，都是当时的人们借由假实物去呈现真历史的努力。

这是一道难解的题。当我游历于一座座越来越同质化的都市里，也越来越辨认不出这是天南海北的哪一方新城的时候，我也同样有对历史之遗忘的不甘：几千年的恢弘和精致，风华与尘烟，并不是因为我们在今天的城市里看不见，它们就真的不曾存在过。尽管，客观而言，很多的新城建设都提升了城市的现代化程度，也提升了居民的生活水平。但人心中普遍有对那些历史记忆的依恋。而在匮乏之中，对于这些记忆的执念或许会太急迫，反会造成过犹不及的刻意。如何恰当呈现这仍与现在有着联系、但却也已经消逝的过去，确实需要城市建设所有参与者那永不停歇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