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故事》（县革委会及县委时期）

随意

父亲遗著

我是一九六九年十二月调到耀县革命委员会的。起初分配到“三五六，整党建党办公室”搞写材料和编写简报(即情况反映)，共编写了七、八十期情况反映。三五六工作到尾声后又专门成立了整党建党办公室，将原办公室部分干部抽去搞整党建党办公室工作，我还是搞材料工作。县上召开第七次党代会，我和任安民等七个同志经办筹备党代会的事务。县党代会选举了新县委，党的工作重新恢复起来。我被确定为县委组织部组织组组长。省委安排整顿农村基层组织(公社、大队、生产队)我专搞筹备工作。省上给耀县分配五十名农村积极分子选配好，进行了短期培训。办公室成立后，我就留办公室工作，后来担任整队办的副主任(主持工作)共达五年之久。

农业学大寨办公室和整队办合并成为农村工作部，县党委会宣布晁克俭、刘金龙和我为负责人，晁克俭有病，刘金龙去白瓜公社蹲点(期限三年)，责任全落在我的肩上。这时尚有二十个宣传队二百余名宣传队员活动在农村整队，这是我最忙最苦担子最重的时期。县委康春任副书记答应我调动的事虽定了，一直不放我走。这期整队结束，晁克俭病好上任，1975年10月他们才让我去稠桑公社(即关庄镇)当了两年党政委员和副主任。县组织部新增设党建组(配备10人)，1977年10月又将我调县任党建组长。后来调我到县级机关委员会当副书记(主持工作)将近八年半的光景。我在耀县县委共二十年零五个月，把我拖老了无用了。原县委书记告知我不让我去其他单位退休就在县委办，由县上管我。谁都没想到他们被调走完了。新来的书记一脚将我踢出县委大门，分我到县林业局当督导员去了。

　　王耀东怒火万丈攻击我，却获得了第二次通报。我负责整队时，那一年给阿子公社长命大队派了宣传队，队长王忠法，副队长王耀东(公社副主任)还有四个队员负责长命大队的整顿工作。时间将过去一半了，但整顿只作了点宣传教育工作，主要工作从未动手。公社党委有意见，农民群众也不满意。问题是副队长王耀东既不向办公室请假，又不给阿子公社党委招呼一声，而私自脱离工作岗位，回去给自己盖房子；王忠发是个老同志，也是个老好人，宣传队员随便走，请假超请假甚至不请假而离岗，王忠发管不住队员，还不敢向办公室反映，曾找县委康春任副主任要求给他分个硬邦的副队长。整队办派人了解长命大队宣传队的情况，我觉得时间来不及了，将长命大队重新纳入下期整顿。这次能做多少就做多少。我和王济民去小丘公社跑了三个大队检查工作完毕，翻沟到长命大队准备第二天清早搭班车回县(本队有汽车站)。我在路上给王济民说，长命大队的情况不要问了，下期重新派人搞。我和王济民到长命大队，王忠发给王济民谈情况，王济民还向笔记本上记录。第二天早上我两人吃了王忠发从家带来的锅盔，油茶冲好还没有喝一口，汽车返回到站，我和王济民边走边吃上车回县了。进县委大门时，我叮咛王济民，老王说的情况你不要向其他人说。但他给晁克俭主任说了。晁克俭主任要他写成简报，王济民写好去交给晁主任时，晁主任又让王济民将简报交给我。我问济民什么材料，他说：我去看晁主任随便说了长命大队的事，他让我写成简报。我看过简报，济民写的这个材料一点成绩都没有，净是宣传队长的问题。晁主任有病休息，他又是县上的老领导，担任整队办主任，为了不伤他的情感，我给王济民写的材料加了组学习开展教育活动及抓生产的成绩，对其中的段落稍作了调整，对请假超假或不请假而走的人，超假天缩减了一半。对王耀东不请假离岗盖房之事，改为工作安排不周，有时回家看盖房子对工作也有影响。这就给他讲了点情，但他还是对我不满。整队办公室召开宣传队长汇报研究工作，王耀东来参加会议。参加会的人除各公社管整队的书记和宣传队长外，还有宣传部、组织部、农牧局的负责人，还有县委副书记康春仁，副主任郭兴运、杨凯二人。会议是我主持的。两名宣传队长汇报之后，王耀东开始汇报，他对长命大队的工作说了不到三分钟，就转向对整队办提意见，攻击和丑化办公室的工作，矛头指向整队办公室，说：我们指手划脚，工作不深入，要吃肉要喝酒，农村无处买，宣传队很为难等等。我写了个纸条：我说点吧！递给康书记，康书记填了三个字：你不讲。递给我。王耀东没完没了，使出全部的力量要借此机会进行报复、发泄他的气愤。这时康春仁书记大喊一声王耀东，“你先汇报你在长命的工作，办公室干部的工作作风县委会管。王忠发找过我，你们那里的情况他给我早说了。你说，你回家盖房子两个多月，谁批你的假。不向整队办请假，也给公社不招呼一声，有责任心没有，有纪律没有”。他缓了一缓气说：“老吴不吃肉，不饮酒，也不吸纸烟，他只喝点茶，抽旱烟袋，在坐的各位谁不知道。你说的有谁相信呢?”康书记讲后，郭部长拍桌子站起来又将王耀东批评了一顿。散会吃饭时，我和康书记走一起。我给康说：你把我调动了吧！他说：“你好好抓工作，这事你不要管”。晚上组织部长和阿子公社书记给王耀东谈话，指出他的错误。宣传队长会议结束后，县组织部、整队办公室、阿子公社党委指出他的错误。宣传队长会议结束后，县组织部、整队办公室、阿子公社党委三家各抽一人，到阿子公社长命大队了解情况和宣传队员、大队干部谈话整顿宣传队。宣传队员对宣传队的工作进行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宣传队长王忠发批评王耀东后说：咱们把工作没搞好，只能怨自己，你咋能胡说里。老吴和济民到小丘吃过饭。早上他们吃了我从家拿来的锅盔，冲下油茶没喝就搭车回去了，老吴有胃病，不喝酒不吃肉呀！王耀东认识了错误，在队员会上做了自我批评，宣传对整队后，又向全县发了份简报，使阿子宣传队恢复了原来的面貌。有个宣传队长看了两份简报后说：吴宏业好心好意包庇了王耀东，王耀东没有自知之明咬了吴宏业一口。这 一 咬获得了两次简报，这就叫作自作自受嘛！活该！

　　文化大革命后，耀县和全国一样，开展整党工作，纠正被两个反革命集团搞乱的基层组织，整顿党员的各种思想认识和错误，坚定共产主义信仰，走社会主义道路。整党开始时，将机关党委的日常工作停顿，党委干部全部编入党政口(不专门设整党办公室)县级机关的整党活动由党委负责，协助县委与各口联系参与指导。当通知开会部署整党时，县委办公室拿着编组和负责人的名单我翻看一遍。我和宣传部长，从外地刚调回的姓何的三人为党政口正副干部。开会学了中央关于整党的文件，县委王耿臻书记讲了县委的具体安排，宣布按口编为六个小组( 厂矿除外另编)。县委领导分别去各组召开党员会宣传负责人。第二天党政口李有生副书记宣布的组长是郑季全(宣传部长)，新调来的老何和档案局的副局长(王庚臻书记的老婆)为副组长，机关党委丁战斌搞内务，给其他同志都分配了工作。最后他给我说：“老吴编写党政简报吧！”他征求同志们有什么意见，大家回答没有。他拿起笔记本和分工名册要离开办公室。我说：“李书记，简报我拿不动，换个文化程度高的同志。”他说：“你能搞嘛！三五六办公室你编写过。”我说：“那时我年轻力壮，头脑清楚，现在精力不够，头脑也晕了。”他还给我为难的做了点解释。我觉得推不掉只好答应了。我问他简报办成什么样子?他说：“不定期，每工作段一两期就可以了。多编写正面的，少写或不写反面的。我又问他：简报材料的来源，写好交给谁?李书记好像没有考虑这些事，停了一会说：“你自己采访吧！写好交给我。”我说：“那我就当好这个记者吧！”散会后，我问郑季全组长，办公室怎样活动?他说：“学习不集中自学，有事通知你。”我对县领导这样使用唯一的县级机关党委主持工作的副书记，(不设正职，当时机关党委还代管公安局、经委两个党委的党务活动)我是有意见的。是我的工作能力不行，还是领导怀疑我有什么问题呢?县委机关的党员知道这个分工后议论纷纷。有同志还唱洋腔说：“档案局长当组长，党委书记编简报。”有人故意问：“档案局长是什么玩意?”回答：“他是王庚臻书记的老婆。整党工作开始后，我应付性的写了两份简报，也觉的很难反映整党的基本活动。第一段工作到尾期时，办公室挑选了纸袋厂党支部总结经验并研究第二段的打算。郑季全叫我跟他们去。支委会党支部书记老石作了汇报，谈了二段设想，县办公室的同志同支委进行讨论。会议结束时，老石说：“吃饭时间到了，会就开到这里，请机关党委老吴说说吧！”他给我出了难答的题，也让郑季全组长尴尬了起来。我赶忙说：“让郑部长拍板定案吧！我是以采访编简报的身份参加会的，我讲并不合适呀！”老石说：“你还是党委书记嘛！”我说：“整党期间党委停止了工作，我这个党委书记就不起火了。”回县后我将这次会编写了一份简报。从此以后，我再未到基层支部去采访，简报也就长期不出刊了。办公室两名组长郑季全和老何到我房子来商量办简报的事，要我再搞几次简报。我给他两人说，我想工作也难工作呀！一、整党文件我看不上，不掌握方针政策；二、县上整党活动的各种会议我无权参加，不掌握领导的意图；三、编写简报的材料没人向我提供，连汇报会也参加不上，靠我糊里糊涂的自采自编，编出事我负不起责任。所以我不编写为好。我还给他二人说：你两个都是搞材料的专家，情况也熟，下点苦抽空编几份，不要影响工作，也不要为难我了。我这些话你不要说给李书记，王庚臻书记说，他两要问简报的事，你就如实向他俩说吧！从此到县级机关整党结束，我一份简报都未编写。

机关整党收尾时，农村公社，大队整党开始，纳入了办公室。县委将农工部副部长刘永智任命为副组长，他下公社检查情况要我跟他去了解情况编写简报。我说：“机关整党结束，我的使命也完了。搞公社整党无人给我说，办公室没我的名了。你刁空写写不必难为我了。我推脱未去，他再无法找我编写简报了。

整个整党学习自我检查和党员的思想评议活动我都未参加。我也没有写整党思想总结。县上局部长的思想总结县委领导要过目，党委文书丁战斌催收时，我说整党我没参与，基本上没工作，我没办法写。他怕我不写惹出事，从局部长送来的思想总结中挑选了一份写得短而比较好的一份，改头换貌抄了一份替我交了。这件事整党结束后丁战斌才告知我的。我整党期间被王庚臻书记变相打击，我不知何时何事得罪过他。后来王庚臻的女儿(耀中学生)入党时有人给我说：“不要接收他女儿。”我说：“那不道德呀！对老子的气不能在他儿女身上出。条件够就接收。这女子还好，接收为预备党员。让王庚臻想想去吧！

吴志孝害我之心还未死。县贫协主席王杰住县委南院西边，我住南院东边，两人对门。我常去他房子闲谝。王杰说：“文革之事你和吴志孝和解一下吧！他总对你别别扭扭的。”我说：“他整我，几乎把我打死，他还生气。其实两人坐在一起喝喝茶，谈谈也好呀！”第二天是星期日，早晨我去王杰房子，王杰主席冲好茶去隔壁吴志孝房子叫他喝茶。王杰说：“老吴来了，在我房子，你过去坐坐喝杯茶就和解了，同住一院别别扭扭多难看。”吴志孝一听，出了王杰房子向大门走去，王大叫了几声，吴志孝头也没回，出了县委大门。我说：“王主席，你就死了那条心吧！”王说：“喝茶喝茶，他不来咱两喝吧。”

文革清理三种人后，党组织要求整过人，打过人的党员干部，限期向受害人赔礼道歉，这是拯救错误者消除隔核解除矛盾达到干部团结的办法。刘崇盛、闪明亮分别给我道歉了。我问他两个，咱们原不相识，又没在一起工作无怨无恨，为啥整我呢?他两说了一些事，把根子追到吴志孝身上。组织检查道歉之事派人问我，吴志孝向你道谦了没有?我想，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容人一点也好嘛！我扯了个谎说：“他道歉了。”这事算结束了。

　　有一年三夏吴志孝在安里公社下乡催收公粮，新调来的县委书记孙天锡去安里公社，吴志孝跑去孙书记休息的房子，要求孙书记把他调离县委。孙问了他的姓名和工作单位后说：“县级机关好嘛，好好工作嘛，为什么要调离县委呢?吴志孝向孙书记说他调离的原因。其实他不愿离县委大院。他在新书记跟前揭发我的问题，给我制造舆论。他说文化大革命时，组织部吴宏业和我都在城关镇工作，他有很多错误，群众组织整了他，他认为是我组织的，对我一直不满。在一个院子上厕所、进饭厅，路上碰见他就撇的骂我，甚至故意打我、向我吐唾沫。我想出了县委院，不受那些气了。县委孙书记在县委办公室干部学习会上，联系干部思想、工作作风发言时说了出来。他还批评说：“共产党员嘛，还在组织部门工作，这么小的气量呀！”县委办公室干部楞起来了。县委办公室综合办刘永智说：“孙书记，你可能还不认识吴宏业。”孙说：“人和名还对不上号”。刘永智又说：“你去见见吴宏业，从他仪表上看，看吴宏业是不是吴志孝说的那一种人。办公室熟知文革的人，像一锅开了的水沸腾起来，你一言，他一语，一件一桩把吴志孝从演池公社造反回城关镇整吴宏业几乎打死吴宏业的事摆了出来。孙书记静静的听完大家的话后说：“噢，原来是这样，这是恶人先告状呀！”

县贫协扯销后，吴志孝调计生局当文书。县上整党，卫生局、计生局为一组(卫生口)，吴志孝无自知之明，不检查认识自己的错误，却在党员会上攻击揭发我的所谓错误开脱他打我的罪责，引起卫生局党员的反感。他们告知我。我不追究你的问题，你还这样倒打我一耙。县委副书记李有生谈了吴志孝在整党会上的情况，他亲自去卫生局参加了两天会，党员对吴志孝的问题揭发批评，指出他对整党的态度和问题。吴志孝为了过整党这一关，不得不勉强的检查自己的问题，承认错误。

县委书记封满潮，深入党的基础组织，调查组织的建设，得不到他满意的第一手资料，难完成向省委亲自写党建设方面的报告，又要机关党委向他作完整而系统的汇报。这个会本来是座谈会，开始我汇报了机关党组织的基本概况，重点讲了党组织和党员在工作中先锋模范和保证作用方面的内容。然后将党组织和党员都分为是三个类别，有分析有实例的作了论证。谈到存在问题时，说供销社总支、银行支部问题尚未解决，班子还瘫痪着。封书记凶了，没等我把事情说清楚，他说：“你拿不动还不给我说，你把它放到什么时候才能解决?你都干啥吃里。”我的火也上来了，说；党委正在调整关系，还继续抓着哩，今天汇报就晚了。大小事都找你解决，你管得过来吗?他无理批评我，我说：我汇报的内容，不是我的职权范围。我退出了会议室，副书记李恩福把我拉回会议室。他拉我时说：“老吴你不能走，走了太不好看了。”我给李书记留了面子，回会议室坐在我原来的座位上，封书记不说话，脸色难看极了，我也是满肚子气。我说：“封书记，你不要再发火了，事到这里借三位书记都在这里，我还有话要说，不是我不尊重书记，不听你的指挥。我接着说：昨天我开党委会，委员都来了。你打发通信员叫我去给你汇报，委员都是四面八方的人很难集中，这会我不能散了。我去找你说情况，你和你老婆上街吃早点去了，我让何部长给你说一声，放到下午或今早给你汇报，没按时来总不能怨我吧?机关党委任高林同志(转业军人、连长)接着说：“去年年底前县级机关局、部领导大变动，政府下属局、厂矿党总支书记、支部书记都变动了，当时也忽略了未指定临时负责人。党组织瘫痪了。这不在党委职权之内，是组织部的事。党委七八个人无事做，老吴也急了。他和王部长商量，由机关党委以组织部名誉抓班子，大约花费了五十天时间。现在只剩下供销社总支、银行党支部未搞，问题是插手的县级领导太多了，工作还不好做。”县委李恩福书记听后说：“噢！还是这个样子，和其他县区机关党委不一样呀！”李恩福副书记说：“都不要生气了。看封书记看还缺少些什么，大家再议论一下。封书记好像气消了点，他还问了一些具体事，高林同志带着党委工作记录本翻着说。散会后，我问组织部何改栋副部长，我和封书记抵起牛来，我用脚勾你两下，你看了看我，又将头枕到桌子上，你咋不说两句承担点责任呢?他说他不知道该说什么?我说你这副部长当不了多久。他笑了笑，没有多长时间他就被调到农牧局良种场当场长去了。我对封书记的批评还放不下，下午天下中雨，我两次去找他未在房子，我第三次去时，我老伴把我挡了，她说：“你不要找了，上级批评下级就是他错了，你能和他争个啥样子。就是他不对，他能承认他错了?”我说：你气量还大，你说了就算了，我把这一口闷气咽下去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