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章《一知半解说红楼》

张兆日

　　人间曾有您

刘晓芳

拖了很久，一直不愿意落笔。似乎不写，他就还在。

题目里原来写着“怀念”，可是为什么怀念？他不过是去了远方。去旅行了，去看世界了，去行万里路了。有一天他会回来，会把见到的古门楼，石头，纪念馆，饶有兴趣地写下来，拿给我们看。或者在客厅柔和的灯光里坐着，用他温和敦厚的潍坊口音，评论迟子建的新作，说说贾平凹和汪曾祺。更多的时候，他走出文丰小区的西大门，在青灰色的林荫路上散步。身体稍微后仰，步子轻快。整个人像走在阳光里。

没有丝毫老态。

十年前，在又一村会议室，平度文化名人齐聚，为王明章老师开作品研讨会。

“写作有什么用呢？”王老师自问自答，“减少老年痴呆的可能。”

大家都笑了。

在笔记本中翻到这段记忆，内心像被什么牵动了一下。

那时年轻，不曾想过老年这么远方的事情，对于老年生活也无法深刻同理和共情。现在回想起来，王老师当时已年过古稀，遍尝人生滋味。但无论风，雨，还是雪，在他这里，都幻化为清明星光，淡淡照耀着人生的夜。从《春夜喜雨》到《莼鲈之思》，无一不是清白文字平常心。

曾在校史展室见过他的书法作品。隽秀，清明，一笔一划都端正。他博学通达，历史，文学，曲艺，建筑，园林，书画，篆刻……爱好广泛，多才多艺。校史馆里，有一张他20多年前的照片。隔着岁月，温厚和蔼地注视着你。

作为老师，他对学生的影响持续深远。

40年后，平度一中81级学生杨学先依然记得当年的课堂。

“子路率尔直言，鼓瑟的曾皙缓缓将礼乐奏毕，从容起身，夫子喟然长叹……在王老师的讲解中，古人的形象立马鲜活起来，在毫无觉察中一节课的时间悄悄流过。”那节课后走出教室，“漫天扯絮般的沸沸扬扬的雪花静静地坠落，整个校园已覆盖了一层皑皑白雪。”

“爱书的他，带出一群爱书的学生。”我的同事、学长张兆日回忆说，大家“争先恐后地挤进阅览室，或早早地在图书室前排起长长的队伍”。

他至今难忘王老师带领全班学生去爬山的情景。从山脚，一步一步攀爬，讲解景点名称，掌故传说，指点欣赏山泉岩松之美。恨不能采摘来大朵的云，让学生感受和触摸。“我们这些大多在平原长大的孩子，无不眼界大开，为大自然的造化而陶醉。”

一个热情洋溢的老师，一群热血澎湃的少年，骑上自行车，蜿蜒跋涉30余公里到达大泽山，把大自然变成语文课堂。这样的研学，让人心生向往。而他是怎样一位老师呢，如朝阳春暖，所到处桃李花开。

我在一中读书时，王老师即将退休，热心于指导学生。1995年10月1日《知务报》创刊，他是编辑顾问，很多学生文章经他指导发表。一粒一粒铅字生动饱满，他在背后精心呵护，因为那是一个个少年的梦想。

退休后，古道热肠依旧。认识的，不认识的，有所求，必不厌其烦帮助修改，不遗余力帮带提携，自嘲“好为人师”。我父亲写了十几万字的回忆录，他听说后给我发信息，“可以帮助做些校对的工作”。

我怎能去麻烦老师。他文学创作那么辛苦，要跟夜晚借时间。书房里的灯，每每亮到凌晨。阿姨担心他的身体，但是怎么劝都不听。他总感慨时间不够用。他的文学之路起步于退休后。70岁接触电脑，从学五笔打字开始文学创作，“焚膏以继晷 ”，十年十本书，就是这样写出来的。是多么深的爱，值得把命放进去。

但他就是这样的人。平度一中九十年校庆，百年校庆，无论是编辑出版画册，还是校史展室策划布展，抑或是撰写大量文稿，他都不辞劳苦，全然不顾惜身体。

2017年初夏，生命中最后三本书接近收笔，他觉得其中的《一知半解说红楼》字数太少，又写了一万多字。

“此时的他已经精力不行了，只能一个字一个字地慢慢敲打。”张兆日学长回忆说，“由于操作不当，不小心把写完的一万多字弄丢了，他急的不得了，加上心衰，短暂住院。出院后，我去帮他把文章恢复过来，他这才放下心来。”

但就是从那时起，他几乎是在医院度过的。

他走的那天，是二十四节气中的大雪。一周后的告别仪式上，很多人去送他。长长的队伍站在寒风里，没有人说话。

签名处的桌子上，静静地放着一摞他写的书。把心爱的书放在这里，他自己去了哪里？或许，他只是跟老朋友和学生们开了个玩笑。

有阳光透出云层，洒在最上面的一本书上。素朴的封面，背景是大泽山，巍巍青山，朦胧的远景，空远辽阔。那是他的第一部作品，《知暖集》。

文学是他与世界相处的方式。“知暖”也是。他把暖暖的情怀留在文字中，留在书里，你打开时就会感觉到。就像看到，年年去来之花。

“古老的根茎连通更为古老的大地，它只要活着，就会一年年开出崭新的花来。置身于这样的古老与新鲜相联系的经验场域中，会让你有一种安宁（张定浩语）。”当初读到这段话时有片刻恍惚，似乎在说文学的召唤和创作的意义。又仿佛，王老师就是这样的人。

十本书，是他以生命捧出的结晶。他在阅读和书写中完成吞吐，修整能量，付出心血也圆满自己。他在文字中找到安宁，也获得永恒。

2021年11月14日晚 文丰小区

　　自 序

王明章
1990年编辑出版并启用的高中语文课本第五册中，有一篇从《红楼梦》第三回节选的课文《林黛玉进贾府》。课文中写林黛玉初见贾母时，“贾母因问黛玉念何书。黛玉道：‘只刚念了《四书》。’黛玉又问姊妹们读何书。贾母道：‘读的什么书，不过是认得两个字，不是睁眼的瞎子罢了！’”接下来写贾宝玉从外回来见了林妹妹，“宝玉便走近黛玉身边坐下，又细细打量了一番，因问：‘妹妹可曾读书？’黛玉道：‘不曾读，只上了一年学，些须认得几个字。’”
黛玉回答贾母的“念何书”时，是“只刚念了《四书》”；回答宝玉“可曾读书”时，是“不曾读”，前后回答看来是很不同的。何以有此不同？课本单元知识短文《小说的鉴赏》中说：

经过一番仔细琢磨，就会发现，原来贾母这封建老太太的价值观是“女子无才便是德”，她对林黛玉的回答颇不满意，这使刚到贾府的林黛玉很不安。当宝玉再问这一问题时，她便乖巧地作了另一个回答。恰好正是这看似前后矛盾的回答，反映出黛玉初到贾府时“步步留心，时时在意，不可多说一句话，不可多走一步路”的心态。
我当时正教这课文，在给学生讲述“单元知识”中这段分析时，觉得别扭，因为我不同意对贾母这样分析，不照课本讲，可又不能讲自己的看法，所以别扭。当时虽已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但阶级分析观点还未松动，作为教师，是不敢不照本宣科的。我只让学生自己读读一略而过算完。课是这样马虎过去了，但心里却留下了一个疙瘩，长时间地想这问题，越想，越觉得编课本的人是在凭着阶级观点自作聪明地胡乱分析，把完全错误的东西强加给学生。当时我就在本子上写了一下自己的观点。一边写着，一边又觉没劲，写出来不用说发表不了，就是让人看到，都有诸多不便，于是就放下了。
时间过去了近二十年，形势大变了，这时阶级斗争、阶级分析已经淡去，写文章可以随便一些，不用那么忌惮了，甚至有不少时文在清算阶级观点对写作的桎梏。这时我已退休，有时间了，开始了写作，适应新形势，觉得可以畅所欲言地写出我的观点了。于是，我就写了那篇《谈贾母对林黛玉读书的态度》。
这文章写出来后，引起了我写研红文章的浓厚兴趣。
红楼一书我是极为喜欢的。我觉得如果咱国家没有曹雪芹和他的红楼，就像英国没有了莎士比亚和他的剧作，法国没有了巴尔扎克和他的《人间喜剧》，丹麦没有了安徒生和他的童话一样，整个国家将会黯然失色。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每每以我的国家有《红楼梦》而骄傲自豪。这么伟大的一部作品，我能置喙其间发些自己的议论，这是一件多么值得自鸣得意的事啊！于是我就又连续写了《说贾母》《钗黛散论二题》《漫话秦可卿》三篇长文。
文章写出来了，却不知干什么用，往外投吗？根本就不敢想。那时我还没建起自己的博客，连自己给自己发表都不能，就只好拿给很有红学修养的一位朋友看。朋友很快就还给我了，没对我写得如何表示看法，只是说，红学是一门大学问，早有一代代大师研究透了，一般人是没法涉足其间的，写出文章也不过是人云亦云。他诚恳地劝我不要染指这个领域，劝我不要再写这方面的文章了。开始我以为是一瓢冷水，细想了一下，才知道朋友完全是好意。想想自己这点可怜的红学修养，也真的觉得去研究红学是我力所不逮的，就像一个弱不禁风的人要去当举重运动员，简直有点不自量力到可笑程度了。
但已经写出的东西，有点敝帚自珍，随后我建起了自己的博客，就自己给自己发表在上面了。而且这时我正在出我的第一本书《知暖集》，就像做母亲的不舍得扔掉自己生的每一个孩子一样，尽管4篇涉红文章人家说根本就不该写，我还是把它们编在书里了。之后听听反响，评价还不错，甚至有人劝我继续对《红楼梦》进行研究，走走红学这条路试试。但我是有自知之明的，我没忘了那位朋友的忠告。
这以后，几年不再动《红楼梦》，心里全没了这部书。十几年过去了，时间到了2009年5月的一天，我突然在电脑上看到了毕业于广州中山大学的一个叫“陈林”的博士发布了他研红的新成果，说一切《红楼梦》“脂本”并不是清朝的旧抄本，全都是一个生活在当代的名“陶洙”的人伪造的。我当时确实是大吃了一惊，于是我就以“大吃一惊”为题，写了篇短文发在我的博客上。没想到这短文像一块激起千重浪的石头，许多博友都表示的确是“大吃一惊”，并命我把事情说清楚，介绍一下陈林是怎样揭露陶洙造假真相的。我提出的话题引起了那么多人的关注，我自然是有点沾沾自喜，正好我也对陈林的新说感兴趣，想弄弄明白，于是我就跟踪陈林的博客，一篇一篇地认真读起来。不光读，还把他写的内容归纳成我的比较简洁明白的文字，一篇篇发到我的新浪博客上。
这一发不要紧，引来了许多博友的跟帖。让我想不到的是，从第二篇[大吃一惊]陈林本人就从遥远的南国与我呼应起来了，后面的差不多每一篇，这位显然是很忙的陈林先生都抽出宝贵时间在我的博文后面发评论，经常是我的一篇博文后面有他好几条评论，不少评论洋洋千言写得很长，这要耽搁他多少时间啊！这令我十分感动。更让我感动的是，他对我的文章评价甚高，让我这个普普通通的退休教师大为感动。“王老虽然自谦为‘高中语文老师’，然而学术眼光和学术气度却非常人可比，晚生愿细聆王老的批评指正。”一开始，他甚至以为我说自己是高中语文教师是“自谦”，还以为我是什么学者教授呢。在第4篇《大吃一惊》后，他写“王老太强了，能够坐下来细致审读推敲枯燥繁琐的拙文，又能基本准确清晰地予以概括转述，晚生实在佩服！王老的学术眼光和胸襟气度远不是一般普通的“中学语文老师”所能具有的，晚生相信王老一定是一位深受广大学生敬爱的博学长者。”到这里他相信我是中学教师了，却又说我“不是一般普通的中学教师”，可见他对我评价之高。他又写：“仔细读罢王老的文字，真是感慨万千。楼上 lizeping 网友赞誉王老“学者风骨”，真是恰如其分。当学术成为“闲术”，彻底摆脱了现实利益的纠葛，才能真正贴近学术的本质，即“求真”和“求实”，而恰恰在这一过程中，才能够享受到学术最大的乐趣。对照王老，王老不正是如此吗？‘礼失求诸野’，也是很适合于王老的。昨天晚生与博士生导师黄修己先生聚谈，也说起了王老，黄老先生完全赞同晚生对王老的评价。无论王老是否同意晚生的学术观点，王老的学术眼光和胸襟气度实实在在是值得我们每一个晚辈敬佩和学习的。”这简直让我这个在“野”的活老朽受宠若惊了！
我为什么费这么大的精力写这个支持陈林的系列呢？感激陈林对我的高看甘愿为他摇旗呐喊是一个方面，还有另外原因，我在文章中说过：小文一贴出就出现了这样的热闹场面，原来有那么些朋友对这话题感兴趣，而且朋友们那样急切地想了解这一红学新动向。他们催我继续写下去，船夫朋友竟然说“眼巴巴等着看下文”。没有办法，那就写下去吧！这又是一个原因。
还有，觉得陈林说得对，却不被那些主流红学家承认，“大师”、“泰斗”们继续欺世盗名，让人心生义愤，觉得非要管管这“闲事”不可！于是就拉开了这个“大吃一惊”系列——应该说这是主要的原因。
我写的没有什么自己的新发现，也很少有自己的观点，只不过是在重复陈林还有欧阳健先生的观点罢了。饶是这样，也得到了一些博友的赞扬。他们说：很想了解陈林的研究成果，但没有那么些时间细读他的文章，我这样尽量深入浅出地介绍出来，正适合了他们的需要。普及科学知识叫“科普”，那我就写一点“红普”或说是“陈普”文章吧！这又是一个原因。
想当红学家吗？当“主流红学家”，像个小屎壳螂钻进粪坨里，不用说大屎壳螂老屎壳螂不让钻，就是请我钻我也不钻。再说我不是学名为“蜣螂”的那种甲壳虫，顶多是只金龟子，缺乏那种钻的本事，想钻也无能为力。我写这些涉红文章，除前述几个原因，为满足个人爱好也是重要方面，我爱好嘛，瞎耽搁工夫我也愿意嘛！
近来，我在翻箱倒柜地整理我的旧稿，想编成几本书，其中之一是我这几年零零零碎碎写的散文，想编成一本散文集。开始我想把我写的有关《红楼》的文章编进去，又一看，不老少，散文集里容不下它们，于是我转念一想，何不把这些涉红文单独编成一本？不用再续写，已有的就有十万多字，已经可以印一本书了。于是我开始斗胆编我的这本红学著作。
在我编我的“大吃一惊”稿子时，当时围绕着我的这个系列形成的一个热热闹闹的局面又浮出在我眼前。那场面是通过我每一篇文章后面的跟帖评论呈现出来的。有的支持我和陈林，有的反对。很有意思的是，反对最激烈的是我的一个老学生，笔名“水清若空”，真名叫彭京东，在青岛工作，人很聪明，看书很多。原来他是个红学爱好者，家里有“甲戌本”“庚辰本”等脂本。他在我的文后，大段大段地摆出证据，驳斥我的观点。陈林看了，就一一地反驳他，一来一回，辩驳了好几个回合。除他们外，还有别的人也发互相辩驳的评论，我的博客，间直成了公有的“战场”了。我想，只有把当时的各种评论都附在我的文后，才能把那场面呈现在读者面前，于是我把当时的评论都附在相关文章后面了。我这样做，也是为了尊重关心我“大吃一惊”系列的博友们，他们写这些评论，也是他们的一份劳动， 不敢埋没了他们的心血。
全书共28篇文章，前半部分是我对红楼人物的分析，后半就是介绍陈林观点的“大吃一惊”系列了。绝大部分是存在我博客里好几年的旧货，只有几篇是新写的。再者，水平固然不高，但却都是我自己的观点，后半部分的“大吃一惊”系列，观点当然是来自陈林先生那儿，但也是我消化了的，以自己的认识和文字写出来的。所以请读者莫把我当作剽窃者，连“拾人牙慧”“人云亦云”这样的恶谥也别往我身上贴！
前边我一再说，我只是个《红楼梦》和“红学”爱好者，没有很深的这方面的修养，像是个身体羸弱的举重爱好者，举不出分量是明摆着的，而且舛错之处一定不少，敬请不吝指正，以惠在下！

　　上编 由“宿舍论坛”说到拥林拥薛之争
记得在上中学和大学的时候，在下了晚自习回到宿舍准备就寝的那段温馨自由的时间里，都曾有过这样的谈论：你找“对象”，是找黛玉呢，还是找宝钗？
差不多是众口一词，找宝钗。有的同学还要做补充说明：
“找黛玉？受不了！日子没法过。”
以后知道，不光我所在的宿舍，几乎所有男生舍里，都曾谈论过这个话题，而且结论都是一样的。
这就怪了，怎么被奉为 “正面人物”那么光辉的林黛玉，竟然避之惟恐不远，无人对她感兴趣；而薛宝钗，一个“反面人物”，那么“伪善”，那么“冷酷”甚至“残忍”，大家却不约而同地选择她？
当然，评价文学人物不是找“对象”，但找“对象”也是一种对人物的评价，评价好，才愿与其谈“对象”，评价不好，谁还愿谈？林黛玉，无人问津，说明她确有令人难以容忍的缺点、短处；薛宝钗人人趋之若鹜，必有其优点、长处。

然而，对钗黛优劣的评价，红学界却与“宿舍论坛”里的议论大相径庭。在上世纪中叶之前，有“拥薛派”与“拥林派”之争，两派旗鼓相当，不分轩轾。在那之后，《红楼梦》被定为“阶级斗争的形象历史”，阶级分析方法以咄咄逼人的声势进驻了红学阵地。这一来，胜负分明了，“拥薛派”一败涂地，销声匿迹，形成了“拥林派”独霸天下的局面。林黛玉成了响当当的“具有初步民主主义思想的新人物”、“封建社会的叛逆女性”，简直被奉为女圣人了，说她半个不字，使不得！而薛宝钗，则成了“具有剥削阶级的残酷本质”的、有着“封建主义信奉者的极为虚伪的性格”的反面人物，她虚伪奸诈，包藏祸心，一行一动，暗藏奸计，她的温柔敦厚，完全是为谋取“宝二奶奶”的位置收买人心而伪装出来的。这样的人使人惧怕，令人生厌。
曹雪芹在写《红楼梦》的时候，对他按一定的生活原型塑造的人物形象当然有他的评价、好恶和褒贬。曹雪芹被他处的那个君权社会无情地抛到了社会的最底层，吃尽了苦头，也看透了封建社会制度、礼教的罪恶本质，于是成了那个社会的叛逆者。以自己为原型塑造的贾宝玉是一个叛逆者形象，对与宝玉思想一致的林黛玉，理所当然地要有所偏爱，要写出她的许多优点来；但雪芹明白，如薛宝钗等没有叛逆思想的那些人，也并不是些恶人，也有许许多多的美德懿行。他写这部书是要让“其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的女子们不致泯灭，他要“敷演出一段故事来，亦可使闺阁昭传，复可悦世之目”。所以，他虽要在书中宣扬他的叛逆思想，但并不以此划线分出人物的优劣，把与自己思想观点不一致的都写得怎么怎么坏，与自己观点不一致，不一致就写这不一致，但其身上的美德，他还是照写不误的。
后之论家先把贾宝玉的叛逆奉为圭臬，又以此为据把雪芹笔下的人物划分为“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然后，就以“正面”“反面”来判定人物的言谈行止是好是坏了。凡“正面人物”，一切都是好的；“反面人物”则一切都是坏的。后者即便有明显的优点，那是装的，是“伪善”，同样是坏的。
这就是近几十年来许多红学家之所以如此评论钗黛这两个人物的政治背景和理论背景。
在洗掉涂抹在这两个人物脸上偏见的油彩之后，我们可以根据雪芹写作时的初衷和小说中的客观存在，来看一看钗黛究竟是怎样的人物了。
说不就不，我当即收起了我继续研红的那些打算，不再朝这方面使劲了。但这时我正在挑选文章编我的第一本文集《知暖集》，重读了一下我那4篇研红文章，有点敝帚自珍，还是选了进去。 　　钗黛对称说

曹雪芹写《红楼梦》讲究“对称学”：篇章讲对称，事件讲对称，人物也讲对称。仔细读红楼，就会发现，大多数的人物都是成双成对呈对称状态存在于书中的。
贾母与刘姥姥都是老太太，一个富，一个贫，是一对儿；宝玉和薛蟠，是表兄弟，一个雅，一个俗，是一对儿；倪二和卜世仁，都是街头混混儿，都与贾芸有关，有共同处，一个仗义，一个贪婪，也成对儿。有“辣子”凤姐就有安分守拙的李纨，她们是妯娌；有精明干练的探春，就有“二木头”迎春，她们是姊妹；有刚烈的尤三姐，就有优柔的尤二姐，她们是亲姐妹；同是丫鬟，泼辣爽利敢于挑战权威的晴雯和温柔敦厚谨遵传统的袭人是一对儿。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对称的人物，要有相同的地方，或年龄相近，或身份一样，或辈分相同，等等。这些相同点就像门栓把两扇门板连成一合门一样，把两人连成了一对儿，要无这“门栓”，是成不了对儿的。宁府里的焦大和荣府里的林妹妹毫无共同处，怎么“捉”也捉不成“对儿”。成对的对称人物又要有不同处，相反相成，相映成趣，要不，也构不成对称关系。贾珍、贾琏虽是同辈兄弟，年龄也相仿，又都执掌一府事务，但他们脾性相同，沆瀣一气，只是一对儿，而不是一对对称的人物。
对称，是大自然固有的一种规律，几乎无处不在。就说人脸上的“七窍”吧，除口是单个儿外，其它都是一对，且呈对称状态。即便是单个的口，里面的牙也是左右对称的。第三十一回中史湘云跟翠缕讲了一大套“阴阳”的道理，列举出许多阴阳对称的例子，这实际上是曹雪芹在借湘云之口表明他根据我国古代哲学观点对世间万物都存在对称这一自然现象的认识。
对称是构成美的一种重要因素，世间万物之所以给人以美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对称的存在。试想，要是把自然界该对称的打破其对称，那就不会到处有美，而是触目皆丑了。深谙“对称美学”的曹雪芹在创作《红楼梦》时，有意识地把这种美学原理运用到了作品中，以一系列的对称特别是人物的对称增加了作品的美，给读者以极大的美感享受。
在《红楼梦》中最重要的一对对称人物，是薛宝钗和林黛玉。
她们俩，都是寄居在荣国府的少女，都是贾宝玉的表姊妹，都是天生丽质，都聪慧过人，都有很深的文化素养，在诗歌创作上都技压众人……曹雪芹先从多方面写出她们的相同处，用这些相同把她俩牢牢地捉成一对儿，让她们俩并排着秀立于群芳之上。
然后是多方面地写她们的相对和相反，充分展示她们的对称性，在对称中让这两个人物形象极为鲜明地立在了书中。
她们的姓名就是对称的：“薛”“林”暗含着“草”“木”的对称；名字暗寓“金”“玉”的对称。
她们的容貌是对称的：一个形体丰腴，一个怯弱不胜，环肥燕瘦，各臻其美。
她们的住处也是对称的。“潇湘”“蘅芜”，都是双音单纯词，一水旁，一草头，而“馆”与“院”又相对，单看字面就是极切的对称。潇湘馆内遍植修竹，蘅芜院里尽是蔓草，一修挺耸拔，一匍匐蔓延，这又是极好的对称。第四十回写贾母领刘姥姥到大观园里逛，在黛玉住处看到“书架上磊着满满的书”，在宝钗房里只见案上有“两部书”，前者刘姥姥误以为是“哪位哥的书房”，极写其“雅”；后者史太君看到的则是“雪洞一般”，尽显其“简”，这雅、简之间也是一种对称。
宝钗滴翠亭外扑彩蝶，黛玉埋香冢畔葬落花。扑蝶跃动着蓬蓬勃勃的生机，葬花弥漫着阴阴柔柔的情调，一动一静，两相对称。
第五回贾宝玉梦游太虚幻境所看到“金陵十二钗” 正册中其他人都是一人一画一诗，而钗黛同画同诗，诗“可叹停机德，堪怜咏絮才。玉带林中挂，金簪雪里埋”，内容和语言形式都是两两对称的。宝玉听的《红楼梦》十二支曲子，也同样体现着这种对称。
以上所言还都是钗黛形式上的外在的对称，她们性格上的相对相反，才是雪芹塑造这对对称人物的着力点。
第五回薛宝钗刚来到贾府，作者就将钗黛对比着作了总括的介绍，给这双对称人物定下了基调：“宝钗行为豁达，随分从时，不比黛玉孤高自许，目无下尘，故此宝钗大得下人之心。便是那些小丫头子们，亦多喜与宝钗去玩。因此黛玉心中便有些悒郁不忿之意，宝钗却浑然不觉。”“行为豁达，随分从时”和“孤高自许，目无下尘”相对；“悒郁不忿”和“浑然不觉”相对，钗黛的这两种性格相反相对，恰成对称，在这里作者以对称的语言表述出了这种对称关系。
钗黛与宝玉的爱情是构成全书情节的主线。钗黛都爱宝玉，都以取得宝玉的爱进而获得“宝二奶奶”的名号为追求目标，这一点两人是相同的，但她俩获取宝玉爱情的主客观条件都不同，追求爱情的方式方法更是不同，处处显示出对称性。
——黛玉进贾府时年仅六岁，与比她稍大的宝玉同住贾母身边，“日则同行同坐，夜则同息同止，真是言和意顺，略无参商”，她与宝玉的爱情是“青梅竹马”式的；而宝钗进贾府时，已是十岁出头（她们的年岁细读红楼可知），又不与宝玉住在一处，她与宝玉缺少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那番经历，这一点是与黛玉不同的。所以书中多有宝玉与黛玉“意绵绵静日玉生香”那样的厮守厮混的描写，而宝钗与宝玉单独在一起的时候几乎没有。
——宝钗住进贾府以后，正是对异性开始敏感的年龄，而她生活圈子里惟一可以接触到的同龄异性只有贾宝玉，宝玉又是一个性情颖慧，风度飘逸的美少年，她对宝玉产生爱悦之情是很自然的。但她是个受传统道德浸润极深的人，按照她所理解的标准，婚姻是要决定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非决定于个人的爱情的。所以她把对宝玉的爱深压在心底，不让其滋长，更不让其外露。而林黛玉与那套传统道德格格不入，敢于冲破其约束，再是她受《西厢记》、《牡丹亭》影响很深，向往那种甜美诗意的爱情，所以她对宝玉的爱是大胆的，外露的，无所顾忌的。
——钗黛这两个美丽的少女各人心里都有着对美好爱情的憧憬，要是她们各有自己的心上人就好了，不幸的是她们爱的是同一个人。“爱情是自私的”，这是时下人们常说的话，恐怕古今一理，哪个时代爱情也不会是大公无私的，这就必然形成钗黛之间的明争暗斗，而争斗的方式两人是大为不同的。每当宝玉对宝钗或宝钗对宝玉略有什么表示，或根本就没有什么表示，只是二人在一起被黛玉见到了，黛玉必然要发挥她那语藏机锋的“优势”加以讥诮，可说是“寸步不让”。宝钗对黛玉的讥诮或“浑然不觉”，或“素知黛玉是如此惯了的，也不去睬她”。两人在“爱情争夺战”中，黛玉取的是攻势，宝钗用的是守势。宝玉和黛玉经常在一起，有时甚至是躺在一张床上说笑玩闹，宝钗从未有半点不悦的表示，未曾为此说过半句话。要是反过来，那黛玉的“刀子嘴”（第八回中李嬷嬷说她“说出一句话来，比刀子还尖”）还不得把人剜下肉来?
——钗黛二人在博得宝玉爱情的方式方法上，也是大异其趣的。宝钗对取得“宝二奶奶”名份是有自信力的。她那么聪明的人，对宝玉爱的是黛玉而不是她，不会不知道，但她是重结果不重过程的，有没有爱情并不重要，恋爱过程她认为不但不重要，简直是不该有的，长辈人贾母王夫人等等谁不是掀起盖头来才见夫君的面，谁还有什么恋爱不成？所以宝玉爱不爱她无所谓。她早看到了，宝玉和黛玉的恋爱是不会有好结果的，而自己，一是有母亲及以姨妈王夫人为首的真正掌握决定权的“王党”做后盾；二是有皇妃元春通过赐东西自己的独与宝玉一样作过暗示，别看当时她“心里越发没意思起来”，那是因为她不愿意让众人知道她的婚姻已经落实，其实她心里却是像吃了“定心丸”一样；三是自己有金锁，早有“金玉良缘”之说，而黛玉什么也没有；四是她清楚自己论长相、论聪明才干，哪方面都不比黛玉差，起码自己是健康的，不像黛玉是个病秧子，还不知熬到时候熬不到。她的优势是明显的、多方面的，所以她不急不忙，不露声色，甚至“总远着宝玉”，只做“株守”就行了。当然她也不是“不作为”地只一味“待兔”。她一方面广结人缘，努力营造一个良好的舆论环境，二是充分在宝玉面前展示自己的才能以取悦宝玉。如第十八回给宝玉讲僻典“绿蜡”，尽显她博闻强记，诗学功夫之深；第二十二回给宝玉说戏，博得宝玉“称赏不已，又赞宝钗无书不知”。书中许多地方写宝钗在学问上、见识上高于众人，连黛玉也相形见绌。凡这样的时候，都是宝玉在场，很大程度上是显示给他看的。
上述宝钗诸多方面的优势，黛玉差不多都没有。她父母双亡，孤苦伶仃，寄人篱下，只有外祖母是自己的保护人，也曾暗示过自己与宝玉成婚的事，但贾母只有名义上的“虚权”，在决定婚姻大事上没有“实权”。紫鹃曾劝黛玉趁老太太还在，早拿主意，但老太太受多方面的牵扯，迟迟不能表态，黛玉自己更是无可奈何。她知道自己的人缘又不好（包括在这方面权力极大的元春对自己一直很冷淡），生性决定，又不愿意改变秉性去趋炎附势。剩下的就只有宝玉对自己的感情了，她于是就把希望全部寄托在宝玉身上。谁想又有个各方面并不比自己差的薛宝钗，宝玉对其也有好感。这就迫使黛玉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试探宝玉的心，经常与宝玉闹别扭，吵嘴，用眼泪和“小脾气”来逼宝玉明确表态。她的这些表现，是一种极为痛苦的曲折的表达爱情的方式。她明知这样不会有结果，但她能做的也只有如此而已。这就使她的爱情在还没有成为悲剧之前就已经蒙上了一层浓浓的悲剧色彩。她的心里不像宝钗那样坦然无谓，把婚姻大事放在一边，平静地等待别人给她带来如愿以偿的结果，黛玉必须时时自己考虑自己的终身事，保险系数又是如此之小，常有如履薄冰之感，囿于当时的礼教，可供她采用的取得爱情的方式也只有曲折的试探，而且又常常效果不佳，所以她心里失望大于希望，痛苦多于幸福。现在人们爱用“凄美”一词，作为全书主线的宝、黛爱情，才真正是一个凄美的故事。
——林黛玉是个诗人，是大观园里可挂头牌的诗人，她浑身浸透了诗意，落在地上的花瓣都会使她生出那么浓的诗意诗情来。她对爱情的憧憬和理解也是诗化的，浪漫的。她并不去想日后真的与宝玉成了家，这个家的日子该怎么过的严峻问题，那些“生计”问题太无诗意，连想一想都会破坏情绪。也许她还来不及想，连能不能与宝玉结合都是未知数，何暇考虑那个？所以她从来不对宝玉说那些“浑账话”。其实她不光不说那些“浑账话”，对人生理想，处世哲学，她什么话也没说，只一味地说爱情。获取爱情就是目的，就是一切。
宝钗就不同了。宝钗不讲诗意讲实际，前边说过，她看重的是婚姻，而不是爱情。她不想从爱情的罗曼谛克中获取快乐，只想从未来的婚姻中求得幸福。所以她很现实地考虑未来的夫君如何安身立命的问题，这才劝宝玉讲究一下“仕途经济”，劝他走当时宝玉这类人惟一可走的道路“学而优则仕”。再说，宝钗对成为宝玉妻子是有信心的，不用像黛玉那样一天到晚在成不成的问题上用脑筋，有功夫考虑未来的实际问题，才如此关心宝玉的读书上进。
笔者这些说法可能会让红学家们笑掉大牙：薛宝钗劝宝玉走科举道路，明明是她封建正统思想的表现，怎么成了她对婚姻务实考虑的结果呢？对这种诘难无庸多说，我只说一句：这矛盾吗？
好了，以上所说钗黛在与贾宝玉的爱情方面的五点不同，正是此二人在五个侧面的对称关系。也就是说，钗黛的对称主要显示在她们的爱情方面。宝、黛的爱情悲剧是《红楼梦》全书的中心情节和主线，正是因为有了钗黛在爱情故事中的对举对称，才使这一中心情节和主线波澜起伏，曲折蜿蜒，摇曳多姿。试想，若没有宝钗，只有宝、黛在谈恋爱，那还有什么曲折动人的故事？那还会有《红楼梦》吗？但宝钗的存在，绝不简单地是才子佳人小说中写的那种三角恋爱之一角，更不是如雪芹借“石头”之口所说的“又必旁出一小人其间拨乱，亦如剧中之小丑然”之“小人”、“小丑”，她是独立于书中与黛玉对称存在的一个重要人物，在主线故事中她也是主角，而非一般的一个“配角”。
红学家俞平伯有“钗黛合一”说，此说抹煞了她们的对称对举关系，那是不对的。但俞氏说：“且书中钗黛每每并提，若两峰对峙，双水分流，各极其妙，莫能相下，必如此方极情场之盛，必如此方尽文章之妙。”在此他强调了“并提”而又指出钗黛的“对峙”“分流”关系，这是和笔者钗黛对称说相一致的。 　　为薛宝钗辩污兼谈她对传统美德的继承

老而观点弥新的红学大家周汝昌先生新近对薛宝钗有极为公允的评价，与余之所见略同，不敢掠先生之美，兹引于此处：
她为人处事，样样令人信服，和平厚道，大方正派，关怀别人，体贴尊长，还加上学识过人，才貌兼美。综而计之，大观园中，难得伦比。
她善于做人，处事讨人喜欢，博人好评。她喜欢“规劝”别人，怜惜别人。她机警，避嫌自保，她不怨天尤人，没有什么牢骚恼恨。……她作诗雍容华贵，富丽谐和，不见悲伤叹恨的声息。……她不爱俗艳的打扮，屋里像“雪洞”。
最后，老先生又这样评价：
世上这样的人不多。焉能再作苛求，更责其备？
用不着再说什么了，这已经很全面了；也用不着再举例证明这些评价了，翻开有宝钗出场的章节，例证俯拾即是。我只想在此对红学家们举出的那些宝钗“罪状”谈些愚见，兼说一下自己对宝钗品德的一点思考。
“罪状”之一：点戏问题
在第二十二回中，写贾母出资吃酒唱戏为宝钗过十五岁生日，“贾母因问宝钗爱听何戏，爱吃何物等语。宝钗深知贾母年老人，喜热闹戏文，爱吃甜烂之食，便总依贾母往日素喜者说了出来。”到开戏之前，“贾母一定先叫宝钗点，宝钗推让一遍，无法，只得点了一出《西游记》，贾母自是喜欢。”
就这么点事，论红家拿来大做文章，说这是宝钗善于奉承、迎合、拉拢人心，而且首先要博得贾母的欢心云云。这至于吗？贾母为她过生日，贾母让她先点戏，她不点贾母喜欢的点什么？接着写让凤姐点，“凤姐亦知贾母喜热闹，更喜谑笑科诨，便点了一出《刘二当衣》。贾母果真更又喜欢。”后边又让黛、湘、迎、探、惜、纨各点了一出，没写黛、纨等人点的什么，总不会是让贾母看了烦气的戏出吧？这本来是人之常情，或说是宝钗等人尊老敬老的表现，竟然上纲上线成了坏品质了！那些戴着“有色眼镜”评红的人惯用的小题大做、上纲上线的方法到“文革”中终于发展到了极致。
之二：猜谜问题
同在这一回中，写元妃送出一个灯谜让宝玉和众姊妹们猜，“宝钗等听了，近前一看，是一首七言绝句，并无甚新奇，口中少不得称赞，只说难猜，故意寻思，其实一见就猜着了。”
这事又被论红者们抓住不放，成了“在她的‘容貌美丽’‘端庄贤淑’的外衣下掩盖着一个封建主义信奉者的极为虚伪的性格”的证明。
首先，这也是属于人之常情的很平常的一件事，根本提不到那么严重那么高的纲上去。这且不说，明明是众人的事，为什么要加到宝钗一个人的头上呢？当时在场的除宝钗外，还有宝玉、黛玉、湘云、探春四人，“宝钗等”是指他们五人，五人都故意说难猜，为什么别人没事，独独宝钗担上“虚伪”之名呢？宝钗岁数比别人大，威信比别人高，所以书中常以“宝钗等”代表众人，如第二十三回有“命宝钗等只管在园中居住”、二十九回有“正值宝钗等下车”、三十九回有“宝钗等都笑了”、四十三回有“宝钗姊妹等五六个人坐在炕上”等等，都是以“宝钗”加“等”字代表众人，怎能把众人的事算在宝钗一人的头上呢？
评红者可能会说：我们依据的是195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的《红楼梦》啊，那上面明明写着“宝钗听了……”而非“宝钗等听了……”啊！查1953年版本，确是“宝钗听了”。但问题又来了，你为什么非要依据那版本呢？《红楼梦》古版本很多，我未及一一查证，但据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俞平伯先生据古版本校点的《红楼梦八十回校本》可知，曹雪芹本来写的就是“宝钗等听了……”，到程伟元、高鹗出伪续本时，才改成了“宝钗听了……”，而195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的《红楼梦》，正是以“程乙本”为底本的。那你为什么非要依据被篡改了的版本呢？若依程、高伪续本，那后四十回里还写“林黛玉焚稿断痴情，薛宝钗出阁成大礼”呢，何止是“虚伪”，那简直是夺婚死黛的刽子手了。
由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想到，“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是如何“何患”的，可以为我所需地选择罪证嘛！另外还可看到一种“文革”逻辑：大家一起做的事，“阶级成份”好的没有事，罪责得全由“成份”不好的来负。
之三：滴翠亭事件
第二十七回写宝钗扑蝶扑到滴翠亭边，便听到亭子里丫头坠儿和小红在说有关小红与贾芸恋情的话，她们怕人偷听了去，说要把槅子打开，好观察外面是否有人来。宝钗在外面听到这话，心中吃惊，想道：“这一开了，见我在这里，她们岂不臊了？……今儿我听了她的短儿，一时‘人急造反，狗急跳墙’，不但生事，而且我还没趣。如今便赶着躲了料也躲不及，少不得要使个‘金蝉脱壳’的法子。”犹未想完，只听“咯吱”一声，宝钗便故意放重了脚步，笑着叫道：“颦儿，我看你往哪里藏？”……
从这样一件事中，评红家们归纳说这是宝钗“解脱自己，嫁祸于人”。
“解脱自己”这是真的，原本宝钗就善于机警地避嫌自保嘛，这虽算不上是优点，可也说不上是什么缺点。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她是“避”的谁的“嫌”？是想从谁那里“解脱自己”？不是什么会给自己带来威胁的重要人物，而是丫头，且是二三等的粗使丫头。即便是这样无所谓的人，她也不愿招惹她们。这一方面可以看到宝钗十分谨慎的特点，另一方面也未始不是平等看人、不“看人下菜碟”、很在乎下人的表现。
在乎、尊重下人，更可从“见我在这里，她们岂不臊了”看出。要是别人，两个粗使丫头，才不管她们臊不臊呢！宝钗不，她把丫头当人看，不愿意给她们带来一点点难为情。宝钗不小看大家都看不起的人,能平等待人,这是她很突出的高尚品质。如贾环，其貌不扬，行为猥琐，人们都瞧不起他，而宝钗“素习看他亦如宝玉”。贾环和莺儿掷骰子输了钱赖账哭闹，宝玉来了，“宝钗恐怕宝玉教训他，便连忙替贾环掩饰”。贾母曾说贾府里上上下下都是势利眼，我看宝钗差不多是唯一的例外，这是极为难能可贵的。可惜对她带有偏见的红学家们看不到或是有意不愿看到这一点，只以指责她为能事。
“嫁祸于人”，表面看好像是那么会儿事，仔细分析，也未必。宝钗一听要开槅扇，所想的只是赶快脱身的问题，“犹未想完”就听“咯吱”了，哪容她再想害人的事？再说，尽管黛玉常奚落挖苦她，她却从来就不抱怨黛玉，不是“浑然不觉”，就是原谅她“如此惯了的”，从不和她计较，怎能“嫁祸”于她呢？若是真的是借机害黛玉,那一定是心里正在恨着黛玉,正在想法对付黛玉，而此时的宝钗是正在兴高采烈地扑蝶，她的注意力全在那个蝴蝶上；来到亭边，接着又惊奇地发现丫头说那件私秘事，注意力又转移到秘事上，她心里根本没有黛玉，怎能想到要“嫁祸”于她呢？她和黛玉等女孩子们之间常做“捉迷藏”一类游戏，情急之下突然想起她们的游戏，遂假装与黛玉“藏猫儿”倒是有的。
塑造得成功的文学形象都有其固定的底色、基调，要是宝钗存此祸人恶念，那还是“薛宝钗”吗？分析文学作品，怎能不顾人物的完整性为我所需地随便支离人物形象呢？
之四：金钏儿之死事件
把薛宝钗说得坏到极点的是这一事件,其实金钏的死和宝钗一点关系没有，是她在事件发生之后说了几句劝人的话，就被红学家们抓住不依不饶了。
一天金钏儿正给睡着了的王夫人捶腿，宝玉来和她小声说了几句带情连意的悄悄话，金钏儿被王夫人打了一耳光撵出去了。三十二回写宝钗正和袭人在一起，突然传来金钏投井身死的消息，“宝钗听见这话，忙向王夫人处来道安慰”。到王夫人处见王夫人在垂泪，说“谁知她这么气性大，就投井死了，岂不是我的罪过”，宝钗就说了下面这些安慰话：“姨娘是慈善人，固然这么想。据我看来，她并不是赌气投井。多半她下去住着，或是在井跟前憨顽，失了脚掉下去的。她在上头拘束惯了，这一出去，自然要到各处去顽顽逛逛，岂有这样大气的理！纵然有这样大气，也不过是个糊涂人，也不为可惜。”
这一事例几乎是所有论宝钗者都要提及的，而且都是这样下结论:这充分暴露了她剥削阶级的残酷本质，封建主义信奉者的丑恶嘴脸，多么冷酷的心!多么丑恶的形象!多么狠毒!多么卑鄙！……差不多所有贬义词都用在这里了。
应该说宝钗对金钏儿的死是缺乏同情的，她和袭人同时听到金钏的死讯，袭人哭了，她没哭，她想到的是去安慰王夫人。而安慰的那些话也尽是为王夫人开脱责任的话。但仔细读一读这回书，我觉得还是不该把这么些贬义词一股脑儿加到她头上的。理由有二：
其一，“宝钗听见这话，忙向王夫人处来道安慰”，金钏死了，她立马想到的是她姨妈需要安慰。她未必然是知道金钏是被王夫人打耳光撵出去致死的，但肯定与王夫人有关，姨妈此时一定是在痛悔不安。这就说明宝钗是知道金钏之死是一件令人痛悔的事，而且痛悔达到了需要急忙去安慰的程度。这就说明了她对金钏儿死是有正确态度的，只是她是个喜怒哀乐不形于颜色不溢于言表的人，未把她的态度表现出来而已。
其二，宝钗刚听到金钏死讯，说的唯一一句话是四个字：“这就奇了”。这说明什么？说明她认为金钏儿虽遭屈辱，但不至于寻死，姨妈没有到逼她至死的程度，她不该寻死，这多半是因为她气性太大所致。她劝姨妈的话里也有这层意思。实是求是地说，王夫人的打撵，按形式逻辑来说，只是金钏之死的“必要条件”（无甲必无乙）而非“充分条件”（有甲必有乙）。被撵出去的丫头并非仅金钏一人，前有宝玉房里的小丫头茜雪,后有晴雯。第八回宝玉因茜雪让自己的奶妈李嬷嬷吃了给他留的枫露茶，摔了茶碗，撵了茜雪。这小丫头无故遭撵出去以后没跳井，第二十回李嬷嬷又提到茜雪，此处有脂批，曰“茜雪至狱神庙方呈正文”。据红学家考证，八十回后雪芹写贾家被抄家后宝玉被押在狱神庙里，茜雪和小红去庙里探望，并设法营救出宝玉来。茜雪不但没因宝玉之撵愤而跳井，反能以德报怨救宝玉。晴雯也是让王夫人以与金钏儿同样的理由撵出去，她那么要强，又病得那么厉害，但也没寻死，是病死的。由此看来，金钏儿的投井确是个有其个人原因的特例。所以，宝钗那样劝王夫人说不上是“残酷”、“狠毒”、“丑恶”云云，更扯不到“剥削阶级本质”和“封建主义信奉者的嘴脸”上去。
红学家们指责薛宝钗，除共同地提到以上四点外，再就是一致批判她劝宝玉走科举道路，讲仕途经济，批判她以“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点劝姊妹们专意“针黹纺织”，不读“杂书”等等，说她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奉守着封建礼教和封建秩序的规范，是一个封建主义的忠实信奉者。
对宝钗的这些指责倒是指责对了，我无什么异议。但我想，在贾府大观园里，除宝玉、黛玉二人外，谁不是这样？就连十分可爱的史湘云不也曾劝宝玉“你就不愿读书去考举人进士的，也该常常地会会这些为官做宰的人们，谈谈讲讲些仕途经济的学问”吗？
宝钗的确是继承了一整套封建主义的礼教，但是否也同时完完整整地继承了一整套传统道德呢？我看她“温良恭俭让”、“仁义礼智信”似乎一样不缺，而且不是一般的具备，而是每一样都做得很认真，很到位。我们常讲中国人民有优良传统，具有传统美德，那么，薛宝钗具有的这些品质，是不是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些传统美德呢？
宝钗是否具有传统美德的问题似乎至今红学家们还没有提及,鄙人在此斗胆提出,以期引起红学界注意,本人愿意毕恭毕敬地聆听方家们的意见。
我又想到，这么些年来，尤其是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传统美德像秋天树上的叶子,日渐稀少，以致道德沦丧的种种罪恶充斥社会。这种局面的造成，是不是与多少年来一而再再而三地批判薛宝钗这样的具有传统美德的人而一而再再而三地大力颂扬贾宝玉、林黛玉这样的对传统道德叛逆叛逆再叛逆的人有关呢？现在正在建设“和谐社会”，不提倡薛宝钗那样的与人为善的传统美德，而一味地颂扬林黛玉那样“见一个打趣一个”的所谓“叛逆性格”，我看要建成和谐社会是不大可能的。
鄙人对道德的继承这个思想界曾予讨论过的大问题向无研究，不敢在此妄发议论。
浅议林黛玉的“叛逆”兼说她的浅薄无聊与阴暗心理

自从林黛玉被奉为响当当的“封建礼教的叛逆者”，俨然是大观园里的“左派”之后，就成为只能说好，不能说歹，凛然不可冒犯的人物了。用史湘云的话说：“得罪了她，使不得！”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著名作家、学者何其芳在《论红楼梦》中谈林黛玉形象的典型意义时，就因为说了“人们叫那种身体瘦弱、多愁善感、容易流泪的女孩子为林黛玉”，而被扣上“人性论”的帽子受到了严厉的批判。
“身体瘦弱，多愁善感，容易流泪”都与“叛逆”无必然联系，而林黛玉是个“叛逆者”的典型，不说“叛逆”光说瘦、愁、泪这古今中外人人有之的生理现象，这又怎能不当做“人性论”受到批判呢？
关于林黛玉的“叛逆”，还是引一段周汝昌先生的话来说明吧：
黛玉“叛逆”吗？她“叛”了什么？“逆”了谁？她不过是个感情细致、喜欢诗意的女孩子，一点儿不懂得日后结婚生子、柴米油盐，如何生活的严峻问题——根本不同于什么“人生理想”，也够不上“处世哲学”。她不是真的悟知了宝玉的精神境界而有所契合——书中没有这样的表现之痕迹可寻。
红学家高抬林黛玉的依据——“叛逆”，被周先生这几句话轻轻地击了个粉碎。
林黛玉是个“除了爱情之外别无其他值得关心的生活内容”（李希凡《曹雪芹和他的〈红楼梦〉》）的人，是个爱情至上、爱情唯一主义者。她不像史湘云“从未将儿女私情萦心上”，她正相反，是个“太把儿女私情放在心尖上，别的一概未见她有所关切、有所救助、有所同情、有所贡献”（周汝昌语，本文所引周汝昌语，均见周氏近著《红楼别样红》）的高度自私的人。
翻遍曹雪芹的《红楼梦》，的确如周先生所说，找不到林黛玉契合贾宝玉叛逆精神的任何事例。
《葬花吟》里唱什么“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这是红学家们常举的例子，说封建礼教一年到头像“风刀霜剑”一样残酷地摧残她，所以她呼喊出了这反抗的最强音，这不就是叛逆吗?可是，撇开高鹗的伪续后四十回，前八十回中是看不到谁怎么“逼”她了。书中没有写贾政、王夫人等等这些封建正统人物有什么迫害她的言论行动，其他人更没有敢招她惹她的了，她那个脾气，像刺猬似的，见了她谁不得小心翼翼？在书中实在看不出谁敢“逼”她，触目皆是的倒是她从不顾别人的情面，也不看对象分场合，“见一个打趣一个”，处处咄咄“逼”人。既然没人敢“逼”她，还有什么“严相逼”？没人逼她，她的“叛逆”也就没有了着落。

红学家会说，林黛玉叛逆的不是哪几个封建人物，她是对整个封建礼教、封建制度的叛逆，譬如她反对走科举仕途道路，从不说“混账话”。
第三十二回里，湘云劝宝玉去会会贾雨村讲讲“仕途经济”，将来也好应酬世务，有个朋友。宝玉一听火了，叫她到别的屋里坐坐，给她个下不来台。袭人说宝姑娘也有过如此遭遇，要是林姑娘不知要闹得怎么样呢。宝玉说：“林姑娘从来说过这些混账话不曾？若她也说过这些混账话，我早和她生分了。”——这就是红学家们证明林黛玉有“叛逆精神”，和宝玉有共同的爱情基础的好例。我们不禁要问：林黛玉是没说过这样的“混账话”，可她说过别的什么不混账的话没有？她说过为宝玉日后出路设想的话吗？没有。正如前述，她除了她的爱情，别的一概不考虑、不关心，她根本就没想过她与宝玉的将来，只关心眼前取得宝玉的爱情的事。心里没有那些“混账”内容，当然她不说、也不会说那些“混账话”了。
能证明林黛玉有“叛逆”性格的事例，实在难找，除上例外，林黛玉还骂过“臭男人”，那是红学家们仅能找到的另一个宝贵例子。
秦可卿出殡，北静王设棚路祭，贾宝玉路谒北静王时，王以圣上亲赐之念珠一串见赠。第十六回写宝玉转赠给黛玉，黛玉说：“什么臭男人拿过的！我不要他。”遂掷而不取。对这事，红学家们说，你看，林黛玉是多么有叛逆精神！她连北静王，连皇帝都敢骂！
是这样吗？我们讲“叛逆精神”，首先是得和宝玉这个叛逆者的精神相契合才符合书中为“叛逆”给出的特定含义。宝玉虽然说过“男人是泥作的骨肉”、“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但他并不反对一切男人，如蒋玉菡、柳湘莲、冯紫英等男人，都是他的朋友。风流倜傥，“每不以官俗国体所缚”的北静王水溶，宝玉不但不厌恶，而且还“每思相会”，以“无由相会”为憾事，今得相会，“自是喜欢”，到了水溶轿边，“忙抢上来参见”。黛玉哪里知道宝玉这种态度？她更不知道北静王是何许人也，只一听是男人所赠之物，就骂“臭男人”掷而不取。曹雪芹在这里所要表现的只是黛玉那种孤高自许，目无一切，除此，再没有别的。
第八回里，李嬷嬷说“真真这林姐儿，说出一句话来，比刀子还尖”；二十回里，湘云说黛玉“见一个打趣一个”；二十二回里湘云对宝玉说，“这些没要紧的恶誓、散话、歪话说给那些小性儿、行动爱恼人的人、会辖治你的人听去”，……这都是书中人物对黛玉的评价，实质上是作者曹雪芹对黛玉形象的评价。她肚量狭小、小性儿、爱耍小脾气、尖酸刻薄、爱恼人、会辖治人，再加上爱哭，这一切特点与她的伶牙利齿、话来得快来得急的才能相结合，这就合成了不得人心的畸形的“林黛玉性格”。这种性格好吗？应该是没人说好，但有的红学家却想尽法儿为她这种阴暗性格寻找存在的合理性，说那是那个社会逼出来的，是因为她无父无母寄人篱下的特殊环境特殊情况造成的。这有点令人不解，史湘云不和她生在同一个社会里吗？不也是父母双亡吗？而且比她还多了个待她不好的婶婶，怎么史湘云性格开朗、质朴憨厚、待人宽和，像太虚幻境中曲文写的“幸生来英雄阔大宽宏量，从未将儿女私情略萦心上，好一似霁月光风耀玉堂”呢？
更有甚者,有人把黛玉“专挑人的不是”“见一个打趣一个”“嘴又爱刻薄人”说成这是为了诅咒这个大家族中人与人之间的卑劣和庸俗，撕裂宝钗之流的假面。说来说去，她这种不得人心的性格倒成了优良品质了！
“送宫花”事件是大家都很熟悉的。薛姨妈托周瑞家的送十二支宫花给姊妹们。周瑞家的按路线先后一路送去，最后送到黛玉那里，就剩下给黛玉的了。黛玉问是单送给她的还是别的姑娘都有，周瑞家的说：“各位都有了，这两枝是姑娘的了。”黛玉冷笑道：“我就知道，别人不挑剩下的也不给我。”话多么难听！多么噎人！周瑞家的是王夫人的“陪房”，是个很有地位的仆妇，人们都给她留面子，可黛玉一点面子都不给她留，其尖酸刻薄，心理狭隘可见一斑。难道她这是诅咒卑劣和庸俗？在撕裂假面？这是第七回里的事，此时黛玉刚来贾府不久，就有了这样的性格，这难道是寄居贾府造成的？黛玉就这么个秉性，怎么给她“打圆场”，怎么为她遮掩美化，企图把坏的涂抹成好的，都是徒劳的。
总而言之，林黛玉所谓的“叛逆”，都是她心理阴暗，性格尖酸刻薄的表现，是一点正面意味也没有的。
林黛玉这个人，除了诗作得好以外，再就乏善可陈了。除了上边说的那种令人讨厌的心理和性格，我觉得这个人还很浅薄、极虚荣，爱出风头、好表现自己、喜欢哗众取宠，每每以插科打诨来掩饰自己的无知兼博别人一笑，是个极为鄙俗无聊的人。
第十八回元妃省亲时命姊妹们各题一匾一诗,另命宝玉为潇湘馆等四处各赋一首五律。姊妹们诗作成了，元妃赞了钗黛诗好，“原来林黛玉安心今夜大展奇才，将众人压倒，不想贾妃只命一匾一咏，倒不好违谕多作，只胡乱作一首五言律应景罢了”。此时宝玉作第三首咏怡红院诗用了“绿玉”一词，宝钗指出元妃不喜这词，宝玉又想不出别词，急得出汗，宝钗给他想出“绿蜡”一词，并讲了出处，喜得宝玉称她为“一字师”。这样一来，更使黛玉觉得“未得展其抱负，自是不快”，便自报奋勇替宝玉作了第四首团成纸团扔过去，结果代作的这首被元妃评为最佳。曹雪芹写这过程，意在展示钗黛过人的才能，同时又展现二人的思想性格，着重写出的是黛玉爱出风头的特点。只要有出风头的机会她是一定要出的，捞不着出，她“不快”。
！ 第二十二回宝钗过生日唱戏，宝钗点了一出《鲁智深醉闹五台山》，宝玉说不好，宝钗给他讲这出戏的妙处，且当场给他背出了戏中词藻极美的一支《寄生草》，喜得宝玉“拍膝画圈，称赏不已，又赞宝钗无书不知”。黛玉相形见绌，又不甘心，又有醋意，于是就说：“安静看戏吧！还没唱《山门》，你倒《装疯》了。”博得别人一笑。鲁智深醉打山门是戏中的一折，称《山门》。黛玉提这戏名，是为了显示自己也懂宝钗点的这戏，挽回一点自己背不出戏词所丢的面子。至于讽刺宝玉手舞足蹈是“装疯”提到的《装疯》，却与鲁智深无关，那是唐将尉迟恭的故事，戏名《敬德装疯》。虽同是“黑头”戏，用在这里就勉强。
第四十二回，刘姥姥走后，大家在议论惜春画园子的事，用了两三千字的篇幅写宝钗指导惜春如何作准备，如何作画，并由她说着宝玉记着开列出一张明细的所需物品的单子，充分地展示了宝钗关于绘画的丰富知识。黛玉对绘画一窍不通，在这过程中一点正儿八经的意见谈不出。谈不出你就闭着嘴好了，可是她又不甘示弱，就一个劲地插科打诨，一再地引人大笑，笑得湘云都歪倒了椅子。当宝钗说到“生姜二两、酱半斤”时，黛玉不知这两样东西的用处，忙说加“铁锅一口，锅铲一个”，问她何用，她说用生姜和酱炒颜料吃，引得大家大笑一场。开完了用品单子，她看了一会儿，又说上边有水缸箱子，是把嫁妆也开上了，又引得人笑个不住。林黛玉在这过程中的表现，虽然能引得书中人物大笑不止，却令我们读者作呕。这完全是一个浅薄无知的人为掩其陋故意打岔以引人发笑为能事的拙劣表演，简直像个小丑儿。
如果说林黛玉这些“机锋巧语”使我们觉得是些无聊的哗众取宠的话，那么她在这过程中有关“母蝗虫”的另一些搞笑趣话，就使我们觉得她的思想品质大有问题了。
四十一回写贾母在大观园里设宴与刘姥姥“同乐乐”，刘姥姥吃相差点，肚里有了酒就乐得手舞足蹈起来。宝玉下席来向黛玉笑道：“你瞧刘姥姥的样子！”黛玉笑道：“当日圣乐一奏，百兽率舞，如今才一牛耳。”这里把刘姥姥说成“牛”，是因为在前边姥姥曾自己说过“老刘，老刘，食量大似牛，吃一个老母猪不抬头”，还有情可原，那她把姥姥骂作“母蝗虫”，就没法原谅了。
　　刘姥姥走后，李纨把大家召集到稻香村去商量起诗社的事。李纨说社还没起，四姑娘惜春就要告假一年，黛玉说这怪老太太叫她画园子，探春说怪刘姥姥说园子像画儿才引得老太太要画园子的。这时黛玉忙笑道：“可是呢，都是她一句话。她是哪一门子的姥姥？直叫她是个‘母蝗虫’就是了。”引得大家笑起来。惜春说老太太要画上人物，自己不会画人物，正为这犯难。黛玉道：“人物还容易，你草虫上不能。”李纨说草虫倒用不着，或者翎毛倒要点缀一两样。黛玉笑道：“别的草虫不画罢了，昨儿‘母蝗虫’不画上，岂不缺了典？”众人听了，又都笑起来，黛玉一面笑得两手捧着胸口，一面又说：“你快画吧，我连题跋都有了，起个名字，就叫作《携蝗大嚼图》。”众人笑得前仰后合，湘云又笑歪了椅子。
　　黛玉这就不是一般的哗众自显，以机锋诙谐大出风头的问题了，这暴露了此人思想意识深处很坏的一种东西。
　　刘姥姥一进荣国府受到了王夫人和王熙凤的以礼相待并给予馈赠，二进荣国府，被老太太知道了，老太太像招待老耍伴一样招待姥姥，一口一个“老亲家”叫着。凤姐、鸳鸯等等上上下下的人，虽有点拿姥姥逗笑，可都很尊重这位村媪，都以“姥姥”称之，姥姥临走，多人都有赠送，连宝玉都送了一个成窑杯。只有林黛玉，姥姥还没走就骂她是“牛”，姥姥刚走，又骂她是“母蝗虫”。说她“是哪门子的姥姥”，连贾母、王夫人、凤姐都认的“老亲家”，她这客居在贾府里的人倒要否定这亲家了。这倒罢了，不该骂姥姥是“母蝗虫”！黛玉为什么不骂她是别的，单这样骂？这显然是抓住了刘姥姥吃的多这一特点。蝗虫飞到哪里就在哪里大吃起来，黛玉觉得姥姥太能吃了，像飞进园子里的一只母蝗虫“大嚼”一样。吃她的了吗？她怎么这样疼人吃？恐怕这还不至于是疼刘姥姥吃，而是鄙视这位农村老太太，觉得她根本就没有资格到这里吃，尤其没有资格和自己这样高贵的人同席吃。红学家说薛宝钗具有“剥削阶级的残酷本质”，我看林黛玉才不折不扣地具有这样的本质呢！她如此恶毒地污辱劳动人民，——刘姥姥是全书中唯一的真正的劳动农民，而且是地地道道的“贫下中农”——这要放在反右时，不用多了，单凭“母蝗虫”三个字，就得打成“右派分子”；要是在“文革”时，是可忍孰不可忍！准得“揪出来”，给她剃个“阴阳头”，叫她尝尝“喷气式”的滋味。
　　但林黛玉不但“反右”安然无恙地过来了，而且还平安地度过了“文革”，没有人提及她辱骂“贫下中农”这码事。所以然者何？乃因为林黛玉早在“反右”前三年就很有来头地头戴“叛逆者”桂冠了，是谁也不能动她半根毫毛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