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志祥的原则性和一丝不苟精神

凤翔

　　上世纪六十至九十年代，倘若在我县提起程志祥的名字，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在我县从事劳动工作27年，几乎把大半生的经历献给了我县的劳动部门。他当过科员、科长，管过劳动调配、劳动工资、劳动保险，参加过考工定级等工作。他工作认真，一丝不苟，业务娴熟，经他手处理的问题，几乎駁不倒，推不翻。因此省市劳动局长张琢坤、马亚功、张惠卿等人曾称其为“业务篓子”、“老卷底子”。

1975年刘玉顺调出，曹文福调入，程志祥转正，劳动局合影。前排右数第二为程志祥。

　　一、低工资调整，临时工转正工作

1971年，国务院下发89号、91号《关于低工资调整，临时工转正的通知》文件，我县成立“调改”领导小组。组长由县委副书记李栋兼任，办公室主任由民劳科副科长程志祥兼任(当时民政和劳动在一起)。从劳动、计划委员会、信访办、宣传部、组织部等部门抽调十几人参加。

当时是计划经济，党中央、国务院文件强调：“一切劳动大权集中于中央，任何部门，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无权在国家计划外招工转正”。调改工作政策性强，涉及面广，情况复杂，搞不好就会出现上访告状，给社会带来不安定的隐患。由于当时没有电脑，工作率低下。全县有60多个部门，200多个单位，要一个一个系统审查，一个人一个人“过筛子”，因此每天要工作十几个小时，常常忙到下半夜。但是人们干劲十足：十几年不涨工资，十几年未招固定工，即使工作再苦再累，也心甘情愿。

　　国务院明文规定：凡1971年11月30日以前参加工作的长年性工作岗位的临时工，身体健康，工作积极肯干，任劳任怨，经群众评议，组织批准，可以转为固定工。

二轻系统印刷厂有个叫叶大奎的青年，原在团中央农校，后转入印刷厂。因患严重的类风湿，腰部弯成90度。在临改过程中，两次被列为转正之外。1972年，其祖父叶圣陶给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李金德写信，要求“予以特殊照顾”。李金德在转交省委的信笺中签明“要求不算高，应予照顾”。信笺转至杜尔伯特县，经进一步调查研究，写出调查报告：叶大奎响应党和国家号召，到祖国的边疆，思想是好的，工作是积极的。根据国务院文件“身体健康”的要求，不予转正是正确的。但考虑到国家统战政策，个别情况予以特殊照顾，我们无可非议。劳动部门有句老话，叫“不怕不合理，就怕不统一”。为了达到一视同仁，患有肾炎的排版女工尹月英经民主评议，亦转为正式工人。这就是程志祥既有原则性，又不失灵活性的工作方法。既有政策依据做保障，又有各级审批程序为基础。

在两年多的调改审批中，也遇到了很多具体问题。例如经济问题，生活作风问题等。我们的方法是采取先易后难，最后在全县平衡，并报县调改领导小组和省市劳动部门批准。如有100元以内经济问题的，无根据生活作风问题的，在单位堪称骨干，经群众评议，组织批准，可以转正和晋升工资。

　　二、集体所有制转为全民所有制

我县原县委打字员王进军通过“恢复高考”考入黑龙江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国家机关劳动人事部。1985年她随同工资司朱司长、会同省劳动局一名副局长和工资处处长到齐齐哈尔市，重点解决边疆地区补贴问题。市局领导亲自到火车站迎接。据说站台里还响起了一片锣鼓声。有的市民说：宁可我们自己花钱，也要把客人招待好。轿车把客人直接拉到嫩江宾馆，等待他们的是隆重的晚宴。

当时我县正归齐市管辖。老乡莅临，自然少不了家乡人作陪，第二天县委副书记王兆祥，劳动局长程志祥也赶赴齐市。

经过几天汇报调查，她们就要返回北京了。市、局领导问王进军：家乡还有什么困难？有什么要求？王说：“我父亲年岁大了，弟弟还在大集体，有时开不了支。如果有可能，变为全民就好了”。市、局领导表示同意转制。程志祥说：“进军呐，转制之后就不要在县里上班了，以免造成不必要的影响。”王进军表示同意。

之后，王进军的全家迁入廊坊，弟弟也调入北京。

1992年，县长常树林调往大庆市民委。临走前，他到劳动局要求将其爱人姚占杰转为全民职工，然后调往大庆。这件事县里是无权改变的，只有通过市长办公会讨论通过才能实现。我和程志祥到齐市劳动局找张惠卿局长汇报，张局长听完汇报后，很客气地对我们说：“请容许我在半个月时间内向市长汇报，差不多，你们回去听信吧！”半个月后，姚占杰的转制批下来了，并同时调往大庆，这就是程志祥对待政策的严肃性。

　　三、一丝不苟的钻研精神

程志祥是水利学校的中专毕业生，参加工作不久就调入劳动部门。他干一行爱一行，爱一行钻一行。当时最复杂的是劳动工资，门类工种多，条条框框多，不是短时间内所能掌握的。通用机械8级，行政25级，他能倒背如流。考工定级的许多术语，他能熟练掌握。熟悉他的人，对他的业务能力、组织能力也是有口皆碑。

县人民银行有两个“能人”，分别是周洪臣、邹继春。周后来调入省工商银行，从科员一直提到行长。邹号称“小诸葛”，即他不参加行里会议，待问及他时，他基本对答如初。邹后来调至齐市银行干校，由教员提为副校长。由于工作联系，他们对程志祥赞赏有加，经常说：“在全省范围内，像程志祥这样的劳动局长，是为数不多的……”

原宣传部长刘纯良在“文革”中和程志祥是两派观点，两人似曾了解又不甚熟悉。七十年代下乡，同到一心乡，两人互生好感，程说刘有能力，有魄力；刘说程有主意，有办法。

原县长白宝玉曾对其评价说：“程志祥大会讲话不行，但小会讲话头头是道，駁不倒，推不翻……”

然而更有甚者是原县委副书记李栋，七十年代正月的一天，在民政局干部丛万林家喝酒。趁着酒意，他颇有感慨地说：“程志祥是个县长材料啊，可惜机不逢时……”程听后默默无语，退下饭桌，躺了十几分钟，又回到桌前。

程志祥的业务能力还体现在写材料方面，局里的大材料一般都出自他手。他虽然不懂汉语拼音，但桌上总是放着一本《四角号码词典》。他经常把写材料叫“扣材料”，布局谋篇，遣词造句都一丝不苟，精益求精。有一次市局要听县局劳动就业情况的报告，我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写了近万字的《关于我县劳动就业的报告》。在会上讨论时，他略加肯定地说：“你这个闭门造车造得还挺不错，既有情况分析，又有理论综合；既有定性分析，又有定量分析。定性分析挺好，定量分析欠缺，会后再加加工。”这是我在劳动部门写材料方面第一次得到肯定。

1986年程志祥(中)参加劳动服务公司工作总结

　　我遇到三种领导对写材料态度：一是写材料必改，而且改得让你心服口服；二是按领导的口味，改得语无伦次；三是原封不动，写啥样是啥样。他就属于第一种。

九十年代，他在调离劳动部门之前，仍然笔耕不辍，利用业余时间写了四五篇论文发表在《中国劳动报》上。在省劳动局《劳动探索》月刊上也常见其文章。他为我们树立了工作榜样，学习榜样。为我县创建技工学校、劳动服务公司(就业局)、液化气公司等企事业单位，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生命中的朋友，如兰花淡雅，如美酒飘香。既相伴于岁月风雨，又深情于日久天长。2012年11月21日，他因病逝世，永远离开了他眷顾的事业，永远离开了他的亲人和朝夕相处的伙伴。他值得我们学习，值得我们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