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乡学者巩绍英和他的著作

何凡

　　历史学家巩绍英，是阜新市清河门南街村人，在战争年代自学成才，是一位学者、诗人和战士。

《南开人物志》中这样介绍他：

“1952年12月至1954年2月任东北师范大学研究部副主任、主任。1954年2月调北京，任人民教育出版社副总编辑，主持中学历史教材的编纂工作。1961年9月调中华书局任副总编辑。1963年4月来南开大学历史系任教，9月兼任图书馆馆长。1971年初借调到中国历史博物馆，逝世前任命为副馆长。

巩绍英从少年起就热爱文史，在抗日烽火和三年解放战争期间也未曾间断。40年代初，他曾想到延安学习和研究历史，但为了革命工作的需要，把个人的志趣放在了一边。读书是他戎马生涯之外唯一的爱好，在马背上披览了当时条件下能收集到的各种文史著作。”

就是这样一位15岁投身革命的少年战士，在马背上成长为一名新中国的学者。著名诗歌评论家、辽宁散文学会原会长邓荫柯这样评价他：

“巩绍英同志是一位青春许国，驰骋疆场，经受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洗礼的革命家，一位靠顽强自学而卓有成就的历史学家，更是一位以才情焕发的灿烂诗章描绘了时代风云和个人感情世界的诗人。”

1948年11月2日，东北全境解放。12月，巩绍英被任命为辽北省教育厅副厅长，协助著名文化人林汉达厅长，开启了他在教育战线的工作。

1953年，中央组织部根据毛泽东主席和政治局的指示，从各地抽调一批得力干部加强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工作，以编出一套适应我国社会主义教育的中小学教材。

当时正在担任东北师范大学研究部主任的巩绍英，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调任北京，主持并全程参与了新中国第一套中学历史教科书。

1956年，《历史教学》7月刊，发表了由巩绍英主笔、署名“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部”的文章：《中学历史教科书编写工作中的几个原则问题》，文章系统、全面、深刻地论述了有关总体把握中国史的“历史分期”、“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历史基本线索”、“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中外关系”等九个基本问题，至今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此后，《历史教学》便经常刊出巩绍英撰写的具有重要价值的论文，如：《略谈中学历史教科书中的古代史分期问题》（1956.9）、《在历史科学战线上乘风破浪》（1958.4）、《历史教学改革中几个认识问题的商榷》（1959.6）、《站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高峰》（1963.10）、《略论秦汉以来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上）》（1965.1）、《略论秦汉以来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下）》（1965.2）、《坚持无产阶级的唯物史观》（1966.4）。

1958年，学术界掀起了“厚今薄古”的思潮，出现了“打破王朝体系”、“打倒帝王将相”等口号，把古代史和历史人物几乎全都忽视掉。在当时的形势下，巩绍英于1959年写的《历史教学改革中几个认识问题的商榷》一文，有针对性地提出：要“重视近代史和现代史，也重视古代史，古为今用，吸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而不是存今废古，割断历史。”指出要“正确对待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把历史看成具体的历史事件和具体人物的活动所构成的，具有丰富、生动的内容的一门科学，而不是抽象的社会学公式。”在那个时代能有如此的理论勇气和真知灼见，难能可贵。

同年，巩绍英还与著名历史学家邱汉生等人共同发表文章，提出中学历史教学要“补充乡土教材”，这个远见卓识，至今仍对中学历史教学有其现实指导意义。

还是这一年，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邀请巩绍英，参加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的编写班子，并有意调巩绍英到历史研究所工作，教育部不同意放行。所以，1959年的工作，巩绍英要在出版社和历史所两面兼顾。

1961年，巩绍英被调文化部所属的中华书局任副总编辑，领导历史丛书组，负责组织《中国历史小丛书》、《历史知识丛书》、《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三套书的编辑出版工作。与中华书局总编辑金灿然，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一起，重新研究了选题计划，把选题扩大到三百余种。当时小丛书已出版五十余种，巩绍英提出在1962年内要达到出一百种。

任务提前完成后，1962年冬，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召开庆祝大会，有一百余人参加，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叶圣陶、人民日报社长邓拓、北京市副市长吴晗等，到会予以肯定成绩。

巩绍英由于其耿直的学者性格，在肃反和反右运动中屡遭不公正待遇。几经波折，1963年，由教育部考虑重新安排他的工作。南开大学党委书记何锡麟邀请他去天津，只教书，搞研究，不担任其他工作。

1963年4月，巩绍英到南开大学历史系任教，讲授“中国政治思想史”。这门课程，是南开大学历史系建系以来的首创，也是当时国内高校历史系所仅有。9月，兼任南开大学图书馆馆长。

进入南开后，巩绍英陆续发表的论文有：《关于历史遗产的继承和批判问题》（南开大学学报1963.4-1）、《历史科学三论》（南开大学学报1964.5-1）、《从李秀成问题谈起》（天津日报1964.9.18）、《再谈李秀成问题》（南开大学学报1964.5-3）、《论中国的封建主义文化革命》（南开大学学报1964.5-3）、《论中国农民战争的革命性》（南开大学学报1965.6-2）、《如何批判地继承文化遗产》（天津日报1964.1.8）、《汉武帝的独尊儒术和汉朝的杂霸政治》（四分之一内容摘要）（人民日报1965年9月17日）、《商周奴隶主贵族的政治思想》（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76）、《从唐中叶以前的反佛教斗争谈到佛教在中国的发展道路》（中国哲学第一辑1978），以及《先秦两汉儒学的宗教化运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思想源流》、《唐太宗政治思想简论》、《两汉时期儒学的发展和宗教的形成》、《试论中国封建社会的特点和典型性》、《战国时期思想领域中的"百家争鸣"》等文章。

这些文章对中国古代思想史的把握具有高屋建瓴之势，每篇文章都上下纵论数百年，脉胳清晰，知识渊博，显示了大家风范。（这里有的文章是在巩绍英去世后刊发的）

“文革”开始后，巩绍英的课程被“运动”所取代，使得他在思想改造之余，净心写下了大量的著作。除上述公开发表和未及发表的论文外，还编著两部中国历史小丛书简介：《十三经》（包括诗经、尚书、周易、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公羊传、穀梁传、论语、孟子、孝经、尔雅）和《二十四史》(包括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南北朝各史、新旧唐书、新旧五代史、宋、辽、金三史、元史、明史)，尚未出版。

1971年4月，巩绍英被借调到中国历史博物馆参加通史陈列修改工作。11月，参加国务院图博口武英殿出国文物展览筹备工作。

1973年11月27日，巩绍英到医院做身体检查，医生要求他立即住院，他坚持要把南开大学短期讲学任务完成，两周后再住院，等待上任新职——中国历史博物馆副馆长。

28日上午，他照常去南开大学上课，不料傍晚心脏病猝发，在南开大学北村逝世。

从爱国青年到共产主义战士，从中学肄业到跻身于历史学界，巩绍英传奇、光辉的一生，受人景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