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故事》 （人民公社时期之城关公社）

随意

父亲遗著

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我到耀县城关镇当党委文书。九、十月之间红卫兵运动像春雷一声组织起来，上街串巷，闯进机关单位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抄家打人，揪牛鬼蛇神；耀县在西安上大学的雷发全等三人，煽风点火，一些有极端狂妄热情的人，上街贴大字报，散发传单，集会演说，扯旗造反。成立造反队，揪斗走资派、叛徒、特务游斗批判，有的老领导，老党员关进牛棚接受革命的审查，党政机关瘫痪了。耀县就形成了“打倒”“罢官”“横扫”“火烧”的打砸抢抓抄的局面，由于观点的不同，造反队就分裂成两大派“联总”、“红统”。两派各自为政，打派仗，争功劳。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党的精英变成丑类，那些有极端引发热性革命的人变成了党的组织和机关单位的精英。世事乱透了。我就在这种形势中渡过了一个年头，总算没给整死。

揪斗县委领导刚开始，有天中午，城关镇四个大队的地富反的子女120余人，他们到城关镇党委围攻我，要我说清他爷，他父母的地富分子，反革命分子是咋弄成的，是谁主持搞得，有无冤枉人而搞错的?乱七八糟吵得人无法说话。

我站在台阶大声喊：“大家不要乱说，让我怎么说呢?”我问：“谁是牵头人，我可以和牵头人说。”他们有人回答：“没有牵头的人，那你们一百多人怎么一块找镇党委的。”这些青年人静下来了。我给他们作了解释。你们问的事，我无法给你们说清楚。你们不必问了，问清楚也没多大意思呀！我说：“你们都是青年娃，就是年龄大的也没认识社会，小龄的还接触的是自己的父母，还未走入社会做事呢！我告诉你们，你父母的事，是当时共产党制订的政策，由地区党组织按政策规定办的。具体的人，我是难知道的。你们要知道我是什么时候调来的。我是今年八月一号由原铜川市交耀县的演池公社调来的，我怎能知道你父母的问题呢?你们回去向你父母说清今天这场事，不要让人挑上扦子耍了。有个年纪大点的青年静静的听我说完，他大喊一声将手一摆：“都走，上人当了”，一轰撤离了城关党委的院子，这一场风波平息后再未重复。

吴志孝是和我对调到演池公社当党委文书的，他思想不满意演池公社。破四旧时，文明小学的一班学生，不言而去演池公社机关要求党委书记李福昌答复什么事。学校校长刘振宏知道后叫了三四个教师撵到公社。李书记在吴志孝房子，关住门不让小学生见。小学生搬住窗台上窗，吴志孝用公社党委公章打学生。窗上玻璃和公章摔烂了，幸免没有打着小学生。班主任老师说：“你这人，让李书记出来说几句，把小娃哄哄，他们就回去了。你咋能动手打呢?吴志孝强调他没打学生，是打窗哩。老师认为吴志孝不讲理，和他争吵了起来，学校校长和公社干部劝解后，领学生回学校去了。

吴志孝赶天黑跑回县城，住在城关镇福利院旅社。第二天中午他在城关镇门口对门的墙上贴上大字报，说我挑动演池公社群众围斗他，赶走他，我好回演池公社夺李福昌和袁宏振的权。这真是活见鬼，有谁相信呢?不到天黑谁将大字报撕掉了。他还给城关民中驻镇机关的造反派学生说我扯了街上几处贴的大字报，给我捏事，企图让别人替他整我。他进不了城关镇，请镇上的造反者在东风饭馆吃喝一顿，才驻进城关镇，和民中的刘崇盛，镇上的闪明亮结合起来，商量撵我去演池公社的办法。

吴志孝以文革期间干部不能调动为由，找党政军造汇合一起的县革委会政工组，他们派来白长汉等两人给我作回演池公社的思想工作。我要求他们肃清吴志孝给我造的挑动演池群众轰走吴志孝，我去演池夺权之事；另下个调我去演池公社的文，我回演池去。他们下文怕惹起麻烦(那时调动人多，怕其他人来寻)，没敢下文件。我算正儿八经的城关镇干部。吴志孝也混在城关镇，他每月的工资还由演池公社发给，他的房子成了演池公社陈廷玉来耀县整我的落脚地。

他们撵不走我，只好寻我的事了。有一天早饭后，吴志孝、刘崇盛、闪明亮三人围攻我要说清几个事情：一、闪明亮老家山西的某地群众，给耀县城关镇党委寄来反映闪父母的历史罪恶信，闪明亮拆看后没敢销毁，把反映信交给党委。他说：信我拆开看了。我说：你是党员，可以看。他说：这信是说我父亲旧社会的事。我取出信纸看了，并给他说：“这事只有你和我知道，信由我保管，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咱两商量视其情况处理。以后不论有何变化，我以人格保证不向任何组织任何人透露。他现在要我将信还他，由他保管。我说：信我给你。但你要给闫金文书记说清楚后马上还你。这就巧妙的拒绝给他。二、刘崇盛在富平教书是个民办教师，后到耀县城关民中当了负责人，由民办成了公办教师。我到城关镇当党委文书，第一次参加会，党委书记闫金文，镇长白忠义提出刘崇盛怎样变成公办教师的事，会上没做什么决定，会后也未有人追究，刘崇盛仍然当公办教师。他现在要我说清是谁提出来的，为啥光提我的事。我说：你前次问我，我给你讲清了。你要我说出人，这我不能给你说，这是党的组织纪律。我劝他好好教书，没人追究就算完事了。你还纠缠这事干啥呀！三、演池公社派人到城关公社调查李福昌书记的情况，我对李福昌只见过一面，曾未交往过。将调查人引到镇行政文书谈了一般工作情况，他们作了不满一小张纸的记录，我给签上“供参考”三个字盖了党委公章他们回演池公社去了。吴志孝到处散布，说我给李福昌写黑材料，让演池干部整李福昌。他现在要我交出黑材料。我说：李书记我不认识，更不知他的情况，未和他同过事，无仇无怨，怎么能给他写黑材料?你最好不要以个人的心愿胡给我搁事了。这就是他三人围攻我要说清的事情。这能称其为革命吗?

他们利用文革期间，充分的发挥其狂热的害人之心。吴志孝刘崇盛亲自出马整人；还诱导其他人编造交代我和刘志英(复转军人，连长，城关镇党委组织干事)的所谓问题。吴志孝迫诱城关镇团干王义权，“你只要揭发吴宏业的问题，保证民中学生不打你。”王义权为避免挨打，他给我捏造了几件事情，揭发材料还未交放桌子上。有幸莫火村王树林看了材料拿给我看。我说：这些事我敢和他对证，全是编造的。王树林到王义权房子，王义权回来看材料不见了，到处乱翻。王树林拿出他写的揭发材料说：“你找这吧”。王义权接住不说话了。王树林问他，你写的事是真的还是假的，我给老吴看了，老吴说没有这事，他让你交了，他要和你对证。“王义权说不揭发他们会让民中学生打我。”王树林说：“噢，你怕挨打，老吴能挨起打。老吴帮你入团，又介绍你当了干部，你咋能给他胡编呢?王义权还好，他当着王树林的面把他写的揭发材料一火烧掉了。这是其一。其二，是企图通过刘志英女人，挑刘志英揭发我的问题。刘志英被红统关进他们在公安局设的房间（后来被称作牛棚）不让回家。吴志孝和闪明亮两人，在一天的中午去刘志英家，给他女人劝说要刘志英揭发我的问题。吴志孝不知拿的啥材料给刘志英的女人说：“你老汉认不得人，这是吴宏业交待你老汉是砸广播站的后台和指挥人。你老汉不交代，吴宏业写了材料，你老汉要吃亏哩。”他两人走后，吃中午饭前放刘志英回家吃饭。刘志英女人原原本本告诉了刘志英。在吃饭的过程中，刘志英给他女人说：“砸广播站的事情弄清了，是“红统”利用广播站骂人，北京公社的学生去站上卸走几个螺丝钉，没砸机器，学生把拆卸的螺丝交公安局了。我明天还要走，明天不可能放我回家吃饭了，今天放我回家可能是个阴谋。”他叮咛他女人到城关镇问问我。我坐在房子门口，老刘女人在大门外来回过了两次，我当她在街上办事。院内人走了，老刘女人进大门向后院走去，这时我觉得她有事找我。老刘女人问我：“你给吴志孝写啥来没有?”我说没有写任何东西，也没啥事写，我和老刘没干过坏事嘛！老刘女人说：“老刘在家等我，我回去了。”我提醒她：“细心些，谨防受骗上当。他们挑拨离间两事都失败了。”

我们的大字报轰动耀县县城，但他成了我的罪证。一九六七年间，我和王希发(西小教师)以红色观察员为名写了二十多篇大字报，神不知鬼不觉的放进城关民中造反队(驻城关镇机关)写的大字报中，由他们贴上大街。这些大字报是专门评论耀县出现的事件(如两派打架、罢官夺权、揪走资派、抓判徒、特务和摇摆不定的支左)，和为这些事件而发出的观点，进行热风冷刺，并给他们指出光明之路。惊动耀县，人们争看传怖着，都不知是什麽人写的。然而却触怒了耀县的造反派。他们提定耀中造反派专门组织了七八个学生进行调查了解写大字报的人。他们分析红色观察员的情况是：一、不是两三个人，可能是一批人凑合起来的写作班子；二、文化程度可能是高中以上，古散文基础好，精通典故，年龄在五十岁左右。三、可能是资本家和大地主家的儿孙，也可能是县级机关暗藏下来的敌对分子和特务。

他们基本估算错了。而编写大字报的却是两个共产党员，他们翻腾了一大阵子，没有搞出个眉眼来。然而红色观察员却被一个人猜摸到了，他是我极好的一个领导人——城关镇副镇长白忠武。白忠武和县上的一个中层领导胡振全闲谝时，又谈起红色观察员的大字报。白忠武给胡振权透露说：红色观察员可能是我们镇的党委文书写的。胡振权问白忠武你根据什么?白忠武说：他到城关写了几个材料，还给县上郭部长(县革委会副主任)写过讲话稿。文章的结构和用词上很像他的口气。再没别人，可能是他一个人干的。胡振全听后，到处乱谝乱讲，风声传到了造反派组织，给我惹下了麻烦。党政机关瘫痪了，无人管事，没工作可做我就回家了。和平在窗前玩耍，看我进了门大喊大回来了！大回来了！过新年后我也未去城关镇，直到一九六八年(爱芳未满月)我才去城关镇。当我进大门开房子门时，吴志孝就跑出去，叫来城关民中教师刘崇盛，带城关民中刘光华等六七个疯狂的学生。(吴志孝、闪明亮也跟来)由刘光华审问，要我交代污蔑造反派和攻击解放军等问题。吴志孝要去我的钥匙，开了档案室的门，找黑材料，毁了档案。

　　镇下属机关干部、卫生院职工、教师档案上的照片撤了一地。我无问题交待，他们说你不要抵赖。吴志孝给同学们替话，大喊：“你不吃敬酒，想吃罚酒呀！”他指着我的鼻子说：“你这个刘少奇的黑党员，刘少奇的黑干将。”这些同学用我的棉上衣包了我的头，脚踢拳打，把我吃了乱饭，打的我昏死后他们走了。当时城关干部都未在机关，炊事员老张做饭时发现党委院内出去那麽多人，他跑来看，就喊来几个人，将我抬到县医院抢救活来，从此我就被关进了牛棚。吴志孝拿出我二十余本工作学习笔记，经过改字加句撰编了一册语录式的吴宏业反动言论集到处乱发。我提出抗议，解放军答应给我追回，结果全丢失了。我的所谓反动言论也曾未有人追究。

城关镇挂牌戴高帽游街的只有三人。吴志孝将我拉去塞到里面，并对管游街的那个造反派学生说：给你增加个新成员，他是个小爬虫、变色龙，是政治扒手，让他也尝尝反动派的滋味吧！我就这样跟他们三人游街游田，受到了一些不懂事的小学生和一些坏人的侮辱。这是多么的痛苦呀！同时也接受过无数同情的眼睛或者一句短言的问候：“心放宽点，会变好的！”

在那紧锣密鼓的到农村去劳动锻炼之时，我们被分去南河滩修河畔、解放队育苗站和解放队远耕队毛家山(阿子公社)和社员实训四周，接受贫下中农的监督改造。其实，我和刘志英修殓畔，拾石头，被安排到菜园子房里看报学习，在远耕队每天跟队长背一小捆玉米杆，晚上同他到附近村舍游玩。

我去解放队，造反派暗示大队要我住一个生产队，由队造反派管我整我。大队支书成炳啟给我说：“你不能去生产队，你明天早上来。”第二天早饭后，我去成支书家，他把我带到育苗站交给了田宝山站长，让田宝山绝对保证我的安全。田宝山不让我参加劳动，只许我给办公室门口大炉子填煤，中午社员休息前将水烧开就行了。游转时不能离开饲养场和苗圃。那里的老汉和男女社员不少，每天还是热热闹闹的，我的心情也好些。造反派觉得我们没被整、又将我们集中起来让吴志孝当远耕队副队长领我们进行劳动改造，远耕队队长宋英武，共产党员，他原是脱产干部同我和刘志英早就是知己朋友了。大队成支书给远耕队送来红白萝卜、白菜、莲花白、葱蒜和粉条，还杀了一头猪送来。我说我们几个人享你们社员的福，会计说：“不对，大队给远耕队是第一次杀猪送菜，是这里有新社员，老社员享新社员的福呢！有一天下雨隔壁生产队一个五十多岁的社员(曾当过游击队员)到远耕队游玩，远耕队人员都集中在队长宋英武住的大窑里说闲话。这个游击队员讲了他们在老区捉国民党派来的特务的故事，大家听的满意。我觉得他在极偏僻的农村，对县城里的文化大革命的情况不了解，我给他们也讲了个《杜文茂书记不说假话挨了打》的故事。我说：杜文茂是城关镇的党委书记，没啥文化程度，解放前参加革命，他把城关镇的工作办得很好，城关剧院就是他主持修建的，社员都爱她，尊敬他，年纪大了离休了，住在小丘公社老家度晚年。城内有些人对成西章有矛盾，借文革中混乱之机，说成西章在城关医院工作时，初定为坏分子，是党委书记杜文茂主持定的。把杜文茂叫来弄清成西章的坏分子的事。他们派人和小丘公社造反派联系，将杜揪回城关镇，给杜老汉先上敬酒，夸了他一万个功劳，然后诱导式地提出了成西章的坏分子问题。并说再无其他事，说清了就送你回去。杜文茂听了睁大了眼睛，啊，他们想借我的口害成西章呀！哈哈大笑后说：“你们弄错了吧，是哪个成西章?”有人说：“就是解放大队那个成西章嘛！”杜老汉说，我没有糊涂，成西章是个复转军人，他在军队当卫生员，回来按排到城关医院的。我没听到他有什么问题，没有主持过党委会定为坏分子。他们多次谈话，启发诱导到后来两次的围斗进攻，他就是那几句。造反派想得到的东西拿不到手，继续搞吧，可能得不到什么油水。怎么放呢?就是揍一顿放了他。天气极热，下午饭后城关民中来了四个学生，手里都提着枪，英雄得很。他四人到白忠义(我也住此)房子审问杜文茂，大约二十分钟后，叮叮啪啪的打开了。六十多岁的人了，咋能挨起打呢?他大声哭喊，谁敢去劝解呢?谁都有父母呀！把城关镇团干吓的乱转。打完后四个学生神气洋洋的出门走了。城关镇革委会主任王清茂在院里洗衣服。他给我说：“老吴，那几个娃把杜老汉打了几下，晚上你小心一下。”我说：“我管不了。你放心，杜老汉绝对不自杀。“我去房子看，他揪着头手爬在床上不出声的哭哩，全身用红黑墨水划满了。我用脚撞了他一下，给他说：“小娃打老汉，世事变了天，起来喝杯茶，消气又解渴。”他站立起来双泪滚落，他脱去裤头，我一看，哎呀，他的下身全让红色染了。他的脸上写满了骂他的话。那四个学生留下话不准洗掉，第二天还来看。我逼他提了半桶凉水，我把四壶开水掺热，帮他洗了，还未洗净。我对杜文茂说：“他们明天来，你一口咬定是王清茂叫洗的，凉水是王清茂提来的。我给你作证，打死都不能变话。”那四个学生第二天早上确实来了。他问老杜：“你老驴日下的，谁叫你洗的?”老杜说王主任叫洗的。他们去问王清茂没见人，回来又追问老杜，老杜说：“你不信问问老吴嘛！”当时，我在石桌上喝茶，他们四个娃问我：“是不是王主任叫洗的?”我答：“老汉说你不信，我说了你能信，你急啥，稍等一会王清茂就回来了。”四个学生再没说什么便走出了城关镇的大门。早饭后，闪明亮通知杜文茂回家去了，这场戏唱完了，而没有捞到整成西章的证据，多可惜呀！

杜文茂原是城关党委书记，成西章又是解放大队人。所以，他们听了都很气愤，有的还骂造反派胡来，不讲理！

我们几个人住远耕队一个垚里。有天天快明时，刘志英觉得窗外有响动，以为是狼。他拿起枕砖撇出窗外，吱娃一声是人喊，我们穿衣出外边去看，山沟里静悄悄的，撵寻到灶房垚，那个青年社员哭哩，一只耳朵肿了，也划破了。我们问他，他哭的更厉害了。他哭着说：“吴队长叫我每天晚上睡觉时，早上起床前，听你几个人的话，每天向他汇报一次。”噢！你还是一个奸细，没砸到你的头上，你还命长呀！为这事队长宋英武当吴志孝的面骂了吴志孝一顿，还向城关镇革委会的崔清泉主任作了汇报。时间不长我们就撤回城关镇机关，造反派的“窝里斗”把吴志孝(三青团转为国民党员)揪出来了。从此我也安静起来，并将我调去搞“三八专案”(药王山惨案)。

县革委会利用暑假在耀中举办五七干校，县级关编为第一连，公社级干部编为第二连，主要负责人是支持造反派的军代表张希成。五七干校还是挖干部的政历，教育干部统一认识，向红统一方面倒。八月十九号晚，校方决定二十号召开大会，庆祝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纪念日。他们提定了四个人大会讲话，有我和三个女同志。我睡了，排长闪明亮叫醒我说：“明天早上开大会庆祝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纪念日，校方指定四人发言，指定的有你，你快起来准备。”我说：“我不讲。”他说：“你讲不讲都行，我只能给你传话。”他退出房走了。我却睡不住了，起身跑到教室看，只见三滩人围着给三个女同志写讲稿。我心里急，不做准备明天叫我上台怎么办?这时，我想起我写的批判红卫兵的那篇大字报，便跑回城关镇卸下大门门槛，钻进去，在我房子顶棚上取下大字报底稿，找出那篇大字报，到耀中去看了看觉得可以讲，我就睡觉了。第二天早上，开大会，张希成第一个点我上台发言。我走上讲台很好的念我的大字报底稿，大部分同志三次给我鼓掌。念完后张希成还夸我讲的好，讲的实际，讲的有精神。我也觉得奇怪，大会是庆祝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纪念日，要讲红卫兵伟大的历史功劳，歌颂红卫兵。我却背道而驰，对红卫兵被人利用的不轨行为进行了批判，没有受到造反派的支持者张希成的指责，而得到了他的表扬。会后有人问，没见你准备，你的发言稿是哪里来的?我回答：“是我一年前准备好的。有同志还和我开玩笑说：“吴宏业胜利了，张希成失败了。我也戏耍的回答他说：“那有什么办法，我手里掌握着这真理嘛！”县五七干校结束后，他们给我和刘志英、王义权三人安排工作。分配我去搞三八专案（药王山惨案）的调查工作。

我在城关镇的三年时光，没有做什么工作，但故事不少，还有几个真实的事，待我精神点后再写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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