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弟弟

六豆儿 31718756

　　我和我的弟弟相差两岁，我是1950年出生的，弟弟是1952年出生的。我们都属于放养型的，随性成长。

因为年龄相仿，母亲从不放心将弟弟交给我，而是交给我的姐姐。姐姐比弟弟大五岁，因为母亲很忙 ，她总是叮嘱姐姐让抱好弟弟。

听姐姐说，她实在抱不动，经常听见“咕咚”一声，弟弟掉在地上了，“咕咚、咕咚”弟弟又掉在地上了。母亲心疼的抱着弟弟说：“哎呀，这可把我的老儿子摔坏了，这孩子长大肯定是个傻子。”

也真奇怪，弟弟不但没傻，还异常的聪明，可能是土地爷眷顾弟弟，使了魔法吧。

　　（父亲、四哥、姐姐、我和弟弟）

弟弟小时候长得很有灵气，尤其是那对招风耳，特别拉风。逆光时似乎都能看到隐隐的红色。一对酒窝镶嵌在圆圆的脑袋上。人们常说不想听时就左耳朵进右耳朵出。弟弟是不管什么状态下，他两支耳朵都支棱着，左右收集信息，然后储存到他的大脑指挥中心，用时一点一点的输出。他的记忆力特别好，他曾经告诉我，看一本书，第一遍能讲出大概，第二遍能详细描述主要段落，第三遍可以把一些优美词汇背出来。

他从小就不怕我，而且会搞一些恶作剧让我发怒。记得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母亲在吉贤巷一家托儿所工作，我和弟弟也跟着母亲在托儿所住，那天晚上我回案板街家了，第二天到托儿所时，弟弟神秘的告诉我：“你昨天没在，我们吃的肉馅饼，哎呀！皮薄馅大，可好吃了。”我信以为真，非要母亲给我再做一个。

母亲生气的说：“他的话你也相信？”“我肯定相信他的话，我就要吃肉馅饼”

母亲不理我，我就选择坐在通往另一个院子的台阶上哇哇大哭。那时肉馅饼这三个字的诱惑太大了。这时突然下雨了，而且越下越大，我进屋拿了一个草帽戴在头上，继续坐在台阶上哭。任由另一个院子的雨水从我腿下哗哗的流，母亲气的都想打我，别人谁劝都不行。弟弟趴在窗户上看，也吓坏了。

　　（五姐、弟弟和我）

上小学的时候，我在六年级，弟弟在四年级，我当时已经是学校的大队长了。有一天老师找到我说：“你把你弟弟好好管一下，上课不听净捣乱，叫到讲台上，他背着我给底下同学做鬼脸。让全班同学都上不成课。”我狠狠的教训他，吓唬他，可是根本就管不住。结果是老师给他调了一个班，降了一道杠（他原来是中队长）。

后来，我们所居住的银行家属院从案板街搬到了柏树林，母亲仍然在托儿所工作，因为离家远，母亲就蒸出够几天吃的馒头，给我和弟弟当早点。

我经常发现我的馒头少了，所以我就把馒头藏起来，但不管藏到哪里都能被他翻出来。一气之下，我用纸包起来，把馍藏到了鞋柜。这下他翻不出来了，可就委屈了我的胃口了。

现在想想都是啼笑皆非的事情，而我们就是在这样互相的争斗和帮扶中长大的。

　　（我和弟弟在凤县酒殿梁留影）

1968年，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我随同学第一批到了凤县苇子坪大队插队落户，和弟弟分开了。

没想到的是，当年12月下旬的一天晚上，弟弟和几个比他大点的同学也一起来到了苇子坪，当弟弟背着行李，笑眯眯的站在我跟前时，我才知道他也成为凤县户口了，我的内心五味杂陈，一时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第二天弟弟给家里写信报平安，起初我还在担心他会如何形容这里的贫穷落后，因为我不想让父母知道这里的实情，不想让他们担心。还好，他一句颓废的话都没有说，而是对青山绿水充满了兴趣。

弟弟从小喜欢读书，上小学一年级时已经自学完了姐姐四年级的课本。从认识字起就开始学写日记，这个习惯已经伴随他六十多年了。弟弟虽然是家中的老小，但从没有人娇惯他，所以也养成了他特立独行的性格。

　　（通往苇子坪村新建的桥）

我在心里暗暗使劲，以后一定要从方方面面来照顾好我这个还未成年的小弟。但在随后的日子里，弟弟的自强自立与懂事彻底颠覆了我的想法。

第一年春节，国家号召知青留守农村，和贫下中农一起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弟弟悄悄的告诉我："咱家的情况和别人不一样，我留在这里，你回去看看爸妈。"我说："这不行的，你在这里我肯定不放心。"弟弟说："就这样定了，以后我在这里给咱挣工分，你尽量回去照顾家里。"弟弟不容置否的态度勾起了我心中最不能触碰的痛，在那个多事之秋，父母因为过度操心，身体非常不好，懂事的弟弟只想让我回去陪他们过个年。

　正当我踌躇不决之时，弟弟已经准备好了一些山货让我带回西安，而他则留在了农村和村民过了一个冰冷的春节。

　　（我们下乡居住的房间已经卖给了外来户）

为了多挣工分，我们在农村卯足了劲的干，起圈背粪，背篓压得人直不起腰身，有时装满了还会顺着脖子往衣服里灌，上山割麦，我们比山里的妇女还背得多，以至于村民都喊："女娃娃不敢这样卖力，要落下病根的。"当时的我全然顾不得这些，只担心瘦小的弟弟能否扛得起这苦活累活。根据我们的表现，队上的村民一致同意给我们女知青都评的是最高工分，八分工，男知青都是十分工，唯有弟弟因为太过瘦小，只评了八分工。

第一年我们一个劳动日只有八分钱，第二年是两毛几分钱，这样的收入显然不足以支撑我们的生活。

弟弟是那种嘴上不说但心里特有数的孩子，和当地的村民关系都搞得很好，善良的村民也是看他最小，正在长身体的时候，但肚子里却没有一点油水，所以经常把他叫到家中吃饭，一开始下工我还操心他在哪里，后来就渐渐习惯了，他是又被村民叫走了。

　　（弟弟在紫柏山上留影）

为了能吃饱肚子，也为了多挣点钱，弟弟两次选择了最危险最艰苦的活路，因为这种活路是有专人做饭的。一次是在寒冬腊月，他住在石门口岩洞里，和村民一起开山修路，当时只有他一个知青，有一个当地叫杨六郎的孩子也在工地干活，没有被褥，只能和衣而睡，弟弟让他和自己挤在一个被子里，结果是可想而知的，虱子爬到了脸上，六郎高兴的说：“这下你也和我一样了。”

几个月的艰苦劳动下来，弟弟已经和野人差不多了。还有一次是队上给216工地派人，弟弟执意要去，我怎么也说服不了他，那里也是开山放炮，他每次都是负责填炸药，几个月的时间，我一直都是提心吊胆，那次幸好有许多知青相伴，苦累也都在其次了。

　　（回西安见到同学格外开心）

大招工开始了，我被分到陕西农林科学院，弟弟去了陕建二公司，所有的苦难看似都结束了，这时弟弟悄悄跑到队上，把我三年来欠队上的20元粮钱补齐，同时还替大队另外一个女生补交了欠款，否则队上是不让走的，当然替别人交钱这件事是我45年后才知道的。

有一天，弟弟没和我打招呼就一个人跑到30里外的公社去，他买回来了好多生活用品，他说："到新的单位了，我们的东西都破旧了，我给你买了一条床单和一个枕巾，还有一些日常用品，你拿上用。”

那一刻，我真的很想哭，那是一条粉色和浅灰色搭配的大格子床单，非常好看，我一直用了好多年，舍不得换掉。该我操的心，弟弟都给我操到了。

我结婚时，只给自己里里外外置办了一身衣服，口袋已经快空了。而弟弟却悄悄背着我，给我买了两床丝绸被面，还买了一对窗帘，洁白的布面上，用绿色的丝线绣的一对仙鹤。我一看就价值不菲，我说这么好看的窗帘你在哪里买的，弟弟说在工艺美术店买的。他就是这样一个心里特别有数的孩子。

　　（通往苇子坪的石门口）

2016年，我和队上的几个知青一起回苇子坪，我专门叫上弟弟一同前往，他非常高兴，这是他离开后第一次回去。路过石门口，看到当年曾经住过的山洞已被炸毁，弟弟百感交集。趁着大家在二队休息，我俩一同去了三队，我知道他是要感谢一个人，这就是一直呵护他、照顾他的村民陈汉芳。虽然陈汉芳已经不在了，我们还是去看望了他的遗孀。

我俩走在那熟悉的山间小路上，弟弟用平静的语言告诉我，那次在216工地，他装的炸药没有响，正当他想起身想看情况时，陈汉芳一把把他压在身下，那一刻，炸药爆炸了，碎石落了陈汉芳一身，棉袄都炸烂了，所幸人没有受伤。工作后，弟弟和陈汉芳的儿子成了好朋友，至今还有联系。

2018年三月，我在《知青文坛》任编辑，知道弟弟从小的爱好，我向他约了一篇稿，他欣然接受。然后写出来震撼人心的《遥念石门口》，从此他的写作热情一发不可收拾。陆陆续续写了好多大家非常喜欢的回忆录。

现在，我俩都喜欢在美篇平台上书写我们的曾经，感悟我们的人生。和越来越多有同样爱好的朋友分享与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