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联一甲子 寻获情亦深

太极传人

　　有情不管别离久，情在相逢终有期。对于张士杰老人来说，2022年和2023年是一个非常值得高兴和记忆年份。因为，曾在抗美援朝期间朝夕相处2年多的两位老战友，失联60年后又联系上了，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

这3位老兵，我曾在《父亲的抗美援朝史》中记述过：1952年后，志愿军后勤部三分部13大站干部处3位战友，在那段血雨腥风的岁月里，结下了患难与共的生死之交。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事情还要从70多年前说起。

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鸭绿江，与美国为首16国联军展开了3年之久的抗美援朝战争。为了适应现代战争的需要，1951年5月成立了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洪学智兼任司令员。1951年11月增设干部管理部。据张士杰老人回忆：“1952年八九月份，后勤部3分部13大站根据上级指示成立干部管理处，在大站党委领导下负责管理任免全大站行政、专业技术、后勤干部等工作。大站党委决定调我任3分部13大站干部处干事一职。这次调动我感到非常满意，是一个超出想象的工作。我负责干部任免调配工作。全大站排以上行政、专业技术、后勤干部有3500余名，营团干部150多名。前期所有工作都是由我一人完成。半年后调来一名干事。”说起那位干事初来乍到时的情景，张士杰老人历历在目：“那天我正在低头忙着工作，只见大站政委右胳臂搂着一名年轻精干的小伙子，来到干部处对我说，士杰，给你找了一个帮手，喜欢吗？我赶紧站起来大声回答道，喜欢。”两人一攀谈，还是河北老乡，大有相见恨晚之意。他就是和我在一个处，一个潮湿的防空洞工作战斗过两年有余的老战友张庆丰。

“随着工作的开展，人手还是感到不够用，于是就借调了5位写字好的连队人员来到处里帮忙，最后留下了一位并提拔为工作员（排级），留下的这位就是邵景元。当时他比我们都年轻，也就不到20岁的样子，我们又是参军多年的老兵，就像大哥哥见到小弟弟一样，习惯喊他小邵。”70年后，张士杰与邵景元通话时，仍然亲切地称呼小邵。邵景元老人开心地说：“还叫小邵呢？我已经是90岁的老人了”，双方对着电话筒一阵哈哈大笑。

1952年一起在志愿军后勤部13大站抄写军衔表的战友合影

　　这3位战友在一个处又经历了什么？能让他们这样相互怀念着对方。张士杰老人坦诚地说：“1953年夏季的一个晚上，因为山体防空洞里潮湿，我就用一件雨衣吊在滴水处，水越积越多，因工作一天比较劳累没有及时清理积水，结果雨衣积有的一大盆从天而降，将熟睡中的我浇成了一个落汤鸡，随后就感冒发烧。是张庆丰和邵景元两位战友，及时把我送往卫生队，并悉心照料，我才得以及时康复。”接着，他又说：“还有一天晚上，我正在熟睡，突然两声清脆的枪声将我惊醒，我一个鲤鱼打挺就下了床，只见张庆丰正端着手枪神色紧张着对着门口。”防空洞是用木头钉成的门，晚上就用铁丝在里头拴住。事后，张庆丰说，临睡前听到有大声地拱门声，就起床问道：“谁？也不作答，于是就冲着门开了两枪。”天明后，警卫部队对周边进行了搜索，发现确有野猪出没，可能是闻见食物香味，找吃的来了，是张庆丰的枪声惊跑了野猪，为战友解除了危险。还有一次，我因防空洞潮湿就在垒有砖石的床铺下边烧上炭火，木板床搁在炭火上方，因为潮气加炭火熏蒸，睡到半夜全身起满大小不一疙瘩，奇痒无比，无法动弹。是张庆丰、邵景元和其他战友及时帮助将我送到卫生队并帮助照料，身体才得以及时康复。在那艰难困苦到处充满危险的日子里，我们亲如兄弟相互帮助，这些都成了我终生难忘的记忆。正如网上流传的段子所言：------有战友的地方，无论是闹市还是乡村，都是景色最美的地方。大家坐在那里，说着过往，拍着胸膛，搂着肩膀，如同看到了彼此青春的模样。因为战友，让我们找到了过去的万丈光芒——

张士杰，1947年10月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1948年入党，历任出纳员、管理排长。1950年10月随东北野战军40军第一批赴朝，历任秘书、副指导员、参谋、干事。荣立个人三等功和集体二等功、三等功各一次。

张庆丰，1946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48年入党，历任冀中卫生队战士、班长、书记，1950年10月第一批入朝，任后勤部医院管理处书记，后调后勤部13大站政治部书记、干部处干事。1950年、1953年、1955年分别立三等功各一次。

　　邵景元，1950年12月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1951年1月入朝，1956年回国入军校学习。历任东北军区运输三团（入朝后改为32团）1营2连战士、通讯员、文书，后调1营任卫生员、调剂员，1953年5月调后勤部3分部13大站干部处任抄写员、工作员、干事，1954年8月10日光荣入党，1954年4月30日荣立三等功一次，1955年授予少尉军衔。

按岁数大小排序：张士杰最大，现年94岁，居河北省石家庄市；张庆丰为老二，现年93岁，居广东省广州市；邵景元最小，现年90岁，居江苏省南京市。他们在朝鲜一个处朝夕相处了两年之久，经历了生死考验，真是生死与共的好战友、好兄弟。

张士杰老人回忆说：“就在停战协议签订前一个月，即1953年6月一天下午5点左右，我和机关几位同志饭后到山下散步。这时发现有十几架敌机飞临上空，我抬头一看这敌机和往常不一样，几架敌机交叉飞行。我和几位同志正在议论，这时敌机开始低空盘旋，我大声说不好，注意防空！我们快步地向防空洞跑去。在跑往防空洞的路上，见有战友还在打球，没有注意敌机已经来临，就对打球战友大声地喊道“敌机来了，赶紧防空！”刚进防空洞，就见敌机向我们俯冲下来，边扫射边投弹，机枪弹紧追着我们身后荡起一溜烟尘。十几架飞机在大站轮番轰炸扫射了大约有半个小时，投弹30多枚，炸毁了3个简易防空洞，当场牺牲9名同志，炸伤5名。其中1名大站副站长和一名军务股长、两名参谋、炸死军马6匹，还有两名失踪人员（实际炸飞了，找不到尸体），这是13大站入朝以来遭受轰炸损失最惨重的一次。”

　　邵景元老人也回忆说：“1953年6月24日，敌机的大轰炸，我身临其境，看得真切，体会深刻。下午5点左右，12架敌机编队从东南方飞向我们驻地雪砚里上空，我和篮球场上的球友们见状也顾不着拿衣服，光着膀子汗水淋漓地迅速疏散。敌机飞走后，驻地短暂间出现一种可怕的宁静。我见没啥动静就一个人又跑着折回球场去取衣裤，谁知狡猾的敌机也杀了回马枪。一架从未见过的大个头F--84战斗机从西北方天空飞来，好像是开了一炮飞走了。可能大多数人忙于疏散，根本就没有见到。紧接着敌F--84战斗轰炸机从两山之间的豁口，如运动员跳鞍马，一架架顺着山沟递次俯冲下来。此时，我蹲在球场中央，仰望天空碧蓝如洗，几朵白云点缀其间。顺着山沟飞来的第一架敌机甩出一都噜炸弹朝我砸来，一条斜线从我头上飞过在不远处爆炸。紧接着第二架、第三架……12架敌机轮番投弹扫射，整个球场笼罩在一片黑红色的烟尘之中。炸弹爆炸前嘎嘎嘎嘎钻地的过程和难以承受的暴脆声音是我今生的独特体验。我虽置身在爆炸的漩涡中但头脑清醒，知道一颗颗炸弹下来时赶紧卧倒，抓住一批批炸弹爆炸的间歇来决定自己下一步的行动。可能是TNT炸药爆炸过后的烟尘沙土成了我嘴里的不速之客，说不清和道不明的是酸甜苦辣咸的五味杂陈。附近山上我高炮部队毫不停顿地向敌机开火，尽显中国人民志愿军在不断成长中的今非昔比。我用最快的速度、最短的距离，躬腰穿过一片长有尖刺的荆棘林，伏卧在路边一棵高大的栗子树下。心想此地不可久留。我不顾一切地跑到距球场仅有几十米的办公室，抱起我每天工工整整抄写和保管的一大摞《授予军衔报告书》，从地势最低的大山的水沟中一直跑进大站首长的隐蔽部里。

据事后不完全统计，这次敌机共投下104枚炸弹，造成2位战友牺牲，12位同志负伤。篮球场上厮杀的球友一个屁股被弹片击中，一个脚后跟被打得血肉模糊。后怕和庆幸的是，我刚刚卧倒的地方已经是一个炸弹的弹坑。那棵有一搂粗的栗子树也被炸断倒在地上。我的后背鲜血淋漓，同志们为我数着伤口，一共被荆棘刺破了74道血淋淋的口子。一公里外为志愿军服务的老百姓的洗衣房也未能幸免，晾在外面的我的一套军装也成了飞天花雨。这次轰炸好像是有备而来，是停战前的敌人一次垂死挣扎。”

张士杰与张庆丰两位老战友的照片

　　两位老人回忆，虽然有所差别，但敌机轰炸的时间竟如此地一致。因为这是停战前最后一次大轰炸，也是两位老人共同见证的一次生死经历。

在3年抗美援朝战争中，邵景元经历了8次飞机大轰炸，张士杰有6次与死神擦肩而过，3位老人经历了无数次危险。正如张庆丰老人回忆说道那样：“多次遭遇敌机轰炸，基本做到遇险不惊”。不是遇险不惊，而是险情多次与他们擦肩而过，他们是战争的幸运者。

张士杰，因连年艰苦生活透支了身体，不幸患上了肺结核，不得已转入后方医院治疗，愈后响应国家的号召，转业到地方从事教育工作，成为一名正处级领导干部。邵景元，先进部队院校学习，后留校，再后来集体转业到地方，现为全国重点高校的退休干部，正处级高级工程师。张庆丰，一直跟随着部队，官职正师级。

黄金虽多有尽时，结交一成无竭期。3位老战友退休后，有了闲暇时间，有的在写回忆录，有的担任校外辅导员。忙碌之余，格外思念同生共荣的战友，多次在睡梦中又回到炮火硝烟的战争年代，追忆那已经渐行渐远的峥嵘岁月。于是，寻找已经失联多年的战友，就成了他们心中共同的梦想。张士杰退役后曾与张庆丰有过一段时间联系，后因工作繁忙以及张庆丰所在部队频繁调动就失去了来往。但是，心中的那份思念之情却始终没有放下。就在2022年的春天，随着春暖花开，已经是鲐背之年的张士杰，那份萌动的心，又开始激烈跳动起来，久久难以平复。他越发感觉要想知道张庆丰的现状，大脑中隐隐约约地感到张庆丰老战友还健在。为此，他对家人多次提出要找张庆丰及其他老战友。孩子便通过网上、亲朋好友、电话与广东省部队干休所联系，终于寻获到老战友张庆丰的信息，并在2023年春暖花开时节又联系上了邵景元。

邵景元老人回忆说：1956年6月21日，我奉命回国，入军校学习，同战友失去联系。1994年9月我到金陵老年大学学习，并随后加入老年教育工作队伍行列，一直没忘记寻找抄写组的几位亲密战友。人是有感情又有理性的高级动物，忘记朋友、忘记那些不该忘记的往事，就是对自己初心的一种背叛。2001年在广州召开的全国老年教育理论研究第五次会议期间，找到了失联45年的我的领导和战友张庆丰同志。他和我共同回忆起当年他领导我们为授衔工作做准备时抄写干部《授予军衔报告书》的情况，以及1953年6月24日，驻地遭12架敌F—84飞机狂轰滥炸的情况。

邵景元在朝鲜

　　张士杰在与张庆丰通话中又获知了邵景元情况。3位老战友，自联系上以后，那个亲切劲儿，就甭提了。他们激动得互相连着打了好几天电话，总觉得有很多话，说也说不完。他们互相邮寄撰写的回忆录，微信传送保存下来的老照片，畅谈在朝鲜一起战斗时的日日夜夜。他们还约定方便时，找一处地方聚一聚，痛痛快快地喝上一壶。畅谈中，他们得知彼此身体健康，都是四世同堂之家，儿女孝敬、家庭和睦，欣喜不已。他们爽朗真诚地叮嘱对方，要好好地活着，尽情享受天伦之乐，尽情感受新时代的美好生活，不活过100岁，不达到期颐之年绝不到马克思处报到！

与君远相知，不道云海深。远方挡不住思念，距离割不断友情，一根银线将石家庄、广州、南京三家战友，紧紧地联结在一起。真是个“失联一甲子，寻获情亦深！”

张庆丰在朝鲜

张庆丰退休后给广州警备区干部战士讲授部队的光荣传统

张士杰在朝鲜

张庆丰在广州部队时

张庆丰在广州

张士杰与战友在朝鲜

邵景元在朝鲜

邵景元在朝鲜与战友打篮球时的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