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知青岁月

走南闯北

　　从1974年7月高中毕业，到1976年12月底参军，我经历了两年半的知青生活。这段岁月，青春初燃，蒙懂青涩，扁舟随浪，人生乱抹，脚步深浅，五味杂陈。

这段的生活总体上可分为两大块：第一大块是74年7月到75年11月。这段时间只办理了户口等下乡手续，但并没真正到农村去，仍在原来生活的小镇上，以搞付业的名义，在工厂做临时工。第二大块是75年11月到76年12月底，真正在农村生活了一年多一点的时间。

　　压题这张照片，是知青点欢送我入伍时的合影。之所以用它压题，是因为它是我手中所有知青生活照片中，人数最多最全的一张。虽说是＂最全＂，其实至少还是缺了有十多个人。唉，此事古难全吧！

　　先说第一大块。

高中毕业后，由不得你想这想那，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大势的裹挟下，直接被安排走上了“上山下乡”之路。我们与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知青不一样的是，并没有被送到边疆兵团等偏远地方，而是只要去同属本县的的某个农村就可以。按当时的政策，由我父亲工作的单位及其上级系统牵头，组建一个下乡知青点，用来安置本系统本单位的子女。由于开始时这个知青点的落脚点迟迟没有敲定下来，我们就在办完下乡手续后，以“搞付业”的名义，先在镇内做临时工。工作的地方一个是爸爸所在的砖厂，另一处是一家糖厂。

　　上边这张照片，是高中毕业前几个月，跟几名同学的合影。后排中间的吴同学，二排右手的王同学，后来也跟我下乡到同一知青点。二排左一为本人。

　　上边这张照片，也是几个同学毕业前照的。背景是砖厂的办公室。左一为本人。

　　在砖厂主要做过三样工作。一是跟随厂里的汽车当装卸工，二是烧砖窑，三是当晾晒砖坯的保管员。

当装卸工时的一件事记忆深刻。某天，我们四个小青年被安排跟车去一百多公里外的齐齐哈尔市，去时拉了一车红砖，返回时拉了一车水泥，我们负责货物的装卸。去程时，车上除了我们四人，还坐了几个搭车的。那时对客货混载也没啥严格的要求，我们就坐在车的货厢中。途中遇到一片瓜地，我们让司机把车停在路边，几个人就冲进了瓜地，不管生熟，就挑个头大的摘。看瓜地的是个老头，见一下子来了这么多偷瓜（实际上已属抢瓜）的人，近乎束手无策，只是边喊边驱赶。我们则一阵闪转腾挪，满载而归。偷来的东西，也没那么多讲究，不擦不洗，撸巴撸巴就进肚了。不一会就都吃了个沟满壕平，再也吃不下了。还剩了不少瓜，怎么消化？也不知是谁带的头，我们以瓜为弹，开始了对路上遇到的各种车辆和行人无差异的狂轰乱炸。有两个场景至今难忘。一是一辆马车，车上男男女女的大概坐了七八个人，就在两车相会的瞬间，若干个大香瓜飞了过去。在车上人的大骂声中，我们扬尘而去。还有一个是男的骑自行车带着一个女的，几个大香瓜飞过去之后，估计是被消蒙了，甚至连骂声都没听到就消逝在远方。

从齐市返回的路上，见迎面驶过的一辆货车，车上的货物明显倾斜。前行了一公里左右，就见路上躺着一个大草包，我们下车一看，包内是一种中草药。此时，刚才迎面过去的那辆车也在远处停了下来，并向我们这个方向张望。我们也没管那么多，将草包抬到了车上，继续赶路。回到镇上后，我们几人将这个草包的药材卖给了一家药店。下了一顿馆子后，好象每人还分了五元钱。

年少顽劣，且以劣为荣为乐，屡屡徘徊在道德红线和法律红线的边缘。

　　结束跟车当装卸工后，又干过一个月左右的烧砖窑工作。这是一项有一定技术含量的活。但我那时啥也不明白，只是按师傅的要求，一会添煤，一会提风门降风门。写这篇文章时，才向我的一位亲戚（他干过几年烧窑工作）请教了一番，多少明白了一些相关知识。将一块土坯烧制成红砖，通常需要900度到1000度左右的温度。烧窑技术的高低，主要体现在对温度的判断和调控上。温度低了，烧出来的砖是偏黄色，强度不够。温度高了，则会造成砖块的变形，俗称“硫缸砖”。严格地讲，砖也算是陶器，只是在材料、工艺和烧制温度上，与陶器有些区别。但砖肯定不属于瓷器，因为跟瓷器比，不但烧制温度差着几百度，各种工艺上也差着很多道呢。

烧窑工作的便利之处，就是可以利用窑火做饭。我经常从家里带点高粮米，用铝饭盒当锅，放在窑上部用来给窑内添煤的、直径有十多厘米的窑眼上，有个二十多分钟饭就熟了。选择放在哪个窑眼上是有说道的。处在烧砖这段的窑体，大体上分为预热区、焙烧区、冷却区。通常预热区温度较低，还有烟；焙烧区的温度太高，容易把饭做糊了；在冷却区这段做饭是最理想的。

我们这些在砖厂环境中长大的孩子们，这套业务都很熟，从小到大，什么烤苞米烤土豆烤小麦烤黄豆等，几乎谁都经历过。

　　上片是晾晒砖坯的场景。

　　上两片是砖窑的外观和局部。

　　上三片分别是窑内空窑、装窑、出窑时的场景。

以上6张照片，均淘于百度。

　　大概是到了1974年的10月中下旬吧，随着气温逐渐转冷，砖厂不能再生产了。我们这伙人中的女知青，被留在砖厂干一些边缘性活计。而我们这些男知青，则被安排到镇内的红光糖厂继续干临时工。老天眷顾小镇，夏天时有砖厂能提供一千多个临时工岗位。而冬天时，当年产的甜菜上市后，红光糖厂进入生产期，又能提供一两千个临时工岗位。

在砖厂时，我们这些知青都是厂里的子弟，安排的活路多带有照顾性。而到糖厂后，就两眼一抹黑了。我们被安排到了最苦最累的装卸队。

红光糖厂是省属企业，其甜菜的供应链，除了本县外，有相当一部分是从全省各地用火车运过来的。糖厂有两条自己的铁路专用线，一条专门用于卸甜菜，另一条则主要用于卸煤、石灰石等辅助生产材料。装卸队的主要工作，就是从火车上把这些东西卸下来。

甜菜也好，煤石也好，一车货多在四十到六十吨。车进入专用线的站台后，铁路部门规定了严格的卸货时间（一般在八小时左右），到点后人家就要把车牵走。所以，不管白天晚上，装卸队必须在规定时间内把车卸完。我们通常是四个人负责卸一节车。中间除了吃顿饭外，都是以近乎连轴转的劳动强度，一气把活干完。虽是数九隆冬，但我们都是大汗淋漓，棉衣根本穿不住。

最打怵的是卸无烟煤。这东西都是碎面状，飞扬性极强。卸完一节车后，我们个个都成了黑人，鼻孔眼眶等处更是浓墨重彩。衣服的所有缝隙，也都被煤灰渗透。无烟煤的粉尘还有一定的油性，沾在脸上手上很难洗，搓好几遍香皂也未必能洗净。

有点小庆幸的是，还有一个比卸无烟煤更狠的活，没被我们摊上，这就是卸沥青。当时糖厂的部分锅炉，已改用从大庆油田用火车运过来的石油原油作燃料。卸原油这活，最狠的地方在于，干上一段时间后，黑乎乎粘乎乎的原油，能把你整个人都油透了。装卸队内成立了一个专干这活的班组，并给每人发了一套用帆布做的专用工作服。但这也抵不住原油无孔不入的侵蚀，后来不但他们的工作服被油浸透了，就连棉衣甚至内衣，都油了个差不多。

在这个小庆幸之外，还有一个大庆幸。就是我们虽然被分到了糖厂最苦最累的大岗位，但在具体工作安排上，队里领导还是很关照我们的，并没有完全把我们当壮劳力来使用。具体情况是，队里让我们这些人专门成立了一个机动组，只有当工作实在打不开点时，才让我们干卸火车的活，而多数时候，我们的主要工作就是＂打补丁＂。

什么是＂打补丁＂？糖厂的生产是三班倒。每个班上班后，各个车间都经常会出现张三请假李四没来的情况，生产工位缺了人手。这时，车间领导就会给厂里的生产调度打电话，说我们车间需要派两个人。一般情况下，我们这个当班机动组的七八个人，都会被分别派往各个缺人的车间和工位。这种方式习惯上被称为＂打补丁＂。

我们这种＂补丁＂的身份，到了用人单位后，被分配干的工作，注定也是那个工段最苦最累的活。但对我们而言，比起卸火车来，毛毛雨啦！

我们最经常去也最愿意去的是制糖车间，恰恰这个车间需要人的时候也最多，几乎每个班都要安排人。当然，我们机动组内部，肥活瘦活也得相对均衡，今天张肥李瘦，明天就得张瘦李肥。

第一次去制糖车间，最深的印象是糖水管够喝。在车间一楼的地中间，放着一个用铁皮汽油桶改制的饮料桶，里边装有大半桶糖水，而且桶的下半部分，明显沉淀着厚厚的白糖。旁边放着一个白色唐瓷缸子，谁想喝都可以随时喝个饱。头几次去制糖车间干活，我们找机会就过去咕咚几口，一来二去之后，喝够了，喝腻了，喝不下去了。

一个生产期（四五个月吧）下来，制糖车间的主要工位，几乎都留下了我们的身影。相应的，大家对生产白糖的工序流程，也有了初步的了解。甜菜被卸进甜菜沟后，工人先用高压水枪将其冲散，让甜菜在水流的作用下，顺着一条沟渠流向下道工序。首先是经过洗泥部和捞草机进行清洗去杂，之后是经过切丝机将甜菜切成一根根的细丝，再往下的工序是渗出，通俗讲就是将糖水挤出来。再往下的工序我就无力＂通俗＂了，它们是：蜜压，蒸发，结晶。再下来是烘干，最后是进入包装部，将成品白糖，按每袋一百斤的重量，装袋外运。

　　红光糖厂，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左右，老毛子援建的项目，一度曾经是我们国家以甜菜为原料的最大的糖厂。八九十年代后，糖厂走起了下坡路，经过几番改制（甚至还曾有过英国资本的注入），如今厂区虽在，也还在继续生产白糖，但企业的属性规模地位等早已今非昔比。

　　上片是红光糖厂的大门。

　　上片的这四个字，当年曾经名符其实过，如今，却只能让人缅怀过往的辉煌。

　　大概是1975年四月份吧，糖厂的工作结束了。由于知青点的位置还没有着落，我们就又回到了砖厂做临时工。我的具体工作是当晾晒砖坯的保管员。砖坯刚生产出来的时候，还处于泥状，必须经过二十多天的晾晒变干后，才能送进窑里烧制。在这二十多天的晾晒过程中，一旦要下雨，必须及时将砖坯用草帘子盖上。而一旦天晴了，又需要及时将草帘揭开，以加快砖坯的干燥。这个工作没啥劳动强度，但就是需要二十四小时在岗在位，随时应对天气变化。

　　再说第二大块。

到了这年的11月份，我们知青点的位置早已定了下来（夏天时就定了，而且晚我们一届毕业的部分砖厂子弟，已先行进点）。地点就在同属我们县的团结公社钢铁大队。距离我们的小镇只有二十多公里。17号这天，厂里派了一辆拖拉机将我们送到了钢铁大队。

先我们早来了小半年的这批砖厂子弟，大概有二十多人。与我们这些人的关系，既有哥姐弟妹这一层，同时还有邻居同学这一层。因而十分熟悉。他们被分配到了与大队部同在一个自然村屯的一二三队。我们这批后来的知青有十六七人，被分配到了距离大队约五里路的四队和五队。

对我们这些知青的管理，当时应算是双重领导。一方面我们同属一个知青点，同吃同住，而且在招工、参军等大事上，主要由带点指导员（由砖厂派出）决定。另一方面，在具体生产任务的分配上，大家又都归各自所在的生产小队管理。

那时农村是以生产小队为经济核算单位，各个小队的收入水平并不完全一样。安排我们这些知青的五个生产小队，在整个钢铁大队都属中上水平，可见对我们是很照顾的。

真正的知青生活开始了。

　　上片是2017我们几位知青一起回去探望时拍的。右三为当地的一位大哥。背景中的房子，就是原来大队这边的知青点。房子原是红砖的，后来这房子几经转手到了个人手里，重新装修过。

　　人虽分到了四队五队，但由于那里没有住房，我们就暂时挤住在大队这边的知青点（这栋房子是由砖厂出资建的）。每天吃完早饭后，需要徒步走到五里地外的生产队，参加队里的劳动。中午时，被安排在当地社员家里吃派饭。下午收工后，再徒步返回到大队这边住宿。这种状态持续了大概近一个月。这期间，有两件事让我记忆深刻。

一件是吃派饭。安排我们吃派饭的社员家，队里通常都是挑选本队中家庭条件比较好的，而且对饭菜的质量也有一定的要求。吃的什么菜不记得了，但主食肯定是白面馒头花卷之类的细粮。以当时老百姓的生活条件，不要说在农村，就是在城镇，在不年不节的平常日子中，能吃上一顿细粮，那也都算得上是一件事了。而且还有一个因素，我们在大队这边知青点吃的早饭和晚饭，都是粗粮，清汤寡水，所以面对中午这顿细粮，自然是狮子大开口。我们几个男生，二三两的馒头，差不多人人都能造上五六个七八个。这顿饭，无论是社员自掏腰包，还是生产队给予补贴，终归也是一笔不小的支出和负担。可他们从始自终，日复一日地坚持着，我们也从未听到过任何的报怨。

第二件是改土造田。当时农业学大寨正高潮迭起。在具体的行动上，体现在我们生产队的做法之一，就是改土造田。怎么个改法呢？就是把社员家房前屋后自留地中比较肥沃的好土刨下来，用车拉到生产队的大田中。全国性的农业学大寨的功过我们无法评说，但发生在身边且能看到听到的好多具体做法，却大量地掺杂着形式主义、表面文章、走过场等行为。但作为我们知青生活接触到的第一项农活，让我们记忆深刻的，不是它政治上的对错属性，而是用汗水浸刻在骨子里的烙印。

十一二月份的黑龙江，土地表层已经冻了有二三十厘米的厚度。直接用锹挖绝对不可能，只能用铁镐一点一点的刨。一镐下去，轻则一个浅坑，重则一小块土块。偶尔能刨下一块三四十厘米体量的大土块，高兴得就象打了一场大胜仗似的。好在我们这些在小镇里长大的所谓知青，在家时也多是家务劳动的主力，干这个活虽然算不上轻松，但也不打怵。每天大镐翻飞，累在其中，乐在其中。

还有一段小轶事。一位五六十岁的大爷，对我们所用的铁镐的质量看不上眼，经常当着我们的面念叨：满州国那时候，那铁镐，嗡嗡的（形容那时铁镐的质量好）。谈论别的话题时，这位大爷也会动不动就“满州国那时候”一番。听得多了，以至于这句话也成了我们开玩笑时的一句口头禅。

大概是到了十二月份中下旬的时候。大队和小队领导觉得我们总这样来回跑也不是个曲子，经过多方斟酌协调，决定在四队五队的社员家，为我们安排一个临时的住处，从而结束了我们每天十里路的奔波。

　　五队的许大爷家有两套住房，其中一套是他大儿子一家四口住的。为了给我们腾住处，老大一家搬了出来，和老人挤住在一起。新腾出的这栋房，里屋作为我们十来个男青年的宿舍，外屋作为男女青年共用的厨房。而女青年们的住处，则被分散安排到了其他社员家。其中五队的三人，被安排住在了温大爷家专门腾出来的北炕上。四队的四五个人，被安排在了另一家社员的北炕上。也苦了我们的这些女战友，与社员一家人同住一室，肯定有很多的不便。而作为房东家，突然塞进来这么三五个外人，又是年轻女性，肯定更是不便多多。

这期间还有一件让人尴尬的事。我们这些男青年，晚上小便时，不愿多走几步去厕所，经常在房山头的墙角处解决问题。这房子都是土坯砌的，外边抹了一层泥，哪能扛住我们每晚这么一顿劈头盖脸的浇灌啊。时间一长，墙角处明显被掏掉了一大块。房东发现后，又不好意思直接劝阻我们，便拐弯抹角地把话传了过来，让我们多加注意。大家知道后，也都很不好意思，再小便时都调转枪口转移了火力。

这种吃住状态持续了约有小半年吧，直到六月份左右，专门给我们这些知青建的房子完工了，我们才从各自借助的社员家搬了出来。

先前的吃派饭和后来在在社员家临时借住这两件事，让我实打实地体验到了当地贫下中农的热情厚道，以及他们牺牲个人利益小家利益，服从形势需要，服从大局需要的政治觉悟。对此，我一直心存感激感恩。参军后，曾多次利用休假探家的机会，去看看当年的大爷大娘大哥大嫂和乡亲们。《再见了大别山》这首歌，是我特别喜欢的一首歌，当年的那段情愫，也许是原因之一。

　　上片是2017年，与几位当年的知青一起，看望许大哥许大嫂。

　　上边这段视频，是2021年7月份，到许大哥家看望时拍摄的。

　　一年多真正的知青生活，学会了耕种锄割等多种农活，左手食指上，到今仍留有当年割麦子时被镰刀割破落下的疤痕。而发生在这一时期的许多故事和经历，更是常浮脑海，常忆常新。

宣传队。

元旦春节前后，利用农闲时节，各个生产队纷纷成立了宣传队。演出内容以宣传毛泽东思想，歌颂大好形势为主。节目排完后，以为本队社员演出为主，也到其它生产队演出。后来大队又挑选了一些人员，组建了大队的宣传队，到公社演出。

节目的排练，就在生产队队部的屋内。每到晚上，大家就聚到这里排练。那个年代的文化生活比较单调，所以，每当排练节目时，炕上地下的，不少大人孩子都围在旁边看热闹。那个场面，应该算是那个年代农村文化生活的精典缩影。

我参加演出的是集体表演唱，名叫《公社的日子火样红》。歌词是：太阳一出红彤彤，人民公社披彩虹。五谷飘香千万里，风卷金浪一层层。坡连坡岭连岭果满枝头一片红。清泉水，绕山峰，锣鼓喧天战旗红。牛羊成群满山岗，拖拉机奔驰响隆隆。红太阳光辉照公社，公社的日子火样红＂。

我们这拨人中，男同学的文艺底子较弱，但以李同学为首的几名女战友，文艺基础比较好，不但是小队宣传队的骨干，后来还被抽组到大队和公社的宣传队。

一位李姓男社员，演出的节目是京东大鼓《送女儿上大学》。这类地方戏曲，本来受众较少，但由于送女儿上大学的内容，与当时的政治氛围很对路，所以，通过电台的经常播放，影响面也不小。李姓社员排练很刻苦，在他左一遍右一遍排练演唱的熏陶下，周围的人也都能大差不差地唱上几句。对我而言，它甚至于和那时的京剧样板戏一样，作为文化符号和时代印记，刻进了骨子里。多少年后，偶尔在传媒中听到这个曲目时，仍觉亲切顺耳，闲暇时，甚至还自觉不自觉地哼上一两句。

　　上片是2021年我们知青点在大庆聚会时的合影。右三是李同学，右四是刘同学。她两在小队和大队的宣传队中都是骨干，李擅舞蹈，刘擅二胡。

　　杀牛。

队里的一头牛年老体病，领导决定杀掉吃肉。农村的习俗中，牛属于大牲口，人们普遍对它心存敬畏，认为杀牛是个不吉利的事，所以没人愿意干这个活。领导觉得我们这些知青，唬了巴叽，说道少，顾虑少，就决定让我们几个勇挑重担。我们当然也是不负厚望，一个字：干！

虽然谁也没干过这活，但割脖子放血也不用现学。当时那头牛已卧地不起。我们商量后，决定先将牛砸昏，之后再动刀放血。找来一根镐把，但只对着牛头砸了一下，镐把就断了。又换了其它几样工具，都没好使。后来就放弃了这个先砸后割的方案，直接一步到位。三个人按住牛头，一人操刀放血。那把刀不够锋利，再加上牛脖子又软塌塌的，半割半锯地弄了半天，才算成功。到此，我们的任务就算完成了，剩下的活已经没啥忌讳，就由其他社员去干了。当天下午其它牛回到牛圈后，闻到了血腥味，便哞哞地叫个不停。物伤其类，秋鸣也悲。

作为杀牛的奖励，知青点得到了一些牛肉。大锅烀了几个小时，每人都分了一二大碗。可能是牛太老了，也可能是烀大劲了，反正是根本嚼不烂。但就我们那缺油少水的肚子，哪还顾得了这些，照样风卷残云。

那之后不久，队里的一匹马又不行了，领导又安我们几个再立新功。但这匹马还没有卧地不起，我们据此制定的方案还是先砸后杀。就是先用大锤将马的前腿砸断，之后再动刀。我们几人分工合作，吴同学抱住马脖子，另两人辅助，我抡锤主砸。当我奔着马的左前腿膝关节砸去时，不曾想砸偏了，不但没砸到马腿，还差点砸到吴同学的脚上，气得他大骂了我几句。旁边的队领导一看这情况，担心我们惹出别的罗烂来，赶紧叫停，不再让我们干了。新功没立成，还险些惹出大祸。

　　运动会。

五月下旬，大队组织召开运动会，十一个小队，各自组队参赛。我们的五队及我们这些知青，迎来了高光时刻。

队里李姓大哥，善长跑，已是大队多年的冠军。我们的吴同学，在多个项目上，具备在县级比赛中拿名次的实力，参加大队的比赛，基本上是逢赛必冠。他的长项是四百米和八百来，但三级跳远、投掷等多个项目的成绩也不俗。再加上大队这种级别的比赛又不是很严格很正规，没有限项之类的要求，而吴同学又特别能战斗，所以他是拿奖拿到手软，粉丝数量人气指数也跟着频频爆棚。王同学的长项是短跑和跳远，百米成绩能到十二秒七上下，跳远能到五米多。以这个成绩参加大队级的比赛，基本横晃。门同学擅长中长跑，拿个名次也很轻松。到最后，我们五队的总成绩创历史新高。一时间，大家走路时的腰板，都比平时直了几分。

这次运动会，也颠覆了我自己的体育史。小学中学一路走来，由于身体弱小，我从未参加过任何体育比赛，也几乎不喜欢任何体育活动。但由于平时淘气，上学放学路上，总爱捡个石头土块的东扔西扔，致使投掷能力还算凑合。这次队里给我报了个手榴弹项目。我心里没底，就私下跟吴同学说，我先上，不行了你再上。

投掷场地设在距主会场不远的一处生产队打粮用的场院内。场院长宽各约五十多米，外围还挖了一圈防止牲口进入的壕沟。工作人员将我们带进场后，拿出了250克、500克、750克三种重量的手榴弹，让大家试投后再确定比赛使用哪一种。试投时，我先用的250克的，一投就投到了场院壕沟以外，距离大概在七十米左右吧。最后在确定比赛用弹时，由于250克的扔得太远，工作人员不好保障，就决定用500克的。

我是属于技巧型而非实力型的，弹越重，我的相对成绩就越靠后。比赛开始后，我的第一投应该在五十米以外，后来也没再有大的突破。若干轮后，我的成绩一直处于第一的位置。参加比赛的人中，有两个刚从部队复员的退伍兵，一看我其貌不扬其体不壮，对成绩落在我后边心有不甘，就要求再投几次。比赛规则本来就不严格，工作人员就同意了。他两左一下右一下地又投了若干次，最终还是比我近了两米多。

运动会后，大队又抽组了一支队伍去参加公社的比赛，我也在其中。但到了公社的赛场上，我这个手榴弹成绩就连毛都摸不着喽。而我们的吴同学却依旧势如破竹，并且又被公社抽组去参加县里的比赛，并且拿到了名次。

补记。吴同学从农村返城后，生活境况一直不太好，以致五十岁左右就英年早逝。在此缅怀一下我的老同学老邻居老战友老大哥。

上边这张照片，是2017年我们几位知青一起回去看望时拍的。右三就是我们的长跑之星李大哥。

　　上边这张照片，后排左一就是吳同学，中排右二是门同学，前排左一是王同学。

　　情商之伤。

情商之伤，在知青点这段生活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在知青点内部，因自己性格上的“鲁莽蛮憨横，倔强硬顶碰”，和不少战友甚至领导都有过矛盾和争吵，而且很多时候可能是有错在我。在知青点外部，与社员们也无深层交往。有一件最典型的事，挺能反映我情商的低下。夏日某天，按上级要求，带点指导员田大爷，领着我们这些知青，坐着拖拉机，到二三十里外的另一个公社去参观学习，接受教育。当时全国范围内，正在按老人家“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论断，层层展开对新生资产阶级的批判斗争。这个公社的一名干部，按现在的说法，就是有些腐败行为，被县里定性为“党内新生资产阶级份子”的典型，并在其原单位布置了一个展览，组织全县多个单位去参观和接受教育。他的具体贪腐事例印象不深了，只记得陈列的物证中有几片鹿茸。参观快结束时，田大爷让我在留言簿上写几句参观感受。我平时和田大爷的关系还挺融洽，可这一刻却不知哪根神经搭错了，不但没去写，反而怼了老头一句：这应该是你干的活，让我写干啥。田大爷一句话也没说，就领着大家返回了。你说我这智商是多蠢吧，这情商是多低吧！老爷子让你写几句，是瞧得起你，是给你面子和展示的机会。即使不写也没啥，可你不该反口伤人啊。更让自己都不能原谅自己的，是当时我已经有了这方面的准备，并且也打好了腹稿。内容是：入南洋触目惊心，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离华升（此地有新旧两个地名）警钟常鸣，社会主义处处有阶级斗争。如果顺势而为，这就是一件老爷子脸上有光，我自己脸上有亮的事。可一把好牌，竞让我打成了这个奶奶样。

　　看瓜地。

生产队种了一片瓜地，接近成熟时，队里开始物色看瓜地的人。领导们觉得本村社员间的关系，多是亲戚套亲戚，有点啥事也抹不开管，所以决定让我们知青点的王邓俩同学担任。

走马上任后不长时间，一场看瓜大战的经历，让他俩名扬本村，威震他乡。某晚半夜时分，他俩正在瓜窝铺（建在瓜地中的简易小屋）中休息。突听陪着他两上岗的我们青年点的大黑狗，朝着西北方向狂吠不止。他俩判断可能有情况，便拿起防身工具向那个方向搜索巡查。瓜地西边是一片苞米地，走近时，突然发现地笼沟中趴着一个人，他俩边大喊边扑了过去。那人站起来就跑，而且从他附近又爬起来五六个人都跟着跑。王邓俩人一顿狂追，把落后的人给抓住了，并一左一右地架住，向队部方向拖去。被抓人的同伙跑到一片树林喘息时，才发现有人被抓，就顺手从树上撅了几根粗树枝做武器，返身相救。终于寡没敌众，到手的俘虏跑掉了。

第二天，这事在队里传开了，从领导到社员，无不啧啧称赞。话里话外，意思都是：还得是这帮知青，真唬！

后来判断，偷瓜人就是一两里地外属于另一个大队的人。为了防止可能出现的报复，队里专门给他俩购置了一把洋炮（鸟枪）和火药。每到晚上，他俩时不时地就放上两枪。自那之后，再无外来人员犯我瓜地。

内部人员还是有的，我们自己就在事前打好招呼的前提下，半夜去弄过西瓜。半麻袋多的西瓜，平时应该拎不动，可当时两个膀子一叫力，麻袋就上肩了，而且西瓜无裂无碎。结论：人在偷东西时最有劲！

这把洋炮我也没少借光过瘾。使用时，先将少量火药顺着枪口装进枪管内，用枪探捣实后，再装进黄豆、高粮米、小米等作为枪砂，之后再塞进一个纸团并捣实。最后还要在扳机上方的一个装置上，装上引火帽。到这步后，射击准备就完成了，当扣动扳机时，就可通过枪机对引火帽的撞击将其引爆，并借此点燃枪管内的火药，将枪砂喷出，在一定距离内形成杀伤力。我用这把洋炮没少祸害鸟，特别是小家巧儿（麻雀）。一次，一只小家巧儿被我打了下来，发现它的嘴的上一半被枪砂打掉了。我将昏迷的它放在手掌上观察，它突然醒了并飞走了，估计也活不了多长时间。

年少蒙懂，知少德低。根本没有什么保护这保护那的意识，一切都以能吃为要，能乐为先。

　　上片是2010年，我们当年的部分知青聚会。后排左二左三，分别就是当年大战偷瓜贼的邓同学和王同学。

　　青年点的大黑狗。

前边提到的为看瓜地立过功的大黑狗，还有一些故事。它有着极强的护主意识，只要一看到知青点的人与外人有身体接触，它就会围着那个人边吠叫边做扑咬状。它的体型算得上是高大威猛，平时看着跑得也挺快。但有一次我领着它出去玩，突然从地里跑出一只野兔，大黑立马开始追赶。开始在野地里时，它两的速度还差不太多，但一跑上土路后，小兔子就火力全开，三蹦两蹦，就把大黑越甩越远，最后只能悻悻而回。1980年初，我从部队第一次休假回家时，也去了当年的知青点看望（此时的知青点，已在一年多前，就随着全国知青政策的改变而撤销了。但房子还在，后来还曾作过大队学校小班的教室）。大黑狗已归了以前的房东许大爷家。它看到我时已经不认识了，没表现出任何久别后的亲近，但也不凶不咬。眼神中似乎还有几分犹豫和疑问：这小子看着有点眼熟啊？可咋想不起来是谁了呢。也难怪，时间过去了三年多不说，当时知青点还那么多人，后期还有不少人员进进出出，主人太多，大黑也记不过来。

　　回家之路。

虽然知青点距小镇的家只有四十里地，但由于路不好走，回家一趟也并不是很容易。那段路，有二十里是县道级别的沙石路，也算是当时家乡一带最高级别的路了。晴天走没问题，就是灰大。下点小雨也能凑合着走，但雨大时就很泥泞了，连骑自行车都基本无法走了。还有二十里是农村的大车路，晴天路面干爽时，走着没问题，但只要下点雨，就没法走了。

我们那时回家主要有三种方式。一是骑自行车，大约需要两个半到三个小时。用这种方式的时候较多。二是坐生产队的马车。有时队里要派马车到小镇那边拉物资，我们就借光跟着回去。夏天时还好，冬天时则有点受罪，主要是太冷了。马车往返一趟要用七八个小时，所以必须起大早出发，以保证返回时不至贪大黑。通常都是早上三点多钟就得出发。此时的气温多在零下三十度上下，尽管头天晚上已经从社员家借来了皮大衣，但坐车时间长了后，仍然冻得受不了，得时常下车跟着跑上一段缓解缓解。第三种方式是坐火车。距我们十五里地外，有一个四五等的小站，从那里到我家，只有两站地的距离，二十分钟左右就能到。但前边的那十五里路，却是没有任何交通工具可依托，只能徒步。这十五里路全是羊肠小路，有时还需要从野地里穿越，全程大约得用两个小时左右。我们根据已经掌握的火车到站时间，下午就出发，天刚黑就能到达车站。也从没买过票，在车上时间短，一般也遇不到查票的，偶尔遇上了，一看是知青，坐车时间又不长，也都网开一面。

　　上两片是2017年，我们以国营砖厂子女群的名义组织聚会。里面的大多数人，都曾是当年知青点的成员。

　　上面的视频和照片，是2021年7月份，我们这些74届毕业下乡的知青，在大庆市组织的一次聚会。之所以安排在大庆，主要是后期到此工作的同学较多，聚起来方便些。

　　当民办教师。

1976年9月，我的知青生活发生了一次较大变化。1号这天，队里通知我去大队的学校参加文化考试，并说如合格，可能要留在那里当民办教师。到校后，一位老师把我领进办公室，并交给我一张语文，一张算术两份试卷。题的内容都属小学五六年级的题吧。我这个文革过来的高中生，虽然文化底子很薄，但做这些题还是可以的。考试结束后，告诉我第二天来上班，当四年级的班主任，并要负责语文算术两门课的教学。第二天，我就按要求到位上岗。就此，我的知青生活中，又增加了一段民办教师的经历。

这所学校共有一到七年七个班级组，每个年级二到三个班。另外，除了大队所在的这个自然村屯外，在四五里地之外，还分布着四五个自然村屯。为了照顾那里的幼小儿童，学校还在那些村屯中设了一到三年级的小班。这样算下来，全校的师生也在千人左右。我教的这个四年级班共有四五十名学生，年龄多在十二到十四岁。

　　这段教学经历虽然时间长度还不到四个月，但作为一段珍贵的人生履历，我很珍惜。但这段经历也留下一些遗憾。第一点遗憾是那段时间的教学质量很是一般般。虽然我还不算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并且也尽心尽力了。但教学工作毕竟是一门很严谨的科学，自己明白不等于能把别人教明白，一腔热忱也代替不了科学的教学方法。但这事也不能全怪我，往大了说是那个时代的缺陷，往小了说，你把我一个半大小子抓过来就上岗，连个起码的培训、起码的传帮带都没有，我哪能接得住啊！第二点遗憾是从当兵离开学校后至今，虽然中间回过学校多次，但却从未再见到过我教过的任何一名学生。只跟两名学生通过电话，而其中的一名竟连我是谁都想不起来了。有况如此，此憾难平啊！第三点遗憾是在我头两次回学校探望时，学校还大体保持着当年的规模。再往后就每况愈下了。随着农村人口的不断减少，学龄儿童也越来越少，曾经千人规模的学校，近些年竟萎缩到只剩下一名老师和一名学生了。21年再去时，学校已经彻底停课了。当然，这也不全是坏事。当地农村的孩子，已经多集中到乡里的学校去上学了，每周有校车统一到家门口接送。这种集中办学，肯定有利于教学质量的提高。

　　上面的视频是2017年拍摄的。去看望许大哥时，在他家巧遇了我在钢铁学校当民办教师时，同校的体育老师王福胜。一别四十年，人是面非。

　　除了教学上自感惭愧外，其它方面还算是被认可的。9月9日，毛主席逝世。9月18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召开追悼大会，并通过广播向全国直播。我们全校师生集合到了大队部外的空地上收听实况。结束后回到办公室，领导立刻组织全体老师进行座谈，并要求每人必须发言。在我之前，大概已经有五六个老师发言，我也正好利用这段时间抓紧准备。轮到我时，我说还没准备完，领导说，准备多少说多少。我发言的大概意思是：虽然没有在北京亲身参加追悼会，没有亲眼瞻仰到老人家的遗容，但随着阵阵哀乐的传来，出自一个失去领袖的革命青年的悲切心情，哀痛的泪水，伴着心底的悼思，夺眶而出。我说了这么几句，就算过关了。第二天上班后，一位昨天因事未能参加座谈的女教师，找到我说要看看我昨天的发言稿，并说了几句表扬性的话。女老师的丈夫同校任教，估计是昨天回家后说了一下情况。我这才觉得，可能昨天那几句话的反响还不错。粉碎四人帮后，校里又要求老师们每人写一份墙报稿，贴在办公室的墙报园地上。我写了个顺口溜，第一二两句不记得了，后几句的内容是：揽月志犹在，矢落四人帮。俊杰承伟业，中华有栋梁。我爱华主席，我爱党中央。再后来，公社教育口召开全公社各个学校的一个什么大会，要求每个学校派出一名代表发言。领导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

　　上片是2017年在学校大门前拍的。校门虽破旧，但那时学校还在勉强维持运转。

　　上片是学校的办公室。

上面的视频，也是21年回去时拍的，其中既有大队青年点这边的现状，也有我曾工作过的学校的现状。

　　11月底，一年一度的征兵工作陆续展开，我也报了名，并最后被批准入伍。1977年1月5日，我们这批数百人的新兵，从县城坐火车奔向了部队。至此，我的知青生活结束了，我的民办教师工作结束了，我的军旅生涯开始了。

　　上边这张照片，前面已用过，但由于它是大家欢送我入伍时的合影，所以就在此再用一次。这里面既有同学，也有知青点的战友。

　　两年半的知青生活，作为从校门走向社会的第一课堂，既承载了我十七到十九岁这段最美好的人生时光，同时又伴生了可能是人生各个阶段中最多的犯错。顽劣过，跑偏过，以狠为勇，以劣为荣，一度成为主流的价值观；迷茫过，放任过，没有追求目标，没有生活方向地随遇而安。青春就是用来试错的。从这个角度说，我的青春还真的没有虚度。

青春无错！知青无错！

青春无悔！知青无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