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中国要成为海洋大国,广州责无旁贷

时光荒凉了承诺

<h3><strong>广州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strong></h3></br><h3><strong>许多与对外开放有关的</strong></h3></br><h3><strong>重要事件和决策都发生在广州</strong></h3></br><h3><strong>改革开放以后</strong></h3></br><h3><strong>其他国家要认识中国、了解中国</strong></h3></br><h3><strong>广州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窗口</strong></h3></br><h3> <h3>近日,围绕广州继续深化改革开放,<strong>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郑永年</strong>谈了自己的思考和看法。</h3></br><strong><h3><strong>中国要成为海洋大国</strong><strong></strong></h3></br><h3><strong>广州责无旁贷</strong><strong></strong></h3></br></strong><h3><strong>问:</strong>从历史上看,建立和主导全球政治经济体系的基本上都是海洋国家。您曾提到中国是一个陆地文明,您认为在百年大变局下,广州如何助推中国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海洋国家?</h3></br><h3><strong>郑永年:</strong>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是一个陆地国家,不是海洋国家,<strong>但并不是说中国注定要成为陆地文明</strong>。实际上,唐宋时期的中国,既有陆地文明又有海洋文明。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通过航运线路与世界主要国家建立了广泛的经济联系,逐步与世界市场融为一体。</h3></br><h3> <h3>△“广州通海夷道”外国商船云集之地:广州扶胥港(黄埔港)<br></br></h3></br><h3>目前,中国还不是一个海洋大国,更不是海洋强国。中国融入全球市场靠的是廉价要素优势,长期处于全球价值链中附加值较低的环节,而在对外投资、人民币国际化等方面,能力较弱,这阻碍了中国成为海洋大国。</h3></br><h3><strong>建设海洋国家就必须有海洋城市</strong><strong>。</strong><strong>中国要成为海洋大国,广州责无旁贷。</strong>作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领头羊,广州要主动承担起这份新的历史使命。</h3></br><h3><strong>广州的制造、批发、会展、电商、物流等产业发达,又有开发区、自贸区等平台,具备很多有利条件。</strong>未来要在这些有利条件的基础上,提升现代服务业的能级和辐射力,“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把自己打造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商贸投资大平台。</h3></br> <strong><h3><strong>广州高质量发展</strong></h3></br><h3><strong>须从制度性开放着手</strong></h3></br></strong><h3><strong>问:</strong>当前广州也在提倡新的高质量发展,如何实现呢?</h3></br><h3><strong>郑永年:</strong>我认为要围绕制度性开放来做。在这方面,南沙是广州很重要的一个抓手。《广州南沙深化面向世界的粤港澳全面合作总体方案》提出,建设规则衔接机制对接高地,包括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金融市场互联互通、与港澳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相互衔接等。</h3></br><h3> <h3>△广州南沙港</h3></br><h3>此外,还要高质量实施《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对标《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等国际规则。</h3></br><h3>广州要实干,不能空谈,要把这些政策落到实处。南沙可以从采取“香港+”的方式着眼,实施规则接轨。香港的规则、规制、标准、管理方式是非常国际化的,很多都为国际社会所接受,例如市场准入、金融服务、知识产权等领域的制度。如果能够与香港的这些国际通行制度紧密接轨的话,也就差不多与世界接轨了。</h3></br><h3>营商环境是衡量制度性开放的重要指标。广州要努力推进总书记一直说的营商环境“三化”——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广州历来重视营商环境的改善,近年来启动实施了营商环境5.0改革。但距离世界先进水平还有差距,未来还需对标全球一流的城市和地区,进一步完善相关制度规定。</h3></br><h3> <h3>广州有很多优势产业,例如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等,这些领域的规则、规制、标准,广州也是可以做的。拥有规则和标准的制定权才能实现高质量发展。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从制度性开放着手。</h3></br><strong><h3><strong>在世界范围内</strong></h3></br><h3><strong>界定广州为赶超型城市</strong><strong></strong></h3></br></strong><h3><strong>问:</strong>广州如何在新的时期创造比较优势,引领全国的对外开放?</h3></br><h3><strong>郑永年:</strong>广州要引领对外开放,首先要选对参照系。广州应该对标前面比自己走得快、走得好的城市,朝着这些城市去追赶,才有出路。比如,广州需要对标新加坡、纽约等先进国际城市。新加坡经济起飞后,每十年就有一个产业升级、技术升级,广州可以从它的发展经验中得到一些启示。</h3></br><h3> <p class="ql-block">△广州国际金融城</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若要创造比较优势,广州要有更高水平的制度性开放,提高营商环境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广州要在这些方面找差距、补短板,比如在对国际人才开放方面,如果广州要大规模吸引国际人才,包括移民、出入境、外国人就业及社会保障等在内的许多制度应该怎么改革?说到底,这需要广州率先落实制度性开放。</p><p class="ql-block"><b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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