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点鲁迅

加木

鲁迅论聪明人、傻子和奴才

▌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

奴才总不过是寻人诉苦。只要这样，也只能这样。

有一日，他遇到一个聪明人。

“先生！”他悲哀地说，眼泪联成一线，就从眼角上直流下来。“你知道的。我所过的简直不是人的生活。吃的是一天未必有一餐，这一餐又不过是高粱皮，连猪狗都不要吃的，尚且只有一小碗……”

“这实在令人同情。”聪明人也惨然说。

“可不是么！”他高兴了。“可是做工是昼夜无休息：清早担水晚烧饭，上午跑街夜磨面，晴洗衣裳雨张伞，冬烧汽炉夏打扇。半夜要煨银耳，侍候主人耍钱；头钱从来没分，有时还挨皮鞭……”

“唉唉……”聪明人叹息着，眼圈有些发红，似乎要下泪。

“先生！我这样是敷衍不下去的。我总得另外想法子。可是什么法子呢?……”

“我想，你总会好起来……”

"是么？但愿如此。可是我对先生诉了冤苦，又得你的同情和慰安，已经舒坦得不少了。可见天理没有灭绝……”

但是，不几日，他又不平起来了，仍然寻人去诉苦。

“先生！”他流着眼泪说，“你知道的。我住的简直比猪窝还不如。主人并不将我当人；他对他的叭儿狗还要好到几万倍.....”

“混帐！”那人大叫起来，使他吃惊了。那人是一个傻子。

“先生，我住的只是一间破小屋，又湿，又阴，满是臭虫，睡下去就咬得真可以。秽气冲着鼻子，四面又没有一个窗子……”

“你不会要你的主人开一个窗的么?"

“这怎么行？……”

“那么，你带我去看去！”

傻子跟奴才到他屋外，动手就砸那泥墙。

“先生！你干什么？”他大惊地说。

“我给你打开一个窗洞来。”

“这不行！主人要骂的！”

“管他呢！”他仍然砸。

“人来呀！强盗在毁咱们的屋子了！快来呀！迟一点可要打出窟窿来了!……”他哭嚷着在地上团团地打滚。

一群奴才都出来，将傻子赶走。

听到了喊声，慢慢地最后出来的是主人。

“有强盗要来毁咱们的屋子，我首先叫喊起来，大家一同把他赶走了。”他恭敬而得胜地说。

“你不错。”主人这样夸奖他。

这一天就来了许多慰问的人，聪明人也在内。

“先生。这回因为我有功，主人夸奖了我了。你先前说我总会好起来，实在是有先见之明……”他大有希望似的高兴地说。

“可不是么……”聪明人也代为高兴似的回答他。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如何理解鲁迅的这个寓言故事？

相信很多人读了这个故事，都会对奴才充满愤怒，为傻子的勇敢行动和遭遇感到不平，同时对聪明人的伪善充满鄙视......主流的观点，也正是这样的。

主流观点认为，“傻子”代表中华民族中最宝贵的民族性格，中国缺少故事中那样敢想敢干的“傻子”，他们为奴才争取自由，却反遭奴才的翻脸打击；而聪明人太多，他们面对不公与奴役，不仅不会出手相救，反而安慰奴才安于现状；这是中国历史上无数悲剧的根本所在。

但是，仅仅如此么？这是鲁迅要表达的本意么？

如果深入思考一下，就会发现，鲁迅要表达的内涵绝非如此简单，而是非常深刻。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这个故事里隐藏着鲁迅对解决国民性问题的终极答案。

▌鲁迅的终极答案

答案就隐藏在细节之中。

◎细节一：奴才遭受悲苦命运的根本原因，就隐藏在第一句话中：“奴才总不过是寻人诉苦。”

奴才从不会自己解决问题，他们遭受不公和压迫，不是奋起反抗，而是在他们的主人面前忍气吞声、笑脸相迎，回头却找他人诉苦，期待从他人那里得到帮助和安慰，期待他人来解放自己。这正是奴才之为奴才的根本原因。正如埃兹拉·庞德所说：“奴隶，是等待别人来解救他的人。”

◎细节二：奴才面对聪明人的安慰时，他的回答“可见天理没有灭绝……”是他无法逃离奴隶状态的根本原因。

鲁迅在《南腔北调集》里写道：“做奴隶虽然不幸，但并不可怕，因为知道挣扎，毕竟还有挣脱的希望；若是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陶醉，就是万劫不复的奴才了！”奴才面对聪明人安慰时的回答，正是他从自己的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的证明，而当他为主人的夸奖而高兴时，则更是对“寻出美来”的确证。他之所以无法摆脱奴役状态，在于他为自己遭受奴役找到了合理性，而这个合理性不是别人给他的，正是他自己“寻”出来的。

◎细节三：奴才把傻子打跑后，聪明人又来慰问，奴才对聪明人说话时是“大有希望似的”。

“大有希望”四个字，是鲁迅这个寓言故事中最深刻的四个字。奴才“寻出美来”后感到“大有希望”，殊不知这“希望”必将使奴才“万劫不复”。鲁迅始终批判的国民性问题的根本症结就在于此。对照现实社会不难发现，面对压迫与不公，总有许多“奴才”能寻找到“希望”，也总有人愿意为他们提供这种“希望”，而无论这种“希望”，是不是真的有“希望”，“希望”都像毒品一样让“奴才们”上瘾，让“奴才们”做梦，从而让他们继续甘心受奴役，最终接受了所有的不公。

然而，奴才要获得自由，则必须要经历“绝望”。没有“绝望”，奴才就会继续在自身的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没有“绝望”，奴才就会继续为自身遭受的不公寻找合理性，最终“万劫不复”。唯有“绝望”，才有新生。

然而怎样才能让“奴才”绝望呢？是像“傻子”一样直接帮助他们吗？对此，鲁迅在作品中已经给出了答案。

▌每个成年人，都应该再读一次鲁迅

鲁迅在我们这个时代不是被高估了，而是被误解了，被窄化了。他因为过高的名气，被高高挂起，人人皆谈鲁迅，却没多少人会真去阅读并体会鲁迅文字中内涵与力量。

对鲁迅及其作品的理解会经历三个阶段：少年时在课堂上熟读鲁迅，但根本不懂鲁迅；中年历经人世艰辛沧桑，开始重读鲁迅，方知鲁迅之深邃与高远；老来豁达通透后，学着品读鲁迅、神交鲁迅、收藏鲁迅，让鲁迅作品传家。三个阶段，越往后，人就越少。

浅谈鲁迅研究的未来

和预测所有未来的事物一样，预测鲁迅研究的未来也是困难的，因为其中必然同时也包含了对于未来社会走向的判断。因此，这里所说的“鲁迅研究的未来”毋宁说是对其发展的一种期许。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与同时代的知识分子相比，鲁迅并不常谈及未来。梁启超有《新中国未来记》，胡适有《今日中国的文化趋势》，而鲁迅几乎从未做过类似的展望。1928年年初，鲁迅作《拟豫言——一九二九年出现的琐事》，名为“豫言”，实为曲写现实。

当然，它也的确可以读作一份预言，一个对今天乃至未来的深度透视。仅举两条为例——“科学，文艺，军事，经济的连合战线告成”“正月初三，哲学与小说同时灭亡”，今天读来仍然令人折服，也令人惊悚。如果“未来”仅仅是一系列担忧变成现实的过程，那么这样的“未来”非但是可以预言的，更是令人恐惧的。恐惧正是鲁迅的现代性体验中的核心内容之一。

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鲁迅对未来的拒斥态度——“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影的告别》）。这自然是拒绝把未来当成一个无限延搁却永难兑现的廉价允诺，拒绝把它当成现实的避难所，从而轻易地逃离了现实；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是对如上所说的这一种可怕“未来”的蔑视。

鲁迅从现实中看到了历史的回旋，“一治史学，就可以知道许多‘古已有之’的事”（《又是“古已有之”》），而这一种“未来”不过是这回旋所泛起的新的涟漪。

鲁迅的决绝姿态很容易被误解为他连真正的未来、希望、理想也放逐了，事实当然并非如此。如果没有一个“阿基米德支点”，鲁迅何以获得如此强大、深刻的批判性？鲁迅拒绝的不过是作为“最好的药方”的“希望将来”（《两地书·北京之四》），作为“绣出各式好花样”的“无物之物”（《这样的战士》）之一的、被掏空内容的“未来”。鲁迅说，“我疑心将来的黄金世界里，也会有将叛徒处死刑，而大家尚以为是黄金世界的事”（《两地书·北京之四》）。

一个不处死叛徒的世界，一个大家不以处死叛徒为当然的世界，一个大家不误以为自己生活在黄金世界的世界，仅此几条已经足够显示出：鲁迅所希冀的未来看上去遥不可及。它不只是遥远，更为重要的是它逸出了我们的想象力，自然也映照出我们对于未来世界想象力的枯窘。

如果说梁启超、胡适构绘了某个时代中国人的未来祈愿，因而成为了特定时代知识分子的化身，那么鲁迅则通过否定“未来”而成为了一切时代的知识分子。这里存在着一个明显的悖论：谈论未来的人留在了过去，而否定未来者却融入了未来。

鲁迅拟想的遗嘱中有一条，“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胡涂虫”（《死》），也可以看作是鲁迅研究和接受中的一个悖论：鲁迅被牢牢地记住和反复阅读，说明我们还活在鲁迅所揭示的现实之中；一旦将来有一天这样的现实被超越了，鲁迅大概也就被遗忘了。也就是说，鲁迅终其一生对现实做永不妥协的抗争，其旨归却在于一个有能力遗忘他的世界。这应该也要成为鲁迅研究者、阅读者的自觉追求。

关于未来鲁迅研究的预测可以有很多种，但最基本的一点大概就是——鲁迅仍然将是我们不能忘却的记忆，因为我们仍将生活于鲁迅所揭示的现实之中，因为我们尚未发展出超越这种现实的、关于真正未来世界的想象力。

综观鲁迅研究的历史，其中最迷人的风景其实不是研究者与作为研究对象的鲁迅之间的关系，而是研究者与其所处的时代、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换言之，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研究者得出了怎样的鲁迅像，而在于研究者怎样得出了鲁迅像。

尽管“回归鲁迅本身”不断地被拿出来作为新的研究趋向的合法性来源，但仔细考察会发现，这些研究大多是借鲁迅回到了他们想去的地方。这一点预先就确定了，而研究者或许只是尚未意识到这一点。大体而言，一部鲁迅研究史也是一部社会变迁史。

我们可以粗略地把新中国成立后的鲁迅研究分为三个阶段，分别对应着不同的鲁迅像：革命的鲁迅、启蒙的鲁迅和个人的鲁迅。背后折射的正是不同时代整体社会思潮的特征及其变迁的轨迹。

应该说，这些不同的鲁迅像都有其合理性，鲁迅这个研究对象的复杂性也为丰富的解读提供了可能。然而，我们同样可以看到的是，每当一种新的鲁迅像出现之际，其中往往也寓含了对于之前鲁迅像的强烈拆解。这当然有割裂鲁迅的整体性的危险，革命、启蒙和个人这些命题在鲁迅那里是如何相互纠缠而又相互统一的问题被削弱了。

更有甚者，则是曲解鲁迅的危险，就像革命年代中所塑造的革命的鲁迅、启蒙年代里所塑造的启蒙的鲁迅都有简单片面之处一样，当下对于个人的鲁迅的强调也存在着根本性的缺失：个人也许构成了鲁迅革命、启蒙思想的一个核心内容，也是使得鲁迅对于革命、启蒙看法如此独特的重要来源之一，但当它

从革命、启蒙命题中被剥离出来之时，大概也就只能作为消费社会中的“个人主义”的假面和同谋出现了。

研究者与其所处时代的现实之间的关系及其对于现实的认知往往决定了研究的品格与高度。鲁迅这一研究对象对研究者最重要的启发之一，即是如何将自身与现实的关系变成一种自觉，而不只是被动地反映了某一种现实。以鲁迅的个人主义而言，它产生和存在于晚清以来强大的“群”“国民”“人”“阶级”话语之中，但又不简单地是这些话语的对立面；不是以个人去消解群体，而是洞察了真正自觉的个人对于真正群体形成的不可或缺性，“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文化偏至论》）。

这种个人主义是与现代主体的生成联系在一起的，把召唤个人的主体性当作整个现代的基石，反过来又成为审视现实中的“现代”的标尺，是对作为现代“文化偏至”之一的“众数”的反拨。不理解这种个人主义思想的丰富性，也就无法理解鲁迅为何与“人性论”“自由人”“第三种人”以及“左翼”内部不良倾向做着同时的抗争，而且这并没有妨碍他坚定地站在“左翼”的立场上。

这种个人主义不同于原子式的个人主义，更不用说陷入情欲、个人恩怨、日常琐事等之中的个人了。鲁迅对于后一种做法自然早有观察，他说：“譬如勇士，也战斗，也休息，也饮食，自然也性交，如果只取他末一点，画起像来，挂在妓院里，尊为性交大师，那当然也不能说是毫无根据的，然而，岂不冤哉！”（《“题未定”草〔六〕》）

鲁迅研究中的永恒问题应该是：鲁迅向我们提供了哪些审视当下现实的智慧？未来的鲁迅研究自然也当如此。如果说日本鲁迅研究有值得我们认真学习之处，首先便是日本鲁迅研究者如何在自身的现实和问题中与鲁迅相遇的，鲁迅回应了他们的问题，而他们则由此深入地把握了鲁迅。

择其要者而言，竹内（好）鲁迅、丸山（升）鲁迅、伊藤（虎丸）鲁迅，凡是能成一家之言的都是如此。竹内好关于日本民族战争与文学者使命的问题、丸山升关于日本左翼运动挫败的思考、伊藤虎丸关于日本“战后民主主义”与大学改革的质疑，问题不同，由此勾勒出的鲁迅像也不同，但是无不是把鲁迅作为反观日本现代的一面镜子。在他们那里，与其说存在着一个中国现代/日本现代的对照结构，不如说是鲁迅与日本现代的对照。正如伊藤虎丸所言：“鲁迅型的近代，即使在中国的近代当中也是孤立的、也是异端的。”（伊藤虎丸：《鲁迅与日本人——亚洲的近代与“个”的思想》）

如何将鲁迅把握为中国现代进程中的一个孤立者和异端，仍然是未来鲁迅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不是将这一孤立者和异端轻易地排除出去，也不是将其随意地同化吸收掉，当然更不是将其当作“纸糊的权威者的假冠”（高长虹攻击鲁迅语）推翻，而是站到异端的角度重新打量这个陌生的现代。

这一种现代已经逐渐为我们所熟悉、所习惯了，因而也就有了将其自然化的危险。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也许是永远，我们必然仍将生活在这种哈贝马斯所说的“现代性——一项未完成的设计”之中。然而，首要的是自觉到它的“未完成”感，即上文提及的并非“以为是黄金世界”。

这并非一般意义上的修修补补，更不是自信现代所带来的问题也一定能在现代之中得到解决的盲目乐观，而是对替代性现代的不懈思考和追寻，是对未来世界的想象力。因此，我们必须重返现代所提出的基本命题之中，政治、社会、文学包括上面谈及的革命、启蒙及个人等，也正是这些命题规约了现代，直接关系到我们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我们会创造出什么样的世界。

我们何其幸运，又何其幸福，我们在现代之中邂逅了鲁迅。

文章界域，本来是极可弛张的。鲁迅发表的文字，除了小说，我们几乎都把它们归入杂文一类。对于一个思想战士来说，这种归纳，本来没有什么不妥之处 ；但从读者方面考虑，分类细一些，当更便于理解和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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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描画小人物的寂寞

鲁迅自己说过，他的文字有两类，一类是为别人乃至为敌人的，一类是为自己的。依照这种说法，小说当介于两者之间，既有明确表达问题意识和社会责任的方面，也有抒写个人情愫的方面。

说到小说创作，他说：“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是要改良这人生。”正是人生，把别人和自己统一到他的小说里来了。

有学者统计说，《呐喊》、《彷徨》计二十五个短篇中，便有十三篇描写了二十四个人的“狂”与“死”。死亡家庭成员有四种人：革命者或先觉者，知识分子，普通人，还有儿童。统括起来，都是社会的无权者和弱势者。

鲁迅的小说可以说是异形而同构的。所谓同构，并非是故事结构的雷同，而是通过苦难的叠加，主题的重复，强调存在的本质所在。这种相似性，使得同一个社会事件或个人行为，同时在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里进行，并且经受同样的震荡。

作为启蒙思想家，鲁迅不能不重视一个病态社会的精神状况。在他那里，有两个中心意象：一个是关于“铁屋子”的，一个是属于“荒原”的。不同于封闭和压迫，荒原感是敞开的、弥漫的、延绵的，人坠入其中而无可措手，其实这也是一种深渊感。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作者的笔触，并没有停留在对普遍的痛苦、恐怖和焦虑的一般的表现上面；其中一个很大的特点，是往往把这些异常强烈的尖锐的悲剧情感，化为一种寂寞感呈现出来。

寂寞也是多种多样的，有先觉者的寂寞，勇士的寂寞，知识者的寂寞，但也有劳苦者的寂寞。像鲁迅这般细微地描画小人物的寂寞，在中国作家中几乎是没有的，在世界作家中也非常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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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文：无法仿制的天才创造

中国现代杂文史是同鲁迅的名字连在一起的。许许多多用于批评的、驳难的、讽刺的文字，常常被称为“鲁迅风”。事实上，鲁迅的杂文是无法仿制的，他明显地带有个人天才创造的特征。

鲁迅说“砭锢弊常取类型”，又说“我的杂文，所写的常是一鼻，一嘴，一毛，但合起来，已几乎是或一形象的全体”。

郁达夫有一段话说得很精彩：“至于他的随笔杂感，更提供了前不见古人，而后人又绝不能追随的风格，首先其特色为观察之深刻，谈锋之犀利，比喻之巧妙，文笔之简洁，又因其飘溢几分幽默的气氛，就难怪读者会感到一种即使喝毒酒也不怕死似的凄厉的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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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彻底的批判精神

为了改造国民性，鲁迅认为，必须设法“注入深沉的勇气”和“启发明白的理性”。从文体论，最富于理性色彩，便是评论，鲁迅的评论，从大的格局上说，可分前后两部分。前期以论为主，重在自由平等观念的阐发；后期以评为主，重在文学和社会问题的剖析。

他是一个游击战专家，如果说，杂文体现了他的灵活多变的游击风格话，那么评论则是从正面发动的进攻，庄严，平正，率真，推进式，以集中而强大的火力形成一种摧毁性打击。

彻底的批判精神是鲁迅评论的灵魂。正是批判性使他的评论不同于学院派，或者官派。胡适和他的朋友曾经创办过《现代评论》《独立评论》等刊物，其实所载不是讨匪的檄文，便是媚官的策论，遗风是很古远的。倒是鲁迅这个人从莽原和荒坟里走来的不挂任何好看的名目的人物，以他的野性文字，显示了评论这一文类的现代性与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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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在柔肠中乃见侠骨的锋棱

鲁迅散文的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自我经验的表现。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现在鲁迅散文中有三种不同的方式：

一是个人回忆录，收入《朝花夕拾》里的文字，基本是按照个人生命史的线索，有组织地进行叙述的。这类文字，使用的是直叙和白描手法，形象的再现非常生动。

第二类是纪念和悼亡的文字。比较《朝花夕拾》，这类文字的重心明显地从自我转向他人，久居于作者心中的敬爱者与挚爱者。《记念刘和珍君》《为了忘却的记念》《忆韦素园君》《忆刘半农君》《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是其中的名篇。

鲁迅对人物的评价，并不限于道德文章本身；他总是不忘把他们置放到历史的大背景下，从改革和进步的视角切入，来看待各自的缺失或贡献，憎爱分明，且极有分寸感。

第三类既非个人回忆，也非回忆他人，但又与此种种相关，还夹杂了许多别样的材料，而统一于作者即时的感悟。作者题为“夜记”者，盖属于这个部分。所谓“夜记”，鲁迅在一篇文章的附记里说是“将偶然的感想在灯下记出”的那种“随随便便，看起来不大头痛的文章”。

鲁迅写作散文，大抵处在激战或大病过后，或者经过一场劫难之后的精神休整时期。因此，相对获得一种“痛定”的闲静，有了抒情的余裕。他的散文是特别富于抒情气质的。这种情感，比较杂文的战斗豪情，偏于绵长、凝重和深沉，显示了精神渊深的方面。

在大体上完成小说创作之后，他的寂寞感，内心深处的某种倾诉的欲望，多借了散文和通信的形式流露出来。扩大一点说，其实通信也是散文。唯是在他作着平静的叙述时，却因时时翻动的记忆而恩仇交迸，于是在柔肠中乃见侠骨的突暴的锋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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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诗：本质上是一个诗人

鲁迅自称是一个散文式的人，他写过几首新诗，确是不押韵的，可是本质上是一个诗人。

当他善感的心灵受到触动，或身在大苦闷中而意欲作诗的突围时，采用散文诗的形式是适宜的。

在写作资源方面，毋庸置疑的是，他接受过尼采和波特莱尔的影响，用他的话说，是摄取了“‘世纪末’的果汁”。尼采是旧轨道的破坏者，一生与“庸人”作战，著作多用箴言集成；波特莱尔写人间“罪恶的圣书”，没有尼采似的强者的力，而竟陷入颓唐。

两人在鲁迅这里构成一种奇异的结合，他以一个东方人的巨大的创造力，吸纳了代表日神与酒神两种完全相悖的原质，使《野草》充满内在的张力，虽然篇幅有限，却显得更博大，更深邃，更富于瑰奇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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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自然状态中体现固有的美学品格

鲁迅的旧诗写作有两种情形：一是有不能已于言者，非言说不可，如集中的悼亡诗。二是应友人索墨而作，用他的话说是“偶尔玩玩而已”。比起小说杂文，写诗于他不过余事。他说他是“不喜欢做新诗的”，“但也不喜欢做古诗”；开始时，并不曾起意编入集中，这是的确的。

然而，就在这样的诗作当中，仍然可以随处看到他作为一名思想战士的丰神。这些诗由于有感而发，并非为了发表，所以，能够在一种自然状态中体现固有的美学品格。

鲁迅在文化观念上无疑是一个全面反传统的人，但是在审美方面，却是传统文化的优秀的继承者。他喜欢汉代石刻，明代版画，写文章喜欢夹带一些古字而不肯随俗，因为喜欢骈体文以至在文中也用了许多对偶句子，连书名也做出对子来，像《呐喊》对《彷徨》，《三闲集》对《二心集》，《伪自由书》对《准风月谈》之类。

写旧诗大概也可以算是他的一种不忍抛舍的积习罢。不过，以律绝短小的篇幅，抒一时的愤懑，除内在生命的必需之外，论文字的经济，实在是一件合算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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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跋：是非憎爱十分鲜明

在鲁迅全集中，序跋的篇目颇不少。其中除了为自己的著作，以及亲自编校的古籍和译作做的说明之外，还包括评骘他们著述的文字。古籍的序跋比较简略，没有太多的发挥，基本上属于学术性质。译文的序跋却很可注意。因为多少带有文化比较的意义，以异域做参照来批判本国的社会和文学，算得上是比较集中的。

知识分子的势利是不可容忍的。在翻译界，大家向来看重文学大国、文学大师、文学经典，欧美文学作品大量地被译成汉语，其他国家的文学状况则罕为人知，这是一个事实。鲁迅着重翻译俄国以及东北欧一些小国的作品，完全的反其道而行之。

他公开说：“我是向来不想译世界上已有定评的杰作，附以不朽的。”在这里，译者固然有以被压迫的共同语境来启发国人的意思，而通过翻译，为弱民族伸张正义也是的确的。反势利即是反潮流，这需要翻译家特别的眼光和胆魄。

鲁迅为人作序，是非憎爱十分鲜明。作序的大约包括这样两种人的书：一是死者，一是青年。

对于有为的青年的书，他反复强调文艺与时代的关系，称许他们在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勇敢实践的精神。对于已故的革命者的书，如李大钊，他虽然认为作为理论“未必精当”，却热情赞扬说是“先驱者的遗产，革命史上的丰碑”；如殷夫，他完全撇开诗艺而从诗人的主体性，从诗的主题和内容出发，发掘诗作的“别一种意义”，使之提升到中国社会改革和文学建设的层面做深度阐释。他由来主张，人是先于作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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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信：窥探历史幕后的秘密

作为一种文体，书信有它的特殊性；正如日记一样，带有一种隐私性质，能够较为真实地反映作者的生存状态，尤其是精神方面。就拿鲁迅的书信来说，其中有部分内容，在别的文体中便很难见到，例如对人际关系的态度，对于左联的态度，等等。

因此，这些书信不但富于文学价值，而且具有文献价值；透过它们，可以进一步窥探历史幕后的文化运动的秘密。

如果说，鲁迅书信有一种特别的力量，首先是人格魅力。如此伟大、健全的人格，通过书信的表现，明显要比别样的文体来得直接而鲜明。

此外，就是语言魅力。鲁迅的书信语言很有特点：简约，凝重，柔韧，在白话文自由舒展、明白晓畅的基础上，着意保留古代散文的节奏音韵之美。这种味道十足的风格化语言在别的作家里是没有的，比较鲁迅的其他文字，也都非常独特。

近些年来，鲁迅的个别作品被移出了语文课本。然而，鲁迅作品中的人物——无论是异乎常人的狂人、穷困酸腐的孔乙己、被岁月躺平的闰土，苍白婚姻里的四铭，愚昧麻木的华老栓、还是屡屡落弟的陈士成，偏执悲怨的祥林嫂，还有认为谁都不配姓赵的赵太爷，在现实中，他们不是消失了，而是越来越多了。

鲁迅作品之重要，毫无争议；但鲁迅作品版本之多、选择之难，也有目共睹。迄今为止，能同时满足重读鲁迅、品读鲁迅、致敬鲁迅、收藏鲁迅的版本，唯有1938年版的《鲁迅全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