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深秋凄雨绵

胡杨树

那年深秋凄雨绵 张瑞祥 我的小学是在第五小学上的，校址位于锡林浩特西商西。为图近便，我和结伴上学的孩子们一般不走大路，而是经常从居民区里穿行，所以几乎每天都会经过这家诊所。 图片来自网络 　　诊所是私人开的，一栋朝南的房子，房门却开在东侧的山墙上，也就是朝向我每天上学途经的路上。房前有个院落，在靠近房门处留了一个供人进出院子的门，没门少框的，与其说是门，不如说是开了一个“凵”型豁口更恰当。从豁口望进去，院子里尽管搭着只有出城到草原上才能见到的蒙古包，但依然显得很宽绰，那儿种着蔬菜，还种了几多叫不上来名字的花花草草，每年春夏从这儿路过，都会闻到随风散溢的浓郁花香。宽敞的诊所门前还有个别处难得一见的拴马桩，三天两头可见有背负鞍鞯的马匹拴在门前。不远处，有口石砌水井，那一带的居民都是吃用这口井的水。每当我放学时，也恰是周边的人们到井边担水的时间。夏日，人们在井边洗洗涮涮，聚拢聊天；冬天，井口方圆几十平米都结了晶莹的冰，到这儿嬉闹打滑的孩子和担水的大人们混杂一起，洋溢着坊间特有的生活气息（我路过时也经常和这儿的孩子们一起排队打冰滑）。在我眼里，诊所门前是个热闹地儿。 图片来自网络 　　这栋土木结构的房子大概有六七间，从东门进去，是个长走廊。每间房子门楣旁都挂着小牌子，接诊室，处置室，住院室，药房，再就是这家人自己生活起居的房间。诊所主人姓韩，人称韩先生。我小时候曾被父母带到他这儿看过病，自己得了啥病需要看大夫，早已记不得，但先生静静地给我把脉，我默默地仰望先生的情景好像有两三回，因而他的相貌举止被我清晰地存放心中了。现在回忆起来，先生中等个儿，国字脸，戴眼镜，身体稍胖，为人和蔼，慢条斯理地问话开方子。先生医技高超，在锡林浩特颇有些名气，当年遇有在公立医院久治不愈的病患，人们一般都会说，不行就找韩先生给瞧瞧吧，可见先生在普通市民心目中的位置。 　　1965年，冯德英的小说《苦菜花》被拍成同名电影，演绎了发生在20世纪40年代胶东半岛王官庄的历史故事。这部电影是学校组织我们小学生集体观看的。银幕上那一幕幕令人惊心动魄的情节，尤其是那段在王家阴森森的宅院里，汉奸特务王柬芝偷着给日伪军发电报，不料被他女儿杏莉发现，他竟然持刀杀人灭口的画面，使我们看得心惊肉跳，王柬芝丧心病狂地行径，激发了我们对大坏蛋的无比仇恨！ 图片来自网络 　　观影次日，政治课老师给我们同年级上大课说，阶级敌人总是隐藏的很深很深，他们一有机会就会跳出来搞破坏，同学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一定要擦亮眼睛，及时发现敌人的阴谋！老师的激励掷地有声，使得小小年纪的我们个个顿感责任重大，同学们都在想自己所见过的人中谁像那个隐藏的阶级敌人。我也在心里把自己周边认识的人逐个过了筛子，蓦地，一个身影在我脑海里闪现了：韩先生！对了，就是这家伙！只有他家才有王柬芝家那么多的房子，他给人看病总是客客气气的，不是和善于人前讨好的王柬芝一模一样吗？再说他家院里还搭了蒙古包，城里又不是草原牧区，搭蒙古包干什么？说不定就是藏在里面给敌人发电报呢！ 　　我把老师的教导和自己的发现说给了父母，未成想竟遭到父母一致的斥责。他们说老师说得不错，社会上是有坏人，但也不是到处都有。韩先生治病本事高，诊费却不高，对没钱找他看病的人还给赊账，有的甚至不要钱，这样的人怎能是坏人呢，你可不要再瞎猜了！ 成长中的小孩子最容易受父母和老师的影响。既然父母这样说了，我自然就把发现阶级敌人的念头暂且收敛起来。但此后我再从韩先生家门前路过时，仍会以莫名的心理，时不时地往他家瞭上一眼，看看那个时开时掩的家门，窥探一下院里那个神秘莫测的蒙古包…… 图片来自网络 　　1966年，一场号称“史无前例”的运动涤荡华夏，地处祖国北疆的锡林浩特也和全国一样，天天“云水怒”，到处“风雷激”。 是年深秋一个阴雨绵绵的早上，我冒雨上学途中照例向韩先生家投去一瞥时，猛然发现王柬芝，不，是韩先生在淅淅沥沥的雨中站着，淋着雨，低着头，像雕像那样一动不动！我疾走几步来到他家院子豁口前，只见院里出现了两三个大小不一的破旧木头箱柜，裸露在雨中的箱柜上凌乱的堆放着几个布皮包袱，韩先生就站在那几个箱柜中间。他一定在雨中站了很久，因为他穿着的那件古铜色蒙古袍子已完全被雨水淋透，整件衣服湿溻溻地箍在他的身上。他家房子在我这个角度凡能见到的门窗全部都贴了白纸封条，上面写着时间盖着鲜红的大印！ 　　——哦，原来韩先生家被“革命群众”造反了！十一岁的我之所以能迅速对眼前的境况作出判断，是因为“如火如荼”的运动已经持续好几个月，一些“地富反坏右”“封资修”人家被扫地出门、房产家什被没收的事儿已屡见不鲜，但韩先生为啥也被这般对待？莫非他真的是“王柬芝”？ 凄凄的小雨不断地下着，除了雨滴落地声儿外，世界静静地，没有见到韩先生家的其他人，除我而外似乎也没见到其他人到韩家门前看一眼。 那天上午我再没心思听课，睁眼闭眼都是韩先生佝偻着身子雨中挨淋的样子。不知他是啥时候开始淋雨的，是昨夜里还是今儿早上？我眼前出现他给我看病把脉时慈祥的模样，耳畔想起父母亲对他由衷称赞的话语……突然，我意识到韩先生在雨中久站会生病的，给别人治病的大夫也是人哪，我真的开始心疼他了！ 　　中午放学，我不由自主地又跑到韩家门前去看。忽紧忽慢的秋雨随着瑟瑟寒风不时变换着飘洒的方向，经过他家门前三三两两的人们，有的略略驻足看一眼仍在院内的韩先生，留下一声叹息匆匆离去，而更多的人则见惯不惯，好像这儿啥也没有发生，只管各自顶雨回家。 我回家第一件事就是告诉父母今天在韩先生家的见闻。父母先是感到惊愕，接下来就是默默无语，但从他们的表情上看得出来，他们很是难过。我知道近来父母的心情一直很差——父亲不仅在单位被下放“劳动”，还被人贴了大字报，说他是“黑帮”，还是啥“破落地主”。 　　我下午没有到学校——当年第五小学因为两个学校并校，学校一下子无法容纳这么多教学班，权且改全日制为半日制，各班轮流上课——但心里还是挂怀着雨中的韩先生。 翌日，天气稍稍放晴。我上学路上最重要的事儿当然是想再看看韩先生。他家门窗上的封条还在，只是被雨水冲刷地字迹模糊，院子里已空空荡荡，原来那四处飘香的花草，被冷雨寒霜打得七倒八歪满浸泥泞，但韩先生却不知踪影。 我惦着韩先生和他家人的去向，慢吞吞地走进教室。上课钟声敲过好长时间了，也未见到老师。有个同学跑出去“打探”一会儿回来说，老师们上街“破四旧”去了，今儿看来是不上课了。这时一名同学从衣兜里掏出一毛钱，神秘兮兮地说他发现了重大政治问题！同学们将信将疑，他就指着纸币上拖拉机的图案说快看，这个车轱辘（履带）上有个毛字，我爸爸说是印钱的家伙想轧毛主席！此话一说，全班同学都非常震惊，大家都伸手要拿这张钱一看究竟。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令我立马把韩先生的遭遇及一毛钱的大事儿抛到九霄： 图片来自网络 　　班主任不知啥时候走进教室。他一反常态，没有像往日那样为我们讲课，而是接过同学手上的钱对着窗户看了看，然后情绪激昂地对全班同学说，我真高兴，我的学生眼睛是雪亮的！不过这钱的问题重大，我们一时半会还解决不了，我们眼下就有个跟这印钱的坏蛋一样的人，他就是赵××，就是那个以当学校工友为掩护的坏人！同学们听明白了，老师说的赵××不是旁人，是我们每天都能见到的那位深受师生爱戴、被称为赵大爷的胖乎乎的老人，他每天清晨把校园打扫的干干净净，除了上课下课按时敲钟外，还给师生们烧锅炉供开水、取暖季每天下午放学前给各班级分煤（那时教室生炉子）。对啦，去年过六一，谭校长（女）还请赵大爷在操场上为全校师生作忆苦思甜报告来着。不过今天讲台上的老师可是对赵大爷出言不逊，他说这些年我们都被这个姓赵的老家伙蒙蔽了！面对小小年纪的我们，老师历数了赵××如何如何隐瞒了自己见不得人的历史，乔装改扮，混进校园，等待时机，准备配合蒋匪帮反攻大陆的行径！这还不说，姓赵的还经常悄悄地往开水锅炉里投毒，想慢慢地毒死你们这些祖国的花朵！老师义愤填膺，同学们目瞪口呆！老师振臂一呼：同学们还等什么？我们要和隐藏在身旁的赫鲁晓夫进行斗争！在老师指使下，班里七八个男同学一窝蜂地冲出教室，不一会功夫就将赵大爷押进教室，再把班级水桶里装满煤块，用绳子挂在他脖子上，不容分说就让他直接坐上“喷气式”（当年风靡全国的一种批斗人方式，强制挨批者低头弯腰，两臂向后抬起）。小学三年级学生的动作哪有深浅，不一会功夫就整得赵大爷光头淌汗，满口告饶了（而老师啥时候离开教室的谁也没注意到。后来听说，我们班主任家在校园内，他几次半夜时分到学校的煤堆上往自己家拿煤，被赵大爷发现制止还不听劝诫。教室里上演的这一出儿完全是他编造谎话，唆使不谙世事的学生为自己出气，报复无辜）。 　　随着运动不断升级，学校停课，学生“放羊”了。每天猫在家里的我也不再关注韩先生的去向，因为他家的遭遇和我们后来所见的社会乱象相比，真的是小巫见大巫，不值一提了。…… 图片来自网络 　　岁月如白驹过隙，不知不觉二十几年过去了。 这时的锡林浩特和几十年前相比，不仅仅是社会复归平和，而且城区扩展了几倍，我家也早已不在西商住了。 　　锡林浩特市第五小学新貌（约请邵海洋老师拍摄 . 2023.6.6） 　　已经结婚并当了爸爸的我，遇有孩子头疼脑热或脾胃不舒自然要寻医问药，竟不由地往事钩沉，想起当年曾为我把脉治病，后来又着实令我牵肠挂肚好些天的韩先生来了。于是，星期天空闲我就骑着自行车到西商故地寻迹问踪，着重打听韩先生的下落。 　　几经辗转，得见了一些早年曾在韩先生住家一带的老住户。人们得知我打听先生的信息，知情人难免人人称赞，却又个个唏嘘。 原来，早年大名鼎鼎的韩先生，本名韩旭东，是辽宁土默特左旗的蒙古族人，蒙语名字那仁朝克图。令人遗憾的是，他在多年前就去世了，人们说他去世时年龄并不高，大概在六十岁左右。 　　韩先生祖上称得上是杏林之家。身在辽宁原籍的他，自幼看到爷爷、爸爸为邻里乡亲把脉看病，仔细入微，和蔼有加，给他人生以向真向善的启蒙。家里把他送到学校读书，期望他成为一个于国于民有用之才。不过韩先生也是个苦命人，他哥儿仨，兄长早夭，在他就学期间父亲又不幸撒手人寰。家里的变故，让他忍痛放弃学业，小小年纪就挑起生活重担，他去给地主家扛活，用微薄的钱粮赡养母亲，养活幼弟。 随着新中国的建立，新兴的北疆小城锡林浩特（时称贝子庙）欣欣向荣。但它的四周毕竟是茫茫草原，交通不便，千百年来缺医少药的窘况尚难一时解决。得此音讯的韩先生难免心头一亮，自己立志行医为业，治病救人，而那里不正是自己施展抱负的理想之地吗？于是，他义无反顾，在1950年拉家带口地来到锡林浩特。 　　先有贝子庙，后有锡林浩特市全国文物保护单位——锡林浩特市贝子庙 　　那时锡林浩特的居民住家主要集中在西商一带，日用手工业、旅店、商铺、饭馆、理发馆、说书馆之类也大都在西商的街面上（后来又建起名噪一时的戏园子）。韩先生一家落脚西商，随即挂出了诊所招牌。先生尽心尽责，对病患无论身份高低富贵贫贱一视同仁。他潜心钻研中医和蒙医（对藏医也颇有造诣），兼顾西医。病患面前，他不故步自封，而是结合实际病例选择最佳诊疗方案，亦中亦西，或两相结合，使那些前来求医问诊的人们痛苦呻吟而来，舒展眉头而去，甚至一些疑难杂症经他精心诊治都奇迹般地痊愈。不久，西商诊所名声鹊起，“韩先生”的尊称遍传城乡。 　　1953年，韩先生家盖起那栋在当时看来挺气派的房子，诊所建设趋于规范。先生全部身心投入行医事业中。他善于学习，勤于动笔，仅归纳记录下来的临床症状就达三四百种（可惜这些宝贵的文字资料及祖传药典、家藏珍贵药材等，在上述“史无前例”中散失殆尽）。他天赋较高，不仅蒙汉语文兼备，而且通晓日语和拉丁文，这些无疑都成为他行医之路上的助力工具。他根据草原生产生活及气候等特点，把医学理论和临床实践结合起来，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防病治病经验，不仅擅长对儿科、妇科病的治疗，而且对牧区地方常见的肝包虫病和布氏杆菌病的治疗也是独树一帜，疗效不凡。尤其值得褒扬的，是他对患者的一片赤诚之心。二十多年的行医生涯中，凭借精湛的医术和高尚的医德，治好成千上万病人，有不少病患就是被他从“死门关”上拉回来的。 　　韩先生在锡林浩特和周边牧区声誉很高，几近有口皆碑，城里居民找他看病自不待言，就是那些牧民患者也是动辄几十里上百里，乃至千里迢迢慕名而来。为了给这些远道而来的患者省下住店钱，让他们踏踏实实地安心治疗，韩先生在自家院子里搭了蒙古包，而门前的拴马桩也是给骑马进城就医的牧民们准备的。他家院里芬芳四溢的花卉，可绝非仅为怡情观赏，那是他和夫人一起种的中草药，悬壶济世，以备不时之需。 　　说到这儿，不能不说说韩先生的夫人。韩夫人相夫教子，是丈夫的好帮手。她不仅仅是诊所里的药剂师兼护士，为患者配药打针、理疗处置，给住在家里的患者煎药备餐，而且还是名副其实的家庭“管理员”，她靠自己的善良和勤劳把一大家子的吃穿用度调理的井井有条，使得丈夫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于患者。夫人有颗慈爱的心，她和丈夫一起收养牧区患者孩子的事儿，曾在街坊中传为佳话。 　　故事发生在1963年。那个年代还未实行计划生育，家家生活水准都很一般，但家家孩子都不少。这年，一位家在跃进公社（距锡林浩特城区40多里）的蒙古族女患者，带着刚出生几个月大的一个男婴前来韩先生家投医。女患者生育较多，她在生这个孩子时因身体羸弱病倒了。韩先生夫妇安排她们住进蒙古包，精心诊治细心呵护，直至女患者痊愈。但这位妇女因生活拮据，回家前想把这个男婴送人，并在城里寻找收养孩子的人家。韩先生夫妇闻讯后，不顾当时自己已有九个孩子，生活开销往往也是捉襟见肘，还是毅然把这个孩子收养下来，视如己出，在自己的孩子中排行老十。韩先生夫妇共生育了十个子女，但他们夫妇对外人总是说自己有十一个孩子，就连他们的子女，也都说自己有兄弟姊妹十一人，可见这个男婴在这个大家庭里是多么的幸运。韩先生去世后，韩夫人携自己年龄较大的几个子女一起，含辛茹苦把这个孩子抚养成人，不仅支持他参了军，还为他操办了婚事。 　　六十年代初，有个孤苦伶仃的老人家姓龚，是东北人，不幸得了肾病，韩先生给他治愈后就将他留在家里，孩子们都喊他龚爷爷。就在本文开头说的韩先生家被贴了封条，先生本人雨中挨淋那段非常的日子里，这位龚姓老人也被“革命群众”“勒令”撵回东北老家了，此后音讯皆无。还有一位姓赵的厨师，在锡林浩特老盟宾馆对面那家国营民族食堂工作，他的父母中有一位去世后没钱下葬，韩先生得知后慷慨解囊，帮他安葬了老人，此后这位赵师傅常来韩先生家走动，韩家孩子都称呼他赵叔。 韩先生一家对有困难的人施以援手、倾心相助的事儿还有很多，限于篇幅，不再赘述。 　　其实，这篇写韩先生的文章，我早在十几年前就动笔了，但终因不知道先生究竟哪一年因何病去世的，他的后人现状如何等等缘故没能写下去。但是，那年先生在凄冷的秋雨中挨淋的场景，时常浮现在自己的脑际，令我心心念念，欲罢不能。于是，前不久我辗转联系上了先生的一位已退休多年的女儿，手机微信上告知了自己的心愿。通过韩先生的女儿，我了解到与先生相关的一些细节。 　　原来，韩先生是在1972年9月因心脏病突发去世的。先生原本有轻微的心脏不舒，是那场“史无前例”使得他心脏病加重了。1966年深秋他家被贴封条，先生一家被撵出家门，原因竟然是“莫须有”。当时，是先生和夫人在一起淋的雨，那些天阴雨绵绵，是好心的邻居拿来雨布让他们遮雨避寒，并送来吃的。他夫妇二人相依相偎，在自家那个院子里露天待了好几天。他们的孩子则被几家邻居分别接到各自家中。几天后，他们自行扯掉门窗上早已破损的“封条”回到屋里，这件事儿也就这么不了了之了。后来，尽管先生为患者治病时常受到“运动”的干扰，但只要有病患上门，先生夫妇仍一如既往，竭力为之。但“运动”给先生的伤害难以估量，终于导致他撒手人寰。那一年，他才58岁！ 先生去世，他家的诊所只好停业。1985年，韩夫人亦追随丈夫仙去，享年也不过63岁。 　　前面说了韩先生夫妇共生养抚育了11个孩子。除了收养的那个男孩外，十个亲生子女中2男8女（姊妹中有一位已去世）。韩先生夫妇生前很重视对子女的教育培养。早在1962年，他家已有两个女儿分别考入内蒙古师大和内蒙古医学院，一门出俩大学生，这在当时社会和家庭条件下都是十分罕见的。后来，他们的另一个女儿也就读于师范学校。 　　伴着时代的发展，韩家子女自律自强，出类拔萃，其中两个继承了父亲救死扶伤的事业（一个女儿学西医，一个儿子学地方病学），一个儿子当了人民教师。其他的则分别从事了编辑、保险、工商、文艺、工会等工作，都没有辜负父母的养育之恩和殷切期望。 　　草原一代名医韩先生虽不幸早早辞世了，但至今令人缅怀。可告慰先生的是，如今的锡林浩特与他在世时相比，可谓日新月异。包括韩门后人在内的各民族乡亲们，早已告别了贫困，社会和谐，安居乐业。当年交通闭塞、只有东商西商区区五六万人口、医疗资源匮乏的偏隅小城，如今已发展成为几十万人口、四通八达、商埠遍地、医疗资源相对富足的名副其实的草原明珠。 欣欣向荣的草原明珠—锡林浩特市城区一瞥 　　夙愿得偿，谨表寸心。写完这篇纪念韩旭东先生的文章，我亦不由地顿感轻松，“东风吹尽去年愁，解放丁香结”。 《韩先生略传》祖籍辽宁省，蒙古好儿男。出身杏林家，年少得真传。立志效扁鹊，救死扶伤担。五十年代初，举家迁草原。 建房七八间，医所设施全。悬壶开门诊，济世无贵贱。治病收费低，鳏寡不要钱。蒙汉语兼备，谈吐和与谦。 中蒙医拿手，西医娴熟兼。辩证施医术，治愈人万千。疑难杂偏症，独家解愁烦。更有濒亡者，告别鬼门关。 医湛立口碑，城乡美誉传。不少慕名者，千里投医缘。搭起蒙古包，牧民得方便。不收床铺费，患者减负担。 社会有需求，竭力来奉献。街邻逢困难，相助诚意暖。孤老无去处，收留自家院。一声韩先生，民意尽彰显。 那年狂飙起，秋寒雨连绵。名医遭人妒，抄家见渣男。原因“莫须有”，良善遭攻戬。乱世不由己，先生把病添。 医者品德高，仁心大于天。坚持治病患，勉力五六年。治愈患者易，自救回春难。年仅五十八，一朝辞人寰。 往事随风去，转眼新地天。社会复平和，草原阔无边。提及韩先生，知者皆称赞:大名韩旭东，丰碑伫心间。🌿 💐💐💐💐 🌿 　　作者简介： 张瑞祥（网名胡杨树），1955年生人，回族。1972年初下乡知青，1973.5入党，1974.12参军，1976.11提干，1982.12转业后在内蒙古锡林浩特市、锡林郭勒盟党政部门工作，2015.11月退休。曾被授予市、盟、自治区、全国（行业）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被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自治区人事厅等部门联合授予三等功。散文集《生在羊年》（上、下册）2010年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 　　说明: 本美篇中，除作者图片及已注明出处的图片外，均为韩先生的亲属提供。在此谨向各位提供图片者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