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忆中的上海市世界小学

寒光

　　世界小学即将迎来八十周年的诞辰，今年四月份我回国度假有幸再次踏进这所阔别了近半个世纪的母校，眼见那熟悉的校舍大楼和校园，抚今追昔，感觉分外亲切，此情此景，勾起了我脑海中一个个久远的回忆。五十年前，一九六五年的秋天，我作为一名小学生跨进了这所驰名中外的学校。那时候，因为校园座落在淮海中路上，学校的名称是上海市徐汇区淮海中路第二小学，那时候就听说学校的前身名叫世界小学，还听人说在香港有一所世界中学，在法国有一所世界大学。能够进入这样一所誉名中外的小学，我感觉万分荣幸。入学第一天的情景我至今依然记忆犹新。

开学那一天是我的一个堂哥哥带我去学校报到的。进入学校大门后，是一条有顶棚的长廊，长廊的左边是竹子搭的围栏，围栏上挂着一排黑板报，围栏外是操场，长廊的右边有一排房子是小学附属幼儿园的教室。我对那个环境非常熟悉，因为之前我曾在那个幼儿园里从小小班到大班度过了四个年头。继续往前走，就到了小学部的教学楼，那栋中西结合式风格的教学楼是学校里的主体建筑，建造于二十世纪的三十年代。因为是砖木结构，如果在楼上跺一跺脚，整幢楼都会震动。教学楼有上下两层，上楼的楼梯在那栋楼的中央部位，楼梯下是学校的卫生室，楼上的楼梯旁有一个只能进入一个人的小间，那里是学校的广播室。教学楼的前面是个大操场，操场的正中边上有旗杆，每天早上在那里举行升旗仪式。

新生一年级的班级教室是在教学楼的底层。那一年一年级新生共有八个班，每个班大约有四、五十个学生。我所在的一年级六班，班主任老师名叫沈一清。那一年沈老师才二十来岁，但是在学生们的眼里她俨然就是一个大人了。新生们陆续进入了教室，按照老师指定的座位依次坐好。沈老师告诉我们，上课的时候身体要坐直，双手要放在背后，这样可以防止上课时做小动作而分散听课的注意力，如果要发言必须先举手。接着老师开始点名，当点到一个赵姓女同学的时候，只见她突然站起来，朝着沈老师喊了声：“姆妈！”这时候班级里发出了一阵哄堂大笑，沈老师顿时羞红了脸，因为那时候沈老师还是个大姑娘。

我看见教室外我的堂哥哥还有好多学生的家长脸贴着玻璃窗往教室里面观望，教室里的小学生们有点坐不住了。开学第一天最后的事项是选路队队长，所谓路队就是每天放学后同路的学生们排成一支队伍一起回家，这样就不需要家长们到学校去接孩子了。路队队长就是那支路队的学生头，我当时被选上了其中一支路队的队长。

沈老师是一位非常亲切和蔼的老师，她教我们语文、算术，教得非常好。大家很喜欢沈老师，她就像是一位心慈目善的阿姨一样，我们从来也没见沈老师发过火。那时候在课程安排里还设有故事课，我们很喜欢听沈老师讲故事，她讲得绘声绘色，班上鸦雀无声同学们听得带劲，她把我们带进了故事的意境之中。记得后来有一段时间沈老师没来给我们上课，听说沈老师是生孩子休产假去了，这段时间里每堂课都是由其他老师来代课，给我们讲故事的老师换成了何思翰校长。何校长说的是一口有浓重沪语口音的普通话，同学们习惯了听沈老师那语气柔和、发音标准的普通话，对何校长讲故事的风格都不喜欢，于是课堂上吵得不可开交。何校长是位性情温和的长者，课堂上尽管学生们吵闹，他还是照样讲他的故事。

当时我们的体育老师姓唐，黑黝黝的肤色，结实的体魄，他是个性格火爆的男老师。一年级的时候，他给我们上体育课，大家对他都有点害怕。有一次上体育课他让我们操练队形，他喊向左转向右转，大概因为紧张，我老是转错方向。唐老师当场就光火了，大声叫我出列，站到一旁去，这时我感觉自尊心受了伤，眼泪忍不住扑簌簌地流了下来。恰好沈老师远远地看见了，她走了过来，把我带到校园里去走走，一路上她没有说一句话，只是默默地陪着我走，但是我觉得心里感觉好多了。一个温和的老师给学生留下的印象是久远的，我永远地记住了这个情景。

那一年，学校里组织了一次高年级同学与低年级同学交朋友活动。高年级的同学每人送一件小礼物给低年级的同学，和低年级的同学结成对子。那天的活动是在学校大礼堂里进行的，我被老师选出来代表我们低年级的同学发言。当时的学校大礼堂是在校园的深处，在当时我们的眼睛里，那个礼堂好大，能容纳好几百人。在礼堂的正前方有个大舞台，舞台上还有打光灯。隔壁的武康大楼紧贴着礼堂的舞台，从舞台上方的空隙可以看见武康大楼的走廊。我的发言稿是事先让我的阿姨写的，让我背出来。第一次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发言，我有点紧张，但因为事先作了准备，我还是从容不迫地发了言。发言结束赢来了一阵掌声，我内心的自信大增。

很快，我们年级也成立了少先队。时刻准备着！当我们系上红领巾的时候，我的左臂上同时挂上了有两道杠的臂章，当上了少先队的中队长。

一年级的学校生活是幸福的，我们在学校里读书，课余还有各种兴趣小组，可以学画画、剪纸、手工制作等。每天下午上课上到一半的时候就看见学校的校工提着一桶热腾腾刚煮开的豆浆来了，让同学们喝豆浆补充营养。中午的午餐我们很多同学都在淮海中路1754弄朝向武康路的弄堂后门口边上那里的一个食堂搭伙。

当时我们的班里有一个姓宋的同学，家境困难，他本人学习成绩也比较差。沈老师在班上动员大家一起帮助宋同学，于是同学们纷纷送宋同学学习用品，有的送铅笔橡皮，有的送练习本，沈老师还送了衣服给宋同学。班里的同学们之间体现了互相帮助的团结和友谊精神。

就在我们进入二年级的那年，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拉开了序幕。学校停了大半年的课，半年之后在“复课闹革命”的号召下，我们再次回到了学校。那时候课本已经没有了，我们上课学习的内容就是读毛主席语录，在学校里学唱革命歌曲，跳忠字舞。当时在操场的边上，竖起了一块大画板，蒙上了油布，一位从外面请来的画家天天钻进油布里画毛主席像。整整花了几个星期时间，油画终于画好了，等到揭开遮布的那一天，大家看到的是一幅画工精湛的“毛主席去安源”的油画。

学校要求每个学生回家做一杆红缨枪，用木头削一个菱形枪头然后插进一根竹竿里，木枪头下面扎一些红布条做的流苏，就做成了一杆红缨枪。在当时，学生穿上绿军装，手持红缨枪是最典型的革命小将形象。那时候体育课改成了军训课，上课的时候同学们手持红缨枪练刺杀，跳忠字舞也挥舞着红缨枪，一场扭曲灵魂的政治运动让一个个幼小的心灵浸染了杀气。

社会上的“狠抓阶级斗争”思想概念同样也进入到了学校，同学之间也以家庭出身分敌我。我们班上有个姓陈的女同学，因为家庭出身是资本家，经常被一些出身红五类家庭的同学往脸上吐口水，甚至扯拉头发。这位陈同学就坐在我边上，我当时只是劝那些同学不要这样欺负人，并不敢站出来保护她，因为我害怕被人说我是包庇资本家的孩子，是阶级立场问题。几十年过去了，这一直是我心头的一个痛。

少先队改成了红小兵，学校成立了红小兵团，年级是红小兵连，每个班是红小兵排。我从少先队的中队长摇身一变，成了红小兵的排长。一场全国范围的政治运动毫无例外地同样落到了我们学校，对于我们这些当时还不到十岁的无知少年来说，只是感觉好玩。有一天沈老师在班里的红小兵干部会议上给我们讲了一件事情，让我感觉毛骨悚然。沈老师告诉我们在上海曾发生这样一件事：有一个漆黑的夜晚，马路上两个男人拥着一个女人急急地行走，那个女人带着一个大口罩，行迹可疑。正在这时候，迎面遇到了一个解放军战士，警惕地询问那几个人是干什么的？那几个人一语不发，解放军战士发现那个戴着大口罩的女人眼睛直瞪瞪地望着他，这时看见从她的眼睛里流出了眼泪，解放军战士发现情况异常，一把将那个口罩扯了下来，发现那个女人的嘴唇被一道道线缝上了......

沈老师告诉我们社会是复杂的，要提防坏人。这是我生来第一次听到这样的告诫，犹如在我宁静如水的稚嫩心灵上掷下了一块石块，沈老师的话深深地印进了我的脑海，让我有了“社会”和“坏人”这个概念。

随着学校里学生人数的迅速增加，淮海中路的校舍已经无法承受六个年级学生容量的需要，于是在武康路上开始建造淮二小学的新校舍，这个新校舍也就是今天的世界小学的校舍。新校舍造好以后，高年级的学生率先搬了过去，当我们这一届学生升到三年级的时候也搬到了武康路新校舍上课。

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运动在持续进行，学校里从楼上到楼下，墙上铺天盖地地贴满了大字报，一个个老师被打倒了。何思翰校长被打倒了，教导主任刘伯琴老师被打倒了，我们的班主任沈老师的爱人庄文华老师也被打倒了。记得有一位老师一次在上学习毛主席语录课时为了让学生们找到语录上的那段文字，说了一句：“就是那段又黑又粗字体的话”，结果被学生揭发批判，说她诬蔑毛主席的话是“又黑又粗”。在那年头，学校里很多老师都受到了批判，带高年级班的班主任老师受害尤甚。

一九六九年，中苏边境发生了武装冲突，珍宝岛之战以后国内的战备形势十分紧张。为了防备“美帝苏修”的侵略，在学校的操场里挖了防空战壕，每个教室的玻璃窗上都贴上米字型纸条，防备轰炸震动造成窗玻璃的碎裂。里委会要求家家户户都完成制作土砖坯的指标，这些土砖坯被送到窑里烧成砖后建造地下防空洞。那时候我曾参观过上海市地下防空洞，从徐家汇的入口处进入，绵延几十里长，宛如一道地下长城，规模之大令人赞叹。

　　学校里还经常组织紧急集合的练习，当广播里发出集合通知后，学生们以最快的速度有序地跑出教室到操场集合。为了召集学生，学校设计了一传一联系的方法，只要对一个学生发出集合指令，那个学生立刻将通知传达到下一个学生，每个学生都有联络的下线，在当时的情况下，用这种方法可以在紧急情况下迅速地召集学生到校参加活动。一九六七年中国第一颗氢弹试爆成功，当晚新闻广播报道了这个消息时，学校立刻用这个召集方法迅速地组织起学生连夜庆祝。每当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发表，学生们都连夜被召集到学校一起听广播，然后上街参加游行。

到了小学高年级，我进入到了红小兵团，成为红小兵团的一个干部。当年学校教学楼的底楼入口右边是一个传达室，底楼左侧两边都是教室，右侧几个房间是后勤放置杂物的地方，负责后勤事务的刘成龙老师的宿舍也在那里。楼梯正对着大门，上楼后，正对楼梯的大间是教师办公室，右侧两边全是教室，教师办公室的左侧是校领导和工宣队办公室。校领导办公室的对面的是红小兵团办公室，隔壁是校档案室。校档案室是一个神秘的地方，那里保存着学校的历史档案，我因为当时是红小兵团的干部，所以有机会进入到那个神秘的房间。尽管学校历经文革的动荡，但是那个档案室并未受到洗劫，在档案室里保存着很多珍贵的图书，还有当年“世界小学”的文物。我曾亲眼看见过一张老照片，是学校最早期的时候学生们与老师的合影，我注意到照片上除了有中国的老师外还有外籍老师。我在那里还发现有一面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旗，我不知道那面国旗的来历，猜想或许是早年学校与朝鲜有国际交流，这面国旗是朝鲜方面赠送的。有一天，我在档案室里发现了一颗子弹，我的神经紧张了起来，立刻敲开了工宣队办公室的门，报告了工宣队。一位瘦瘦的工宣队师傅，看了看子弹没有说什么，他在思考这颗子弹的来历。和那位师傅一样，我也同样在考虑这颗子弹来自何方，为什么在学校的档案室里会有子弹？或许这颗子弹会告诉我们一个惊人的历史事件，但是我们无从考察，它只是一个谜。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这颗子弹经历了战争年代，伴随着学校的历史走到了今天。

工宣队，全名“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是文革期间的一个特殊产物。一九六八年，正当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地进行的时候，根据最高指示，工宣队被派驻各个学校。记得工宣队进驻学校那天，首先在湖南街道里举行了隆重的欢迎集会，集会结束后工宣队员被分到了街道所属的几个中小学，我看见几个胸戴红花的工宣队员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进了我们的学校。根据有关历史记载，9月5日后的一周内，上海市就选调了3.1万产业工人进驻全市10个区的513所中学、129所小学。为了给工宣队以政治上的支持，那一年的八月份毛主席将外宾送给他的芒果转送给了北京清华大学的工宣队员，之后在全国迅速引起了一场“芒果崇拜”，各地工宣队员前往北京，看芒果，迎芒果，上海也派工宣队员前往北京迎芒果，迎回的是蜡制的仿芒果。当时在我们的湖南街道也举行了迎芒果集会，学校组织全体学生参加集会和游行。那时候我们并不知道芒果这种生长在热带的水果是一种什么样的水果，都怀着一颗好奇的心，想看看那神秘的水果到底长着什么样。我朦朦胧胧地记得当时远远地看见从北京回来的工宣队员手托一个盘子，盘子里放着那只“圣果”，高高地举过头顶，无比幸福和自豪地行进在队伍的前头，身旁蜂拥着欢呼的人群，锣鼓喧天。从那以后，工宣队就成了学校的文革运动当仁不让的领导者。

读完五年级后，湖南街道根据各个学生的家庭住址重新划分了学生就学的学校，并且由秋季班改成了春季班，我们这批学生由淮二小学转到了离家更近的淮一小学就读。离开学校的那一天，沈老师深情地对同学们说：“同学们，今天是你们在淮二小学学习的最后一天了，明天你们就要离开这里，要到新的学校去读书了。希望你们能记住我们这个学校，将来有机会再回来看看你们的母校！”五十年前沈老师的这段话像一粒种子深深地埋进了我的心里。

五十年来，我多少次梦见回到了我的母校--上海淮二小学，即今天恢复原名的世界小学。身在海外，情系故乡。我曾一次又一次地从网络上寻找有关母校的点滴信息，当我看到今日母校的照片，看到了敬爱的沈一清老师的近照，心情尤为激动，从沈老师的脸上我看到了岁月的沧桑，看到了她不变的慈眉善目。半个世纪过去了，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但是我的心依然停留在五十年前的那一个个铭心刻骨的历史瞬间。

写于2016年12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