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1966年，“文革”开始，对于父亲和母亲而言，可以说是人生旅程的一大转变，我们家庭相对平静的生活由此开始有了波澜。当时，父亲还在文教科工作，母亲依然在县城关镇西城小学任教。父母都没有一官半职，就是普普通通的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和教师。那时全国开始兴起了在校大、中学生大串联（我记得父亲最小的弟弟，正在县城读初中的八叔也参加了这种活动，还到我们家来讲其经历）。其中一个JA籍的清华大学生，好像也姓陈，他独自串回到了JA，并煽动当地的所谓“革命造反派”要夺取县委和县政府的权利，这个大学生每天晚上都在县政府门口临时搭起的台子上发表煽动性的演讲，时不时有持不同观点的人员上台与他辩论，但此人口才不错，几乎没有多少人能够辩论得过他。那时也没有什么文化生活，每天父亲就带着母亲和我去看热闹，观看此人与别人辩论。一天晚上，在看了几场辩论后，三十几岁的父亲那时血气方刚，从感情和观点上都与那个清华大学生格格不入，加上看不惯此人盛气凌人的做派，大有欺我小县城无人的愤怒，不顾母亲的反复劝阻，冲到台上与他理论，这理论就是连续几个晚上，直到将那个清华大学生被辨得无言以对，无地自容，灰溜溜地离开了老家。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县政府机关一个与父亲很好的同事（我叫他彭叔叔）每天都和我们一起看父亲与那人辩论，还时不时地为父亲送一杯开水上去，我也送过几次水给正在台上的父亲。父亲辩论上算是赢了，在当地也名声大噪，但从此在哪些造反派心中却树立起了JA县最大“保皇派”的形象，恶运也从此开始。随着“文革”的发展，造反派的势力在JA，乃至YB地区都占尽了上风，原本并没有参加任何一派或组织的父亲，因为此次辩论被卷进了那段历史的漩涡，并被造反派定性为JA县最大的倆个坏头头之一。另一个坏头头是与父亲原来没有什么往来，后来成为父亲最好的朋友的赵叔叔。赵叔叔比父亲小，当时可能也就是30岁上下，他在县公安局工作。据说赵叔叔也是因为他所在的公安局领导被打倒，单位被造反派砸烂，赵叔叔就在公安局内部成立了一个组织，以便保护档案，财产等而被定性为当地最大保皇组织。因为持有相同的观点和共同语言这原因，成就了父亲和赵叔叔几十年亲如兄弟般的感情（父亲去世前半月，赵叔叔夫妇得知他病重后，专程从老家赶来见了父亲最后一面，当时记忆力和神志早就不清醒的父亲竟然一见到赵叔叔就叫出了他的名字，让在场的我们都大吃一惊，其景令我潸然泪下，也让我见证了什么才是生死之交，患难兄弟）。由于有了保皇派和最大坏头头的名声，当预计到造反派将要对他们下黑手时，父亲和赵叔叔这对难兄难弟都感到形势不妙，不约而同地分别从JA出逃。JA的造反派随即也开始了对他们倆的通缉。赵叔叔逃到了成都他姐姐家躲着，直到局势平稳才回到JA。父亲则带着我沿长江顺流而下，准备在重庆我舅舅处躲避，没料到当夜在那里就遇到激烈的武斗，同属保皇派的舅舅所住的那栋大楼被造反派包围。无奈，第二天父亲就带着我又逃到LZ市，找了一家小旅馆躲起来，一住就是十几天。由于父亲出逃时身上没有多少钱，那些日子我们俩只有省吃俭用，几乎没有吃过一点带油水的东西，我记得每餐饭好像就是一碗蔬菜汤和米饭。但即使如此，父亲带的钱也快花完。无奈，父亲带着我离开LZ市，乘船逆流而上，在今天属于LZ市的大渡口镇让我独自下船，去找一个远房亲戚王三孃，请她设法送我到乡下祖母那里去。那时我才只有七岁左右，我现在已经记不清楚自己是怎么找到那个亲戚的？又是怎么去的祖母那里？但当时我与父亲在船上依依不舍时的惜别情景我今天还记忆犹新，历历在目。也许这是对我人生一次考验的缘故吧，现在想起来还真有些不可思议。父亲丢下我后，他继续乘船上行，到NX县乡下我大姑家呆了一阵，后来所住地点被造反派知道，他又逃到山里一个亲戚家，成功逃脱了造反派派出的几十个人，带着枪到我姑姑家对他的抓捕（我当时已经从祖母处来到大姑家，亲自见到这帮人到处搜查），这些情节完全就是如今许多影视作品展现的对敌斗争情景。父亲在山里面藏着应该说相对还是比较安全的。当他得知造反派抓不着他就开始折磨尚留守在家的我母亲后，他放心不下了（这时我已经回到家，和母亲一起带着因患病而双目失明的二弟在JA，三弟已经送到了乡下祖母处），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父亲最终决定还是自己回去扛着，也预料到了回去的结果。父亲一天夜晚在当地长江边租了一条小鱼船送他，父亲到JA后没有与母亲见面，直接就去造反派的所谓司令部“投案自首”。后来听父亲讲，他戴了一个农民常戴的破草帽，走进“鬼子”司令部报出自己的姓名时，哪些造反派目睁口呆，如临大敌，完全不敢相信他们绞尽脑汁想逮着的人物，是如此突然地出现在跟前。当晚父亲就被痛打一顿，接着又是几天几夜的折磨，并被投进造反派的临时监狱。直到造反派大肆宣传抓到了最大保皇派陈XX，母亲才知道父亲已经“落网”。母亲</p><p class="ql-block">后来说，要是早知道父亲回来后还是得倆人都受苦，他还不如</p><p class="ql-block">继续在山里躲着，像赵叔叔一样，过了风头才回来，几乎就没有受什么皮肉之苦。但父亲肯定当初不是这样想的，他想到的是自己回来母亲就解脱了，也没有料到后来还有更大的苦难等着他和母亲。大概是在1967年5月18号，这个日子在父亲和母亲的脑海里一直记忆深刻，因为我早年曾经常听父亲母亲提起这天，父亲在他的日记里也反反复复地记录着“518”这一天，那天是JA县成立所谓革命委员会的日子，造反派在当天搞了一个庆贺活动，父亲母亲这样的人物必然要被拉去批斗和游街示众。那天父亲几乎被打死，母亲也被打了一个半死，倆人的肋骨均被打断几根（后来医治后都必须穿带钢板的皮背心才能支撑），母亲甚至被人倒拖着拉了整整一条街，几乎衣不遮体，是武装部的解放军看见后才被救下（因此母亲后来对解放军特别感激，母亲说从此以后来她只要是看见解放军就不由自主地满怀敬意）。父亲被打残后扔在县政府的宿舍，母亲则躺在家里，倆人都不能动。当天我去照顾父亲时，他让我去县城东街上的镇卫生院找一个姓程的医生，他是县里有名的骨科医生，父亲与他有一些交情。我到那里时还不能当着有其他病人的面说明自己的身份，等到他诊室没有人时才告诉程大夫我是谁，需要请他去为谁看病。程大夫非常好，马上拿上出诊箱就分别为父亲和母亲进行了伤口处理和医治，并开了用药。这个程大夫后来一直与我们一家保持着亲戚般的关系，也成为了我们的家庭医生。在父母被打伤的这段时期，我确实成了家里的主力，每天既要照顾父母换药用药，还要分别在学校和县政府的食堂打饭给父母，我的“孝子”之名，也就是那时县政府食堂一个对我很好的徐姓阿姨开始称呼我的。现在回想起来，确实还是不可思议，对一个刚满七岁的小孩，那时候怎么能够有如此担当？承受这样的压力？对于我们家的这段经历，后来父母还经常念念不忘，常常与亲朋说起。后来，父母虽然还是经常被拉出去批斗，但受到的肉体折磨要少些了，主要还是精神上的折磨。不久，父母先是与几十个所谓“走资派”、“保皇派”集中关在县剧院礼堂，我就成为了其中“小罗卜头”似的孩子，多年后那些被一起关过的叔叔阿姨都还这么叫我。再后来，父母又分别被送往乡下劳动，父亲被送到阳春坝的“五.七”干校，母亲则先后到JA南岩上的盘龙乡和二龙口乡，三弟在乡下祖母处，只有我在县城独自看家，那时我只有九岁多。</p><p class="ql-block">应该是1969年12月25，在四川的造反派头目刘吉挺，张西挺等被打到，中央有了一个批示，因此包括我父母在内的一批所谓“走资派”、“保皇派”被解放了，父母那一批人都将这个日子作为纪念日，也就是他们常说的“12.25”批示纪念日，以后的几年他们在这一天都要聚集在一起搞活动纪念。父母解脱了牢狱之苦，但从此县城里的造反派和保皇派之间却开始了近乎你死我活的斗争。不知不觉，父亲就成为了保皇派的主要头目，实际舵手，摇鹅毛扇似的人物。在70年代初期那几年，父亲时刻要提防造反派可能对他和我们家采取极端做法，当时我家有一个小隔楼，为了以防万一，我们在楼上准备了装满铁沙粒的火药枪，石头块，以及一包一包的石灰粉，一旦家里被围，我们就准备退守隔楼，还设计了我从家里跑出去通风报信的路线。那段时期，我家甚至成为了YB，LZ和其它县保皇派开密会的主要场地（那时YB,LZ还同属一个地区），父亲他们自嘲为“黑会”，我记得的这种会在我家就开过好多次，而每当这个时候，我几乎就成为“哨兵”，被父亲安排在房子周围观察，有什么异常就通风报信，与当年地下党组织的情况差不多。此外，家里也成为各地来JA的保皇派人物的接待站，包括从北京来的客人。自然，家里也就成为了信息中心，许多上层小道消息我都经常听到。也是在这期间，让我知道了父亲比他的许多同事更有能力，更有判断力，更冷静和更有思想的过人之处，我是亲自看见他们许多人在一起商议该如何面对一件突发事情时，多数人都主张采取一种极端的做法，是父亲力排众议，坚持自己的判断和做法，最终的结果证明父亲的决定是正确的。如果要说崇拜，我应该是这段时期对父亲充满了崇拜。也是从这这时开始，为了当时斗争的需要，父亲结交的人物中三教九流都有，有县城或者地区的主要官员，也有社会上的混混，素质是参差不齐，有的人物甚至令我厌恶。基于这些原因，从小就在我心里留下了阴影，联系到父母在政治上所受到的磨难，让我感受到了政治斗争的凶险和厌恶，这也是我后来不愿意当公务员的原因之一。</p><p class="ql-block">1973年前后，父亲被安排到了县科委工作，当时的科委没有领导，隶属县农委管，科委的人也就只有父亲和另一个老病号，实际工作就是他一个人做。对自然科学不是很懂行的他，依然尽力尽责地在其岗位上忙碌，我当时刚刚读初中，学校弄了一间屋子来安放几台仪器预防地震，就因为父亲在科委主管群策群力预防地震这个关系，学校专门让我负责每天去记录数据。但实事求是地说，科委只不过是父亲的一个办公处，没有一官半职的父亲，但地位特殊，可以说是对当地的政治局面影响极大的人物，不知该用当地的知名人士，还是社会名流形容他才准确。找他帮忙办事的，就业的或求情的人应有尽有。当时的人事任命等比较简单，也要照顾方方面面的关系和平衡，但每每有什么大的人事变动，县里的主要领导一般会提前给告诉父亲，或者征求他的意见。而实际的人事安排等许多时候是按照他预计的那样。逢年过节，到我家拜年的人很多，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我们家不仅保持了衣食无忧，物质生活相对于其他家庭也更加丰富，虽然不能保证天天都有肉类，但2到3天之内能够吃到荤菜还是可以保证的，春节期间家里更是会囤积不少年货，有别人送的，也有父亲开后门买的。父亲不喝酒，但家里的各种酒直到多年以后都还有几十瓶。父亲当时的社会活动能力，甚至超过了当地的一些主要领导。我清楚记得自己亲自给一些领导的家里送去过香烟、猪肉和其它东西，原因不是父亲行贿他们，而是这些领导或者其家里断供了。有一次县里的最高领导亲自到我家里，悄悄告诉父亲，家里很长时间没有吃过肉了，请父亲设法帮他弄点猪油，该领导走后父亲非常同情地对母亲和我们说，这样的主任（当时叫革命委员会主任）当得惨啊！不几天父亲就搞到了一些肉和油让我给这个领导送去。另外一次，当时在长江对面的一个公社书记，为了将刚刚杀的猪肉和猪油给我们送来，晚上自己走了十几公里路，冒险找了一条小船渡过长江送到县城来，那天父亲又不在城里，这位书记想方设法打听到我母亲正在电影院看电影，通过电影院的喇叭让母亲出来拿到猪油后马上又回乡里。后来父亲问他为啥当晚不就在城里住下，这位书记说不行啊，小船还在江边等着的，次日早晨他还要主持乡里的革委会会议。我初中毕业时，若不是顾及我年龄尚小，父亲几乎就决定让我去这个书记主政的乡当知青了，因为书记承诺下乡满两年后一定就会让我跳出农村，这在当年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当然，后来我继续读高中了，没有下乡。父亲那个时候不仅在外是实力派人物，也是我们全家人的保护神，他对家庭所起到的作用，贡献和重要性是无人能比，可以替代的。我更要感恩父亲为我，为我们家所做的这一切。</p><p class="ql-block"><br></p> <p class="ql-block">（父母和儿孙们的全家福）</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