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岁月（一）

直言不讳

（我保存的唯一一张父亲穿军装时期的照片，后排左边是父亲）

——谨以此文献给敬爱的父亲

2020年1月12号，又是一个令我悲痛万分的日子。在经受阿尔茨海默症（老年痴呆）几年的折磨后，父亲最后三个余月已经不能吃喝，全靠在医院输液维持营养，终没能抗住身体器官的各种机能严重衰竭，于当天晚上19:20分永远停止了心跳和呼吸，离他大年三十满85周岁仅仅只差十几天。父亲生命的后期，虽然医生早已经告诉了我父亲实际的身体状况和可能有限的生命时间，但看见他一天天消瘦下去，尤其是他难受的表情，我无助和无能为力，只有心疼和泪水。最后时刻，父亲的表情反而变得平静安祥，但我感觉得到他已经离我们渐行渐远，不会再停止离去的步伐。那种看着亲人在自己面前即将永别时的心情，不可名状，此生不忘。父亲选择离开我们的时间，如同他生前对许多事情有先知先觉一样，似乎预计到了在武汉已经爆发的新冠肺炎即将影响全国及全世界，因此，父亲不顾我们对医生尽可能延长他生命周期，即使是延长至春节过后的恳求，还是那么毅然果决地匆匆离去，这虽然让希望陪他度过85岁生日，度过最后一个春节的儿孙们满怀遗憾和愧疚，但后来的形势发展却实实在在地证明，父亲的离去让我们避免了许多麻烦。纵然我们有万般不愿和不舍，他选择离开我们的时期又是那么的关键！父亲，您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事实上考虑的却是我们，考虑的是怎么不给我们增加任何风险和麻烦，这让我们情何以堪？

今天，我仍然无法接受父亲已经离开人世的事实。四年前我失去了母亲，现在又失去了父亲。父亲是天！母亲是地！失去了父母，如同天塌地陷，自己的人生观也从此开始转换。父亲和母亲，一个尚在，我还是儿子，还有父母需要赡养，照顾和孝顺，然“子欲孝而亲不待”再次成了后悔和遗憾。如今，没有了父母，没有了父母的牵挂，我成为了孤儿，感觉自己是那么的空虚和恐慌。“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父母去，人生只剩下归途”，留给我的，除了悲痛和伤心，只有对父母无穷无尽的思念······

父亲离开了，他留给我的遗物中有几本日记，是他从1972年开始对自己工作和与我们一起生活时的点滴记录。多年前，父亲就特别对我交代，他百年后可以将这些日记保存下来。这段时间，因为抗病毒隔离在家，我有时间去细细翻阅父亲的日记，更加全面地了解他的坎坎经历，品味他对人生的体会。纵观父亲的一生，虽然谈不上惊天动地，可歌可泣，但他的经历绝对是丰富多彩。

农历1934年大年30夜，父亲出生。由于父亲出生在这个特殊的日子，多年来一直被他朋友和家人调侃，说他太吝啬，过生日都无法请客。父亲祖籍在川南JA县安乐镇（当地人又称为“木头浩”）长江边上的河中坝，由于地理位置好，虽然是农村，但当地以经济作物为主，加上我的祖父母都可能读过私塾，家境还算殷实，在当地有点名望。新中国成立后，因为土改时被定为地主，祖父母全家被赶迁到远离江边几公里外，相对贫穷的“金家滩”，后来就一直定居在此。我也不太清楚祖父母一共生养了多少子女，但长大成年的有三男三女，父亲排行第二，有一个姐姐，俩个妹妹和倆个弟弟。六个兄弟姊妹中，父亲是唯一年过80岁的，也是最后一个离开人世的。

1940年至1950年间，父亲应该是在当地读的小学，而后在县城读初中，这也是他实际的最高学历。他从小就聪明好学，而且自我学习能力和记忆力超强，尤其是对社会科学方面知识的学习。还在读小学时，他就经常为亲戚朋友写门联，对联和文书等东西，这也是父亲参加工作后身边的朋友和同事普遍认为他是知识分子，具有较高学历的原因。他对唐诗宋词和古典名著都很熟悉，可以背诵许多名篇或楹联，尤其喜欢鲁迅的作品。我们家人对他的文化水平学有个一致的评价，都认可父亲在文学历史方面的知识比我们都丰富，不亚于本科大学生乃至研究生的水平。在我们倆兄弟高考时，他辅导我们语文，历史和政治方面的知识。在办公应用文的写作功底方面，父亲远在我们之上。此外，父亲的语言表达能力非常好，演讲和及兴发言等逻辑思路缜密，条理清楚，语音简洁，在他的同事和朋友中有“铁嘴”之称，我亲自见识过他多次的“舌战群儒”。也正因为这张能说会道的嘴，让他在文革期间吃尽了苦头。

1950年，未满16岁的父亲独自从老家步行近100公里，到YB参军。他当兵所在部队是准备出国参加抗美援朝打美国佬的，但他被宜宾军分区的首长看上，认为他有文化，人也机灵，就留他在军区司令部当警卫员兼文书。据父亲说，与他很好的一个班长就去了前线，最终牺牲在了朝鲜。父亲一直很遗憾的是这个班长分手前送给他的一双象牙筷子，在文革时被造反派操家拿走了，没有保存下班长的纪念物。

1952年，父亲因为土改后家里被定性成地主，父亲认为不适合继续留在部队，他主动将这事告诉部队首长，并要求被批准转业。转业后，父亲先被安排到JA县大庙乡的小学当教师，因为工作能力强，一年多后就被提拔到梅花镇中心小学任校长。后来又被调到县政府文教科（相当于现在的教育局）工作。当时的文教科也就只有四、五个人，管理的却是全县几十个学校的数百名教师和上千学生。直到文革前，父亲一直在文教科工作。除了文教科里的文书、报告、文件等多出自父亲的笔下外，县政府，县长需要的许多报告，材料和讲稿等，父亲也经常参与写作，实际上那个时候他已经就成为了政府里面年轻，有能力的多面手，县长等领导对他也非赏识和喜欢，可惜的是在那个年代，父亲非常积极地希望在政治上获得认可，但因为家庭成分因素，他一直不能被批准入党和提拔。1954年6月13号，他历尽艰辛才被批准加入共青团，据父亲说还是被领导特批的。因此，父亲对这一个日子特别珍惜，退休多年后他都还牢记着这个日子，一直将这个日期作为他银行卡、社保卡的密码，我也是在帮他办理有关事情的时候才明白这一串数字的含义。

1959年，父亲与从YB师范毕业（现在的YB学院）分配到JA县当教师的母亲相爱后结婚。据说父亲是利用在文教科工作的有利条件，从即将分配来的师范毕业生人事档案中就看上了母亲。母亲先是分配到离县城十几公里远，且有长江阻隔的烂坝乡任教，后来因为父亲在文教科工作这个特殊关系，母亲不久就调到县城的小学。这也是父亲利用职务之便，为自己谋取的为数不多的一次私利了。父母结婚后相继有了我们三弟兄，其中二弟不到四岁（应该是1966年）就因病夭折。

不知是工作能力强的原因，还是其它什么原因，父亲在“文革”前的工资，就已经是县政府机关工作人员中比较高的了，当时已经到达了每月60余元（师范毕业的母亲才只有40余元），比他同龄，甚至资历比他老的同事都要多，这也许与他参加过解放军，后来又任过基层小学的校长有关吧，父亲每每说起这事，都特别感激。我现在还记得父亲多年前曾对我说过，当时有的副县长的工资才30~40余元，每月他去领工资时都觉得不太好意思。

（父母与家人在一起的幸福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