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故事》 （人民公社时期之演池公社时期）

随意

（父亲遗著)

行政区域的重新规划，使新成立的演池人民公社和石柱、王家贬两个公社一同划进了耀县的版图。演池公社设在乾桥庙，就是文明完小院内的庙房里。

一九六五年五月底，将王家河公社分的办公用具搬到公社。从六月一日起开始了办公。当时有两个领导，书记王杰，副社长张广有(都系王家河任职)。我由党委干事变成公社党委文书。总共九人，可算得上是原班人马。耀县县委组织部派来社长袁宏振，又派来从农村新吸收的年轻干部曹振民(公社文书)，刘淑芳(妇联干事)，付生玉(团干)共四人，充实了演池公社的干部队伍。新老干部团结一致，工作搞得生气勃勃，大队生产队的生产活动更加是热气腾腾的。

秋收完，粮归仓，十月至十一月中旬，全社兴修农田积搜肥料将要结束。这时农村社教开始，耀县县委给演池公社派来了以县财贸办主任为队长的庞大的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工作队，进驻演池公社开展四清运动。四清工作队采取举办三级干部(公社、大队、生产队)会的形式集中了二百四十余人，开始是工作队和公社党委共同指导大会。两三天后工作队不知发现了什么问题，停止了王杰书记、张广有副社长、党委监察干部陈玉宽的工作，他们三人靠边站了。并对公社一般同志也不相信了，觉得是铜川给耀县摔下的包袱。还扬言说什么铜川能把好干部给你吗?净是一堆烂石渣滓。我虽然被安排在工作队办公社搞综合写材料，也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没有几天，也停了我的工作。这就形成踢开公社党委，撤掉公社干部，工作队独揽公社四清运动的大权了。

肚里没冷病，不怕吃西瓜。他们不知从哪里搜集给我捏造的经济问题：说寇家原生产队队长谢长龙耍赌赢的钱给了我八百元，说我保护了谢长龙。铜川市在大会上还表扬了谢长龙，他的队长和市人民代表也保住了。这真是活见鬼了。他们停了我的工作。后来才知道对谢长龙进行逼攻，罚站两个昼夜让抵住这件假案。他说：“铜川市三干会号召洗手洗澡，坦白交待，卸掉包袱轻装上阵，让我带头交待耍赌，大会就不给我任何处分，还要表扬我。这就和老吴没有关系，可我哪里给老吴八百元了。这事我一点都不知道！”。在公社帮忙的姚明琦(刘寨人)，他知道后也告知我事情的真相。我真想发火，王杰书记怕我闯出烂子，他给我说：“要冷静，要绝对冷静，事会说明白的”。

有一天中午，我出公社后门去下龙村游玩，被工作队长何运鸿看见，他偷偷跟着我，观察我的去向。我刚上大路，恰巧碰见谢长龙手提一个笼。我问他提笼做啥?他哭丧着脸说提炭去。并对我说“工作队说我给了你八百元赌博钱。可我没给过你钱，我咋能胡说，他们就逼我站了两天两夜啦”。我说：“你承认了，让他们和我接火好了”，谢说“我咋能胡说呀！”这时何运鸿急了，他听不到我两说啥，大声喊你两个弄啥里！我高声答“钱用完了，借钱里”。何一听，跑回工作队办公室生气地说：“完了，完了，全完了。吴宏业和谢长龙八百元的事，两个刚串通了，再没法搞了”.

以后他们不抓此事了，可我还放不下。我给工作队杨金榜说：“我人穷，从来也没人给我送钱，八百元的赌博钱，要给我弄清楚，你向大会讲明白，这个污点我自己不能擦，谁给我抹的，他得给我擦掉洗净”。杨金榜给我解释说：“老哥，事有因，查无果嘛，还没向你提出嘛，何必生气呢！”我说：“猪尿泡打人臭气难闻呀！”想抓住我放个响屁，惊动耀县，结果放了个不响的屁。他们有何感受，我还觉得很有趣味呢！

公社副社长张广有是长工出身的农民干部，工作负责认真，求实精神很强。他不休假带病工作，是个很有骨气的人。

有一次张广有回家后病重了，人处在昏迷状态，他女人很着急，农村少医无药，加之妻子农村妇女没文化偏信迷信，听人说阿姑社的活神在村里，赶忙托人叫来，成捣了一大阵，房内纸灰乱飞，香火还点着。张广有苏醒后看到此情说他女人，“你给我弄下麻达了”。我根本就不信封建迷信这一套。

工作队不知怎么知道张副社长家请活神这一经过，就让他上大会作了两次交待检查，清洗他的封建迷信思想，并说他封建迷信侵占了头脑，怎么能带领出好干部呢?他们还集中公社干部对张社长进行批评，消除所渭封建迷信思想对干部的毒害，其实，公社干部还不知道张社长这个事。新调到公社的曹振民，对张社长丑化人格性的批评，激怒了演池公社干部，大家将矛头指向曹振民。我在会上也出气说：“振民同志的认识不客观，大家不能怨他。大家都知道张社长在王家河时，还领我们拆庙毁神像，捉神汉巫婆。他病重，人都昏迷了还能求活神给自己治病吗?问题是他女人的过错，这不能治罪于张广有。他如果不昏过去，耀县阿姑社的活神可能连他的家门也进不去的”。会场乱了，主持人将会散了。张社长求神拜婆的封建迷信思想也挂起来，会议结束再未有人提及这事了。

四清运动的逼供信成果真不少，除参加会的人外，从生产队又叫来一些所谓的投机倒把和偷牲口料的饲养员三十多人。总共270余人有经济问题的就将近100余人，综合贪污盗窃、多吃多占折合人民币12万元。这么多的人成了鬼，这有谁相信呢?就连工作队的有些同志说：“成捣下这么多的钱，都是空口无凭呀，不可靠，难落实”。各大队生产队的干部都被搞得灰溜溜的，谁敢再当干部呢?

新年将到，工作将收尾，工作队员下乡向群众宣讲四清战果，以鼓舞社员的积极性。将四清档案几次要交给我保管，我都拒绝了。后来杨金榜找我说：“老哥，你把档案接了，过了年不会来了。”我提了两个方案，我给你找个箱子，你们将档案装好锁上，贴上封条，我给工作队代管；另外是个人的档案写清材料的份数，编出页码，一人一袋造册登记，我接收。不这样，工作队明年来说少了材料，说我销毁了一些人的档案，我就有口也难说了。老杨还给我解释，我说你给何主任、袁社长说，看他们采取哪一种办法。他说老哥你不要难为我了。

第二天早上他又来找我，我说你拿去。我找了一个纸箱，他要我清点袋数，我说：“我不点数，倒进箱子算了。”他拍我的肩膀说：“这是废资料，没有用。”我说：“工作队长知道，看把你的皮剥了。”留在机关的队员，帮助公社筹办党代会，推荐我当党委委员，我提出把我的问题弄清了我当，弄不清我不敢当。王杰让我少说几句，让我写党代会工作报告，我说咋写，王书记说随便写，我懂他的话意。

研究报告时请来何云鸿参加，当我念完报告，何主任问：“你这报告参考什么材料写的”。我一听心里就火了，我回答说：“我写报告从来不参照别人的”。何主任凶了，他说：“你这麽骄傲，我还没见过你这样的党委文书！”他又说，报告连四清一句没提，搞出的经济一点都没说。我抢着说：四清运动我没参与，工作队给我没提供资料，我还不敢问?我口说着，用手撕写的报告，王杰忽的将报告抢去，何运鸿主任带着一脸忿怒生气的退出了会议。

王杰来我房子说：“我怕你把报告撕了”。我说：怎么能撕光，我心里有数只撕成了两片子嘛！”后来，党委同意了这个报告。党代会选举王杰为书记，袁社长、张社长，还有上龙大队党支书王治雄和我为委员。

工作队赶腊月二十六完成四清的建立新党委的任务而离社了。那时市场供应紧张，我们提前给一部分队员准备了五至十斤大肉，两瓶酒，二斤茶叶，一条烟和二斤糖果，由代销点老刘见条付货收钱。带东西的人都翻沟到石柱搭班车回家了。其他人急急忙忙的到王家河走铜川回去。

这次四清还真没出大的事故(死人)，主要原因还是县工作队的同志起了作用。工作开始四五天，他们从演池公社的生产和干部的情况认识分歧，形成了极左派、温和派两派。极左派认为演池公社烂了，队上问题多，温和派认为演池公社生产搞得好，地修得好，大粪积攒的多，粮食产量高，干部社员精神面貌好。他们两派暗中争斗，对逼供信抵触，很大程度上对极左派起了降温的作用。温和派从心理上、工作上是同情支持演池公社和干部的。他们说人家好就好，把好说成坏是不公正的，何必伤人家的情感呢?撤离公社带年货供应的都是工作队的温和派。我提到的杨金榜同志是属于温和派的人。他同我在四清中一块搞材料工作。

一封匿名信，惊动耀县县委，却纯属捏造。一九六六年的四、五月间，耀县县委派来两个局部级干部张善琦(法院院长)、郭朝彦(邮电局长)，带着一份群众揭发我问题的材料到演池公社进行调查。他俩将群众揭露的资料交给党委书记王杰看。王杰看完后笑笑说：“净是一派胡言乱语，这是编造的神话呀。”王书记介绍了我的情况说：“宏业在城关大队是搞教育卫生的，在王家河公社是综合办主任，党委干事，是演池公社党委文书，去年年底党代会选为党委委员。三个公社我和他都在一块。他到农村大队很少去，经常在机关忙事。你俩人来了还是去查一查好。这么多的地方，我派个人带路。”王书记叫姚明琦带路，听说是查我的问题给我透了风。

我近十年都没住过队，极少去乡村，我有什么问题呢?我给姚说：“你放心带路去吧！或许还能摸点情况呢！”他俩跑到了几个队，问了我在生产队低价从队干部手中买去群众的救济粮、少发救济粮的事；我低价买队上和社员木料的事；我包庇韩云章、谢长龙多吃多占贪污盗窃的事；我给人办结婚证索要粮、油的事等等。

在调查材料上牵扯到的事中人都说不知道，没有的事。被调查的人还说他们：“你们没事了就休息，，不要管着无根无梢的事。”那个领结婚证的青年人说：“老吴我不认识，结婚证是公社陈廷玉给我办的。我拿了一盒烟，一斤水果糖，老陈分给大家吃了。两张结婚证我只交了四毛钱。姓吴的我根本就不认识，他没有管这事，也没给我办这事。他咋能给我要东西。张、郭二人没传问的住队工作组王品一和社员李长贵一起找来了他们来揭发的都是材料上说的事。张郭追根问梢把王、李二人弄得张结舌满头大汗，被调查的人批评了一顿。你两个要对你们说的话负责呀，这是来落实问题的。姚明琦说那三人走后张院长说这两个不是好东西。他俩人回公社向王书记说了情况，回县交差去了。县上想抓我这个典型，由于材料失实放了一个空炮。

原来问题出在这里。王品一，县五金公司干部，驻寇家原大队，因修地他要将一块几十亩大的弓背路截成弓弦路，将截去地的土迁入地畔下的地，大队长(名忘)不同意两人争吵未按王的意见办。社里李长贵不务正业，懒于劳动，经常耍赌，公社领导多次批评他，他认为我给他作梗。生产队长谢长龙也耍赌，铜川市四清大会时因带头交代免于处分，仍当队长，市人大代表还保留下来了。李长贵认为我和谢长龙关系好，我是谢的保护伞。

六五年冬，公社四清会揭发谢长龙给了我八百元赌博钱就是他李长贵捏造，用匿名信给工作队揭发的。王品一和大队长彭(名忘)吵嘴后，他给王说：你敢和他吵，公社老吴是他的外甥，王品一更加生气，要整我出气。诱使李长贵乱说胡骗，由王品一写成材料带回县递交给县政府信访办公室而引起这场风波。因系群众来信来访对此也就不追究了。

我当绊脚石，被人挤出演池公社。1966年3月公社书记王杰，调到耀县阿子公社任书记，副社长张广有调去石柱供销社工作。给演池公社调来袁崇仁任党委书记。演池公社由三个领导变成了袁崇仁书记和袁宏振社长两人。新年过后，县委组织部孙焕民给我来电，让我给张广有说一声，让张广有写退职申请退职。我接电话觉得意外。我当时給孙焕民说：“张广有带病工作，责任心很强，实干精神也好，在社干和群众中声望很好。他在铜川时，市上领导关心他治病，还经常来看他。他来耀县只有七个多月，病还未好。现在让退，影响不太好。这不过是我的看法，你说的话，我不能转告。组织部可以来人亲自给他做工作。”孙焕民说这是领导的意见。我接电话后，给张广有说了此事。张说：“不要了，我写申请退职算了。”我说：“你不要写，你的病是在艰辛的工作中得的，病治好了再说。他们来人做工作你也不要答应退。耀县领导咋能这样对待干部”。结果他们再没提退职之事，却将他调去石柱供销社搞企业去了。公社两袁掌权，袁书记考虑工作过粗糙，经常住队掌握不好全局；袁社长作事奸巧无人左右，公社机关乱如一滩麻。大队干部来社联系工作，往返数次还得不到解决，意见蛮多。我建议袁书记你不能长时间离机关，(每月下队十天，二十天住机关)，没事可以看书学文件。指揮员不掌握全局就指揮不好，仗就不会打胜。他回机关住了一时期觉察到公社干部安排不妥，进行了调整。大队干部来社汇报研究工作得到及时解决。这样就限制了袁社长的权限，是他不能随意而为，他就对我怀有意见。

这年县上给演池公社分了四名招干任务，袁宏振社长他亲自挑选了四名家庭富裕而不热心集体活动的青年(其中两名女的)，填好了干部登记表，要我盖党委公章派通信员速送县委组织部。这事我不知道，袁书记给我没说过，党委也没研究。我说：“等袁书记回机关我就即办”。袁社长表情不好，并说那就等几天。下午我到寇家坳大队向袁说了此事。袁书记说他不知道这事。他第二天回到公社，他给袁书记才说知这件事。袁书记给袁宏振说：“咱两对演池人地两生情况难摸透，宏业熟悉情况推荐谁由他挑选好，给我说一声。党委就不研究了。党委的事书记说了，社长也难插手呀！我挑选了演池大队付支书王继武，上龙大队团支书王茂杰，刘寨大队妇女干部李秋玲，避难大队团员王义权四人。袁书记同意上报，组织部派来辛万纯局长和宣传部的徐忠仁来社考查后，批准接收为国家干部，这更增加了袁宏振社长对我的不满情绪。

袁宏振要对我下手撵我走了。有天中午我休息时把电话放在外边窗台上，他当我出去了，给组织部打电话，建议将我调离演池公社，让吴志孝来接替我的工作。演池离家近，地熟，基层干部熟，社员群众也熟，照管家也方便。但人家嫌弃我，把我当成绊脚石，我走了也可以取消袁社长的心病。走这是上策。

晚上我给组织部挂电话。要求调动工作。孙换民接电话给我作解释，说我对演池情况熟，部长说过暂时不变你的工作岗位。我说“你不要装糊涂了，中午不是有人建议我在这里时间太长，人太熟悉，不宜在演池工作，就让他要的人来演池吧！”老孙无话可答，只好答应，将我的要求调动给组织部领导说。我叮咛他，安里公社离我家比演池还近，就让我去安里公社。他笑着说“安里派了多少人都不愿去，你到那里咋呀！”我说：“人家不去我去！”袁书记回机关后，我给他说我向组织部说了，把我调离演池公社，袁说你不能走，组织部给我介绍演池公社情况，你对这里熟悉，工作也得力，调动的事以后再商量。我给他说了袁社长給组织部打电话建议调离我，要吴志孝来演池的事。他听后给我说：“我给组织部打个电话，不要调走了”。我决心走，你放我就行了，七月中旬组织部通知演池公社，让我回县委组织部报到，硬将我分到耀县城关镇当党委文书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