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背后 家的往事（上）

晴朗

引言

1944年父母结婚，宣告我们“家”诞生了。

十七年后，1961年最小的弟弟出生，标志着我们“家”的八位成员到齐了。

四十二年后，1986年我们姊妹六个全都组建了自己的“小家”，原来的“家”就只剩下父母二人了。

2003年母亲去世，2010年父亲去世，这个“家”也便随之消亡了。

曾经给了我们生命，哺育我们长大成人的“家”，从诞生到消亡，走过了整整六十六年。在这段漫长的岁月里，这个“家”曾经历过无数风雨，发生过许多难忘的故事。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如果能把每一个家庭从诞生到消亡全过程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完整地记录下来，留给社会，留给后人，那将是对人类传承的巨大贡献。只可惜这样一件看起来似乎很普通的事情，即使在当今信息时代也是不可能做到。幸亏人类发明了照相技术，在不经意间，那些老照片保留了“家”的许多记忆。将这些老照片背后的记忆碎片拼接起来，可以大致勾勒出“家”的历史脉络，也可以从中折射出国家、社会的某些历史变迁。

五十年代

　　这是目前找到的父亲最早期的一张集体合影照片，拍摄于1957年7月25日。是父亲到北京出席农业部召开的水稻专业会议，会议结束时和部分与会同仁在天安门前留影。

父亲的一生经历很丰富，20岁考入奉天农业大学（沈阳农业大学前身）农学系，他的大学同学绝大部分都成为了农业院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家、教授。在他晚年时，当年在奉天农业大学读书时的同学还专程到桓仁看望过父亲。两位古稀老人共同回忆起当年读书时的那段难忘时光。

父亲曾经有许多早期的照片，只可惜在那个特殊年代里，身陷龌龊之时，母亲怕这些照片给他带来更大的麻烦，于是就都给烧掉了，仅仅留下了这张天安门前合影照片。

　　为了看得更清楚些，对原照片局部做了放大，后排左二是父亲。

那年父亲33岁，刚刚步入而立之年，风华正茂，目光深邃。他身着白色衬衫，胸前佩戴着红布条。当年参加会议的一般是主席团成员或者是特邀代表佩戴这种红布条，由于是黑白照片，看不清红布条上面的字迹。

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像父亲这样从大学校门出来，在基层从事农业科学研究的人并不多见。那一时期，父亲曾经为培育水稻优良品种付出过艰辛的努力。 海南岛属热带岛屿，每年可栽种三季水稻，在海南岛进行一年水稻良种培育试验，相当于在东北进行三年试验，试验周期大大缩短。为了培育优质高产杂交水稻品种，父亲不辞辛苦多次南下海南岛，在那里一呆就是好几个月。可见，在袁隆平“杂交水稻”获得成功之前，全国曾经有许多农业科技工作者为此做出过不懈的努力和艰辛的探索。

1958年，父亲作为辽宁省唯一的来自于县级农业科技工作者代表应邀出席农业部和中国农业科学院在苏州召开的《全国水稻工作会议》，并在会议上就桓仁县三道河“京珠稻”的生长规律作了专题发言。这种水稻具有耐寒、抗倒伏等独特优势，品质好，米味香。在历史上曾经作为贡米送往京城，供皇室食用。

　　建国后父亲在县政府农林水利局工作。他心怀坦荡，为人正直，乐观向上。对待事业认真负责，对待工作积极主动。在家中，对奶奶很孝顺，对妈妈很恩爱，对子女关心备至。

一九五九年四月，父亲被下放到六道河劳动锻炼，母亲也跟随父亲从县城西关小学调到六道河小学教书，全家搬到六道河村。在当时那个大跃进的年代里，农村正在办集体大食堂，我们全家也跟着吃大锅饭 。六道河的大米非常好吃，中秋节集体大食堂还做了十分丰盛的八中碗席，全村人在一起欢聚，十分热闹。六道河是个好地方，有山有水，那里的人也好，全家人都爱上了六道河村。

　　这是1959年春夏之交我们姊妹五个在六道河村拍的合影照。那天，父亲的一个朋友带了一架相机来到六道河。父亲一定是想到了孩子们还从来没有见过照相机，也没有拍过照。于是就把我们带到村子外面，找了一块空旷的田野，拍下这张珍贵的照片。这张照片是我们五个孩子人生中的第一张照片，那时最小的弟弟还没有出生。

　　父亲在六道河下放锻炼期间，因地制宜，土法上马，研制成功利用大豆根瘤菌制作生物肥料，这种菌肥可以有效地促进农作物生长。他又把生产菌肥过程中产生的余热用于水稻育苗，研究出水稻蒸汽育苗的新技术，可以实现水稻提前插秧，促进水稻早熟。这项科研成果曾经在辽宁省农业厅召开的现场会上作过专题介绍，获得一致的好评和肯定。后来他又把水稻早熟技术推广到玉米和土豆等大田作物上，在沙尖子公社下甸子大队进行了大面积实验，获得了丰收。他是水稻和旱田作物早播技术的倡导者和组织者。

由于父亲在下放锻炼期间取得了显著的科研成果。当年秋天就被调回县农林水利局。父亲回家商量要把家再搬回到县城里住，可是奶奶坚决不同意，母亲和我们几个孩子也都喜欢上了六道河，父亲只好每天骑自行车往返上下班。

1960年，六道河遭受了百年不遇的大水灾，粮食几乎绝收，农民平均每天只有二两粮食。村里大食堂每天只做两顿饭，都是稀饭，稀的像水似的，没有多少米粒，每人只能喝两小碗，吃完不一会就饿了。

这年冬天，村里的人都在饥饿中煎熬，艰难度日，许多人都得了浮肿，左邻右舍已经死了好几口了，多数都是老年人。奶奶也得了浮肿，母亲看着奶奶肿大的头，就私下对我们说：“男怕穿靴，女怕戴帽，奶奶头都肿了，病很严重，你爸爸又在外地出差，不在家，我得去县城给奶奶买药。”

母亲往返十几里路，把治疗浮肿的中药买了回来，煎好后给奶奶喝了，过了好几天也没见效。

奶奶最终没能熬过那个饥寒交迫的冬天，死在那年冬月十一晚上。那年奶奶才59岁。奶奶平时没有病，是饥饿夺去了她的生命。

六十年代

我们家在六十年代经历了一系列坎坷和磨难。母亲因家务重负拖累而主动申请辞退了公职。我和哥哥受社会大环境影响，初中没毕业就被迫失学、回乡当农民。父亲被批斗，遭受了人生最黑暗的屈辱和痛苦。

1961年农历正月十五，最小的弟弟出生了，在弟弟出生后第十六天，生产队长来通知说要分给我们家自留地，让跟他去勘察地界。当时父亲不在家，母亲不顾一切戴上棉帽子就跟着队长出去了。

开春后，母亲带领我们在自留地里种了好多蔬菜。印象最深的是小葱长得特别好，绿油油的，又不辣。自家吃不完，就拿到村子里去卖，一毛钱一斤，卖了钱就换回几个鸡蛋。这时全家开始能够吃饱肚子了，生活开始见到了希望。

最小的弟弟和三妹小时候的合影。

　　这张照片拍摄于1961年夏，是姐姐小学毕业时的合影。当时母亲正在六道河小学当教师，也参加了姐姐班级的毕业合影，留下了母亲当小学教师时的亲切身影。前排左一是姐姐，二排左二是母亲。

　　然而，就在这张毕业照之后不到一年，由于家务繁重，孩子没人照料，母亲被迫主动辞去了小学教师的职务。关于母亲的这段经历，姐姐作了如下回忆：

妈妈原本是一名优秀的小学教师。她书教的好，家庭管理的也好，对奶奶很孝顺，对爸爸很恩爱，对孩子疼爱有加。奶奶去世后，妈妈失去了帮手，每天时间安排的都很紧，既要上班教书，又要给孩子做饭、做衣服、做鞋、洗衣服、收抬屋子，常常是一直忙到深夜。

那时生产队分给各家各户的是带壳的“毛粮”，稻子、玉米都得需要自已家用最古老的推石磨的方式脱去谷壳。妈妈白天上班，只好晚上推磨。弟弟妹妹都小，吃完饭就睡了，妈妈就自己推磨。可我睡不着，看到妈妈太辛苦了，就起来替妈妈推一会磨。我推磨时妈妈就筛、簸，一直干到半夜。

第二天上语文课时，我手握着笔，不自觉地就睡着了，把笔尖扎在笔记本上，荣老师把我推醒，回到办公室告诉了妈妈。妈妈说：“孩子晚上帮我推磨，直到半夜才睡觉。”

后来我考上县城里的中学，在校住宿，一周也只能周末回一次家，一早一晚就帮不上妈妈了。

有一个星期日下午，我把全家人的衣服洗干净后晾好，正在收抬屋子。这时妈妈在厨房给我炒咸菜准备带到学校吃。小弟弟自己在炕上玩，一不小心摔到了地上，哇哇大哭。我急忙抱起小弟弟，心疼的难过极了。妈妈从厨房跑进来，没有责备我，反而十分认真地对我说：“妈这教师工作不能干了，你也看到了，自从你奶奶去世后，家里没人照料，你大弟得了胸膜炎在家休学一年了，你二妹又得了肺结核，你小弟放在老胡家照料的也不上心，每次我去送奶，孩子都在哭，这样下去，我这几个孩子还不知道会怎么样呢？明天我就去学校提出辞职。”

妈妈交上辞职书，学校不批。妈妈也只好不上班了，在家呆了两个多月。无耐，学校只好批准了。当妈妈得知学校批准她退职的消息后，心里五味杂陈，难过极了。当天晚上吃饭时，妈妈对六个孩子说：“等将来我老了，没有退休金了。可是我有六个孩子，每人每月给我5元钱那就是30元，我就够花了。”

从此，妈妈专职从事家务，做饭、喂猪，养鸡、养鸭。种苞米，土豆，地瓜，五谷杂粮什么都种。真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啊！

　　这张照片是母亲、二姨、老姨三姐妹于1961年6月的合影。二姨在长春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当语文教师，老姨在沈阳化工学院图书馆工作。

　　姐姐回忆说：妈妈辞职回家后，不久得过一场重病。那是在1962年6月，有一个星期六下午，我从县城中学匆匆回到家里，看见妈妈正在发烧，说胡话，我急忙到村部给在县里工作的爸爸打电话，爸爸回来了，我和爸爸用手推车把妈妈推到县医院，经诊断妈妈患的是伤寒病，治疗不及时会有生命危险。大夫嘱咐要精心照料，按时打针吃药。爸爸从单位请了假，在家里精心照顾妈妈整整一个月，才慢慢康复了。

放暑假了，我飞快地跑回家。只见妈妈有气无力地坐在炕上，身体很虚弱，比以前瘦多了，头发也大把大把地掉了，可见伤寒病的厉害，不死扒层皮啊。我心疼地说：“妈妈，这一个多月我忙着期未复习考试，没有时间回来看你，这回放暑假了，你好好休息，我多干些家里的活。” 说着，我从书包里拿出了两张奖状，一张是优秀学生奖状，另一张是优秀团干部奖状。妈妈仔细地看了又看，连声说：“我值了，我值了。”我说：“妈妈啥叫值了呀？” 妈妈说：“我退职退的值啊！”

　　照片中母亲（二排中）怀里抱着还是婴儿的弟弟。后排是二姨和老姨。母亲左边是五舅母，右边是哥哥。前排是五舅母的三个孩子：小丽、盛德、小叶子。

　　1963年秋，父亲的工作发生了变动，从县农林水利局调到雅河公社担任农业助理，我们家也跟着从六道河村搬到雅河公社董传营村。父亲在雅河公社上班，离家有十几里路，又有一条浑江相隔，交通不便，所以，还是经常不在家，他每个月只能回家一两次，全家日常生活的重担还是落在母亲一个人身上。

　　1964年秋天，为了给二姨伺候月子，母亲带着三岁的弟弟去了吉林四平市。当时姐姐初中毕业主动要求回乡务农，哥哥在桓仁完中驻校读书，我、二妹、三妹在念小学，那年姐姐也才18岁。父母都不在家，姐姐就是我们的主心骨。白天我们各自上学，晚上姐姐从生产队劳动回来，给我们准备好饭菜。饭后收拾完碗筷，就把房门反锁上，拉好窗帘，一点灯光也不敢外泄。我们姊妹几个就围坐在炕上的小饭桌边，静悄悄地写作业，碰到有不会的问题就小声地向姐姐请教。谁也不敢大声说话，生怕有一点动静。

　　这张照片是1964年母亲去二姨家时在四平拍摄的，那年母亲42岁，依然显得很年轻，慈祥的目光中透射出善良的品德。

　　姐姐始终是我们的榜样，她从小学到中学一直是班干部，成绩优秀，也是班级里学习雷锋的积极分子。1964年初中毕业时，以她的学习成绩完全可以考上高中或者中专，可是，她响应党的号召："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结果她主动放弃了继续升学的机会，和当时的邢燕子、董家耕一样，选择了下乡务农这条最艰苦的道路，在当时全国还没有形成百万知青上山下乡热潮，多数人都以考高中、考大学作为人生目标的大环境下，姐姐这样做是需要有一定勇气的。可见姐姐是一个有思想，有主见，听党的话，说到做到的人。

　　在我们家里，父母历来讲究民主，尊重孩子的自我选择。父母没有阻拦姐姐，而是积极支持了她的这一决定。姐姐的选择也影响了她们学校初三·一班纪恩芝同学，她也和姐姐一同来到了雅河公社荒沟甸子一队当了农民。在生产队里劳动了一年后，由于姐姐表现突出，村里需要教师，她又被保送到了本溪师范学校读了三年书。毕业后又回到了家乡董船营小学当了一名农村教师。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1968年7月一场灾难突然降临到我们家，父亲在雅河公社被揪斗了。

起因是父亲的同事公社的民政助理被认定为国民党员抓了起来，对他实行了无产阶级专政，天天拷打逼问他，还有谁是国民党员。由于他忍受不了严刑拷打，就乱咬乱攀起来。咬到谁，就不分青红皂白把谁抓起来，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就这样，我父亲也被他咬了进来，列入“牛鬼蛇神”行列。

好长一段时间父亲一直没有回家，全家人都很纳闷，后来才得知父亲出事了。母亲不敢让我们这些孩子去探视，就一个人带点父亲换洗的衣物，到雅河公社看管父亲的粮库里去探视。母亲回来后偷偷地告诉我们说：“你爸爸很坚强，没有乱咬别人。他现在没有自由，在专政队的看管下接受劳动改造。”

母亲每隔几天就去雅河公社探望一次，而每次探视，父亲都很乐观。在看管人员严密的监视下，父亲也不可能说过多的话。接过换洗的衣物后就是一句话：“我挺好的，你回去吧。”然后就赶紧低头干活去了。

后来父亲获得自由回到家里，才向我们述说了他受专政时的详细经过。专政队一般是利用晚上召开批斗大会，把父亲带到批斗现场，然后就有人上台宣读事先准备好的揭发材料。说父亲是地主，是国民党员，是特务，是隐藏下来的反革命分子。继而就高呼口号，打倒反革命分子XXX，然后就逼着父亲承认这些罪名，并让他揭发周围的人。父亲性格刚直，怎么会承认这些莫须有的罪名呢？于是，他们就棍棒相加，打得父亲遍体鳞伤。专政队的人说：“你不是地主，怎么能念得起大学呢？你在沈阳念大学肯定是加入国民党了。

父亲一言不发，默默承受。他们就用细麻绳拴住父亲的两根大拇指，然后把绳子吊在房梁上，身体悬在半空中，整个身体的重量系于两根拇指上，而且头顶还用一个大灯泡烤他。那时正值炎热的盛夏，豆大的汗珠从父亲的脸上，脖子上滚落下来，他们就是用这样的酷刑来回折磨父亲。性格倔强的父亲每一次都一声不吭，任你怎么打，怎么问，就是一句话也不说。因为在那种情况下，说什么都没有用。面对这样的铮铮铁骨，台下的群众都看不下去了，有人偷偷落泪。

晚上，父亲强忍着疼痛，把沾满鲜血的内衣内裤换下来。白天，利用劳动改造的间歇时间，到小河沟里把换下来的衣服洗干净在太阳下晾晒，用太阳光的紫外线消消毒，杀杀菌，准备下次再换。皮肤上的旧伤疤没等愈合又添新的伤疤，为了避免伤口感染化脓，父亲就拼命地干活，多出一些汗，用汗水来杀菌。

父亲的诉说，在我们的心里刻下了一道深深的烙印。父亲这种忍辱负重，坚强不屈的性格；这种宁肯自己吃苦头也不去伤害周围无辜同志的品德，感动了好多人。后来每次见到父亲当年的同事时，他们都说：“你父亲很了不起，他那么坚强，他是个好人。”

黑暗的日子终于熬过去了，1968年底父亲获得了自由，后来组织上又给他恢复了雅河公社农业助理职务，七十年代末他被提拔为公社副社长。

　　1969年春，邻居有个小学老师，他家要盖新房子，偏偏把房址选在我们家的自留地里。那时正值春夏之交，我们家自留地里的地瓜都长出长长的藤蔓了。他狗眼看人低，事先没有打招呼就把地里的地瓜秧全给拔了，真是欺人太甚。父亲刚刚获得自由，不想和他小人一般见识。母亲却咽不下这口气，于是就带领我们去找他说理。母亲说：“你家盖房子凭什么要盖到我家自留地里，自留地是生产队分给我们家的，你事先不征求我们的意见，就把地瓜秧子全给拔了，作为邻居有你这么办事的吗？”围观邻居也都说他这么做不对，太欺负人了。

在那样一种环境下，母亲的抗争也只能在道义上取得胜利，除此之外还能有什么结果哪？

从那以后，母亲就经常告诉我们：“生活就是斗争！” 这是母亲在蒙受政治压迫，忍受屈辱，面对周围人的白眼而发自于心底的呐喊！母亲这种不向恶势力低头的精神深深地影响了我。

　　哥哥比我大三岁，1965年当我考上县完中时，哥哥已经在读初三了。他品学兼优，是班级里的班长。1968年秋我俩同时回到董传营一队当农民。

1969年夏生产队要改组领导班子，上级要求选择年轻人担任生产队长。当时县武装部孔政委担任驻村工作队长，由于哥哥在生产队里表现的好，于是，孔政委就举荐哥哥担任了生产队长。哥哥那一年才 20岁，就走马上任了。一个农村生产队，百十来口人，生产劳动，吃喝拉杂，家长里短，什么事情都得管。

早上全体社员来到队部，生产队长就得给每个人“派活”，哪些人去哪块地干什么活，哪些人在队部里喂牲口，哪些人清除牲口圈里的粪肥，哪些人外出办什么事等等，哥哥都能够安排的井井有条，农村把这叫做“能支开套”。很快，哥哥就赢得了社员们的信任。

但是，原来想当生产队长的一个姓郭农民，看到哥哥当了队长心里不服气。他家儿子多，有五个壮劳动力，平时说话有一定的煽动性。

为了尽快完成全县插秧大会战，上级送来一部分救济粮。哥哥和班子成员研究后决定按照人口平均分配，郭就在全体社员面前公开反对，说应该按照劳动力分配。哥哥说那不行，这是经过队委会研究决定的。结果他就大闹起来说：“我家劳动力多，吃的就要多，不够吃我们全家就到你们家里去吃。”

到了吃晚饭时，这个姓郭的农民真就来到我们家闹事来了。那段时间父亲也下乡在董船营大队督促插秧工作，正在家里吃晚饭。父亲说：“这样吧，你先回去，晚饭后我们召开社员大会，在会上解决吧。”

在晚上的社员大会上，父亲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地讲清了救济粮为什么要按照人口平均分配而不能按劳动力分配的道理，讲的社员们心服口服。接着父亲就对郭的过激行为提出了批评。郭自己感到心里有愧，坐在那里哑口无言。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在公开场合听父亲面对群众讲话。他语气平和，语调不高，神态沉着而坚定。他善于抓住听众心里，一句接着一句，步步深入，逻辑性很强，会场内外鸦雀无声，掉一根针都能听得见。父亲的讲话解决了矛盾，平息了事端，也给哥哥解了围，树立了他在群众中的威信。

　　这张照片拍摄于1969年5月23日，这一天是我17周岁生日。

在董船营当知青的那段时间里，我对“赤脚医生”特别羡慕，觉得针灸很神奇，一根细细的银针，扎进穴位里就可以治病。于是，我买来了一些有关针灸方面的书籍阅读，并在自己的身上练习扎针，反复体会找到准确穴位时的感觉，那种感觉往往是酸、麻、胀，中医称之为“得气”。

母亲的一只胳膊受了风寒，很疼痛，连梳头都抬不起来。于是母亲就让我给她扎针，扎了几天果然有效果，不疼了，梳头也能抬起胳膊了。

于是，全家人都相信我可以用针灸来治病。诸如：牙痛、头痛、关节痛、胃痛等都是我用小小银针治疗。妈妈年轻时就患上胃病，常常疼痛难忍，于是我就坚持给她扎针，并在中脘、梁丘、足三里、内关等穴位配合艾灸，每次她都感到缓解很多，并且感觉胃脘部有明显的温热舒适感。

时间久了，邻居们知道了我会针灸，时常会有人来找我去治病。社员王业明家有七八个孩子，家里很穷，他长年患有风湿病，腰、腿等关节疼痛难忍，又没有钱治疗。看到这种情况，我就到他家坚持给他针灸治疗，使他减轻了许多痛苦，他们一家人都很感激我。年轻社员刘运田患有二尖瓣和主动脉瓣闭锁不全，也来找我给他针灸。我知道他这种病用针灸治疗解决不了问题，但是，他还是愿意让我给他针灸，至少起到了精神抚慰作用。

那时，农村缺医少药，用针灸方法治疗一些常见病，可以不同程度地解决农民群众燃眉之急。

当时沈阳军区派一支医疗队来到雅河公社卫生院，举办“耳针疗法”培训班，我受董传营大队受指派参加了这次培训。为我们作培训的是一位有着丰富临床经验的军医，他结合挂图向我们详细介绍了“耳针疗法”所依据的中医经络学基础。

在农村当知青那段时间里，我对中医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们家一个邻居在卫生院当中医，我经常利用晚上的时间去他家，听他讲中医学理论，从他家里借一些中医书籍来阅读，《本草纲目》《濒湖脉学》《脉学刍议》《伤寒论》《汤头歌诀白话解》……，有些歌诀如我至今还能大段大段背诵出来。

在农村当知青时，我最大的愿望是将来有一天能考上医学院，毕业后当一名医生，可惜后来命运之神并没有让我如愿以偿。

　　这是二妹与二姨一家人的合影。

七十年代

可以说六、七十年代是我们这个“家”的鼎盛时期，也是我们六个孩子茁壮成长时期。然而，孩子长大了，成人了，就会成家立业，结婚生子，分离出小家庭，开辟新一轮的循环周期，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规律。

1972年哥哥结婚，1973年姐姐出嫁，1978年二妹出嫁，1979年春节我也组建了自己的小家庭，1980年最小的妹妹也出嫁了。从1972年至1980年短短八年，六个孩子中有五个组建了小家庭，而最小的弟弟在市里读大学。六个孩子像小鸟一样陆续从老巢里飞了出去，曾经热闹非凡的八口之家就只剩下父母老两口在“家”留守了。

　　这是哥哥一家人合影。1972年哥哥和嫂子举行了婚礼，在我们这个大家庭里率先建立了自己的小家庭，不过结婚头几年他们没有搬出去另立门户，而是仍旧和父母亲住在一起。哥哥嫂子好福气，育有一儿一女，儿女双全。

哥哥于1970年离开农村生产队，到县种畜场当了一名正式工人，后来又调转到县凤鸣水电站工作。

　　1973年大姐远嫁到离家60多公里外的新风兵工厂，姐夫是厂里一名车工。这张照片是大姐结婚前，母亲陪她去县教育局办理调转手续那天，与母亲一起在县照像馆拍摄的。

姐姐回忆说：记的头天晚上，我躺在炕上怎么也睡不着，一想起将要离开养育自己27年的父母家，心里就有许多不舍，决定和妈妈照张像，留个纪念。第二天早上起来同妈妈商量，妈妈欣然同意了。

妈妈为我做了碗面条，上面放了两个合包蛋，我瑞起饭碗，眼泪就刷刷往下流，怎么也咽不下去。我放下碗，扑到妈妈怀里……。妈妈安慰我说：“今天去办理调转手续，是好事，有些人结婚好几年还两地分居，你这马上就调到一起了，多好的事啊，还掉眼泪？万政扬是个好人，对你不会差的。”

我正式接到工作调转通知，离开家去新风厂子弟学校报到的那一天，令我终身难忘。那天早上天很冷，我穿上妈妈为我做的厚厚的新棉袄，妈妈拉着我的手说：“走吧，我送你。” 妈妈送了一程又一程，一直把我送到南边哈子江岸边，看着我上了船。船已经离开了岸，妈妈还在江边向我招手，我哽咽着挥手让妈妈回去吧！妈妈还是不肯走，一直目送我乘坐的小船到达对岸才离开。

记得姐姐刚从本溪师范学校毕业回乡当教师时，每月挣三十二元钱，全部都交给家里。她第一个月开工资时，就到商店里买了许多布，给父母亲和我们姊妹几个每人做了一件新衣服，是姐姐用缝纫机亲手制作的。姐姐在我们家是老大，处处有大样，从年轻的时候就替父母分担，为家里做出无私的奉献，直到退休后又回到父母身边继续侍候父母亲，以减轻我们还没有退休的兄弟姐妹的负担。姐姐这一辈子对我们这个家付出的太多了，每当想起这些往事，就会对姐姐肃然起敬。

这是姐姐一家四口的合影。

　　在农村当知青期间，1973年7月，我参加了招考工农兵大学生的文化课考试，据雅河公社负责招生的人告诉我，我的文化课考试成绩是全县第二名。

由于我爱好医学，利用劳动之余时间读了一些医学书籍，也做过业余赤脚医生，给农民扎过针灸治过病。于是在填报志愿时，就把所有志愿全都填写在沈阳医学院。

当时沈阳医学院来县里招生的是院党委书记康敏庄和院教务长。由于我文化课考试成绩排在全县第二，又把所有志愿全部填报在沈阳医学院，引起了两位学院领导的注意，他们特意在县政府招待所召见了我。

康敏庄是一个胖老头，个子不高，小平头，穿一件普通半袖圆领白背心，当时人们称这种白背心为"老头衫"。人很和蔼，像个农村老汉。教务长身材瘦而高，穿一件雪白的半袖衬衫，仪表堂堂，一派学者风度。

见面后，并没有谈很多话，他们只是简单地了解了一下我的情况。我从他们对我和蔼的态度以及谈话的气氛中感受到，我好像已经被两位领导认可了。虽然见面时间并不长，但是，却给我留下极深刻的印象。

得到沈阳医学院两位招生领导的单独召见是我一生的殊荣，同时也预感到自己即将跨进大学的校门，成为一名工农兵大学生，那种喜悦的心情可想而知。然而，令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我所期待的那份大学录取通知书并没有如期而至，命运与我开了一个玩笑。

没过几天，全国主要媒体，包括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等大小报纸铺天盖地全文刊登了张铁生在高考物理卷子上写的一封信，大意是：我在农村广阔天地里整天劳作，累的半死，哪里有时间复习功课，靠一张考卷决定是否上大学太不公平。

就这样，文化课考试成绩被取消了，文革期间唯一一次采用按文化课考试分数录取的尝试宣告夭折，改为由贫下中农直接推荐上大学。

推荐结果出来了，所有大学都没有录取我，只有本溪钢铁学校这所中专录取了我。我觉得很委屈，一气之下就没有去报到，放弃了去中专，等待第二年再考。

1974年7月，在全国范围内又一次招收工农兵大学生，还是采取由贫下中农直接推荐上大学。真是无巧不成书，推荐结果我还是照例被录取在本溪钢铁学校。

这一次我意识到：像我这种家庭出身背景的人，能上中专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不能再错过机会了。我怀着深深的遗憾默默地接受了这个现实，来到了本溪钢铁学校，就读于矿山机械专业。

临行时，父亲嘱咐我，到学校后要努力学习，毕业后能到本钢当个正式工人，将来再努力当个车间主任，这辈子就算挺好了。

　　这张照片拍摄于1972年5月，那年我二十岁，是个回乡知识青年。

　　来到学校后我才知道，本溪钢铁学校是冶金部所属的面向全国统一招生的一所工科学校，而且仅仅就在十年前，它竟然还是一所全日制本科大学——本溪钢铁学院。1962年国家面临暂时经济困难，全国高校全面压缩，院系间进行了调整，本溪钢铁学院被迫改为中专。

实际上，我被录取到本溪钢铁学校既是我的幸运，也是我的人生重要转折。两年的中专学习生活很快就过去了，1976年9月毕业时，我被留校当了一名中专教师。

为了适应教学工作需要，学校先后送我到北京钢铁学院、辽宁大学进修。后来我又考入东北师范大学数学系，获得了理学士学位。1985年后，母校升格为大专，最后又恢复了本科院校。我凭借自己在教学和科研上取得的成果于1994年晋升为大学副教授，我的学术论文也在国内外产生了一定影响，先后应邀到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和法国巴黎路桥大学出席国际学术会议。

正当我踌躇满志，准备朝着正教授目标继续迈进之时，新的工作需要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中共市委决定调我去担任民进市委主委，主持一个市级民主党派地方组织的日常工作。1996年11月18日，我告别了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整整20年母校，走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治舞台，担任了市政协副主席，成为一名副厅级民主党派领导干部，开启了一段从政的新征程……

　　这是1975年我在本溪钢校读书期间，母亲来本溪看望我，我和母亲一起来到望溪公园，给母亲留下了这张照片，然后又和母亲合拍了下面这张照片。那时母亲已经五十多岁了。

　　这是我和母亲第一次合影。

　　这张照片是我和三妹、老姨、及老姨的两个孩子的合影。

三妹回忆说：“那是1977年5月份，当时二哥在本溪钢校毕业留校工作，我代表县社女子篮球队去本溪比赛。受到二哥和老姨的热情款待。那天二哥和老姨特意抽出两个多小时带我到本溪望溪公园玩，这是我平生第一次逛公园，终生难忘。拍了一些照片后从公园里出来，又去站前饭店一起吃饭。在本溪逗留期间，二哥还领我到他的宿舍给我做了盐拌花生米。老姨还把我叫到家里亲自包饺子给我吃。42年过去了，我也吃过无数次饺子，可就是始终找不回那时候的感觉，那时候的味道。”

　　这张照片是三妹于1974年拍摄的，当年她十七岁，亭亭玉立、风华正茂。

　　这是1978年春节期间我们姊妹六个的合影。那时改革开放春风扑面而来，人人都感觉到生活充满阳光，满怀希望面向未来。

　　这是我在北京读书期间与妻子在王府井中国照相馆拍的合影。1979年春节期间我们正式结婚了。

　　1978年二妹结婚了，这是二妹幸福的一家。

　　1980年三妹也出嫁了，这是她的结婚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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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背后 家的往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