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

游子

　　父亲去世已将有十四年。一直想提起笔来写写父亲，用文字记录父亲给我的记忆。

生命中的一些事情和感情，是需要记录的，而最好的记录应该是文字吧。不是为了出版，不是为了宣传，而是为了自己，为了自己一生走来，能回头来寻找过来的路。

关于父亲的许多事我已经忘记，也有许多记忆和情感，永远留在我心里，留在了我的血液和骨子里。

父亲平凡，没干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更没有什么丰功伟绩，他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农民，一生都在和他的那片土地打交道。他一生也没有走出离村方圆两百公里以外的地方。

父亲一生和苦难搅在了一起，没有过过几天好日子。

　　父亲出生于一九三七年。父亲认的字加起来恐怕也不会超过一百个，他只上过几天私塾，读了几天“人之初，性本善”。后因爷爷当兵就被迫去帮人家放牛了。

父亲七岁，就去邻村给人家放牛，冬天太冷没鞋穿，嫁到那里的比他大几岁的他的堂姐，看到他脚板被冻得通红，就教他用自己的尿滋脚。

爷爷三兄弟，是家里最小的男丁，在那抗战的年代，那时按三抽一的兵役制度，爷爷当了国军，参与了抵抗日本的战争。据父亲说，爷爷在部队当到了排长，写信回家向家里的哥哥汇报，被家里他的二哥说：当一个小排长有何汇报的。

爷爷在当国军士兵的那些年，父亲才是几岁大的孩子，爷爷在各处和日本人打仗，家里也不知道他打到了哪里。有的说爷爷打到很远的北方去了，有的说说爷爷已经战死了，奶奶就改嫁了，父亲就成了孤儿。父亲小时候，是他的伯父拉扯大的。

　　解放前夕，在要和解放军打仗的时候，爷爷知道解放军的厉害，据村里的老人说爷爷说，解放军非常厉害，就像黄蜂，一旦冲锋号吹响，就像一群疯了的不要命的黄蜂向前冲。 爷爷知道国民党打不过解放军，于是在一次和解放军的交战中找了个机会跑了回来。

到新中国成立，全国土改，父亲和爷爷也分到了田地。听父亲说他和爷爷分到了几亩水田和一头牛。

我没有见过我的爷爷和奶奶，更没有过拉扯扯爷爷奶奶衣服围着爷爷奶奶转的经历，他们在我出生前就去世了。父亲说我爷爷个子很高大。爷爷有一次被鬼子抓住了，在两个日本士兵押他过独木桥时，他用扁担把鬼子挑下河得以逃上山，因为当时鬼子人少，也没敢上山搜寻，就放火把那山给烧了。爷爷在战场上和鬼子拼刺刀，衣服被刺穿几个窟窿自己却毫发无损。爷爷当兵回来还有过一段投身绿林的经历。这些都是后来父亲给我讲爷爷的故事时讲到的。

爷爷回来娶了后来的奶奶，我见过后来的奶奶，但没和后来奶奶生活过。

爷爷娶了后来的奶奶，就不太管父亲了，父亲就又自己单过了。

父亲到了成年的时候还没成家，村里人就说他“过期了”，在我们村里“过期了”就是大龄男子已经超过了娶老婆的年纪，就难娶到老婆的意思。其实，那时，父亲也就二十一二岁。父亲在村民们说他“过期了”的时候，一度想到隔壁村上门入赘。因为被扯他大的伯父用棍棒威胁着说“如果你去上门我就打断你的腿。”后经人介绍，才娶了我母亲，父亲和母亲的结合是贫农和地主的结合。母亲的成分被划为地主，在那时，地主家的找贫农家的结婚，那叫思想要求进步。这样才有了我们姐弟五个。

　　父亲性格耿直、正直，在吃大锅饭的生产队时期，父亲做过生产队仓库保管员和会计。负责生产队生产的谷子、黄豆等各种庄稼入库登记，还负责种子、肥料、农药等生产资料进出库的登记保管入账工作。父亲说，他在做仓库保管员，没拿过生产队里的一根绳子、电线，更没给自己家里多算过一斤米。因父亲性格耿直，和队长发生了一些争论，后来就不做了。父亲的算术很好，算盘打得极溜，记得我在上小学时，在学到乘法算盘父亲还给我演示了怎么算除法，那时我们小学是已没有除法算盘的学习内容了。

父亲是一个视粮食如命的人。父亲从小就挨饿，冬天用尿淋脚取暖，经历过一九六三年大旱大灾，挖过挖芭蕉根充饥。他和那个年代的许多人一样，不浪费一粒粮食，深知粮食对一家人的意义。

在农村，孕育秧苗，是一年种粮的重要开端。下秧当然就是一年最关键的了，育秧得非常细心，是需要功夫的。父亲极为重视下秧的工作。在我记事起，每春天，早早他就地把秧地整好。整地父亲绝对一些不苟，他先用木耙把田里的泥块反复耘耙掏烂，起秧垅，再用木板木棍钉成的拖板反复把秧垅熨烫平整。

整秧地和给谷子种子发芽是同时进行的，父亲在给谷子发芽时更是小心翼翼，像呵护婴儿一样呵护这些发芽了的种子。在袁隆平的杂交水稻还没有普及到我们这里时，作为种子的谷子是需要很多的，一亩大概需要十来斤。这些作为种子的谷本，头一年就得留出来，哪怕再饿也不能吃掉的。谷本精选好挂起来，放到老鼠和家禽够不着的地方，一般各家都把它挂在家里堂屋的二梁上。来年春天，把这些作为种子的谷子先浸泡一晚的水，再用箩筐装好，盖上茅草让谷子慢慢发芽。

到后来采用杂交水稻的种子后，做工就更精细了。通常是用烂蚊帐撕成的布，把泡好的谷子包起来。每天早上父亲都会用自己洗脸的暖水去浇淋种子，甚至用嘴含水喷雾去滋润种子，让种子吸收合适的水分才能确保发芽率，父亲会每天掀开蚊帐布，查看这些谷子的谷芽长势。等到这些，担负着我们一家一年口粮的谷子的谷芽有几毫米长的时候，父亲就慢慢地把这些，因长了芽而纠缠在一起的谷粒一粒粒地掰开、分开，生怕把谷芽弄断影响一年的收成。

　　正因为，父亲对种田这件事从不敢有任何的懈怠，每年双抢谷子总是堆满我家的堂屋。家里的阁楼上总有能确保一家足够吃的谷子。每到青黄不接的季节，就会听说村里哪家又开始吃粥了，哪家又开始断粮了，而我家是一年四季都是吃饭的。每年到这段日子，父亲就会到我大姑家坐坐，向大姑透露家里还余粮，用这个方式来帮助他那没有血缘关系的后奶带来的他的妹妹度过难关。和我家关系较好的邻里也常到家里借谷子度过青黄不接的时期。

做完这些，父亲就会计算好，留足一家的口粮后，才把余粮卖了，赶个圩，给我们姐弟几个买肉加个菜。我从小到大从没挨过饿，这就是父亲给我最大安全感。

　　小的时候，过年是最开心的，因为我家几乎年年都能杀猪过年。每年杀猪，父亲是最忙的，忙着张罗找人帮手把猪杀好。每到这天父亲弯腰弓背忙了个大半天，把猪的肠肠肚肚处理停当，他就一家一家挨家挨户，去请族里的老人和各家代表到家里吃饭。住在我家上屋的伯父父亲的堂哥因很少有机会杀猪过年，不肯来。父亲总能用他那不是很客气的方式，把他的这个兄弟请到家里来吃饭。每次请人吃杀猪饭或多或少都会引发父亲和母亲一些不愉快的小争吵，而那时不谙世事的我却是最开心的。那时我还不知道请人吃饭还有那么多的人情世故和学问。

父亲爱喝酒，在我的记忆里他几乎每晚都喝上几两。他喝的是米酒，我们叫米双，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经常经充当为父亲打酒的小喽啰。每次父亲打发我去买酒，他都会预算出给我的好处费，用他的话说，给我一点“搭虎头”就是给我的跑腿费，每次为父亲打酒我也常买一些葵瓜子或米通之类的零食解解馋。因此小时候为父亲打酒这件事我是非常乐意做的。后来，随着经济的发展，村里常有外面的酒贩子用摩托车或单车拉酒到村里来卖或换，换就是用米换酒，根据米的市场价定一斤米换多少酒，有时一斤米一斤酒，有时一斤能换八两。我常看到，父亲把换回来的酒，倒进一个黄褐色的大瓦壶里。每到有点好菜的时候，他从壶里倒酒的频率就更密。他也爱划拳猜码喝行令酒。每到村里有什么喜事，厨房里做帮手的男人等客人散了后，就集结到厨房围桌开始猜码，这种场合也常看到父亲的身影。

有一次，他给我尝他喝的酒，我被酒的苦味、热辣味急申舌头。那时我真不能理解，酒那么苦父亲为什么还老在喝。他见我咂舌的样子哈哈大笑起来，说我还不懂。工作后，有时我也爱喝上几杯，有时回家也陪父亲小饮几杯，我开始慢慢品出酒的酸甜苦辣涩……

　　我是家里的长子，在我记忆里，我从没被父亲打过，父亲极为疼爱我，这可能是，父亲人到中年才得子的缘故吧。在我印象里，父亲不是很活泼的人，但小时候，在我早上起床时，父亲总喜欢逗我玩挠痒痒的游戏，那时我极怕被父亲挠到夹肢窝，我受不了这痒，有时他也挠我的脚底，虽然怕痒但却玩得很兴奋，至今我还记得那情景。

一年双抢的一天，父亲正在滚田，就是南方人用牛拖着轮扇式的农具把第二季要种的水田弄烂，把田里的禾梗、泥浆掏烂平整。我就到父亲干活的田边去捉鱼，我捉鱼的办法就是把田头的大坑塘用泥块把上下流截断竭泽而渔。这种抓鱼方式是很要体力的。我那时还小，拿着搪瓷碗不断的从断了流的坑塘里舀水。在盛夏的烈日当空下舀着舀着就困了，看着坑塘里的水还有很多，一个鱼的影子也不见，我力气却不足以把坑塘里的水舀干，将会面临着无鱼而归。而在那种田的姐姐们还笑我不自量力，让我心中的怒火火上浇油。想到这些，我就把搪瓷碗摔到田里说不干了，并在田头打滚哭闹。父亲看到我这种耍泼样，也只好就放下手中的活，帮我把坑塘里的水舀干，帮我捉到了我人生中的第一桶鱼。父亲就这样保护了我年幼的自尊。

　　父亲不轻易认输，做事不半途而废。他虽不高大威猛，他不是大汉壮汉型的农民，身体不魁梧，但却坚韧不屈。只要他认定要干的事就一定把事干完干成，是绝不轻言放弃的。

八十年代初，推行土地承包责任制后，我家里的田基本都集中在一处，这是父亲在队里分田时有意这样安排的，他说这些田便于修牛车路。单干的最初几年，由于没通牛车，每到打谷子我家都是靠肩挑背扛把谷子运回家。

父亲个子瘦小，姐姐们又都是女子，在那个单靠力气和体力劳动的年代，我家这种劳力结构是不占优势的，在村里感觉低人一等。每天，那些男人多的人家老早就收工了，是我最羡慕的，那时我真想快点长大，帮父亲承担更多家里的体力劳动，甚至常幻想：我如果有传说中薛仁贵那样力气就好了，扛一麻袋谷子就像拎着一只小猫那样轻松，可那也只是幻想罢了，那时我也没能为家里承担什么体力活。

父亲深知，像我家这种一个男劳力，靠肩挑背扛的蛮干，对我家来讲，每年双抢都是极大的痛苦和挑战。父亲决定，修一条通往我家田里的牛车路。他决定好就马上干，那年，他整整花了近两个月的时间，硬是把几百米的单人走的小路，改成了两米余宽的可以通车的机耕路。田地和我家同在那一条路上的人，被他的这种干劲打动，后来一起加入到了修路或每年的护路的行动中来。

　　到我再大一点的时候，我就成了家里双枪的劳动主力，得以轻松的赶着牛车去打谷子了。父亲修路这件事，对我来影响极大。村里有人开玩笑说我父亲是村里的“愚公”。现在，虽然很少用牛车了拉东西了，但那条父亲用汗水开出来的路还在发挥着作用，给村里的人带来便利。

父亲是一个对农活极认真仔细的人。铲田埂，巴田埂这样的体力活都是男人干的，是很耗体力的。但父亲对这项工作最认真。每年他都把田埂铲得整整齐齐，把田埂巴得锃亮，不漏掉每一个蛐蛐钻出的洞。他常说：“干活你不骗活路活路才会不骗你，你若骗了活路活路就会骗你”，一个小小的蛐蛐洞你不把它补好、巴好，田里的水就可能漏掉，田漏了水，禾苗就会枯萎。

父亲极爱惜他的劳动工具。不管是箩筐、簸箕、锄头、铲子、镰刀、斧头、凿子、刨子。他都会分门别类的放得整整齐齐，不允许别人乱动他的东西。我常常也爱搞小修小补的活和做一些玩具，有时也会用这些工具，如不小心弄某样工具缺了口或坏了，我就偷偷把它放到父亲不容易发现的角落里，以为父亲会误以为是自己弄坏的，就不会责备我了，但每次都逃不过父亲的法眼。到他发现他的工具被弄坏时，都会嘀咕我几句。所以我用这些工具时也会慢慢地变得爱惜起来。要知道在那年代劳动工具对一个农民的意义。

父亲每次用完他的工具，他一定会把它擦拭干净。我记得最深的就是，每次干活回来，同路干活的村里人，常笑着对我们姐弟说，你看你爸爸他的锄头擦得亮堂堂的，一点泥土的痕迹都没有，像新买的一样。

父亲爱收集各种木头木板边角料。那些父亲收集的木头木板边角料总是常堆满在我家的门背和小房子阁楼上。刚开始我真不懂父亲收集这么多的木头边表角料做什么？甚至我一度埋怨嘀咕父亲这样做影响了家里的整洁美观，有时家里多来了几个客人，找个地方坐都没有。到了父亲空闲时或下雨天出不了门干活的时候。父亲就会像拾宝贝一样把他的这些木头椽子木板搬出来，再取出他的斧头、凿子、刨子，捣鼓着，修修补补家里的锄头镰刀把柄，修修家里的犁耙农具，也做一些小箱子和凳子之类的东西。我家里的小板凳几乎都是父亲做的。

　　父亲不识字，他深知不识字之痛。有一次他和别人争论被别人说他是文盲，他就很恼火，这在他心里是永远的痛。因为父亲不识字，在我的印象里父亲从没看过我的作业。我们那时作业很少，在我的印象里，我几乎从来不把作业带回家里做，我的作业在学校就做完了。虽然父亲从来不检查我的功课，但我也总能在每学期用奖状告诉父母我的成绩是不错的。就记得有一次，读初中学校布置了一样作业要求读给家长听，我就按要求读给父亲听，在短短的一段文字里，父亲听到了我一个反复出现的词语，就说怎么这么多这个词。那时我被父亲问得很紧张，还好他也没有继续问什么，让我终于可以送了口气。

一九九五年，我参加中考落榜了，英语成绩太差，只考了51分。那年，整个暑假我是郁郁寡欢地度过。父亲和母亲决定给我继续补习一年。经过一年的努力，在一九九六年八月我终于收到了中专的录取通知书。其实在我中考后，父亲就找了村里的民办教师原来我的老师谈过关于选什么专业的问题。他得知我的专业毕业很大的可能是做孩子王的教师后，就对我说做教师最好，不管那朝那代都需要教师，教师也不容易犯错，是比较安全的职业。我被录取对于我家来说是一件重大的事情。因为这意味着我的命运从此改变。我终于如父母所愿摆脱了一辈子为农的命运，不再重复父母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宿命。父亲也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一次。在我启程踏上新征途的前一天，父亲摆了几桌，请了村里的好友及他的兄弟姐妹们为我脱农庆祝一番，也是为我启程新征途饯行。那晚我从父亲和乡亲们说话和猜码的笑声中，我知道这是他难得的最开心的一晚。我在父亲和家人无限期许中踏上了命运之旅。

　　父亲不识字，但也有自己的娱乐活动方式，年轻的时候喜欢和村的伙计唱彩调。彩调就是我们广西壮族特色的戏曲。彩调主要有生、旦、丑三大行当，我父亲擅长演的是丑行，所扮演的多是农民和各种职业劳动者，多是诙谐幽默搞笑的角色。我没有见过父亲在台上演过彩调里的角色，据大姐说父亲演的角色演得惟妙惟肖，很受村里的喜爱。大姐说她小时候由于父亲演的是丑角，她常被她的同伴取笑，她还因此反对过父亲上台演戏呢。大姐说那时她觉得父亲演的人物不够高大上。父亲不懂什么音乐，更不懂乐谱乐理，到后来那几年，我常见他拉拉二胡，哼哼山歌之类的，虽然也不成什么曲子，但他就喜欢那种调子，他乐在其中，用这种方式来给自己解闷。

　　父亲不封建迷信，胆大，不信鬼。父亲虽然没读过书，在我印象里父亲没给我讲过什么封建迷信的故事或迷信什么东西。每年过年过节，我也很少见他做祭祀活动。在我家里祭祀活动都是母亲在张罗，到我大一点时，每到过年过节母亲就安排我来做这件事。

父亲胆子大，在村里是有名的。胆大不是他什么都不怕，胆大是指他不怕鬼，不相信有鬼。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我们村里每家每户都种了许多木薯，每年将要入冬，到了扯木薯的时候，为了防止木薯被偷，晚上都要到木薯地里守夜。我家的木薯地是在村里传说中阴森恐怖的山沟里。据村里老人说，那里埋的都是村里一些短命鬼和不得好死的女人，还有人说，有人在阴雨天和迷雾天到那里干活、放牛常听到凄厉的哭声和可怕的呻吟声，还有人说在那里还见过穿黑衣批头散发的女鬼。我小孩放牛都不敢独自到那里去。而父亲每年到扯木薯的时候都一个人去守夜，我很好奇，父亲回来也没听说他讲见鬼的事。到后来大一点和父亲聊天时候，父亲说我去守夜从来没见过什么鬼，世间哪有鬼，他说有鬼那也是心中的鬼。他不信有鬼，更他不怕鬼。那些偷盗的，故弄玄虚才是人间的鬼。长大后我慢慢懂了父亲的话。

　　父亲去世后，我把父亲安葬在村东边的高山上，让他能遥望他一生劳作的那片土地，后来又把他和母亲移葬在了一起，并用石碑刻上一他们的名字。

这是我父亲，一个没读过书，但能用算盘打算除法的人。一个正直善良、耿直坚韧朴素的农民。

父亲在村里出生，在村里长大，在农村生活了一辈子，一生和土地打交道，他深爱他的土地。

父亲已回归了土地。他一直活在我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