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文重推】健全信用体系促进高考与高中课改良性互动

叶. 知秋

培养人才的学校教育制度与选拔人才的招生考试制度之关系，历来是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理想的状态应该是，好的选拔制度有利于引导教育的良性发展,有利于素质教育的有效实施；而好的教育制度有利于人才各得其所的发展，使招生考试制度做到有才可选。据此，我们认为，高考与高中教育特别是当前正在推进的高中课程改革并不矛盾，不应该是水火不容、有我无你的对立关系。关键是要通过建立、健全信用保障体系，促进高考与高中课程改革实现良性互动。 一、要建立考试信用体系确保高中学生综合评价制度有效落实 高校录取依据不应该是单一的“一卷定终身”，一次考试未必能真实、全面地反映一个人的实际能力和综合素质，不少人引用一些西方国家的做法作为理论支撑。比如，在米国，以哈佛为首的世界一流大学甄别人才的标准是“三合一”的：高考成绩+高中三年成绩+综合素质，他们看重“活生生的人，而不只是干巴巴的分”。 2008年1月，教育部出台《关于普通高中新课程省份深化高校招生考试改革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要建立和完善对普通高中学生的综合评价制度，并逐步纳入高校招生选拔评价体系。那么，综合评价包括哪些？不同层次和类型的高校应有不同的要求，但总的来说，不外乎这样几个方面：高中三年平时成绩、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综合素质评价结果（包括道德品质、公民素养、合作交流、运动与健康等）、获奖情况、校长推荐信。有条件的话，有些专业应进行面试，考察学生的表现特别是学习能力。还可借鉴国外大学录取办法，要求学生提供入学动机信，从中可看出学生的素质、背景和志向等。 当然，这个道理谁都懂，问题是如何“动真格”的实施。可以说，现在就是因为担心操作起来比较难而迟迟未动。在当今中国诚信体系尚未有效建立起来的情况下，这的确是一个难题——各高中学校会不会为了升学率的需要，在“高校参考依据”（综合素质评价）中做手脚？考生家长会不会为了拿到满意的“参考依据”而通关节、走后门？高校面对这些“参考依据”时能不能真正做到公正？设计得再好的制度都有人钻空子，使之变形走样，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那样的话，就很可能出现“强者为乱首，弱者为人奴”的局面。 但今天来看就我们不能因为它难，就可以不作为。如果这个局面不改，考生自然会把全部努力押在一张试卷上；自然会把全部注意力放在分数上，什么“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素质教育”等等，都是一句空话。只要下决心去做，还是可以做起来的。现在，银行的信用体系不是逐步建立起来了吗？逾期不还贷，就建立“信用污点”制度，贷款人避之不及。当然，学生人数远比银行贷款人数多，涉及的环节、内容也要复杂得多，但只要认真抓，不是完全没有可能做好的，以国人的智慧，没有什么是做不到的。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提高犯规的成本。可以说，现在很多违法违规行为之所以屡禁不止、层出不穷，原因就在于违规成本太低，甚至是零成本——舆论“谴责”几句，谴责完了，他该怎样还怎样。要知道，当一个行业成本低、利润高的时候，就会有人奋不顾身，甚至铤而走险。这不是人的问题，而是制度的问题，是制度出了问题。我们总是说，“国家之间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其实，国家之间的竞争既表现为人才的竞争，本质上更是制度的竞争。有了好制度，坏人能变成好人，制度不好，好人也能变成坏人。 行文至此，刚好看到一则消息：山西省2011年获得高校保送资格的367名考生名单，日前在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公示。山西规定，有保送资格的学生需经过公示才能被保送，而且信息公示时间由过去的几周延长至年底。弄虚作假的考生，无论入学与否，一经发现，立即查处。提供虚假证明材料或违规推荐的中学，不仅将被通报批评，而且所有被推荐学生均需重新审查，推荐学校也将被暂停推荐资格，甚至被终身禁止推荐。看到这里，为该省的“认真”叫好，但同时，依本人浅见，如能把“暂停推荐资格”去掉，直接规定“终身禁止推荐”，就更加彻底了，一经发现推荐不实，就永远从具有推荐资格的学校和校长名单中删除。我们经常说，“犯了错误，改了就是好同志”。其实，在原则问题上，在大是大非问题上，一旦犯了错误，就应该让他连改正“错误”的机会都没有，设置一根真真正正的高压线，让他们不敢拿学校的声誉和形象下赌注，借用《诗经》中的一句话说，让他们在写学生推荐信的时候，有一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感觉。 2011年3月，教育部副部长杜玉波在谈到高考制度改革时说，今后要加大力度完善考试招生信息公开制度和诚信制度，加大对违法违规招生的打击，加快考试招生法规建设进程。我们希望，招生考试的信用体系能够尽快建立起来，让全社会都能像呵护自己在银行的信用体系一样，珍惜和维护自己的考试信用体系。 二、要建立办学信用体系确保学校忠实执行国家课程 招生考试制度固然有这样那样的问题要改革、要完善，要按照教育部的部署，积极探索“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人才选拔机制。的确，招生考试制度要服务于高中课程改革，对高中教育发挥“指挥棒”的良好导向作用。比如，本科高校和高职院校分卷考试，就可以有效地起到引导高中分层教学、因材施教的作用。我们也要避免曾经出现过的一个情况：1997年“两省一市”(江西省、山西省、天津市)高中课改，改了三年，最后高考跟全国其他省份同卷考，导致那次先行先试的课改事实上夭折了。这是一个前车之鉴，当引以为戒。但是，总的来看，在考试招生制度与高中教育制度二者关系上，主要问题并不在前者。 高中课程改革改到今天，已有几年了，成效有目共睹，它使教师的教学理念、学生的学习状态、课堂的教学行为等发生了一定的改观，但毋庸讳言，存在的问题也不少，“考什么教什么”的情况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观，高考不考的科目都靠边站，把腾出的时间全部加到考试科目上，反复而机械的训练，教育几乎就异化为训练了，新课程方案所设计的必修课、选修课、学分制管理、走班制、通用技术、研究性学习等等，都被不同程度地打了折扣，贴上墙的课表上都有，但真正执行的课表却是另一码事。交起总结报告来，都是“高中新课程改革富有成效”“取得成功”，其实，天知地知，这是经济领域“GDP崇拜”在学校中的典型表现，是畸形政绩观的恶果，说到底，是违背科学发展观的精神的。 因此，要切实建立办学的信用体系，以保证学校忠实执行国家的课程标准和课时计划。这方面，要求校长有一颗平常心，切实端正办学思想，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学校观、人才观、质量观、评价观、发展观，“以大气成大器，明大事成大师”，既关注学生的今天，也关注学生的明天、后天，致力于为学生的长远发展打好基础；既关注学生的分数，也关注学生的品德修养、身心健康，致力于学生的全面和谐发展；既关注优秀学生的成长，又不歧视“差生”，致力于全体学生的进步。把学生的成长、社会的信任、国家的重托时刻放在心上，以“一日不为，三日不安”的精神，努力践行一名校长神圣而光荣的职责。但是，我们毕竟不能过于依赖“好人政治”，要加强对办学的监督管理力度，还是前面说的一句话，好制度比好人重要。 为此，建议重点加强督导制度。一是督学、督学校、督校长。这方面可以借鉴国内外的一些行之有效的做法。2009年，笔者有机会到新西兰，在为期3周的参观考察中，对新西兰的教育有一定的了解。在新西兰，校长很看重监学的评估报告。监学每三年访问学校一次，一次来7~9人，在一所学校要待上一个星期。查看学校所有的档案文件，跟校长交流，找教师、学生、家长、校董会成员、社区人士访谈，并深入课堂了解教学情况。最后，把同级学校放在一个“篮子”里作比较，完成一份详细的评估报告。如果报告中说“三年后再来”，校长就放心了，说明这一轮评估过关了；如果报告中列出很多问题，并说“明年再来”考评，就说明学校需要作较大的整改；最差的情况是，报告中建议教育部更换校长，校长就得走人了。而且，这份报告将以副本的形式送达每个就读学生的家长，并在教育部网站等媒体上公布。教师求职时，会上教育部网站看监学部门对学校的评价；学生、家长如看到的是不好的评估结果，会要求转学，生源减少了，政府拨款也就相应地少了。我们现在的督导，事实上已变成了检查；从人员构成上看，主要是由官员构成的，较少专家学者；从程序上，先听校长汇报，然后分两组一组到校园里走马观花地看一看，另一组在会议室翻翻材料，然后很客套地给学校作个反馈，一天甚至半天就搞完了，很难真正起到督学的作用。 二要督政。从现实情况看，很多教育问题并不是教育界的问题，它表现在学校，根源却在社会。一些地方政府置国家三令五申的规定于不顾，仍在我行我素地给学校刚性规定录取指标。某市上午召开素质教育动员大会，下午把各高中学校校长留下来，下达各校应完成一本、二本院校上线人数，事实上，是一个应试教育的动员会；某县一中连续两年没有学生考上清华、北大，县领导给校长下了一道“死命令”——如果今年还没有学生考上，你就准备走人！在这种强大的外力作用下，校长为了顾及自己的“帽子”、学校的地位，往往背离课程改革的精神。所以，仅仅是“督学”还不够，当前形势下，要特别加强“督政”工作，切实为学校和校长营造一个宽松的教育氛围。 （原载《湖北招生考试》2011年第18期，参考文献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