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如烟（10）

南黑森林

10 . 南关药铺以后的父亲

父亲真正独立门户，也就是有了自己的药铺，是在1949年的春天。

父亲的南关药铺就他一个人，位置在当时的南关中段路东，再往南五十多米远，就是西南东北走向的一条大河——陡骇河了，当时有座青砖大桥把县城南关与城外的乡野联结起来。

这时，大哥已经四岁，二哥如果活着也有一岁多了。头几年，父亲白天基本上都是在城里活动，但家还是安在林庄，一周也回村两三个晚上。好在林庄距离南城门只有三华里，走着不到半小时，他来回也挺方便的。

1956年冬天，父亲把西街小寓首北的老宅从东邻陈姓手里用钱赎回，到了来年夏天又建了四小间堂屋。全家人于这年深秋由林庄重新搬到了城里，我当时才出生四个月。这个老宅日本人进城时，姥娘让老姥娘暂时看管过，不久，有人出主意让她卖掉，她没有答应，而是把房子典给了东邻，说好以后有钱了再赎回。现在看来，我不得不佩服姥娘的远见，那时，她就笃信有一天，她与女儿还会回到城里生活，只是没有想到母亲会嫁给父亲。

南关药铺开到1953年年底吧，以后几年，可以说是散兵游勇，在城里的几家诊所游移不定，先是加入医疗合作社，后经过56年后的公私合营，最后落脚在城关人民公社医院属下的街道卫生室，成了吃公粮的国家正式职工，一干就是20多年。

这期间，父亲经常被公社抽调或是任水利工程项目的司务长，或是下乡指导农村的防疫工作。母亲说，我一岁多的时候，当司务长的父亲得了一场重病——胸膜炎，在县医院住了两个多月。文革初期，下放当了一年多的赤脚医生，得到区革委会一个主任——解放的老干部的帮助，又恢复了国家供应的身份，有了固定的30元工资，使得我们这个九口之家的日常生活还不算太恶劣。文革后期，父亲与一些同事负责过城关公社周围农村的具体计划生育工作，偶尔也在卫生室坐诊看病。

1976年秋天，“四人帮”垮台，国家进入了新时期。父亲已经领了近20的30元月工资也涨到了38元。不久，他重新回到了城关镇医院，就是以前的公社医院。

四年后，当我还在省城读大学时，早已经过了退休年龄的父亲终于办了手续，让五弟接了班。我是七八年秋季考上山东师范大学的，父亲希望我最好能考上大学，这样就可以叫最小的儿子接班，那一年初他能退休却没有填表。

姐姐已经结婚，嫁给了在二炮部队当军官的姐夫。她当时哭闹，要父亲对子女一视同仁，要接父亲的班。父亲没有答应，认为姐夫很有前途，一定会升职的，到时候也一定能让姐姐随军，成为吃国粮的人。当时，我也通过书信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支持了父亲的想法。听母亲说，五弟在此事上表现得特别好，没有与姐姐争，还拒绝填表。倒是姐夫及时写信给家里，表达自己的意见，并劝姐姐不要争，耐心等待随军的日子好了。

姐夫没有辜负我们大家的期待。五弟接班后不到三年，大姐就做了随军家属，我们这个大家庭总算有了一个皆大欢喜的局面——儿女们都成了“非农业人口”，吃国粮啦。

1997年夏天，父亲去世了，享年78岁。这个年龄不算年迈，听母亲说我爷爷活到八十九岁，只是奶奶不到六十岁就患肺心病早逝了。母亲说，她没见过公公婆婆。她是七十年代初第一次随父亲去河北安国县城的婆家，带着不到十岁的小妹，那时奶奶已经病故二十年，爷爷也去世三年多了。

父亲自从少年离家到去世的六十多年间，只回过老家五、六次，还大都是解放后去的，最早是坐马车，再就是骑自行车，最后是坐长途汽车。1965年的旧历年底，他与县药材站工作的同乡李增弟一起回到安国县，这是他少年离家后唯一的一次在老家父亲身边过春节。

1969年冬天，爷爷去世，老家的三叔没有通知父亲，只是丧事完毕后写信告知了他。三叔也知道二哥离得太远了，交通不便，他知道二哥这一大家子人生活得十分艰辛。

母亲说，父亲第一次回老家，是1947年的秋天，他借了一辆自行车，骑了三天才到达安国县城。第二次是1953年的冬天，父亲坐汽车回老家，先是到临清县，住了一晚，再转车去了河北的衡水，然后才转车去安国县城——老家来信告知，我的奶奶病重了。

父亲在父母身边呆了近一个月。奶奶的病情没有恶化，她就开始催促父亲回来，对父亲说：“快过年了，你还是回去吧！我的病也就这样了，这里有你大哥、大姐和三弟照应就够了，你老婆孩子一定盼着你回家过年。”

那年除夕前三天，父亲回到了莘县县城。他离开老家的第二天，奶奶的病情突然加重，告别了人世。过完年，父亲收到老家的来信，才知道奶奶已经不在了。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