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念母亲

沄八世

　　母亲的老家在密云县石匣镇兵马营，是经古北口去蒙古、俄罗斯经商的必经之路。1958年修密云水库，老家旧址已淹没在水面下，整个村庄都搬迁了，至今已不知老家的远亲搬迁到哪儿了。姥爷是村里走出大山的第一人，他是较早期做洋务的，在东北开了布厂并在洋行里有股份，他陆陆续续带出了好几个亲戚。姥姥生了10个孩子，母亲最小，生在东北哈尔滨。日本占领东北，为了建飞机场强行征地，关闭了姥爷的布厂。姥爷带全家到了天津法租界，置了些房产给了结婚的大姨，又转战回北京，在地安门织染局5号的一个旧王府花园安了家，当时那是一个几进院有假山亭子的大宅，到文革前夕仅存12间大瓦房（6间自住，6间与政府合租），那也是我的出生地。母亲自小聪慧，跟着兄长上教会学校，那个班全是男生只有她一个女生，可她学习成绩总是超过贪玩的兄长。母亲说过一件特别好笑的事情，一天上课，不知是谁放了个屁，可全班男生都把目光投向母亲，结果自尊心极强的母亲从此不在外人面前放屁。有趣的是，不在别人面前放屁的毛病竟然也遗传给我。母亲41年从贝满中学毕业考上了燕京大学，很快由于珍珠港事件美国对日宣战，占领了华北的日军关闭了美国人开办的燕京大学。母亲42年转入北京大学医学院医师专业特别班继续完成学业，在他们班的同学中还是最小的。

　　织染局5号的姥姥家是个有亭子假山几进院的老宅。我们和母亲身上的花毛衣都是能干的母亲织的。

　　北京大学医学院特别班42年合影，第二排左四是母亲

　　母亲的毕业照

　　1946年母亲毕业后留在北京大学医学院妇产科工作，当时三个舅舅都参加了抗战中的国民革命军，几个姨早已嫁人，家中只有母亲在家照顾双亲。姥姥患了糖尿病不能下床，姥爷也只靠出租房屋维持生计，很快成为主任医生的母亲使这个落败的家庭有了起色。姥爷一家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唯有母亲较早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如果不是家庭的拖累，母亲也就和她的好朋友一起投奔解放区了。其实当年母亲入党也受了几个舅舅的牵连而几经周折，特别是作为最后一批去美国培训的空军飞行员老舅，在北平解放之前回到当时的北平，经常在家里召开舞会。他比母亲大两岁，上学还和母亲住一个屋呢，在几个兄弟姐妹中他们俩关系最好。他经常开着吉普车到母亲医院接母亲下班，而年轻的母亲爱美又漂亮，于是母亲入党时有人说母亲是吉普女郎资本家小姐等得进一步严格考验。

父母50年结婚，51年母亲生了姐姐，没想到半年多以后又怀上了我。当时母亲觉得两个孩子太近不想马上再要孩子，亏得当时没有太好的节育手段，母亲每天勒紧裤带，故意骑车在北海凹凸不平的砖石路上颠簸，结果我还是顽强地出生了！母亲只好把我全托在幼儿园，没想到一个月的功夫，我严重营养不良，细胳膊细腿大肚子，小脸蜡黄蜡黄，母亲心疼得马上把我抱回了家，为此专门请了个保姆。

　　五十年代母亲的朋友从苏联带回的彩色胶卷。

　　母亲对我们既疼爱又严厉，从小教育我们艰苦朴素，母亲能干，毛衣拆了织，织了拆，用不同颜色的毛线织成各种图案，我至今记得帮母亲绕毛线的情景。我的衣服总是姐姐穿小了改的，包括一件紫红色的条绒上衣。为此小学邱老师还表杨我艰苦朴素不和别的同学攀比。记得小时候放学回家马上做完作业就下楼玩，经常趴在地上玩弹球，一没弹好就口出脏话：“卧槽＂,为此母亲扳了我很长日子，见我下楼就在阳台看着，我刚一说脏话母亲在就管上了：又说什么呢！当时还真灵。不过后来的十年彻底把我们毁了，脏话总在不经意间顺嘴而出（好在给学生上课等正式场合时不出）。从小母亲教育我们最多的就是要诚实，不许撒谎，撒谎是母亲最痛恨的。另外就是不应该羡慕别人的好东西，并想居为己有。我们家经济条件是挺好的，但母亲从小就对我们说，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不能别人有什么好东西自己一定要有。直到现在我还记得有一次去颐和园，我要买一把5公分左右的装饰品小刀，非常精致，哭了一路也没给买。还有，周围不少朋友都有冰鞋，母亲总说脚在长，只买了拖鞋样子的木板上镶冰刀那种简易冰鞋，真没刀刃呀！可母亲一点儿不小气，否则我也不可能把贵重的相机带到农村，留下那么多知青和乡亲们的照片。她教育我们时从不靠打骂，都是讲道理，记得我很小就会背：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言者无罪 闻者足戒，有则改之 无则加勉。我可以反驳母亲，并平等地评述我的道理，以理服人。三年困难时期，母亲带领我们在楼前楼后种了花生玉米，还粗粮细作地吃榆钱、槐花，挖野菜。那时母亲还去参加四清整队工作，回来时带的菜窝头可好吃了！现在想来，母亲那时为了我们这几张嘴不知吃了多少苦！母亲是一个具有仁爱之心的人，经常带着我去看姥姥（姥爷53年去世），知道照顾姥姥的大舅也不富裕，也怕姥姥受委屈，总给大舅留些吃的和钱粮。记得不能下地的姥姥重男轻女，总把好东西偷偷给我留着吃。另外，我的几个姨和舅舅家里都很惨，二姨离婚了，三姨夫去世了，大姨家人口特别多，二舅因为得了精神病，连个像样的工作都没有，更别提吃饱饭。当时已经是北医科研处长的母亲收入不少，可每月总给这些姨和舅舅寄钱寄粮票也经常捉襟见肘，所以我的这些表哥表姐都把母亲当干妈对待。就是对周围的邻居，母亲也是能帮就帮，人缘很好。母亲心地善良关心弱者帮助弱者的为人方式，一直深深影响着我。在六十年代中，清华已经很乱的时候，家长们最不放心的就是这些没有学上了的男孩子，生怕他们在外学坏打架，所以不约而同地花钱鼓励我们学习装半导体收音机。其时我小学就是无线电爱好者，参加矿石收音机小组。那段逍遥在家的日子，一帮教授子弟除了下围棋，还多了一个兴趣装半导体，经常一起从清华园骑车到西四平安里逛半导体零件市场。从单放到超外差，从两管到四管又到六管。这一技之长尽管没成为我的事业，但让我受益了一辈子。母亲热情好客，我的同学到我们家就像到自己家一样，哪怕我不在家。一个同学的母亲不无羡慕地和我母亲说，许多她儿子和我母亲说的事她都没听过。还有个同学知道我不在家照样串门，非常时期敲门第一句话就和母亲调侃：＂我是可教育好的子女＂，可见母亲的平易近人。母亲从来不会嫌贫爱富，更不会看不起劳动人民。我插队时的许多事她都爱听，我困退回京时带了一个小老乡都没想过还要事先打招呼。小老乡住在不宽裕的家里玩儿了一个月才走，母亲不仅没任何不高兴，还总说陕北老乡真纯朴！

　　母亲织毛衣画的花样

　　我们身上的花毛衣都是妈妈设计和织的

　　1966年的母亲和我

　　母亲在工作上一丝不苟，甚至可以说为了革命工作顾不上我们。我出生的1952年正是北京高校院系大调整的时候，北京医学院脱离北大成为卫生部所属重点大学。母亲作为地下党的一员分管科研处，据说5个党员分别担任了5个处的处长。万事开头难，母亲几乎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工作中，以身作则身体力行。我小的时候可能因一开始营养不够，免疫力不强，每年春秋两季肯定发烧。那时兴起中西医结合，母亲是科研组长更是亲历亲为，在自己身上扎针疚。我也成了她的试验品，最多的一次竟然在我脑袋和身上扎了11针！后来长大了我还问起过这事，她居然告诉我那次是因为有电影票，先扎针给我退烧再说！小时候扎针不怕，让母亲忽悠＂真勇敢＂还挺得意，直到有一次插队探亲回来不舒服，母亲用一根两寸长的银针扎进我的太阳穴，扎得我呲牙裂嘴的，以后就再也不扎了。还有一段时间母亲对耳针比较关注，但耳针扎哪里需要用探测仪找穴位。我让母亲借了一个探测仪，我打开后对里面元件和线路进行了研究，竟然仿制了一台耳针测试仪！那时哪有什么保护知识产权的概念，不光为省俩钱，更为成功盗版而喜悦。妈妈也很高兴，不是今天给这个埋耳针，就是明天给那个埋豆的。邻里有灾有病的都来咨询母亲，母亲有求必应。记得十来年前去一个老邻居家玩，老邻居说多亏当年听母亲的话让她保住了自己的孩子。母亲对处里的同志总是生活上关心，工作上严格要求，而且对上面走后门的做法从不买账。科研处一直负责北医的研究生招生工作，有时领导会给母亲打招呼谁是谁的孩子希望尽量招收，母亲从来都是以考试成绩衡量，不给领导面子，为此深得人心，同事们包括领导都很服气。母亲也有左的时候，北平刚解放，老舅因飞机出故障没能飞走留在家里，听姥姥说有个人找过老舅两次，不久老舅就从北平经青岛、上海潜逃到台湾后，又辗转托那人给姥姥家捎了平安信，母亲回家知道了这事马上汇报给了组织，导致那个送信的＂台湾特务”被抓了，八十年代大赦时，母亲还开玩笑说，她检举的“特务”不会报复吧，后来和回大陆的老舅见面时母亲一个劲儿道歉。因此，在十年浩劫期间，尽管母亲也靠边站了，我们一家并没有因为舅舅是台湾军官受太大的冲击。不过，据说浩劫年代在织染局5号搜出手枪（可能是老舅埋的），两位舅舅被打得皮开肉绽后全家扫地出门。

　　母亲70大寿

　　母亲的画作

　　母亲90岁那年

从小到大，除了插队和不在北京的日子，我几乎天天都要和母亲在一起，更不要说后来母亲患病不能自理的期间。之所以如此，不是因为自己要做什么孝子，而是感情驱使，因为我知道母亲为我们做了太多太多，牺牲太多太多！一件小事情可以说明母亲的性格，她非常自强自立，从不求人，所以一直不让我们请保姆，最后仅同意让个钟点工上午来收拾房间，做做饭。那是5年前秋季的一天早晨6点半，母亲上厕所突然摔倒了，仅穿着睡衣躺在冰凉的瓷砖地上翻不过身来。到钟点工来时已经过了3个多小时，她无法开门，钟点工隔着窗户问我们的电话号码，她就是不说，后来问她居然是怕影响我们工作！最后还是钟点工通过学校老干部处找到我们，这时她已在地上躺了5个小时，而且她竟然准备躺到我下午下班！好在没有摔坏也没有感冒，让我又生气又害怕又心疼。从此，她才不得不同意家里有了一个24小时陪护的保姆。

　　毕竟老化是自然规律，特别是2009年母亲得了严重的糖尿病，很快就卧床不起了。我提前辞职不干了，每天上午半天去老母亲那。主要任务是把母亲抱在床边的软皮恭凳上，一边看电视一边解手。像小时母亲给我把尿一样＂湿湿＂地吹着口哨，母亲很乖就小便了。一边和母亲聊着天，一边揉她肚子，替她使劲的嘴里＂嗯嗯＂着，老母亲也真够仁义，配合默契，卧床4年多几乎每天这样坐着就大便了，而且只用过三四次开塞露。我每天中午给老太太做中晚饭的菜肴，特别是荤菜一般是在家烧好了带来，喂完中午饭我哄老母亲睡着后才离开。毕竟我也老了，丢三落四，一次给老太太做饭时突然发现带的红烧鱼没了，原来出门和垃圾一起扔了！糠尿病加老年痴呆导致母亲记忆力明显下降，开始逐渐地不认识周围的人（可从没不认识我），话也越来愈少，问她话就点头摇头，然后就呆呆地看电视。可一辈子只知道工作的母亲却越老越透着幽默，比方我和她告别说“拜拜”，她会故意说“黑黑”，我逗她说：“长子如父，得听儿子的。”她会不屑一顾地撇嘴。我逗她：“我是不是一家之主？”她摇头，我问“谁是一家之主？”她一定指着自己鼻子。即使母亲不记得来的客人是谁，她也知道是与她有关的人，总是很有风度地微笑。为了避免过快地痴呆，我就经常给她看老照片，每当看到自己年轻漂亮的样子时她就笑得很开心，我问是谁呀，她就指指自己的鼻子说：“我”。所以照顾母亲并不只是付出，每天逗着这个老小孩让我非常开心。2012年10月，北京电视台《书香北京》做了一期史铁生的节目，我也被邀参加。播出那天晚上我让保姆给母亲看电视，当母亲看到我出现在电视里时，突然大声指着说：“这是我儿子！”，结果连续三天极度兴奋，什么话都能说了，好多事也都想起来了，就像搭错了哪根神经，给她吃了安眠药才在第三天昏昏睡去，连着睡了两天，中间迷迷糊糊喂点吃的接着睡，醒来以后又恢复到兴奋之前的痴呆状态。从此这个毛病在最后的两年一直犯，基本上过一个月左右慢慢开始说话，一旦说话就开始不睡觉，熬得精疲力尽睡过去后，醒来又是痴呆状态，到现在也不明白是什么问题。可母亲爱美之心是一贯的，只要别人夸她漂亮她就高兴。在最后一次进入急诊病房抢救时，母亲虽说不出话可还是不糊涂的，护工管她叫大美人，她就咧着嘴乐，从不给人添麻烦，给病房里增添了欢乐。 早在母亲没患病之前，母亲就坚持让我们子女陪她去做公证，同意她捐献遗体。她说北医老院长胡传揆的骨架就摆放在教学楼里，母亲也要为医学事业贡献最后的力量！而且母亲不让举行任何遗体告别仪式，这些我们都按照母亲的遗愿做到了。

母亲越是为我们乐观坚强，我越不忍让母亲缺少亲情独守空巢，这样就不会在母亲离去时留下什么遗憾。夫人总怕我在母亲离去那天会受不了，我说不会的，因为我没有遗憾我尽力了。2014年3月3日，90岁高龄的母亲终于离开了我们，母亲走后的一段时间一直都很平静，我似乎已度过了亲人离开这一关。母亲离开我们整整两个月的那天，我第一次梦见了老母亲，母亲很好，只是那熟悉的故作坚强实则留恋的眼神让我不忍离开心如刀绞，醒后已泪流满面，想到远在天国的母亲是否孤单才托梦于我？越想越难受，直到最后做了下面的视频短片——想念母亲，心里才平静下来。

庞沄
2019-02-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