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波斯阿契美尼德帝国大流克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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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8.32克，古波斯帝国阿契美尼德（Achaemenid）王朝金币，约公元前485-前420年薛西斯一世（Xerxes I，公元前486-前465年在位）到薛西斯二世（Xerxes II，公元前424年在位）统治时期打制。

　　正面：头戴王冠、身穿长袍的波斯大王（或英雄、神祇）面朝右曲膝奔跑像，左手执弓，右手持矛，背有箭袋。

　　背面：不规则的矩形戳印。

　　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公元前550-前330年）史称波斯第一帝国。公元前6世纪，波斯人被米底王国统治，后在出身于阿契美尼德家族的波斯部族首领居鲁士二世（Cyrus ，公元前553-前530年在位，波斯帝国开国君主，史称居鲁士大帝）的领导下反抗米底，公元前550年灭亡米底王国，建立波斯帝国。此后，居鲁士二世和其子冈比西斯二世（Cambyses II，公元前530-前522年在位）又先后攻灭吕底亚王国、新巴比伦王国和埃及王国，扩大了波斯帝国版图。公元前513年，大流士一世（Darius，公元前522-前486年在位，史称大流士大帝）攻占色雷斯，波斯帝国由此成为古代世界首个横跨亚、非、欧三大洲的帝国。大流士一世统治时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把波斯帝国划分为20多个省，各省每年向中央政府纳税。他统一了全国货币，中央铸造重8.4克的大流克金币，各省则铸造银币。大流士一世还在全国修筑道路，开通尼罗河到红海的运河，在中亚细亚修建水库，确立琐罗亚斯德教为国教，波斯帝国在大流士一世统治下达到鼎盛。大流士一世、薛西斯一世（Xerxes I，公元前486-前465年在位）和阿尔塔薛西斯一世（Artaxerxes I，公元前465-前424年在位）统治时期，波斯帝国为征服希腊城邦，发动了前后持续半个世纪的希波战争（公元前499-前449年），最终失败，波斯国力大为损耗，从此一蹶不振。公元前334年，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大帝东征，进攻波斯帝国。衰败的波斯帝国一溃千里，丢失大片领土。公元前330年，波斯帝国末代国王大流士三世（Darius III，公元前336-前330年在位）被杀，波斯帝国灭亡。

　　大流克（daric，希腊语dareikos）是阿契美尼德王朝铸行的金币，重约8.4克，纯度高达97%左右，由大流士一世（Darius I，公元前522-前486年在位）于公元前6世纪末借鉴小亚细亚的吕底亚（Lydia）铸币经验首次铸造。大流克（daric）金币和相同图案的西格勒斯（siglos）银币并行，代表了阿契美尼德王朝从吕底亚王国承袭而来的双金属货币标准。大流克作为当时唯一连续铸造发行的金币，其经济中心地位直到马其顿崛起最终灭亡波斯帝国，才被腓力二世及其子亚历山大大帝铸造的金标币所取代。

古希腊人认为“大流克”一词来源于大流士一世的名字，据信是他首次铸造了这些金币。而现代学者则普遍认为，希腊语“dareiko”一词可以追溯到古波斯语“dari（黄金）”，并且它只是在后来的民间词源中才与大流士的名字关联在一起。在公元前5世纪，“大流克”一词通常专门用于表示波斯货币，这种货币在希腊世界流通如此之广，以至于希腊人在俗语中称之为“弓箭手（toxotai）”，以其上出现的带弓人物形象而得名。最早提及大流克的文字见之于负责管理雅典帕台侬神庙和其他众神神庙金库的祭司对公元前429/428年的账目清算记载中。最终，由于大流克作为当时唯一定期发行的金币的主导地位，这个词在希腊人中成了所有金币的代名词。

　　1933年，在大流士一世位于波斯波利斯（Persepolis）著名的阿帕达纳宫（Apadana）遗址中发现了一批窖藏货币，但遗憾的是这一发现至今仍未被充分公布，这一直是关于大流克首次铸造时间的长期争论的焦点。在装有建筑物地基石碑的石匣下，一共发现了八枚吕底亚末代国王克洛伊索斯（Croesus，公元前560-前546年在位）金标币和四枚希腊银标币，这使得人们认为，在窖藏形成之时（公元前519-前510年），大流士一世尚未铸行大流克金币和西格勒斯银币。第一次铸造带有弓箭手形象铸币的时间，即从广泛流通的狮子与公牛图案的古老的吕底亚币式转变为阿契美尼德币式的时间，应该在公元前515年后不久就被确定了。在最近的一项不太有说服力的研究中，有学者将大流克的首次铸造时间定在公元前490年之后。然而，至迟在公元前6世纪的最后十年即已首次铸行大流克的决定性证据已经被发现，在波斯波利斯防御工事档案中，一块写有大流士一世统治第二十二年（公元前500/499年）日期的小型泥板，背面就有两个明显的的弓箭手（toxotai）形象。因此，大流士一世实际上是第一位下令铸造带有弓箭手形象的新式金币的波斯国王。然而，可以肯定的是，大流克并不是波斯造币场打制的第一批铸币。正如研究和对窖藏的分析所表明的那样，大流士一世及其前任可能继续沿用前吕底亚国王克洛伊索斯的币式铸造了狮子与公牛图案的货币（下图）。公元前546年居鲁士二世灭掉吕底亚王国后，他从克洛伊索斯手中接管了这种类型的货币。直到公元前6世纪末，当大流士一世着手重组波斯帝国的政治体系特别是金融和税赋体系时，才下令铸造新式的大流克金币和西格罗斯银币。

　　大流克和西格勒斯的基本类型是带有弓箭手形象的图案，正面基本固定，只有一些细微变化，背面没有图案，只能辨认出一个不规则的矩形戳印。学者在正面图案的基础上，确定了四种主要类型和至今仍被普遍接受的对应年代。

　　一型：留有胡须的弓箭手半身像，头戴锯齿状王冠，身穿长袖袍服，面朝右，左手执弓，右手持两枝箭，这一型目前仅见于西格勒斯银币上，未见有此型的大流克金币。大流士一世（约公元前510-前486年）时期铸造。

　　二型：半跪的弓箭手全身像，穿着如一型的服饰，面朝右，拉弓，背有箭袋，见之于大流克金币、西格勒斯银币和小额银币。大流士一世到薛西斯一世（约公元前505-前480年）时期铸造，极为稀有的版式。

　　三型：同一型的弓箭手全身像，曲膝奔跑状，面朝右，左手执弓，右手持矛，背有箭袋。这一型按风格特点又分为几个亚型，见之于大流克金币、西格勒斯银币和小额金银币。薛西斯一世到薛西斯二世（约公元前485-前420年）时期铸造，目前最常见的版式。

　　四型：同三型的弓箭手全身像，曲膝奔跑状，面朝右，左手执弓，右手持匕首，背有箭袋。这一型按风格特点又分为两个亚型，见之于大流克金币、西格勒斯银币和小额银币。阿尔塔薛西斯一世到薛西斯二世（约公元前455-前420年）时期铸造，相对少见的版式。

　　将大流克上的人物形象解释为波斯国王还没有被完全接受。无论是国王、英雄还是特殊化身的神祇形象，这一形象在波斯帝国艺术的其他分支中都没有令人信服的相似之处，除了印章上的孤立呈现，尽管作品中的个别元素牢牢植根于古波斯传统。然而，皇家弓箭手的形象不仅出现在波斯帝国发行的大流克金币和西格勒斯银币上，也出现在小亚细亚的波斯总督和附属国货币上，以及后来亚历山大大帝发行的巴比伦双大流克金币上。公元前5世纪末，当小亚细亚的波斯总督们开始打造自己的货币时，人们认为有必要通过图案或铭文来表达铸币权仍然是王室的特权。大流士将这种侵占视为可判处死刑的罪行。事实上，钱币学证据不允许将大流克金币和西格勒斯银币的图案识别为国王的形象；大流士将之专用于货币的发行来作为其王权的有力象征。然而，这些货币特别针对希腊世界西部，因此在选择图案时必须考虑其对希腊人的影响，这些铸币将在希腊人中流通。因此，除了其商业价值之外，大流克还具有宣传功能。大流士的继承者或多或少地保持了这种类型。它也成为波斯历代国王发行类似货币的范本，有助于强调王朝的世袭罔替。根据来自窖藏的证据，一、二、三型（第一版）似乎都是大流士一世时期就开始铸造的。事实上，一型和二型的铸造似乎发生在公元前6世纪末，两者在时间上非常接近，也许这两种类型代表了来自两个不同铸币城市的平行发行。三型的第二个版本在公元前480 年左右，而四型的铸造稍晚，在公元前450 年左右。从后两种类型的存世数量来看，它们占了波斯造币场生产的绝大部分。显然在公元前5世纪达到了顶峰，尽管这两种类型可能在公元前4世纪初仍在铸造；因此，它们流通了很长时间。公元前4世纪，三型和四型仍在铸造，但产量随后下降。从这一模式可以得出的一个明显结论是，直到公元前4世纪，小亚细亚的波斯总督和附属国才增加了自己的铸币产量，从而部分减少了在自己领地上使用的帝国货币数量。

　　只有通过全面的新发现和详细的模具研究，才能解决识别不同铸币城市的核心问题。主要的造币场当然是在萨迪斯（Sardis），它是波斯帝国统治整个小亚细亚的中心所在地，作为史上最早铸行金银币的吕底亚王国的旧都，它早已设有造币场，现在则由波斯人运营。作为主要的行政中心，萨迪斯肯定也是小亚细亚各省每年进贡的收集点，从而确保那里有足够的贵金属供应用于铸币生产。根据来自遗存的证据以及类型学和计量学研究，小亚细亚西北部和西南部也有铸币城市。事实上，在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时期，在帝国东部，也许是在巴比伦，发行了带有国王形象的双大流克（double darics）金币（下图），这表明那里在波斯帝国时期可能已经有了造币场。

　　根据对铸币模具的研究，包括金币和银币上相同的正面模具和反面戳印，极大地澄清了吕底亚的造币经验，这种造币经验也肯定被用于后来的大流克金币和西格勒斯银币的生产，尽管迄今为止在波斯铸币上很少发现重叠的模具和戳印系列。事实上，在不同的类型组中，绝大多数铸币上都出现了相同的背面戳印，这表明，由于设计上没有背面图案，用于戳印的模具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是持续使用的。

　　在大流士一世的税制改革时期，引入了新的黄金币重标准。与重量略高于8克（8.06-8.19克）的较轻的吕底亚币相比，新的大流克重约8.4克，因此与旧的美索不达米亚的谢克尔（shekel）计量单位（1米纳mina约504克，1/60米纳约8.4克）联系起来，后者曾是吕底亚发行的琥珀金（金银合金）币的基本币重标准。西格勒斯银币的重量继续以克洛伊索斯银标币（10.75-10.92克）的重量为基础，减半为5.5克。大流克金币和西格勒斯银币以外已知还存在各种其他小额的铸币，尽管它们在波斯货币体系中通常没有意义，并且仍未得到所有类型的证明。

　　因此，阿契美尼德王朝一开始对金银币采用了两种不同的重量标准，两种面额之间的价值比率是固定的；特别是他们试图使这两种货币适应各自接受者和使用者的需求。根据当时希腊的史学家希罗多德的记述，每个波斯总督每年的贡品都是按照巴比伦的重量标准用白银支付和按照埃维亚岛的重量标准用黄金支付的；事实上，大流克的重量确实与埃维亚岛-阿提卡（雅典）的二德拉克马（重约 8.5 克）的重量大致相当。因此，导致大流克铸造的货币政策显然是面向希腊世界西部的，在那里，波斯的“弓箭手”（大流克）与雅典的“猫头鹰”（四德拉克马）直接竞争，后者始于公元前5世纪，在整个东地中海地区乃至印度都被接受为国际贸易货币。

　　在大流士一世的统治下，新的波斯帝国体系中金和银的价值比率从旧的吕底亚1比13.3的比率修正为1比13，1个大流克金币等值于20个西格勒斯银币，也等值于25个阿提卡（雅典）标准的德拉克马银币，1个西格勒斯银币等值于7.5个阿提卡（雅典）标准的的奥波银币。大流克还为支付给波斯军队的军饷提供了基本价值标准：一名普通士兵或雇佣兵的薪水通常按每月1个大流克计算。然而，从公元前4世纪初开始，实际支饷必须部分使用希腊的阿提卡（雅典）币，这显然是希腊雇佣军的首选，标准薪水大约是每天1个德拉克马银币。

　　货币流通的主要证据当然是来源于窖藏。总的来说，大流克金币和西格勒斯银币的流通模式似乎有根本的不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已知的窖藏同时出现过这两种铸币。尽管几乎只在小亚细亚发现了大量的西格勒斯银币窖藏，而且在更远的地方（如埃及和阿富汗）只发现了使用希腊货币的孤例，但大流克不仅在小亚细亚，而且在希腊、马其顿和意大利的封闭环境中均有发现。然而，关于大流克流通的全部证据极其缺乏，也不足以得出明确的结论：在考古背景下，还没有出现二型、三型（第一版）或四型大流克金币的例子。对于后来的三型版本，只发现了几个大小截然不同的窖藏（每个窖藏有3000到2000枚不等），但由于尚未对其进行充分研究，因此无法得出一般性结论。无论如何，现在已知的所有发现都无一例外地证明：西格勒斯银币可以被确定为小亚细亚的当地货币，而从大流克在古代黄金市场中的重要性可以清楚地看出，它从一开始就被认为是一种超区域贸易货币。作为一种价值稳定的持续铸造的贵金属货币，它肯定能够与雅典的四德拉克马银币或克孜柯斯（Cyzicus）的琥珀金标币（下图）竞争，尤其是在公元前5世纪。然而，由于其价值相对较高，其作为自由流通的交换手段的作用必定有限，它肯定主要是作为黄金进行交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