焉耆七个星佛寺遗址——佛教建筑里的“千间房”

吴远征

　　因为尊重，所以探寻；因为热爱，所以坚持；因为专注，所以完美。做为文革后期第一届高中毕业生，焉耆县七个星公社二大队一队是我初踏社会开始四年知青生活所在地，身处剧烈变革的年代，艰苦卓绝，那里留有一个少年的梦想、激情、挫折与转折；那里有一个少年奋斗的足迹、青春的回忆和人生的向往；那里有他许多初踏社会的启蒙老师和经历过战争洗礼、各项运动和受教育层次各异以支边、下放、盲流等不同方式汇聚于此的形形色色的各种人物，增加了他对社会的认知。七个星佛寺遗址就在所居知青点的东南侧5 －6公里处的雅丹地貌中。该遗址由地面寺院建筑和洞庙建筑两部分组成。寺院残存大小建筑 93 处，洞窟残存11窟。

　　七个星佛寺遗址位于新疆焉耆县西南部，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文化遗存。和西域其他地区一样，佛教较早传播到这里，并盛行了一千多年，佛教艺术随之也繁盛灿烂。

这是集佛塔、佛殿、石窟、讲经堂、禅屋和僧房等于一处的大型佛教建筑群遗址，建筑多样，内涵深远；历年来的出土文物，种类众多，丰富多彩，在中国艺术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艺术宝库。又因其处于龟兹和高昌两大佛国之间，在佛教继续东传的过程中起到中介和推动作用。形制多样的地面遗存，历年来出土的精美文物，充分反映了焉耆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多种宗教并存、文化多元一体的地区。

一、七个星佛寺遗址简介

　　七个星佛寺遗址位于丝绸之路“天山廊道”的天山南麓路段，始建于晋代，是西域最大的佛教场所之一，包含了两晋至宋元时期焉耆地区的佛寺、石窟，也是新疆仅存的、同时保有佛塔、佛职、石窟的珍贵遗址群。其作为古代焉耆地区最大的一处佛教遗址，成为了东西方文化的汇合点，见证了丝路之上东西方文化、宗教、艺术的传播与交流，距今已有1700 年历史。2001年由国务院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二、地理位置

　　佛寺遗址千间房属丝绸之路北道，新疆維吾尔自治区焉耆回族自治县七个星镇西南部的一道低矮的山粱和城地上，是古代佛教文化遗址。七个星佛寺遺址，又名“七个星明屋”“明屋”是维吾尔语，意为千间房。是焉耆地区最大最重要的神教建筑，是古代焉耆国的佛教中心，同时也是佛教文化东传的一个重要枢纽。并流传着许多神话和爱情故事。

三、新疆佛教遗址分布图

四、概况

　　

　　佛寺遗址，位于焉耆县城西南30公里处的霍拉山东麓的山前地带，由地面建筑群和石窟组成。其时代约在4世纪的东晋到13世纪的元代。200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里是古代焉耆地区最大的伽蓝所在地。

　　（一）来过此地的求法高僧

历代求法高僧，如法显、玄奘、慧超等都来过此地，并描述了当时焉耆的崇佛盛况。该地面寺院遗址南北长约470米，东西宽200米，现共存大小建筑93处，均为粉土夯筑和土坯砌筑。遗址东南又依山开凿石窟，现存洞窟11座。有些洞窟中尚存少量壁画。该佛寺遗址曾出土有大量的雕塑、壁画、佛经抄本等遗物。其中焉耆语《弥勒会见记》对于研究焉耆史乃至西域社会发展史、佛教史、戏剧史等有着重要作用。

　　法显（334年—420年），东晋高僧，平阳郡(今山西襄垣)人。他是中国佛教史上的一位名僧，一位佛教革新人物，第一位到海外取经求法的大师，杰出的旅行家和翻译家。在公元399年，法显65岁的高龄从长安（今汉长安城遗址）出发，经西域至天竺寻求戒律，游历30余国，收集了大批梵文经典，前后历时14年，于义熙九年归国。

法显、玄奘将佛教文化引入中国，对中国历史、文化产生很大影响。

　　玄奘（602-664），唐代高僧，我国汉传佛教四大佛经翻译家之一，中国汉传佛教唯识宗创始人。《大唐西域记》又称《西域记》《玄奘行传》，是由唐代玄奘口述、辩机编撰的地理史籍，成书于唐贞观二十年（646年）。全书共十二卷，记述了玄奘亲身经历的110个国家和得之传闻的28个国家的情况。书中对各国的记述繁简不一，有疆域、气候、风土、人情、语言、宗教及大量历史传说等内容。《大唐西域记》保存了七世纪中南亚各国社会宗教文化的大量珍贵史料，是研究这些地区古代史和宗教信仰，中外交通等专门史的重要文献。

　　慧超是唐朝时朝鲜半岛新罗国僧人，幼年入华。他从中国泛海至印度，后来取道陆路经西域返回中国，开元十五年(727年)至安西(今新疆库车)。慧超是8世纪初西域政治形势剧变的见证人。

他描述了唐朝与吐蕃两大势力在西域对峙的情况，迦叶弥罗国(今克什米尔)东北有大勃律(今巴基斯坦西北边省之吉尔吉特地区)、杨同等三国属于吐蕃，而与大勃律相邻的小勃律，虽然“衣着、人风、饮食和语音”均与大勃律相同，但归唐朝管辖。大勃律原先曾是小勃律的一部分，是小勃律王的驻地，后来在吐蕃的压力之下，不得已放弃大勃律，逃入小勃律，其在大勃律的属民归入吐蕃管辖。

从迦叶弥罗西北行1月程为犍陀罗，慧超记载了西突厥征服此国的过程，说这里“兵马总是突厥，土人是胡”。突厥贵族在此称王后，受当地文化影响，皈依了佛教，“甚敬倌三宝”。当时西域“土人是胡”，兵马是突厥的有不少国家。阿姆河上游喷赤河以北的骨咄(今塔吉克斯坦南部之库里亚布)，国王是突厥人，“当土百姓，半胡半突厥”，而其语言“半吐火罗，半突厥、半当土”。这里虽然已经为大食所征服，但国王“及首领百姓”均“敬信三宝，有寺有僧”，流行小乘教法。

慧超还追述了波斯被大食灭亡的大致经历，说大食原来为波斯的“牧驼户”，后来背叛波斯，杀波斯王，吞并其国。慧超注意到波斯人擅长经商，有许多波斯胡商从西海(今阿拉伯海)泛舟至南海(今印度以南印度洋水域)，向狮子国(今斯里兰卡)“取诸宝物”，亦向昆仑国(今东南亚)“取金”，还航至“汉地”即中国贸易。

在吐火罗以东7日程的胡密，慧超遇到唐朝使臣。两人行路方向不同，但均十分感慨旅途的艰苦和漫长。慧超作诗为识，诗中有句：“君恨西蕃远，余嗟东路长。”

　　　　（二）建筑布局

寺院中部一股东流的泉水，将遗址分为南、北两部分寺院就建在泉沟两侧高3米的低矮沙梁上，习惯上称为南大寺和北大寺。

寺院建筑顺沙梁走向而布局：南大寺的建筑有四排，均坐西朝东；北大寺则不够规则，建筑多坐北面南。这些建筑的形制繁多，依据功能和用途，可分为佛塔、 佛殿、讲经堂、禅房、僧房和塔墓等。目前残存的遗迹大多数是佛殿，主要是中心柱式和像殿两大类。像殿佛堂又可以分为回廊像殿和较小的方形像殿和佛坛像殿等。

1、南大寺遗址

佛像残存

2、北大寺遗址

3、北大寺遗址中的洞窟

　　洞窟位于建筑群北部约一公里的霍拉山脉低矮山腰处由南向北分布。形制主要有两种，即有前后室的中心柱窟和纵券顶单室窟。洞窟内佛像已破坏殆尽，仅存基座。尚存少量壁画，有云朵纹、缠枝莲花纹、乐伎、飞天等。

4、北大寺遗址中的飞天壁画

五、保护与开发

　　七个星佛寺遗址艺术价值极高，是佛教传播最早的主要线路，丝路文化传播的重要见证，有很高的考古学价值和历史价值。2006年被列入丝绸之路新疆段重点文物保护工程；2014年投资***万元实施本体加固工程；2016投资***万元修建包括看护房、壁画展示厅、监控室在内的游客服务中心；2020年被评为国家3A级旅游景区；2022年12月被国家文务局列入第四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单。

为深入实施文化润疆工程、把凝结着中华民旅传统文化的文物保护好、管理好、让历史发声、让文物说话，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20年申请七个星石窟遗址保护利用设施建设项目中央内预算资金，新建遗址博物馆2710平方米，改扩建游客管理服务中心400平方米，改造外围道路400米，目前博物馆主体已完工。2022年新申报焉县七个星佛寺遗址景区旅游基础设施能力提升建设专项债项目，对4100平方米游客综合服务中心、景区道路进行提升改造，新建停车场4000平方米及旅游相关配套设施：目前，该项目立项（备案）、环评、能评、节能登记、选址、安评、土地勘界、 地勘报告、考古勘探报告、项目设计规划、文物影响评估报告、文物保护措放方案、新建博物馆展陈大纲评审已完成。

　　项目建成后、文物保护、陈列展览、文化旅游等方面将得到进一步改善，焉耆县七个星佛寺遗址也将成为”一带一路”上的重要名片和传播丝路文化及对外交流的重要窗口，对新疆大遗址的保护与展示利用起到重要的典范作用，并能以此来弘扬深原的中华文化，推动调青县旅游业上规模、上档次，走向一条“以文物带动旅游，以旅游促进保护”的健康发展道路。

六、关联的外国探险者

　　阿尔伯特·冯·勒柯克(Albert von Le Coq，1860年—1930年)，德国探险家。

勒柯克出生于大富之家，这使得他有着足够的金钱和时间投入到中亚地区的探险活动。1902年，他作为柏林民族人类学博物馆馆长格伦威德尔的助手参与组织了前往中国新疆吐鲁番的探险活动，首次探险大获成功，因此很快他们便受德国皇帝威廉二世之命再度出发。不巧格伦威德尔恰好患病，冯·勒柯克便成为探险队的队长。

冯·勒柯克以其对于新疆壁画的切割而闻名，他不顾格伦威德尔的一再反对，第一个采用狐尾锯对吐鲁番柏孜克里克千佛洞内的佛教和摩尼教壁画进行了大规模切割，其后斯坦因和橘瑞超也采用类似的工具对该地区的壁画进行了切割。他的行为遭到了格伦威德尔等人的批评。

　　谢尔盖·奥多诺维奇·奥登堡(Ольденбург, Сергей Фёдорович,1863年9月26日—1934年2月28日) 俄苏东方学家、俄国印度学奠基人之一。学术领域甚广，出版著作约300种。主攻古代和中世纪印度文化和宗教。对俄国藏学发展起过重要的作用。有关敦煌学的文章有《千佛洞》(1922）、《沙漠中的艺术》(1925)、留下的《敦煌石窟记述》手稿，是一部值得重视的巨著。

　　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1862年11月26日-1943年10月26日），出生于匈牙利布达佩斯，毕业于伦敦大学，世界著名考古学家、艺术史家、语言学家、地理学家和探险家。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是国际敦煌学开山鼻祖之一，是今天英国与印度所藏敦煌与中亚文物的主要搜集者，也是最早的研究者与公布者之一。

从1900年开始，斯坦因将全部生命都献给了亚洲探险事业，从这一年开始到1943年他去世为止（其间他于1910年至1929年任职于印度考古局，1929年退休后变相受雇于美国哈佛大学）。

他分别于1900-1901年、1906-1908年、1913-1916年、1930-1931年进行了他著名的四次中亚细亚考察，考察的重点地区是我国的新疆和甘肃，所发现的敦煌吐鲁番文物及其他中亚文物是今天国际敦煌学研究的重要资料。

在中亚细亚第二次考查中1907年6月13日，斯坦因携带着12大箱写本、绘画、织物等各种文物，离开千佛洞经敦煌县城向安西进发。6月29日至7月3日考察万佛峡石窟（榆林窟），但未深人研究。然后又考察踏实河、嘉峪关，8月27日到达张掖考察。尔后又西向至玉门关遗址，9月25日再返安西。10月19日，斯坦因到达新疆哈密，11月10日到达吐鲁番地区。在吐鲁番，斯坦因考察了高昌故城和交河故城以及一层列石窟，但未进行大规模发掘。12月1日，他离开吐鲁番前往焉耆，从12月11日起在焉耆西南的舒尔楚克（Shorchuk）周围“明屋”遗址发掘，获大量呈浓郁犍陀罗风格的泥塑晶，考察到23日结束。

此后，斯坦因经铁门关、库尔勒，于1906年1月17日到达库车，25日离开库车，越塔里木河，再沿克里雅河岸纵穿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向和田方向迸发，3月2日到达和田以北肉法拉德—伯克—叶拉基遗址考察，发现大量佛教美术品。

斯坦因在西方学界的地位极高，当代历史学家欧文·拉提摩尔（Owen Lattimore）誉之为他同代人中集学者、探险家、考古学家和地理学家于一身的最伟大的一位人物”。但是在我国，斯坦因长期以来多被称为“强盗”。斯坦因在其中亚考察过程中，从我国新疆、甘肃、宁夏等地发掘并劫走大量的珍贵文物，而且由于他的盲目挖掘，使许多原保存在流沙层中的文物毁于—旦，他的这些行为严重地损伤了中华民族的感情。

结束语

七个星佛寺遗址，向我们展示了一段失落的文明，显示出焉耆佛教艺术的无穷魅力。它向我们深深地启示，文化只有开放包容进步，才能获得永生。焉耆历史文化的内核就是多元文化荟萃的结晶。这座佛寺遗址曾被外国探险家们大肆窃掘，大量遗物流失国外。这也昭示我们落后就要受欺辱，只有国家强盛，增强历史自觉和文化自信，才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文化、古迹不只是厚重，如同音乐一样，开心时入耳，难过时入心，开心的时候，你听的是歌，难过的时候，你懂得是词，但真正感动你的不是歌曲，而是你内心的故事！

关于焉耆古国与七个星明屋的相关资料

《西域新疆地区消失的古国之焉耆国历史介绍》

谋历史网 - www.l805.cn/2019-07-30 09:20:35/中国历史

它是一个建立在绿洲上的农耕生活形态的城郭，是汉通西域北道必经之地。那里土地肥沃，种有稻、粟、麦，兼畜牧；那里的人有喝葡萄酒的习俗，也热爱音乐；那里资源丰富，文化发达，佛教在其国内有着很高的地位和众多的信徒，佛教艺术也曾繁盛灿烂；那里盛产胭脂，也盛产良驹，还有鱼盐蒲苇之饶。那就是焉耆国。

隐藏在“七格星明屋”背后的焉耆国

焉耆国，王治员渠城。去长安七千三百里，户四千，口三万二千一百，胜兵六千人。击胡侯，却胡侯、辅国侯、左右将、左右都尉，击胡左右君、击胡君各二人，译长三人。西南至都护治所四百里，南至尉犁百里，北与乌孙接。近海水多鱼。

焉耆国，西域三十六古国之一，曾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重镇。当年玄奘去印度取经，从高昌国向西出发，第一个到达的就是焉耆国。

玄奘曾经对焉耆国这样描述说：阿耆尼（即焉耆）国的幅员，东西有600多里，南北400多里。焉耆国的都城叫做员渠城，方圆6里以上，四面有山作为屏障，道路艰险难行，因而易于防守。焉耆国境内泉水溪流交织如带，水便被引来灌溉田地。那里四季气候温和，舒畅宜人。焉耆人风俗淳朴，互相真挚相处。国境内有寺庙10余座，僧徒有2000多人。他们研习的是小乘佛法，所有信徒都恪守戒律仪轨，持身清洁，刻苦勤奋。

焉耆国具体位于今天新疆焉耆县境东，是一个绿洲农耕生活形态的城郭。从焉耆县向西北大约行走30公里，就会看到一处保存着很多古代遗址的地方，维吾尔族人称之为“七格星明屋”，意思就是“千间房子”。

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藏七格星石窟中的坐佛塑像

“七格星明屋”是由南、北两个寺院遗址和一个小型的石窟群所组成的。南、北两个寺院的规模非常大，用“千间房子”来形容当年这里的佛寺景象，并不为过。这两座寺院都是由大殿、僧房、佛塔等建筑遗迹构成的，建筑物的墙是采用土坯间杂苇草的砌筑方法，大概是唐朝到元朝期间的建筑遗址，但开创的时间至少可以上推到南北朝时代。

在北大寺西北山的南面，大约开凿了10所石窟，有的与别处的洞窟相同，但有的构造就显得比较特别，例如有些洞窟的地面当中设置了一个长方形低坛，低坛的后面立着一个大背屏，直通窟顶，环绕着这个低坛。这种洞窟是模仿寺院殿堂所做的作法用的佛坛窟，除在焉耆东边的敦煌莫高窟晚唐与五代时期大型佛坛窟中有相似的形制，就只有焉耆国才有，别处没有发现类似的石窟。另外，焉耆佛坛窟顶部还绘有云朵纹、缠枝花纹、波状套连的枝蔓图案、菩萨、化生童子等等，都具有强烈的汉族艺术风格。

公元692年（大周武后长寿元年），武则天把焉耆确立为安西都护府下面的四镇之一，汉人在焉耆国的活动很频繁。所以，七格星明屋石窟里的汉族风格，可能就是在那段时期由汉族僧侣传到这里来的。七格星明屋石窟里还可以看到龟兹风格的菱形方格纹，这表明，东来西往的佛教僧侣，都在焉耆这个沙漠北道中的重镇留下了深深的文化烙印。

可惜的是，今天，中国人很难在焉耆国遗址中找到珍贵的文物了。因为，早在20世纪初期，英国大盗斯坦因、德国大盗勒科克等人就到过焉耆国遗址，对佛教遗迹进行过调查与发掘，将大量的精美佛教雕塑品运到了国外，收藏在大英博物馆、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现在，站在石窟前，我们也只能知道，焉耆国曾经是一个佛国，是个东西文化交流中心。那么，真实的焉耆国是怎样的呢？

西汉初时，焉耆国是匈奴的附属国。公元前60年（西汉神爵二年），汉朝设置西域都护，在焉耆西南的乌垒城驻扎军队，监视、保护丝绸之路北道的各国。东汉初年，焉耆被莎车国征服，沦为莎车国的附属国。公元75年（东汉明帝永平十八年），焉耆国又被匈奴的残余势力征服。直到公元91年（东汉和帝永元三年），班超到达西域，降服龟兹，重设都护府，焉耆等国受匈奴挟持，不肯降服。公元127年（东汉顺帝永建二年），汉军攻入焉耆，焉耆王元孟遣子入东汉为质，表示归顺。三国时期，焉耆国渐渐强大，成为丝路北道的大国。公元448年（北魏太平真君九年），焉耆被北魏军打败，北魏在此设镇管辖。经此一败，焉耆国势大衰，不久就又被柔然、高车控制，又被嚈哒（yàn dā）破灭。后来，焉耆龙姓王族重新执政，焉耆国才重新振兴。

之后，焉耆国又曾先后附属于西突厥、铁勒、隋朝。唐朝时，焉耆国与唐朝加强了联系，武则天就在焉耆设立了西域都护府，焉耆成为唐安西都护府下属四镇之一。但唐中期爆发了安史之乱，对西域的控制力下降，吐蕃趁机攻占了焉耆。不久，回鹘打败吐蕃，焉耆归属漠北回鹘汗国，国王与回鹘族官吏共同执政。回鹘汗国崩溃后，回鹘人进入焉耆国，成为统治者，焉耆龙姓王朝终结，直到蒙古兴起后，焉耆国仍是回鹘人的领地。13世纪末，回鹘人的畏兀儿王国灭亡，焉耆也结束了独立或半独立的时代，不复以国的形式存在了。

西域神驹焉耆马

说到宝马良驹，很多人都知道当年的大宛国有号称“天马”的大宛马，却很少有人知道焉耆马也是久享声誉的优良马种。早在汉朝时，焉耆马就在中原和西域享有盛名，到隋唐时，焉耆年产马达10万匹。

早在汉代，土著焉耆马就以耐走、轻捷、灵活、平稳等特长在中原和西域享有盛名，与驰名全国的伊犁马相媲美，后与中亚马杂交，特性更加明显。它体质结构坚实，较蒙古马紧凑、秀丽，毛色有骝毛、黑毛、粟色海骝等。焉耆马的身架紧凑适中，马头秀丽壮美，马眼炯炯有神，马耳长立威风凛凛，鼻孔大有吞千里之势，嘴鄂宽有尝百草之福，颈中等长，多为鹿颈，倾斜适度，马背高长而挺拔，马胸发育适度。宽深端正，腹形良好，四肢长而壮实，蹄形小而善奔驰。体长一般为1.45米左右，体高1.40米左右，胸围1.7 米左右，体重350公斤以上。骑乘速度1千米为1分23秒，5千米为8分23秒，单马载重为600千克。焉耆马特别善走，甚至初生幼驹即行侧步，故有“焉耆马胎走”之美誉。

焉耆马还有“龙驹”、“海马”之美称。关于这两个名称，有一段神话传说。

在焉耆，有一座博斯腾湖，神话中称之为西海。掌管西海的西海龙王有三个儿子，心地都非常善良。有一年，焉耆地区火神当值，大地久旱，牧草枯萎，人畜都饿死了，西海龙王的三个儿子看着不忍心，背着父亲，违反天条，吸贮了西海之水后腾空而起，行云布雨。骤然之间，天地间风驰雷鸣，瑞雨普降，一昼夜，三位龙子就用甘霖驱除了旱灾，拯救了焉耆。尽管三位龙子做了好事，却冒犯了天条，因此被贬为马，放逐焉耆。龙王之子所化的神马，与凡马代代交配繁衍，焉耆从此遍布神骏。因为这些马是龙王之子的后代，焉耆人于是就称之为“龙驹”、“海马”。

这当然只是神话。事实上，说焉耆马是“龙驹”，是因为它善于奔驰。一匹好的焉耆马，每天可跑300公里。古时，驿站从新疆往北京传递消息，用的是每天1200里的加急传递，奏报五六天必须到北京，而皇帝的命令也必须五六天传到焉耆。当时用的就是几十匹焉耆马接替传递，保证了奏报、旨意传递的时间。因此，焉耆马闻名天下，被称为“龙驹”。而且，焉耆马勇于爬山，善于涉水，走过一遍的路一辈子也忘不掉，就像龙一样有灵性、聪明。

“高大宏伟之城”中埋藏着什么

在焉耆国旧地，有一座古城遗址。当地维吾尔人称之为“博格达沁”，汉语的意思是“高大宏伟之城”。这座高大宏伟之城，就是是汉代焉耆国的都城——员渠城，也是唐代焉耆都护府治所。

整个博格达沁古城略呈长方形，周长约3公里，占地6平方公里。现存的城墙均呈现出平直、坚实的姿态。

据史书记载，焉耆国土壤肥沃，生产稻、粟、菽（shū）、麦，有鱼盐蒲苇之饶，还出产枣、葡萄、梨等水果。这证明农业是当年焉耆国重要的生产手段和生活来源。而农业的前提是水源。博格达沁古城的护城河在这方面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在博格达沁古城还叫做员渠城的时候，焉耆人就是在护城河中取水。但到了唐代，博格达沁古城的居民发生了变化：唐代焉耆国的都城成为一座军城。守夜的士兵在坚实的城墙上巡逻，时刻防卫敌人的袭击。博格达沁古城的护城河，从保障生活的源泉变成防御敌人的屏障。

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古焉耆国迁都与否的争论，据《史记》和《汉书》记载，焉耆国开国之时，焉耆王修建了员渠城，作为国都，而《后汉书》的西域传却说焉耆国王住在南河城，那么南河城就变成了焉耆国都。但在其后，《魏书》和《北史》的《焉耆传》中，又说焉耆国都在员渠城。难道是焉耆国迁都南河城后又迁回员渠城吗？后来，人们判断，南河城和员渠城指的都是一座城，“员渠”之名很可能是焉耆语的异译，就是将国名和都城的名字相统一；而“南河”这个名字大概是汉人以都城的地理位置来命名的，不是焉耆人固有的称呼。

这个推测被著名的集探险家与盗贼两大头衔于一身的英国人斯坦因证实了。19世纪末，斯坦因到焉耆考察后发现，汉代的南河城和焉耆国员渠城是同一个地方，也就是现在的博格达沁古城。这座古城就是当初的员渠城，位置又正在开都河南岸，与“南河城”古名相符。

博格达沁古城残存的古城墙，从地面起算，大约有十几米高，长约20米，厚度也有5米左右。由此可以想见，当年的员渠城刚刚建成时，整座焉耆都城该是何等雄伟壮观。

整个古城里还剩有三四处残余的城墙。每处城墙都有许多的洞穴，大概有贮藏室作用，也可用来躲避箭矢。在东南角和西南角分别有两处很开阔的缺口，宽约10米，可能是当时两处城门所在。

博格达沁古城的中部还有两个大土堆，是城中主要建筑塌后的遗留物。古城周围有许多防卫建筑，都是用巨型土坯垒砌的堡垒状建筑。内有高台、住房，外有围墙。

焉耆人喜欢经商谋利，据《魏书•焉耆传》记载：“其珍奇异玩殊方谲诡不识之物……举国臣民负钱怀货。”这在古代西域其他国家里是不多见的，反映出焉耆当时很重视商业，市场极其繁荣。在博格达沁古城，曾出土过汉代五铢钱币，另有唐代“开元通宝”、“大历元宝”、“建中通宝”等钱币以及波斯萨珊王朝的银币。除此之外，金铜饰件、料珠、石珠也有发现。遗址中发掘出的罐、瓶、盘、杯、灯、锅等陶器也很多，属北朝和隋唐遗物。汉代的铜镜、包金铁剑、金带扣和装饰品等物品也有很多，其中，金质带扣在我国现存只有两个，博格达沁古城里就发掘出了其中一个。

博格达沁古城还出土过极为精美的三耳红陶罐，器壁很薄，制作精细，在每个耳上都有一个模制的头像，脸形圆润，有的神情安详，有的庄重严肃。造型十分精美，功底厚重，形式别致。

在焉耆的其他几处遗址，考古人员还发现了许多圆形坑穴和墓葬，坑内储藏的都是粮食，而墓葬则发现了大量的动物骨头，证明当时的人们已经有意识地贮藏食物和饲养家畜。

在博格达沁古城周围，有7处防卫建筑，当地人因其土色不同分别以黑、青、白疙瘩命名。在古城东约0.5公里处，还有一座“卫星城”，周长约1400米。

博格达沁古城北有天山做护卫，西有霍拉山为屏障，南有库鲁克山为扼咽喉的铁门关，东有博斯腾湖为依托，是一块攻可胜、退可守的重地。从城池的选点到建筑设计规划，无不看出焉耆统治者的良苦用心和建筑师的精湛技艺。

1000多年过去了，员渠城变成了博格达沁古城。当初辉煌一时的古焉耆国都此时已被挖盗者掘得一蹋糊涂。宏伟之城在风霜雨雪的侵袭和盗墓者的盗挖下，变得千疮百孔。在未来的某一天，这所有的一切都将消失殆尽，焉耆国，也将无处可寻。

焉耆国大事记

公元前60年（西汉神爵二年），汉朝设置西域都护，在焉耆西南的乌垒城驻扎军队，监视、保护丝绸之路北道的各国。

东汉初年，焉耆被莎车国征服，沦为莎车国的附属国。

公元75年（东汉明帝永平十八年），焉耆国被匈奴的残余势力征服。

公元127年（东汉顺帝永建二年），汉军攻入焉耆，焉耆王元孟遣子入东汉为质，表示归顺。

公元448年（北魏太平真君九年），焉耆被北魏军打败，北魏在此设镇管辖。不久，焉耆先后被柔然、高车控制，又被嚈哒（yàn dā）破灭。后来，焉耆龙姓王族重新执政，焉耆国才重新振兴。

公元692年（大周武后长寿元年），武则天把焉耆确立为安西都护府下面的四镇之一。

安史之乱（公元755年～762年）后， 吐蕃攻占焉耆。不久，焉耆又归属漠北回鹘汗国。回鹘汗国崩溃后，回鹘人进入焉耆国，焉耆龙姓王朝终结。

13世纪末，回鹘人的畏兀儿王国灭亡，焉耆也不复以国的形式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