墩子叔和墩子婶

大脸猫

墩子叔来家啦！家门前板杖子拴着两匹枣红马打老远就让我知道，家里来了客人。

果不其然，刚进院，就听见墩子叔高门亮嗓和爸爸划酒猜拳行令的声音。墩子叔是鄂伦春人，他是爸爸在林场放马认识的朋友。墩子叔和墩子婶早些年在大兴安岭深山密林里生活，一年四季，以打猎、捕鱼为生。他们住在白桦木干搭成的撮罗子里，穿野兽皮毛缝制的衣裳，常衣不蔽体食不裹腹。听老人们说，鄂伦春人平均寿命很短，有些人甚至活不过三十岁。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政府专门在鄂伦春人时常出没的地方开辟村落，兴办学校。给鄂伦春人准备了砖瓦结构的房子，房子里备好生活必需品，请鄂伦春人下山定居。爸爸说，墩子叔墩子婶居住的村落叫新生。

墩子叔说，他和墩子婶骑着枣红马沿着伪满洲国留下的老铁路拉山来我家，走了一个星期。说完这话，墩子叔端起酒杯一扬脖，一杯小烧就全进了肚。不一会儿，墩子叔黑红脸庞一层细密汗珠就泛着油光。

“吃口菜，吃口菜！”爸爸把一碟花菜推到墩子叔跟前。花菜是妈妈秋天腌制的——卜留克切块、大头菜撕片、胡萝卜切丝沥水后放进坛子，一层菜一层盐。到了冬天，叨上一小碟，放上葱花，浇上辣椒油，就是最下饭的菜。墩子叔伸手夹起几根花菜塞进嘴里，低头拿起地上的酒壶，咕咚几下，杯中的酒就伏流伏流溢出酒杯。墩子叔紧忙低头，呲溜一口，酒杯里的酒立马下去一块。墩子叔伸出舌头把溅到桌子上的白酒敛到嘴里，抬起头，砸吧着嘴，大声笑起来。

墩子婶和妈妈在厨房里忙活着什么，不一会儿，厨房里就飘出肉香。“别煮老了，这野猪肉三分熟就能吃。”墩子叔冲着厨房喊。“老不了，我看着呢！”说着话，墩子婶端着一个装肉的盆走进来。“孩子们，快上桌吃！”墩子婶冲我和妹妹摆手，把带着血丝的肉块放碗里递过来，“趁热吃，嫩着呢！”看看碗里带血丝的肉，我和妹妹看看喝酒的爸爸，又看看拿着筷子的墩子婶，谁也没有动筷。墩子叔和墩子婶又大声笑起来。

“这俩孩子打小就胆小——”爸爸咽下嘴里的酒，把碗里带血丝的肉夹走，把母亲端进来的不带血丝的肉放我俩跟前。

墩子叔继续和爸爸猜拳行令，喝到高兴，墩子叔让爸爸讲一段。爸爸放下酒杯，拿起一双筷子开始比划，“那一日，武松路过景阳冈，已是中午时分，于是，他便找了家酒肆歇息吃饭。几斤牛肉外加三碗酒下肚后，武松觉得不过瘾，就要店家再上几碗……”讲到武松打虎举拳时，爸爸握着拳头举过头顶，墩子叔屏气敛声怒目圆睁。当爸爸的拳头砸下去的时候，墩子叔拍桌叫好。爸爸讲完，墩子叔和墩子婶唱起鄂伦春民歌。我听不懂歌词，但在墩子叔、墩子婶和爸爸妈妈击打桌椅板凳的节奏里我感觉到歌曲的力量和快乐。

“大哥，当年你们解放东北，用的都是苏联货吧？”墩子叔拿起身后自己带来的那杆猎枪，用袖口轻轻擦拭一下枪口，又放在桌子旁边。

鄂伦春人下山定居，政府给他们很多的优惠政策。他们可以持枪，可以骑马上山打猎。每次墩子叔来家，都是抢不离身，人不离马。墩子叔说，有这两样东西在身边，心里踏实。

“解放东北的时候，我在步兵连，说实话 ，苏联老大哥的武器就是比咱那步枪好！”爸爸放下手里的筷子，用手比划着，“人家那东西，轻巧灵便，最关键的是，压上一梭子子弹，那叫一个过瘾！就说四平那场拉锯战吧，那可真是三进三出！那天，咱们部队进城也都半夜了，我们还没把铁锅里的米饭煮熟，就接到撤出四平的命令。”爸爸端起酒杯喝了一口，“哎，咱们的部队，就是心疼老百姓！那天，我们是一边跑一边把头盔里的夹生饭往嘴里塞！”“你的胃病就是这样做下的！”妈妈说着话，把一块馒头塞爸爸手里。

那天，墩子叔和爸爸喝到半夜。他们说一会儿，唱一会儿，讲一会儿。墩子叔说，现在的日子真好。不用担心挨冻，不用害怕挨饿，一年四季都有饭吃，都有酒喝。

墩子叔和墩子婶离开时，是第二天中午。墩子叔晃晃悠悠走到大门口，一手牵过枣红马，一脚蹬在马镫上，另外一条腿就跨上马背。墩子婶也翻身上马，爸爸不停地扬着手叮嘱着什么，墩子叔、墩子婶应答着，人已走远。

再见墩子叔、墩子婶是几年后的冬天。林场把防火站闲置的库房腾出一间，找人盘上火炕，墩子叔背着猎枪、墩子婶拎着行李就住进去。那年冬天，墩子叔和爸爸背着猎枪骑着枣红马上了山场。墩子叔和爸爸上山场的日子，妈妈让我背着书包去跟墩子婶一起住。

晚上，我拿出书本写作业，墩子婶说我和她家的姐姐一样聪明，一样好学，长大了一定会像姐姐那样有出息。墩子婶头一个孩子生在深山老林，是个儿子，可是不到一岁就夭折啦！每次墩子婶来我家做客，只要一看见我小哥，她总会一把扯怀里稀罕够啦再撒手。

鄂伦春族的孩子考大学是可以加分的！墩子叔家的姐姐考大学加了五十分，就去北京民族学院上了大学。墩子婶拿出姐姐的照片，照片上的姐姐站在天安门前，圆圆的脸蛋、细眯眯的眼睛跟墩子叔一个样儿。姐姐是墩子婶下山定居后生的孩子，取名叫“吴丽华”。墩子婶说，姐姐生长在美丽的大中华，永远美丽，永远幸福！墩子婶说这些话的时候，满脸都是笑。

那天晚饭，墩子婶端出带血丝的肉骨头，从骨头里掏出一长条白花花的东西放在我的碗里。“吃，长大个，有劲儿！”看着我迟疑的神情，墩子婶把一碟蒜泥放我跟前，“这是骨髓，最好吃的东西。”我把碗里白白的骨髓慢慢放进嘴里，没等嚼几下，骨髓就泥鳅一样滑进肚里。“好吃吧？”墩子婶歪脸看着我，我摇摇头又点点头。“吃吧，多吃点。”墩子婶把手里的馒头放我手里，又把一块肉放我碗里，“蘸着蒜泥吃，香。”那天晚上，我吃了带血丝的肉，没有想象的那么可怕，也没有墩子婶说的那样香。

一个星期后，墩子叔和爸爸满载而归。他们身后的雪爬犁上堆放着打死的野猪、狍子、野兔和山鸡。

妈妈把爸爸拿回来的山鸡毛揪下来给我和妹妹做了几个毽子，把狍子身上的嘎拉哈洗净涂上红红绿绿的颜色。后来家里搬到镇上，那几个野鸡毛毽子和嘎拉哈成了我在小伙伴面前炫耀的物件。

那年冬天，防火站十六户人家都吃上了大葱肉馅的饺子和包子。那个冬天，墩子叔墩子婶挨家喝酒吃饭，他每次吃饭都会拽上爸爸。那个有墩子叔、墩子婶的冬天，每天都像过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