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我的兵故事

和气生财

　　【作者语】人生最美是军营！年轻时期的我，曾立志参军报国，信念矢志不渝，连续三年报名应征，两次参加征兵体检。曲折离奇的参军入伍经历和五年士兵生活中，犹如"上帝"从中安排的人生机遇巧合，仿佛就发生在昨天，令人回味，难以忘怀。

       特将我的兵故事，献给有过军营履历的战友们，献给那些身怀参军报国情愫的热血青年，献给关爱国防和军队建设的人们。

纪学和

内容提要：

一、胸怀参军报国志

二、替补他人圆军梦

三、天寒地冻炼意志

四、部队裁员改去向

五、偶然被调电影组

六、刻苦钻研学技术

七、甘愿奉献为官兵

八、热忱服务有回报

九、提干之路遇波折

十、有惊无险机遇来

十一、人生机遇太难得

十二、为旗添彩永无悔

(全文大约 1.2 万字)。

一、胸怀参军报国志

　　我出生于1956年农历十月，生活和成长在农村一个极其贫困的农民家庭。立志参军报国，到部队去，到毛泽东思想大学校去锻炼成长，是我们那一代绝大多数年轻人的追求和梦想。我和千千万万个年轻人一样，也非常向往绿色军营。我向往绿色的军营，主要基于以下三个因素的影响:

       第一，源自父辈的教诲。我的父亲是一位革命复员军人。我的姑父是一位革命伤残军人，和我家居住在一个生产队。父亲和姑父都曾参加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枪林弹雨，浴血奋战，都为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奉献了青春和热血。他两人常在空闲之余给村里人和我们晚辈讲述他们亲身经历的革命战斗故事，教育我们要懂得新中国来之不易，要报效祖国。

　　第二，源自对中国近现代史知识的学习。随着自己年龄的增长，以及通过在学校近十年文化知识的学习，不断加深了我对中国社会的认知，尤其是对中国近代史的学习和了解，深知灾难深重的旧中国，积贫积弱，有国无防，如同案板上的肉，任由外国列强宰割；国内军阀争权夺利，混战连年，哀鸿遍野，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今天的新中国是中国共产党人，是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全党和全国军民，用无数革命先烈的生命和鲜血经过浴血奋战换来的，作为生长在红旗之下的新中国的青年，理应从军报国。

　　第三，源自文革中对军人的敬仰。我是1965年秋季开始上小学的，1966年5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教育战线首当其冲，建国初设立的学校基础教育十二年学制被缩短（安徽改为十年）。十年文革运动，贯穿于我小学、初中、高中学生时代，亲眼目睹了文革运动。

       尽管那时我的年龄还小，对事物的认知还是懵懵懂懂，但是，文革中的很多事情还是在脑海里留下了许多印迹，是难以忘却的。尤其是在文革最初爆发的那几年，在“踢开党委闹革命”“砸烂公检法”等口号的鼓噪之下，全国五花八门的造反派组织迅速掀起了抢班夺权的高潮，武斗也迅速蔓延全国，且愈演愈烈，可谓“天下大乱”。

　　为了控制时局，党中央发出了“解放军支持左派”的号召，向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派驻了大量的解放军代表，即“支左”，无论是几十人的机关单位，还是上千人或者几万人的企业，派驻一名解放军代表，比现在一个单位的党委书记还管用，因为他是毛主席和党中央派来的，在当时的那种政治氛围之下，有谁敢不听毛主席的话？全国武斗的混乱局面之所以能够逐步得到有效制止，与解放军“支左”有着极大的关系。为此，毛泽东还发出了“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的号召。

       毛泽东的号召和解放军在文革中的形象和影响，进一步加深了我们那一代年轻人对军队和军人的无比憧憬和热爱。 因此，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的很多年轻人渴望穿上绿色的军装，成为英勇的战士。谁要能穿上绿军装，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一员，那是件非常令人羡慕的事！没有参军的人，也以能穿上一身没有帽徽领章的绿色军衣为荣，以能头戴一顶军帽为耀。谁要是能得到一件四个兜的军上衣，比现如今任何世界名牌都名牌。

       正是由于受到上述因素的影响，使得我的军人情节更加浓烈，立志到部队去锻炼的决心更加坚定，年轻时的我，一直在等待和寻求参军的机会。

　　1974年冬季，原解放军第38军、原安徽消防等部队到我的家乡征集兵员，当时，正在天长县五七大学高中班就读的我，主动报名参加应征，不巧的是，到了体检的关键时刻，那几天，我却患了重感冒，没有能通过体检关，非常遗憾的失去了人生难得的参军机会。

       在我的高中同学中，这次有十几个同学被批准光荣入伍。当他们穿上绿色的军装向我们告别时，我的心情可谓是五味杂陈，既为他们能够顺利参军而高兴，又为关键时刻自己的身体不争气而难受。为此事，我懊恼了很长时间，难以释怀。

　　1975年冬季，已是大队小学民办教师的我，又主动报名应征。想不到的是，我所在公社和大队报名参军人数太多，我没有能报上名。公社武装部长和大队民兵营长的理由也很充分，都说我，你已是老师了，还与在农村劳动的青年争什么。尽管当时我和他们纠缠了好半天，向他们表达了强烈的参军愿望，最终也没有能说服他们。第二次失去了参军机会。

       1976年冬季征兵工作开始后，我再一次积极应征，在我的不懈努力之下，终于报上了名。

　　此时，不少关心我的亲友，认为我现在选择参军的道路划不来。

       第一，选择参军，意味着我就要失去已有的民办教师工作。高中毕业不久，我被所在大队选为小学教师。那个时候高考制度还未恢复，城镇青年初中或高中毕业后，除极少数特殊情况外，都要下放到农村去劳动锻炼，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这个回乡青年能当个小学老师，已是祖上烧了八辈子高香了。如果去部队服役几年回来，再回到小学老师岗位上的机会，可能不会再有。

       第二，选择参军，意味着我就要推迟结婚成家的时间或许永远也结不了婚。那时，农村青年结婚普遍比较早，通常二十来岁就结婚了，与我同龄的不少农村青年，已经娶妻生子，老婆孩子热炕头了。1974年高中暑假期间，生产队里有两位非常关心我的老长辈，给我介绍了对象，正式确定了关系。男大当婚，没有特殊情况，1977年或1978年，我肯定是要结婚的。如果我现在选择了参军的道路，就意味着贻误青春，延误后代。

       参军保家卫国，也意味着有牺牲生命的可能。作为一个思维正常的青年人，这也是不得不考虑的问题。我的同年度兵，就有不少战友参加了1979年2月的中越自卫反击作战，有的战友二十来岁就为国捐躯，英年早逝了，对于他们来说，永远也不会有结婚生子、子嗣延续和传宗接代的机会了。

       第三，选择参军，意味着将会再次加重我的家庭负担。当时，我的家庭共有七口人，父母、我、两个弟弟、两个妹妹。在兄弟姊妹中我排行老大，且弟妹年幼，他们四人也在上学，家里就父母两个主要劳动力。大集体年代，我家是年年超支，我高中毕业回乡后，增加了一个劳动力，家庭经济才从年年超支，变为基本平衡。如果我现在选择参军，我的家庭就要再次回到以前年年超支的老路。

　　但是，参军报国，到部队去锻炼，一直是我年轻时的梦想，岂可轻易放弃！

       经过严格的体检、政审和走访等程序，我都一一的过了关，均符合参军的条件，那种愉悦的心情难以言表。

       那段时间，我的脸上总是挂着微笑，走起路来两只手也不知怎么摆动了，两条腿好似安上了弹簧，经常是连走带跳；我的脑海里每天呈现的都是，自己已经穿上了绿军装，英俊潇洒地行径在人群中，他人不断投来羡慕眼神的情景，憧憬着未来部队生活的模样。 哪知道，经历一个多月的期盼和等待，等来的却是一场空欢喜。

       1976年冬季，我所在的大队，连我共有五个青年经过体检和政审都合格，而公社里最后决定分配给我们大队的参军名额只有两个，根据当时的情况，我是没有一点竞争参军名额的希望和可能的。因为，在这五个青年中，当时只有我算是有个工作，是小学老师。其他四人，有的是即将毕业的高中生，有的是在农村从事体力劳动；其中，有两人还是我的亲戚和同学，我怎么好意思与他们去竞争呢！ 面对这样的现实，思来想去，我只能选择放弃参军的想法，不去做那没有效果的努力了。

       所以，公社里定兵没有我，县里定兵也就理所当然的没有我。我的思想纠结了好几天，情绪才慢慢地平静了下来，认为今生已注定与部队无缘，也许，老天爷就是这样安排的，决心安下心来，就在农村好好地当个小学老师吧！

二、替补他人圆军梦

　　1976年12月20日是我终身难忘的日子。虽然天气寒冷，但晴空万里。那天，我的工作有两项，一是滁州地委即将在我们天长县召开农业学大寨会议，为增加会议的政治氛围，大队干部安排我们小学的几个老师，在途经我们大队的省道公路两边的建筑物上写标语；二是上午公社武装部将下发入伍通知书，我要去向我们大队两个参军入伍的青年当面表示祝贺，一个是我姑妈家的儿子，一个是我初中同班同学。平时与他俩的关系都很好。我把早已为他俩准备好的小礼物送到了他们家，一一当面道喜祝贺，然后匆匆忙忙地赶到公路边写标语去了。　　

　　这天下午四点钟左右，大队里代理民兵营长占元，骑一辆破自行车气喘吁吁地赶到我们写标语的地方，离我们老远就喊着“纪老师，纪老师，赶快回家准备当兵去！”我以为他在与我开玩笑，我一脸的不高兴，说：“你就别再逗我啦！”等他来到我的面前，看到他既高兴又严肃的表情，我才相信是真的。

       当晚，占元带着大队文艺宣传队的成员敲锣打鼓地来到我家，送来了我的入伍通知书！

       白天发生的事情，犹如做梦一般。那天晚上，我几乎兴奋了一夜，久久不能入睡。我不断地问自己——怎么还有这样的离奇之事落在我身上？难道世界上真的有"上帝"？难道是我参军报国的热忱之心真的感动了"上帝"？那时的我，还没法用哲学的思维来解释和回答这个问题。

　　我为什么能参军？当时对于我本人以及知道我情况的同学和亲友来说，感觉就是一个谜，只能从唯心的角度去寻找原因，认为是我的命好带来的。

       哪个年代的人，文化程度普遍不高，缺乏科学知识，且农村人又大多相信封建迷信。在我两三岁时，母亲曾用救命的口粮请会算命的江湖瞎子为我算过命，瞎子说我出生在农历十月，金秋十月是一个收获的季节，这个月份出生的“猴子”不愁吃不愁穿（我的属相是猴），属于“魁罡之命”，将来的人生定有贵人相助，会有好运。

       至于“魁罡之命”究竟有什么具体的内涵，我到现在也不清楚，因为在我步入军营、加入党组织、提干任职、考大学上军校等之后，接受教育和学习研究的大多是马克思主义等正统的理论，唯心的东西，我是从来不去关注和了解的，只相信马列、哲学、真理和科学。

       哪个年代算命先生的生活也极不容易，多说说好话，使得他人高兴，多施舍一些钱粮给他，也属于很正常的事，谁也不会在意他的话将来会不会灵验，往往是算命算命，一算了之。

       这次参军，我既没有找过任何关系（事实是，我家的亲戚都是农民，也无关系可找），也没为此花过一分钱，在我不抱任何希望和可能，彻底放弃当兵梦想的情况下，竟然还有如此离奇之事落在我身上，亲友们都说是我的命好带来的，因为瞎子早已算过我的命！

　　来到新兵连的第二天，我抽空找到在我们公社负责接兵工作的代理排长杨剑波，才得知我为什么能来参军的真正原由。

       那个年代对兵员征集对象的政治审查特别严格，家庭出身成份高的青年是不能参军的。与我所在十八集公社相邻的天长公社的一个青年，已经被公社和县里确定为参军人员，就在天长县人武部统一下发入伍通知书的当天上午，因为被他人举报其家庭成份高，经县征兵领导小组即县人武部领导和接兵首长核准情况后，研究决定，取消了这个青年的入伍资格，特地把替补名额给了我，指名接我。

       哈哈，原来我是在"突发意外、临时换兵、指名替补"的情况下，成为人民解放军一名光荣战士的。

三、天寒地冻炼意志

　　1976年12月下旬的一天，我们这批来自天长的新兵，在合肥西郊大蜀山下某军营开始了新兵连生活。这年的冬天，老天爷好像是故意与我们这些刚刚迈入军营的新兵过不去，要给我们来个下马威，四十几天的新兵连生活，下了三场大雪，可谓冰天雪地，天寒地冻。

       我们的环境是，山风带哨声，直往肚皮钻，刺骨打寒战，睡觉是地铺，洗漱用井水，想喝口热水都有点难。特别是当训练口干舌燥时，对热水渴望的体会是很深的。训练劳累了一天，如果晚上能用上热水洗个脚，简直快活似神仙。

　　在新兵连，许多新兵的脸颊、耳朵、手脚都冻坏了，甚至化了脓。也许是老天爷在用这种方式磨练我们这批新兵的意志吧——要想未来特别能战斗，现在就得特别能吃苦！好在四十几天的时间不算长，很快就过去了。

四、部队裁员改去向

　　我们这批天长新兵，是由安徽省军区机关和军区几个直属队接来的，新兵连训练结束后，理应分配到直属单位服役。但是，谁也没有料到，就在我们新兵连集训将要结束的前几天，省军区接到了上级有关部队缩编的命令。

       按照新编制，当时的省军区几个直属队只需要补充六七十个新兵，多余的七八十个新兵需要另行分配，补充到安徽六安、芜湖、蚌埠、巢湖等地省军区所属部队。

       1977年2月中旬即春节前几天，我们被分配到巢湖的二十个新兵乘坐军用卡车，迎着鹅毛大雪来到了巢湖境内的白湖农场某团。

　　在团司令部会议室，我们二十个新兵被再次分配。有几个战友被分到白湖农场的后湖。后湖距离团部和白湖农场场部大约五六里路程，是一条泥巴路，不通车，出入营区只能依靠两条腿、一双脚。

       后来他们告诉我，那天，他们穿着浅帮解放鞋，冒着雨雪，深一脚浅一脚的前行在去后湖的路上。到了连队驻地，内衣已基本汗透，尽管天气寒冷；膝盖以下的外衣已被泥水淋透结了冰，鞋子里外都是泥水和雪。除了营房是砖瓦结构的，与农村没有两样。

       此时此景，战友们的心已与大雪天一样透凉透凉的，寒冷与失望交接在一起，战友们委屈的哭了。原来的想法是参军能到省会城市合肥见见市面的，没有想到，来到这个“鬼地方”。

　　新兵分配那天，我和天长另三个新兵的运气不错。接我们来白湖的团军务参谋陈龙田，拿着新兵花名册点到我的名字，不无幽默的对机炮连时任连长马克章说：“马连长！给你一个大个子扛机枪去！”马连长也风趣地回答道：“那感情好啊！”

       机炮连是团直属单位，驻地紧挨团部和白湖农场场部，是全团各方面条件相对好一点的连队。跟着马连长，我们四个新兵到了机炮连，马连长把我安排在十二班——重机枪班（苏式、两轮的重机枪）。我本以为马连长是随意回答陈参谋的，没想到，还真的被分到机枪班，扛起来了重机枪，成为了一名重机枪手。

       就这样，我从合肥来到了白湖，在某团机炮连正式开始了军旅人生。从此，操枪弄炮成为我每天主要的训练内容。

五、偶然被调电影组

　　在机炮连，我除了积极参加连队的日常训练、政治学习、公差勤务、大小劳动之外，还有两个任务，一是和另两个战友一起担任连队新闻报道员，负责收集好人好事，为连队的小广播站提供稿件；二是配合部队的政治教育、重要节日和连队的日常工作任务转换与十二班时任班长孙进峰等，不定期地更换连队的墙报和三排的黑板报内容（主要是收集、查找资料、撰写墙报和黑板报所需要的内容，然后进行编排出版）。虽然苦点累点，但始终觉得这是应该做的。

       这两件事都完成的还不错，几次受到连队首长的表扬和战友们的肯定。

　　1977年10月上旬的一天，团政治处时任主任芮正金到机炮连检查指导工作，在营区随意走走看看，发现连队的墙报和黑板报办的还不错，就问陪同他的机炮连时任指导员陆忠平这墙报是谁出的，陆指导员回答说，是十二班孙班长和今年的新兵纪学和出的。与我同期入伍的天长战友张恒高，正好在一旁听到了陆指导员与芮主任的对话，就插话说，纪学和在家是小学老师。

       芮主任说，政治处电影组急需补充一个新兵当放映员，但是，必须具有较好文化素质、有些写写画画特长，把小纪叫来我看看。陆指导员补充道，这个新兵基本素质和平时表现都不错，如果你们领导机关需要，我们基层只有大力支持。

　　通信员跑到十二班叫我快到连部去，说团里有首长找我。通信员也没说首长找我啥事，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跟着通信员一路小跑到了连部。我说了声“报告”进了连部会议室，芮主任面带笑容和蔼可亲地问了我一些简要情况，并问我愿不愿意放电影，我未加任何思索就大声回答：“报告首长，我愿意！”“谢谢首长！”

      芮主任回到团部后的第三天，我就接到团司令部的调令，被调到团政治处宣传股电影组任放映员了。

       事情来得既那么突然又这么简单，我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

       原来，自1976年底团电影组的一个老兵退伍后，政治处的首长就计划从1977年度的新兵中补充一个，或许是首长们工作很忙一直没空落实此事，或许是首长们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这次偶然的机遇首长选到了我。或许是“上帝”早有安排，在等待我的到来（玩笑一句）！

六、刻苦钻研学技术

　　部队电影组，全称叫电影放映组，官兵为叫的方便，简化为电影组。作为部队电影组的放映员要服务好官兵，服务好基层部队，除了要具有吃苦精神外，最最重要的是熟练操作手中“武器”——电影放映设备，弄懂弄通每个设备的基本原理，当设备出现故障时，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及时发现问题所在，会修理设备，排除故障。

       比如，放映过程中突然音响不响，没有声音了，是扩音机出了问题，还是放映机环音系统出了问题；是放映设备到银幕的线路出了问题，还是音响喇叭出了问题，优秀放映员会在极短的时间内，找出问题原因，排除故障，恢复放映。

　　当时，我所在的电影组配备的放映设备有35MM解放103-A型放映机，16MM长江F16-A型放映机，两台解放10-A型发电机。从操枪弄炮转为操作电影放映设备，对于我来说是全新的知识，以前从未接触过。

　　面对陌生的业务，我不畏困难。向电影组的老兵学习，不耻下问，虚心向他们请教。电影组时任组长陈松石和老兵孙玉龙、陈福学，他们不但电影放映专业技术过硬，而且为人厚道，态度和蔼，都能耐心地指导我；向书本学习，我买来有关电影放映、无线电修理、幻灯片制作、美术字图集、刊头设计等方面的书籍，认真研读；并注意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拿着书本对着设备、材料，反复练习，不厌其烦。

　　功夫不负有心人！没有几个月的时间，就在组长和老兵师傅的指导以及个人的努力之下，掌握了简单的幻灯片制作，电影胶片修补，比较熟练地操作放映设备，独立地完成放映任务了。

       1978年初，电影组发生了较大的人员变动。陈松石被认命为连队副指导员，由孙玉龙接任电影组组长，陈福学被任命为一营部书记。

　　1978年9月，安徽省军区政治部电影工作站的考核组来电影组进行电影放映业务考核，我的业务理论和实践操作成绩均为优秀，取得了南京军区政治部文化部颁发的解放103-A型放映机，长江F16-A型放映机，解放10-A型发电机的技术操作合格证书。

　　1979年2月，安徽省军区政治部电影工作站举办驻皖部队放映骨干集训，为期三个月，我有幸参加了这次培训。通过学习，我的电影放映专业技术水平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

七、甘愿奉献为官兵

　　电影作为军队一种大众文化娱乐活动，以其生动的故事情节、炫动的视角冲击、震撼的音响效果和丰富的镜头语言，一直深受官兵的喜爱。通过看电影这一独特形式，陶冶官兵情操、激励战斗意志、活跃文化生活，一直是我军思想政治工作的光荣传统。部队官兵称我们电影放映员为快乐使者，即给官兵传播快乐之人。

       想方设法满足基层官兵的文化需求，是我们电影放映员的主要职责。上世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初，基层部队的文化生活依然非常匮乏。基层单位还没有普及电视机配发，即使有的连队想方设法弄台黑白电视机，不是经常坏，就是没有信号或者信号差。官兵们如果一个礼拜，十天半月能看上一次电影，那是一件非常高兴的事。

       一位基层老兵曾经对我说，只要听到你们电影组这两天要来放电影的消息，我训练、劳动浑身是力，每餐饭都要多吃一碗。这位老兵的话，可能有点夸张，但充分反映了那个年代的基层官兵对文化生活的渴望。

　　我在电影组期间，团政治处的两任主任芮正金、陈怀言和宣传股三任股长童树云、王魁、陆忠平等领导，经常教育我们要牢固树立为基层官兵服务的思想，多往基层跑。

       自调到电影组以后，我一边刻苦钻研电影放映技术，努力提高为基层官兵服务的质量，一边和电影组的其他同志一起，尽我们的所能为基层官兵多放电影，即努力提高放映场次，尽量满足官兵的文化生活需求。

　　我所在的部队有十多个放映点，大多数放映点距离团部有十几公里，我们电影组四个人，包括电影组组长（排职干部），长年累月的往基层部队跑。

       为部队完成电影放映任务，有个最重要的环节就是电影放映设备的运输问题。除部队野外驻训、冬季野营拉练和慰问地方政府等特殊情况，由团后勤处驾驶排保障车辆外，日常去基层连队放映，均由连队驻地的劳改大队负责车辆保障；没有驻守在劳改大队的连队，则由该连队和电影组想法子解决。

       通往基层连队的道路坑坑洼洼，路况很差，运输放映设备的交通工具也是五花八门，机帆船、大四轮拖拉机、小四轮拖拉机、三轮拖拉机、手扶拖拉机、平板车等，映前检修好的放映设备颠簸到放映点，被颠坏是常事；有时遇到雨雪天，还要和战士们一起人挑肩扛放映设备，在泥泞中艰难跋涉。

　　当时白湖农场艰苦的环境和较差的道路状况，对我们部队电影放映人员来说，就是对我们吃苦精神和战斗意志的考验，如果没有较强的吃苦精神是很难完成放映任务的。

       1978年春的一天，我与刚到电影组工作不久的放映员周国伟乘坐大拖拉机去当时的五连驻地——白湖农场五大队放电影，从场部到五大队大约二十几里的路程，场部到五大队的道路当时都是泥土路面，加之几天前下了一场暴雨，经过大小拖拉机多次碾压过后，路面坑坑洼洼，崎岖不平，拖拉机颠簸得非常厉害，我们的胃好似翻江倒海，难受至极；小周一路呕吐不止，到了放映地还发现小周的屁股被颠出两个大水泡。这次任务，使得小周三四天才缓过劲来。

　　一次我与电影组放映员朱建新去当时的二营部和四连驻地——白湖农场四大队放电影，那天，我俩差一点见了马克思。

       在白湖修造厂与四大队之间有一段约200米长、3米多宽、坡比50多度的上坡路，那天，四大队拖拉机从场部砖窑厂拉了一车砖，到团部顺带拉上我们，存放放映设备的木箱放在砖上，我们坐在木箱上，拖拉机在此段路上冒着黑烟，吃力地爬着坡，当拖拉机爬到一半路程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拖拉机驾驶室即机头部分与拖斗（车厢）之间的插销在强大的重力之下折断了，拖拉机头开上去了，拖斗却以极快的速度向后倒退着，我俩也不能跳车，那样更危险，只能听天由命。

       最后，拖斗以90度角倾斜在路基下面，我和小朱与七八个箱子的放映设备被甩出车厢，一部分砖头也被甩出车外。

       庆幸的是，车上的放映设备和一车子砖头都没有砸到我俩，我俩只是受了轻伤，我的后腰部位和右腿膝盖下面有三处被擦破皮向外留血，小朱是两条腿有四处被擦破皮向外流血，好在我俩被擦破皮的地方都不大，骨头也没有严重伤。我俩一瘸一拐的来到二营部卫生所请军医进行了消毒包扎后，坚持完成了当晚的放映任务。

　　这一次拖拉机翻车，是我和小朱军营生活中第一次遇到生与死的考验即死亡的危险，也许是“上帝”的护佑，也许是马克思看我俩太年轻，不愿收留我们，使得我俩逃过一劫。

       事后，每当想起这起事故，我的心里就发怵。因为农场那几年几乎每年都要发生一两起机动车翻到河里或河堤下面的事故。1979年冬，我所在的部队外出野训，就因为农场西大圩河堤路况太差，在此路段上发生了军车翻到河堤下，导致车上一个1978年入伍的战士被甩出车外当场死亡的事故。

       所以，每次到基层连队放电影，对于我们电影组的放映人来说，完成放映任务，不单指完成放映任务的质量如何，也包括我们能否安全到达放映点和平安返回团部。

       面对如此差的环境和条件，我们电影组的官兵，无论是在我之前的陈松石、孙玉龙、陈福学等老同志、老领导，还是我后面陆续调入的周国伟、张甦、楚耀武、朱建新、孙来友、杨斌等新同志、新战友，个个毫无怨言，人人以苦为荣，始终把服务好基层官兵放在第一位，吃苦耐劳，爱岗敬业，无私奉献。

八、热忱服务有回报

　　我们电影组官兵吃苦耐劳，不畏困难，热忱服务基层的精神，得到了部队首长和基层部队的充分肯定。

       政治处时任主任、副主任和宣传股的几任股长，不但经常指导我们电影组的工作，对我们放映员的日常生活、政治进步、前途发展，也非常的关心。那几年，我们电影组的几个兵，年年获得各种奖励，都先后加入党组织和提为干部。参军来到部队，能遇到对部属这么关心的好领导、好首长，是我们电影组战士前世修来的福气，是我们一生的幸运！

       就我个人来说，当战士五年，连续五年获得团嘉奖，1979年度和1980年度因工作优秀还分别被巢湖军分区政治部批准为“学雷锋积极分子”，被团政治处批准为“优秀义务兵”。

　　在努力完成好工作任务的同时，我还不忘积极的要求进步，向组织靠拢，入伍第二年，即1978年11月我被团直属机关党委批准为中共预备党员。

       荣誉已成过眼烟云，更没有必要去炫耀和张扬。但它至少可以说明那时的我，服役的态度是端正的，完成任务的成绩是突出的！

九、提干之路遇波折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被选调到电影组的放映员，除了家庭出生成分低、政治思想表现好，还必须具备较好的文化素质（通常是高中或初中文化程度）、有一些写写画画的特长，用当时的政治术语来形容，就是“根红苗正”、“又红又专”。

       放映员生活在首长身边，工作在机关里面，首长要求严，工作标准高，参加政治学习多，接受新鲜事物多，接受首长教育多，耳濡目染，亲身感受，经历两三年机关环境和氛围的历练，其综合素质和业务能力都会得到较好地锻炼和提高。在部队提干制度没有改革前，除少数特殊情况外，放映员在部队大多数是会提干的。

　　根据当时我所在部队的政治环境，内部风气，个人的现实思想表现、业务能力、首长意向，提为干部应该是没有任何异议和问题的。

       1979年冬，电影组孙玉龙组长被提为机炮连副指导员，由我代理组长。当时的有关规定与提干原则是，空位随补，即按照部队编制，当某个岗位上的干部空位时，如果有合适的人选，经团级党委研究即可提拔其填补空缺位子。此时中央军委颁布干部生长制度改革命令已一两个月，即全军冻结由战士直接提干，改为必须经过军事院校培养方可提干的干部生长模式，宁缺不提。对于我来说，虽然此时已代理干部，但是能不能提上干，还是个未知数，也可能就是空欢喜一场。

十、有惊无险机遇来

　　那时的我，如果说没有想法和压力，那肯定是在说谎。想法虽有，但没有因为战士提干冻结而有情绪，更没有影响工作，始终把干好工作放在第一位。

       俗话说得好，机遇青睐有准备的人。1981年6月终于等来了机会，当时的南京军区给安徽省军区分配了三个由战士直接提干的名额，且明确规定，此名额仅限于提为书记或者保密员（也许是有关部门考虑到这两类职务严重缺编，军校也没有设置此类专业，又不好办教导队进行专项培训，而采取的临时性办法）。经省军区党委研究决定，省军区机关和直属队分配两个名额，还有一个名额恰巧分给了我所在的团。经团党委研究决定，提我为干部。

       自全军冻结战士直接提干以来，部队普遍存在着干部缺编问题。院校生长干部也有个时间过程，且数量又少，远不能解决部队建设的需求。当时，在安徽省军区那么多的部队中，能给我所在的团分配一个提干名额，对于我来说，真乃天赐良机，机会难得。

　　按照部队有关规定，战士提为排职干部，经团级单位的党委研究决定后，直接由团级政治机关干部部门下达命令即可，而我提干却履行了正团职干部的审核程序。

       按照有关任免权限，正团职干部由大军区级（现在的战区）审核和任命，我虽然不是大军区级任命的，却经历了由南京军区政治部干部部审核和备案后，才由团里下达命令的。

　　当时，要求提干对象必须非常优秀才可以提为干部，所以，审核程序非常严格。

       第一步由团政治处对我进行考核、政审，经团党委研究后，上报巢湖军分区；

       第二步由军分区政治部干部科来团里对我进行第二次组织考核，找干部和战士进行个别谈话，召开群众座谈会，干部科还请有关学校出试卷对我进行文化考核，一一过关后，由军分区将考核情况和意见上报安徽省军区；

       第三步由省军区政治部干部处来团里对我进行第三次组织考核；

       第四步由省军区干部处将考核情况和意见，上报南京军区政治部干部部审核和备案，确认符合要求没有问题后，按程序返回到团里，再由团政治处下达任职命令。

       这四个程序走下来，用了五个月的时间，直到当年 11 月份，团里才下达我的任职命令，任命我为团政治处书记（正排职，行政23级）。

       从我们这批后，再无战士直接提干事例。

十一、人生机遇太难得

　　当我第一次身着四个兜的干部军服，脚穿黑色军用制式皮鞋时，如果用“思绪万千，夜不能寐”来形容我当时的心情，是比较贴切的，深深感到我这个小军官的身份还真得来之不易啊！

       机遇对一个人的人生来说十分宝贵，因为它是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条件下产生的，稍纵即逝，错过了就很难再现，有的甚至根本不会再现。正所谓“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当过兵的人都知道，依据当时的人民解放军的服役制度和士兵提干政策，从一名新兵到提为部队的一名排职干部，除极少数是两年多提干外，通常都需要三年、四年的时间，有的甚至在部队服役五年或六年以上时间，才得以提干。

　　为了适应未来战争的需要，提高人民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水平，中央军委决定，干部来源由以前的战士直接提干，改为一律经过军校培养。中央军委下达这个命令之时，全军1976年冬季入伍的兵在部队的服役时间还不到三年，除少数机遇好的提干外，使得很多战友失去了在部队提干的机会。尽管他们中的很多人在部队主观很努力，军政素质非常优秀，曾在部队代理排长、司务长、电影组长、司号长、保密员、书记等，是部队各个岗位上的骨干。

       1976年冬季，安徽省军区所属部队在我的家乡天长县大约征集了五百六十多个兵，在部队提干、转为志愿兵、转为职工的也只有二十来人，与我同时入伍的这批天长战友和全军同年度兵一样，在部队代理排级干部的也不少，最后不得不脱下心爱的军装，离开难舍的军营，不无遗憾的退伍返乡。

       假如中央军委的这个改革命令，推迟半年至一年下达，他们是本应成为部队干部的。几十年来，每当想起此事，我深为我的同年度战友们感到惋惜和遗憾！

　　1976年冬季，天长县人武部原计划分配给我所在的十八集公社二十个参军名额，后来增加了我这个“替补队员”，共二十一人。他们在部队服完兵役年限后，都陆续退伍返乡，唯独我这个“替补队员”却提干留在了部队。或许是“命运之神”真的眷顾了我，或许是我热爱军营和奉献国防的崇高敬业精神真得感动了"上帝"，为之动容，特地安排了这个机遇（玩笑一句）。

       从一名地方青年到军人，我经历了三次报名两次体检；从一名战士到共和国的军官，我用了五年时间。身份的转变，印证了我最喜爱的一句格言：世界不会偏爱不劳而获的人，亦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的人；你相信什么，就会得到什么；人生是一种信念，相信美好，自然就能遇见美好。

十二、为旗添彩永无悔

　　毛泽东曾指出：“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没有中国军人，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军人，就不会有和平；没有军人的奉献，就不会有社会的安宁，就不会有人民的安居乐业。

       五年战士生活，只是我军旅人生的一部分。我把人生最美好的青春年华奉献给了部队，奉献给了军营。人生最富有激情的岁月，贡献给了祖国的国防事业。那里留下了我最冲动、最激情、最阳光、最愤青的时光。

       在部队这所大学校、大熔炉里，我把父老乡亲的嘱托，首长领导的教诲，战友兄弟的关爱，部队党组织的培养，汇聚成奋发向上的斗志，始终以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时刻牢记军人的职责，任劳任怨，尽心尽责，默默奉献，用我的青春和热忱之心谱写军营生活的乐章。

　　如今我在部队已退休多载，安享晚年。遐想静思，军营生活几十年，虽然没有当什么大官，更与发财不沾边，但在漫漫的人生长河中，我为我终身难忘的军营履历而感到无比的骄傲。

       无论何时何地我都可以大声地说：今生无悔！无愧于新中国的军人！我为中国共产党的党旗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旗上和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的旗帜上，也曾有过我微薄的风采而自豪！

       人生最美是军营！

       值此撰写《难忘我的兵故事》之际，向在我的人生旅途中，给予我关心和帮助的领导、师长、同学、战友和亲朋好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和致以崇高的敬意！

       文/纪学和 

编者说明

       1.本美篇所使用的图片，有几张源自网络，特向原作者深表谢意！

       2.人近古稀，智能渐衰；思维固化，灵感缺乏；舞文不擅，弄墨外行；不当之处，在所难免；诚盼各位，指导斧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