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二代们的童年

王彦琳

我是一位五零后，在儿童节到来之际，我想通过文字和部分图片，来回忆我们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兵团兵二代们的童年故事。

谁是兵二代呢？先听我简单介绍一下：

祖国的新疆，虽然有着辽阔无际的土地，却大都是荒芜、贫瘠、戈壁、大漠，怎是一个沧桑、荒凉、人迹罕见所能描述的地方。

1949.9.25日，驻疆的国民党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将军，率十万大军起义，与王震将军进疆的十几万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会师，新疆解放了。

新疆解放后，还有部分国民党残余叛军与匪徒继续破坏新疆的安定。

陶峙岳将军十万大军和王震将军十万大军组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二兵团，也就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前身。为了新疆的和平和稳定，二十多万官兵们只有在新疆扎下根来，才能稳定边疆的安宁，但二十多万官兵的衣食住行就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为了减轻百废待兴的新中国的压力，官兵们在王震将军的带领下，发扬南泥湾精神，开荒造田，不向国家伸手，要让辽阔的土地养活自己！

于是，他们在戈壁大漠拉开了垦荒种地的序幕，他们一手拿枪一手拿镐，拉着爬犁和炒麦，徒步用双脚丈量了有着166.49万平方公里的新疆的戈壁大漠。

官兵们所到之处皆为戈壁荒漠，他们放下行囊，就地安营扎寨，开荒种地。他们所经历过的艰难困苦，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

后来部队又从甘肃、湖南、山东招来女兵，随后又从河南、湖北、江苏等地招大批青年来支边安家。

当时我们的父母们就是在这样的地窝子里成家的。

首批兵二代的孩子们，很多都是出生在这样的地窝子里。那时，没有暖气、没有天然气、没有尿不湿、没有月嫂、更没侍候人月子，真不知道初为人母的妈妈们是怎样在这种艰苦环境里坐的月子，又是怎么把嗷嗷待哺我们养大。

于是，在戈壁大漠里的兵团，就有了孩子们的身影，这些出生在地窝子里的孩子们就成了兵团的第二代人，有了兵二代，兵团才有延续的希望。

这波孩子出生后，迎接我们的是新中国成立后最为艰难的岁月——三年自然灾害。当时的新疆、尤其是兵团的农业依托天山雪水的灌溉，农业收成还没有受到多大影响，生活比内地好些。

兵团本身就是一个奉献的群体，在祖国最困难的时候，不但自己勒紧腰带省出粮食支援内地，还无私的接纳了许许多多托家带户从内地逃难来疆的人家，这些自流来疆人员，也随之加入了职工队伍。

在兵团职工人数猛增的同时，他们带来的孩子们和当兵前娶妻生子的老兵们的孩子们，也成了一群没有出生在兵团的兵二代。

最早的兵团二代是五零后，接着就是六零后，最晚的是七零后。要说最苦的应该是五零后和六零后初的这波孩子。六零后期和七零后这波孩子基本都已经不住地窝子了，生活也有了很大改善。

我是五零后末出生的，我就注重说下我们这波人的童年。

我们出生后，妈妈们只有56天的产假，她们休完产假就开始和正常劳动力一样工作，现在的人都不敢想象那个时候她们的孩子怎样带大的。条件好一点从内地老家接来母亲或亲戚帮忙带孩子，老家没来亲戚的，上班前只好把被子挡在床边，任孩子睡醒了哭，哭累了睡，也有孩子哭时抓挠被子被捂死的事情（我爱人说他下面的一个弟弟就是这样没的）。

我出生在团部加工厂，父母在厂里上班，家里没有闲人帮忙带我们姊妹，我很小就送123团团部唯一一所全托托儿所，一个星期或十天接回家一晚上和一个白天，其他时间全是在托儿所。由于和爸妈待在一起的时间太短，以至于我和我弟弟都长好大了，还不习惯喊爸妈。

在全托儿所里长大的孩子，虽然和爸妈待在一起的时间很少，但吃喝还是有保障，我们那时候的托儿所就是名副其实的托管孩子，没有提前学习文化，只要不哭不闹不生病就好，最多教教孩子懂点礼貌。

托儿所里吃饱喝好，阿姨们就带着我们玩，什么都不用做就是个玩。

托儿所里也没有什么玩具，记得最高档的玩具，就是123团团托儿所的这个唯一的滑滑梯，还有一个秋千。

在托儿所待到五岁，就必须出来了。我五岁出了托儿所，家里没有人看管我，爸妈就直接让我进了学校。

我记得刚上学的时候，每天要自己背着书包带着小凳子，从加工厂走到团校要一公里左右的路程，好像不记得有爸妈接送，都是自己走着去走着回的。

看到图片上的课桌了吗？课桌是这样用泥巴土块木板垒起来的，我好像记得我刚上学时连这样的课桌也没有，好像是坐在地上，趴在自己带的小凳子上写字。



由于五零后末，是兵团孩子的出生高峰，我们这波孩子的突增，又加上后来从内地接家带来的很多小孩，给起步办校不久的团校来说压力不小。

于是，团里想尽办法招募有点文化的职工，到各个连队组建小学。当时加工厂也是一个大厂，孩子很多，也组建了一所小学，只有一个班。把加工厂呀修造厂三连（现在的十六连）年龄小的孩子们，从团校搬到加工厂小学，校址就是玻璃厂的一间工房，我和我们班几十个孩子就是加工厂小学第一批第一班的学生。

我们的老师姓花，跟我妈妈一个姓，我记得非常清楚，老师的名字叫—花祖兰。

当时就这么一位老师？还是我把其他老师忘了，反正我就记得花老师，连老师的模样我现在还记忆犹新：齐耳短发，两边头发拢在耳后，各用一个小卡子卡上，白白的脸庞显得特别干净利落。

我们这波孩子的父母有文化的不多，我们大多是傻里巴机的长到上学。当第一次听到花老师说：我们人类是从猴子变来的时候，那个惊奇真是要惊掉下巴。

第二年、第三年，陆续招生，低年级的学生是越来越多，随着上海知青和有文化人的到来，又增加许多老师，加工厂小学已经是有点小规模的小学校了。

我们上学的课本很不多，政治、语文、算术、音乐，课本很便宜，一个学期的学费课本作业本加起来也就块吧钱，基本上是免费上学。

那时候没有电视，收音机也是极个别人家才有，我从记事起记得家里有一台熊猫牌电子管收音机，一台熊猫牌缝纫机（现在还在用）和一辆飞鸽牌自行车，那个时候家里有这三大件，可是令人刮目相看的（我这算不算炫富？）

我爸妈在生活上特别勤俭，在精神上可一点都不吝啬，订了人民日报、参考消息等好几份报刊，因为没有其他读物，从小看报也成了我的习惯。

那个时候的小画书是最吸引我们的课外书籍，谁要是有本小画书，那可是要美滋滋的炫耀一下的。

家里有收音机，就可以听到外面的声音，爸妈每天有空听新闻联播，我和弟妹每天惦记着“小喇叭开始广播啦”的节目。

尤其喜欢听小说联播节目，什么《战地红缨》里的金老歪呀，《高玉宝》里的周扒皮呀，在听小说中培养了爱憎分明的品行，崇拜小英雄，痛恨大坏蛋。

我们上学的时候，没有课外补习，除了课本上的作业必须做完，老师也不怎么布置其他作业。

我妈对我要求比较严格，每天除了课本作业外，又在另外的作业本上编上日期，一天一页，必须写完。我也想跑着玩，就耍小聪明，把日期用橡皮擦掉改日期，当时也想不到，这样做怎么能骗过我妈？肯定又是一顿打。

家长忙着上班，有点空做家务活，那时候的家务活可多了，妈妈们要缝衣做鞋、洗衣做饭。没有自来水没有煤块，爸爸们要跳水捡柴劈柴，冬天取暖烧的是梭梭柴、琵笆柴。所以爸妈根本没有多少时间管我们。

我们的爸妈们来自五湖四海，语言是南腔北调的都有，哪个省来的人多，那个省的音调就是这个团二代孩子们的方言。我们123团是河南人居多，其次是山东、四川、甘肃等省的人。所以呀，不管二代的父母是哪个省的，说话全部是以豫腔为主调，同时还夹杂着一点点其他省份韵味。

兵二代的名字非常有特点，我们的父母们没有在一起商量过，但大多名字里都“新”“建”“疆”等等，建新，建疆，鲁豫，新豫等，都有建设新疆的意思和老家省的简称。

我们没有正规儿歌等课外书籍，但我们也有不知道是大人编的还是大孩子们编的“儿歌”，都是些取笑各省人的“儿歌”。

我现在还记得几句，给大家背几句：

河南大裤裆，买菜不用筐，人下火车，裤裆还在火车上；

甘肃洋芋蛋，能吃不能干，挑了两个猪水泡，压了一头汗；

上海鸭子呱呱叫，背着书包上学校；

四川人吃爱大米，一天不吃大米，思想闹情绪等等。

每个省的人都有绰号，什么河南红薯、甘肃洋芋蛋、山东大葱、上海鸭子、四川大米等等。知道谁家是哪个省的人，就用哪首“儿歌”对号入座，嬉戏逗乐，玩的不亦乐乎。

说到河南的裤子，我到现在也没明白，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买布买衣都要用限量的布票，为什么一向勤俭的河南人，要用那么多布做裤子呢？那个裤裆可真是太大了，差不多能对折出两个腰来。

我们还会“扮家家”玩，“扮家家”就是几个孩子们在一起，在地面上画出一个家来，画上床，炉子，有人当爸爸，有人当妈妈，有人当孩子。

“扮家家”的时候我们就不用我们团的方言了，改用“洋话”，我们管普通话叫“洋话”。

我们玩的还真有模有样，“妈妈”做饭，用土块小草当饭菜，“孩子”有病了，“医生”给包药打针等，都想当“爸爸妈妈”，不想当“小孩”，玩的很开心。

打四角，赢四角，也是一项非常火的玩法，用稍微有点硬度的纸，叠成一面是平面，一面有四个三角形的四角，用自己的四角猛煽对方四角，能把对方的四角煽翻个面，就算赢对方的四角。作业本课本是叠四角最好原材料。

弱弱的问一声同龄的男生们：你们那个时候有没有撕课本作业本叠四角，被老师和家长批评的？

这个镜头不能用很多人都熟悉来介绍了，想必是我们绝大多数人都亲身经历过！

父母们是从贫穷的旧中国走出来，没几个有文化有知识的人。父母们教育孩子，大多还都遵循中国古老的传统教育方法——棍棒之下出孝子！

那个时候在家不讲法，根本就没有家暴一说，父母们认为：老子打孩子，天经地义，谁也管不了！

我也不例外，也是从小在母亲的“家暴”中长大。

我父亲是国民党起义后加入人民解放军的，随后就在部队里开始了艰苦的屯垦戍边的任务。从甘肃、湖南、山东等地招来的两万左右女兵，在二十万大军里简直就是“宝贝”。所以老兵们没有条件娶媳妇，基本都是单身汉。

父亲通过组织介绍，娶的是1956年从河南支边来疆的母亲，父亲比母亲大十多岁。在我们兵团，有这种现象：只要爸爸是老兵，一般都是爸爸比妈妈大十几岁。

正是这种大夫小妻的普遍现象，形成爸爸们谦让妈妈们的家庭氛围，用现在人的话，就是“妻管严”。

我家就是这种情况，爸爸比较慈祥，妈妈非常严厉。那个时候，也不知道妈妈是哪来的火，动不动就对我和大妹一顿胖揍，弟弟是老三，妈妈重男轻女，加上弟弟也学习好也听话，几乎没有挨过打。

对于打孩子一事，我现在也有了新的认识，我感觉那个时候父母每天上班十几个小时，又是十天才休息一天，那个时候叫大礼拜。休息一天得把积攒十天的家务活干完，那时的衣服鞋子可没条件买，基本都是妈妈们手工缝制的，想想吧！妈妈是多么的辛苦，在外在家都是忙的不行，心中肯定压抑了不少无名火，找谁发泄呢？只有把火发泄到没有眼色撞到枪口上的孩子身上。

还别说那个时候“家暴”孩子，还真有弊也有利，打骂出来的孩子皮厚，经得起挫折。不管是在家挨打还是在校受老师批评，很少有孩子想不开走绝路的。不像现在的孩子几个大人宠一个孩子，从不舍得碰一指头，形成了在家在校一句逆耳的话都听不得，心里承受能力太脆弱，动不动跳楼跳河，挺吓人的。

说到吃，这张嘴可真是对不住我们的童年，童年的我们很少有什么好吃的。最高档的饭，就是每年过年的饺子，平日里好像没怎么吃过饺子。吃顿饺子堪比一顿满汉全席，父母忙碌着剁馅和面包饺子，孩子们乐的嘴角上扬眼巴巴等着饺子出锅。

硬水果糖、普通饼干都不可能有随便吃的机会。记得我爸每次买回来的水果糖或饼干，我妈给我和大妹一个分两个，给弟弟分一把，其他的都藏起来。我爸主张买回来糖果，让我们随便吃，吃个过瘾，我妈坚持要细水长流，一点一点的分给我们吃。因为分配不公，再加上嘴又特别馋，等我妈上班后，就想方设法跟我妈斗智斗勇，找出藏起来的糖果偷着吃。没被发现算侥幸，发现了一顿胖揍。

有一次，我妈刚上班走，我就开始行动了，正踩着凳子，伸手够我妈挂在高处糖果，谁知道我妈忘拿什么东西又折回家来，一下给逮个正着。我妈气愤的说：奇怪了，放哪你都能找到，学习怎么没有这样用脑子？

我心想，家里就这么一间二十多平米的房子，除了取暖的火墙和做饭的炉灶，就是两三张简易床，床沿替代沙发和凳子，连一个上锁的物件都没有，看你能往哪里藏？稍微动动脑子就能翻出来。长大后想想都可笑，也不知道那个时候咋就那么馋？

那时吃肉、粮等都很便宜，大肉一块五一公斤，牛羊肉七毛五一公斤，白面四毛一公斤，包谷面三毛一公斤……但都是要凭票的，票是按户口本上的人数发，每人每月二百五十克肉票，二百五十克食用油、白砂糖、布票、粮票等都是要用票证的，没有票证，有钱也买不上。有的家庭平常舍不得吃肉，要多攒点好过年。我们小时候的主食是包谷蛋子馍，只有百分之十的白面，吃顿汤面条算是改善伙食了，白面是要省着过年包饺子、炸油条。至于大米，在我的记忆中，是很少见，只有那些上海、江浙、四川等地人回老家探亲，都是带着大包小包的大米，他们可以吃上点大米。大米稀饭对我们来说都是一碗非常香的汤。

在白砂糖都凭票的年代里，童年的我们体内也的确是太缺糖了，连包谷蛋子馍都不能放开量吃的生活，是无法满足我们快速长个子中体内的糖分。

父母们会计划生活的家庭，当月的面粉标准还能吃到月底，不会计划的每月要缺一个多星期的面粉。

于是，用各种野菜做成的饭，我们也能吃出美味来，什么蒸榆钱呀、蒸苜蓿呀、凉拌灰灰菜呀等等。

最好吃的还是每年秋天成熟的沙枣，流着蜜的小黑沙枣，是补充体内缺糖的最好食材；红彤彤的大沙枣，煮熟后去胡，掺点包谷面，蒸出的发糕，是充饥美味，吃起来简直比现在吃蛋糕还香甜。

后来我们住的房子，是军营式一排住几户、十几户人家的房屋，一家一间，一间二十多平米，没有卫生间、没有厨房。晚上睡觉前，把尿盆放在房屋中间，每天早上倒尿盆，是开门后的第一件事。

屋里的地面是踩的比较硬实一点土地坪，谁家的地面要是能用半截碎砖头铺一下，那可称得上是豪华装修。

虽然生活艰苦，但帮大人干活，一点不含糊，从小脑子里灌输“一不怕苦，二不怕累”的思想，只要有大人夸，能使出全身的傻劲，还乐的不行。

我们小时候的冬天特别冷，可比现在冷多了，雪也下的很厚，出门一会满头都是白霜，用热手摸外面的铁管子，都能粘掉一层皮，有些大一点的孩子骗我们，说：用舌头舔水管是甜的，我们还当真舔过，舌头立马就被铁管子粘住掉一层皮。

再冷的天，也挡不住我们跑出去玩，滚雪球，打雪仗，是冬天快乐的游戏。

冬天树上挂满霜花，上学路上，跑到前面的人，往大树干上跺一脚，树枝上的雾凇立刻像雪瀑布一样落到走在后面人身上，一路上打闹嬉戏到学校。

抓一把雪，你砸我，我砸你，不脏衣服，也不伤人，真的挺好玩。

这是男孩子的游戏，这个游戏叫什么名称呢？我忘了。

用水和成泥巴，捏成碗状，使劲扣到地上，能“啪”的一声，然后再重复捏，重复甩，就这也能让我们玩的不亦乐乎。

我们那时玩具不多，很多都是就地取材动手做的玩具，这是男孩子们玩的格式弹弓，男孩子们在一起比比谁的弹弓做的漂亮。

实在没有能力用铁丝做弹弓的，就找个树杈绑个皮筋，也是一个弹弓。

女孩子们爱玩的抓石子，我们的教室是玻璃厂的一间工房，教室门口就是一个烧锅炉的高大的烟囱，烟囱下面堆的像小山似的大块绿玻璃原石，绿色的玻璃原石，就像现在的翡翠一样晶莹剔透。

我们下课后，跑到玻璃原石堆上找小块的，砸成拇指肚大小，磨成圆玻璃子，坐在地上玩抓子，手指头皮都磨成了倒刺，也不嫌疼。

谁要是有一副骨子，可是很得意很自豪的。

“马兰开花二十一，二八二五六，二八二五七，二八二九三十一”，很熟悉这个歌谣吧？

跳绳，单人跳、双人跳、多人跳、玩着花样跳。

踢毽子，是一项非常优美的活动，有些孩子还能玩着花样的踢。

就地取材，哪哪都能让我们玩的开心。

丢手绢，丢手绢，轻轻地放在小朋友的后面，大家不要告诉他（她），快点快点抓住他（她），快点快点抓住他（她）。还记得这个小游戏吧？

你拍一我拍一，……你拍二我拍二，……后面词儿我记不清了，反正是一句句朗朗上口句子。

一根绳子，能翻出很多花样，不会翻的，很快就翻出了死结，会翻的，怎么翻都能翻出花样来，既练脑子，又练手巧。

每家好几个孩子，每到晚饭，屋内屋外满世界都是孩子们的喧闹声，打仗、藏猫猫，不到天黑透不回家。

我记得菜市场后门马路对面的那一大块方地，是加工厂的家属区四合院，当时是仿造北京的四合院，但可比北京的四合院大多了，四排房子的长宽是沿着公路四周盖起来的，中间是每家的柴火垛，我们都喜欢在四合院里的柴火垛里玩打仗藏猫猫。

我们在上小学时，赶上了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当时我们也不懂大人在忙什么，到处可以看到大字报和打倒某某某大八叉的大标语，还可经常看到游行的队伍。

我们脖子上戴的红领巾也换成了胳膊上的“红小兵”袖章。

当时最流行佩戴毛主席像章，看谁佩戴的像章大、图案好看，有的人胸前佩戴好几枚像章（这两枚像章是我爸妈珍藏的）。

有一首歌，最能体现全国人民的学习热潮：“毛主席的书，我最爱读，千遍那个万遍呦下功夫”。连文盲都开始手捧红宝书，一个字一个字的请教孩子们，认真读书。

忠字舞，也是一项特别火的运动，房前屋后马路边、课堂上到处都能看到有人在学跳忠字舞，连为数不多的奶奶爷爷们也能手舞足蹈的跳起来。

我们上课前，老师让我们把红宝书统一放在桌子前角，凳子推到桌子下面，先原地把跳忠字舞跳完再上课。

我们小学生也没闲着，老师组织我们扛着红缨枪，在各个路口站岗放哨，盘查不熟悉的人，只要不认识的人，都是盘问的“可疑”对象。老师还悄悄给我们布置光荣任务，吃过晚饭后在某某某家后窗户，听他家有没有用收音机偷听“敌台”？

正当我跟着同学们一起“提高警惕”努力发现“坏人”的时候，我爸爸也成了“坏人”了。

我还真是懵圈了，我爸爸可是当过解放军的，一向和善、谦卑，也从来没听到他说过社会的坏话，更没见过他干坏事，怎么就成了被批斗的人了呢？



七十年代初，我爸爸下放当14连，我们全家也随之搬到连队。去了连队后，才知道连队生活更加艰苦，没有电灯，点的是煤油灯，没有洋井水（我们管机井叫洋井），吃的是飘着羊屎蛋的渠道水，爸妈要干更累的农活。

我也一下子长大了，不到十一岁就开始跟连队的娃娃们一样做家务，早上天不亮，爸妈出去干活前把我喊醒，我要烧火做早饭，再把弟妹们喊起床，等爸妈回来吃早饭。星期天要挑着全家人的衣服，在渠道边洗衣服，玩的机会就少多了。到连队才发现每家每户的孩子真叫多，大娃背小娃，好多家差不多有五六个小孩，生活条件比起团部孩子要苦很多。

我家在14连住的房子，是南北两排房子背靠背，我家住北面的那排房子，一年四季阳光照不进屋子里的老旧房子。住进去后晚上根本无法入睡，我是第一次知道世上还有一种吸血虫叫臭虱，白天钻墙缝藏起来，专门晚上爬出来咬人吸血。我妈每天深夜拿着手电筒，满墙找臭虱弄死它，那个时候没有杀虫剂，只有六六六粉和敌敌畏。用了半年多的时间，我妈硬是用手消灭臭虱。

很不习惯用煤油灯，每天晚上我和弟弟妹妹趴在吃饭的小饭桌上写作业，早上鼻孔都是黑的。

连队的娃们，要比团部孩子多干好多活，麦收季节，要操心哪块麦地的麦子收割完了，拿着小篮子旧面袋子，顶着烈日去捡麦穗。那时家里的粮食标准不够吃，捡了麦穗煮熟吃，比粗包谷面要好吃点。但捡麦穗很辛苦，太阳晒不说，麦芒扎的浑身刺挠，我和弟弟去捡麦穗，每次都比一起去的小伙伴们少很多，在干活方面，我们的确比连队长大的孩子差。

秋天到了，要去包谷地溜包谷，红薯地溜红薯、溜洋芋、溜大白菜、溜棉花，庄稼地里无所不溜。

在连队生活的孩子，还有一样非常辛苦的活，就是拾柴火，尤其是哪块棉花地的棉花拾完以后，大人小孩蜂拥般地往地里跑，争着抢着砍高杆的棉花柴。

在连队，我爸妈又给我们生了一个小妹，我大妹停课全职带我小妹。做家务、拾柴火、砍棉花柴的任务就落在我和弟弟身上。

别人家的孩子砍棉花柴都是大捆小捆匆匆忙忙往家背，我怕劳动，砍也砍不动，背也背不动，也抢不过别人，只有砍矮杆的棉花柴。我妈还每次都给我和弟弟规定任务，一天要背回家多少捆棉花柴。

说到砍棉花柴，我就会想起一件很不光彩的事情。我家邻居家的刘叔叔，也是56年河南支边来疆的，这个叔叔的长相有点特长，上下嘴唇从来没有合拢过，天生一副喜庆样，就是跟人吵架也看不出怒发冲冠的表情。用他家姨的话，是一个懒得出奇的人。在连队看谁家人勤快，就看他家的柴火垛。刘叔叔家的柴火没有垛，一捆柴火快烧完了，再出去背一捆回来。

有一天，我和弟弟背棉花柴回来，实在不想干了，可任务还没有完成，我家和刘叔家的柴火垛后面是一条简易小路，在我们两家柴火垛之间，不知道是谁放了一大捆棉花柴，我们盯了好长时间，也没有人来背走，我们商量，这肯定是谁不要了，不如咱们把这捆柴火抱回来，算我们的任务。

我比大妹大两岁，心眼比她多一点，我说：我来抱咱小妹，你和弟弟去抱柴火。老二一听（我发现家里但凡是老二的大多比较犟，仗义），立马把小妹交给我，他俩跟做贼似的刚把一大捆柴火抱完。

一个叔叔来找那捆柴火，正巧邻居刘叔家光秃秃的柴火垛上，有一捆跟他的棉柴差不多大，那个叔叔气呼呼的找刘叔，说刘叔为什么把他放在路边柴火背回来？任凭刘叔吵的嘴角冒白沫，人家就认定这捆柴火是他的。

赶上我妈下班回来，帮着劝架，我妈说：他懒是懒点，但不会是他偷的，是不是其他人背走了？我们姊妹三个躲在家里，吓得不敢出门，也不敢出来承认错误。爸妈从小教我们不拿别人的一针一线，如果知道是我们拿了人家那么大一捆柴火，非的胖揍一顿不可。

后来，我家搬回团部，刘叔还到我家玩过好几趟，我一看到刘叔，就心虚，感觉很对不住他，但始终没有勇气当面跟他道歉说明真相。

连队的孩子，也有连队的快乐。推车轱辘呀，爬到畜牧排储备的大草垛上面往下滑，胆大的男娃逮住牛、马、骆驼，骑到它们光秃秃的背上，骑在脾气不好的牛马背上，少不了尥蹶子，被摔的地上，经常可以看到那些鼻青脸肿的男孩子。那时每家都好几个孩子，父母的心也真大，不怎么担心孩子们的安全问题。

老鹰捉小鸡的游戏。

这种泡泡糖，已经很多年不见了吧？那时候，好像是一分钱一个，尽管很便宜，但也不是每个孩子能经常吃的。

这是用纸折成的东南西北。

因为爸妈忙工作，家里没有自来水，吃和用都是要挑水的，用水比较省，所以，也没有养成勤洗手的习惯。

小孩经常有肚子疼的毛病，也就是有肠道有寄生虫，宝塔糖是打虫药，医务室会定期给小孩发宝塔糖。为什么说是发给我们宝塔糖呢？因为，我们那个时候不仅上学免费，看病住院打针吃药也都不要钱。哪里不舒服，不需要爸妈带着，自己都可以跑到医务室，让医生诊断后，给包上三天的药或打针，没有看不起病的现象。

团里的放映队，每个月轮流到各个连队放电影，是免费的，只要看到放映队的来了，很多小孩半下午就开始搬着小凳子占位置，大人在家炒好瓜子。晚上天黑下来，亲朋好友们坐在一起，边看电影边嗑瓜子，那时没其他零食，葵花瓜子是最好的零食，所以，我们这里大多数大人孩子们的门牙都有豁口，不用说，那都是嗑瓜子磕出来的。

这是123团的露天场，全团大会、文艺演出、放电影都在这里举行。

露天电影院里面，是这种简易木条凳，为了能坐到前面，也是有人提前买票进去后，用小土块，衣服、报纸等物品占好位置。电影开始后，除了电影里的说话声，就是嗑瓜子声。第二天打扫卫生的工作人员，都是用小推车往外拉瓜子皮。

露天场的电影票也很便宜，好像是一两毛钱看一场电影，为了省钱，有些男孩子，趁工作人员不注意翻墙进入，没本事翻墙的就在外面等一会听电影，过了十几分钟，大门就敞开了，不用卖票也可以随便进去。

有天在我家小菜园的土地中，发现了这个小虫子，让我想起了小时候感觉这个小虫子好奇特。我们只要抓住一只就用手捏着它的头，大声喊“东”、“南”、“西”、“北”，它的尾巴还真能随着声音四周转动。

我们出生在戈壁滩里，很多都没出过团，没见过外面的世界。喜欢小动物是小孩子的天性，没有见过动物园，能见到的动物就是牛马羊骆驼猪鸡狗。没有吃过见过除了苹果桃子葡萄瓜以外的水果，我20岁那年第一次跟着爸爸坐上班车、火车回到河南，在郑州国营水果店里，吃石榴时像吃带皮的苹果一样，上去就啃了一大口，让几个店员见笑了。

白开水加糖和色素，冷冻成真正的冰棍，是两分钱一个还是五分钱一个？记不太清了。因为，这样简单的冰棍也是很少能吃上的。

我们兵二代们在这种艰苦环境里长大，吃不饱穿不好（一件衣服，老大穿小了，老二、老三接着穿），上学赶上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也没真正学到多少知识，就这么傻里巴机的快乐着长大。

现在想来，我们的童年生活是虽然很苦，但乐趣很多，不用担心考大学，不用上补习班，没有一点压力，只要能吃上一顿白面馍、吃顿肉菜、吃上饺子、吃上水果糖饼干，就开心的不得了。家里姊妹多，培养了我们集体主义思想，尽管有时候吵吵闹闹，但还是亲亲热热的多，整个童年苦着、累着、快乐着。

我们的思想也是单纯的不得了，因为，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学着毛主席语录，唱着学习雷锋好榜样的歌，所以，纯粹的人、高尚的人是我们做人的标准，我们很努力的朝着做共产主义接班人的目标前行。

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喜欢回忆往事了，有时候想：如果时光能倒流，真的很想回到那个有爸妈、有姊妹的大家庭里，哪怕是挤到二十多平米的小房子里也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