魁星楼下忆当年(文革杂记四)《少年也知愁滋味》

红杨树

　　两派无休无止激战了很长一段时间，但我们毕竟是高中生了，有一定的观察和思考能力。运动搞了快两年，而我们看到的则是社会越来越乱，复课遥遥无期，打派仗无止无休。于是，对运动开始有些不解，对前途感到渺茫，傍徨厌战情绪油然而生。高中部有不少同学，特别是有些年龄较大，家在农村生活困难的同学，开始脱离运动，私自回家到生产队参加劳动掙工分补贴家用，甚至有的还偷偷结婚生子了。而我由于家庭的变故，由原被人羡慕的高干子女沦为了狗崽子，前途更是无望了。当时我为照顾陪伴正患重病但还在挨批斗的父亲，也经常不去上学了，变成了所谓的逍遥派。

一九六八年春天，党中央号召各派大联合复课闹革命。于是，我们同学又由各兵团回到原班级，每班配备一个军宣队负责管理。文革前同学关系都很好，可现在重回班级，因为派性同学之间有了缝隙，多数派以胜利者自居趾高气扬，少数派成了战败者俯首听命。复课并不是上课，而是继续搞“三忠于四无限”。每天全校一千多人，人人背着小小的红色语录包，围着大圈跳忠字舞。做广播体操也不喊一二三四了，而是用毛主席语录代替节拍。向左转喊“造反有理”；向右转喊“打倒帝修反；向后转喊“将革命进行到底”。还要向毛主席早请示晚汇报，吃饭前要三忠于。同时重拾校内阶级斗争，开始深挖阶级敌人。不仅斗当权派，又开始揪怀疑有历史问题的教工，以及对运动有些抵触情绪或喊口号走嘴的学生。斗得最惨的教工，一个是学校图书馆老干部孙学民，他1965年才到我们学校，身材魁梧，嘴不离烟斗，抽烟的范儿像斯大林。当时揭他是国民党大特务。有一天他在牛棚里要求上厕所，出去就向厕所墙壁一头撞去，将颈椎撞断自杀了。后来才知道，他是抗战胜利后，共产党从山东省委最早派到安东的地下工作者。另一个是女教师史琪，说她学生时代在北平加入CC特务组织，还吃过人肉馅的包子。同学中有十多个人被戴上现行反革命帽子，最惨的一个是高三级的学长姜喜栋，文革前是班级的团支部组织委员，很老实内向，文革中是我们韶山兵团的战友。他私下说过刘少奇的好话被人告密，揪出专政后被打疯了。粉碎四人帮后，家中年迈的老父亲，已无力看管患有精神病的儿子。县教育局领导非常同情姜喜栋的遭遇，决定由教育局出资，将他送入了丹东福利院。二00二年，我去市福利院讲课，特意去看了姜喜栋，他已由青春少年变成了苍苍老者，动作迟缓且目光呆滞。他已不认识我了，但冥冥中似乎还有点儿印象，问我:“你还在凤城吗 ？”又 过了几年 ，他死在了丹东福利院。如果没有文革，他会上一个很好的大学，会有一份体面的工作，会有一个幸福的家庭，会退休闲赋儿孙满堂。可我这个同学，己经没有了如果……

　　一九六七年八.二九武斗后，我们对运动就越发不感兴趣，越来越厌倦了。同学中的小圈子开始自由活动，常常有几个要好的同学，结伴出去游玩。我们曾结伴到凤凰山，释放压抑的心情，放飞禁锢的青春。迎着山风向四处眺望，亳无顾忌唱着好听的苏联歌曲，同学董嗣忠的口琴声在山谷中回荡……。我们也常到同学石宝云和门吉龙家的农村小院聚会，谈古论今、谈天说地、谈笑风声，只是不谈恋爱。那时去学校的唯一动力，就是毛主席说:“大学还是要办的”，希望自已能表现好一点，争取上个大学。只是我有担心，因为我的家父那时己被严重打倒，进入牛棚专政了，并定性为“死不改悔走资派”和“隐藏很深的大特务”，在凤城走资界出了名。我有自知之明，如果大学需要选送，班级就是剩下一个人，也必然是我。如果这样，我这个学习成绩曾全班第一的学生，该是多么痛苦和不甘啊？！

　就像《沙家浜》中阿庆嫂唱得一样“忽听一声集合令，他们浩浩荡荡出了庄”， 一九六八年八月下旬，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党中央突然发出紧急通知，凤城要求老三届一周内必须离校，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学校开始忙碌起来了，照毕业相、发毕业证。可笑的是毕业证上原有的学校名称也没有了，代之以凤中民兵营某连某排。

八月二十八日，在一片鼓乐声中，我们这些家居农村的老三届学生，以原藉公社为单位坐上了大卡车，第一批离校返乡务农。同学们尽管有派性，但毕竟在校好几年，突然分手也是难舍难分。学校大操场曾留下我们多少青春的身影，此时却车上车下哭声一片，有的女生都哭成了泪人。这不仅为离情而哭，更是为自已而哭，因为十几年书白念了，到头来大学没有上成，反而还要回乡种了地了。当时，我心情也很复杂，虽然心里难受但是没哭 ，甚至对大家谁都没上成大学有点儿幸灾乐祸，似乎找到了一点儿心理平衡。我坐在开往草河公社的大卡车上，怀里抱着学校赠送的毛主席石膏像，迷茫地向后望着，在车轮扬起的一路尘土中，凤城一中已渐去渐远……。别了，我高中四年的母校！别了，我的学生时代！！别了，红卫兵的战斗！！！

2023年5月29日

我与妹妹随家遣送下乡，在凤城草河黄岭村后山留影。

本篇应为杂记(五)《风雨过后见彩虹》，因审核不适宜展示，所以内容夹页另附。请理解为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