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我的外公"钟表大王"孙梅堂先生。

毛佩令

我的外公孙梅堂是民国时期上海著名的实业家。他让国产时钟“美华利"的品牌扬名海外，对中国民族工业有着卓越贡献，被誉为"钟表大王"。他还有着爱国爱乡情怀，支援革命，支持抗战，资助家乡建设，扶植有志青年。他是永远值得我们铭记和爱戴的长辈。

我的太外公孙廷源(1844一1912)是宁波北渡人。清同治二年(1863年)他在宁波江北开设了万卷书钟表行。清光绪二年(1876年)，沿海城市外商生意正值红火，宁波美华利钟表行应运而生。“美华利"取其“华美”、“华利"、“华夏之美"、"华夏得利"之含义。他把业务扩展到上海，在公共租界汉口路河南路口开设美华利钟表行，销售和修理钟表，同时也经营其他洋货。当时太外公心里长期存在着一个想法：中国作为最早发明计时仪器的国家，而今却落后于外国，要从国外进口钟表，让白花花的银子流入洋人的腰包，总有一天要改变这个局面，把这口气争回来。但当时他年事已高，因此，把这个重担交给了自己的儿子一孙梅堂。(照片中墙上挂着孙廷源的照片，下面坐着我外公孙梅堂和外婆谢芸香)

我外公孙梅堂出生于1884年，他从小聪慧机敏过人。美华利钟表行起初也是靠进口洋货来销售，受洋商支配。因为钟表是精密仪器，以当时国内的工业制造条件，国人还无法生产。因此，孙廷源一方面熟练经营钟表行生意，另一方面号召国人学习西方科学文化知识，让儿子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学的是机械制造。

上海圣约翰大学是当时上海乃至中国最优秀的大学之一，也是在华办学时间最长的一所教会学校，是中国第一所现代高等教育学府。

1902年，因太外公年事己高，决定叫他辍学，接手办美华利钟表行。虽然放弃学业十分可惜，但家族的事业也要有人继承。所以肆业后，他前往钟表制造业发达的瑞士等欧洲国家考察，学习机械设计与制作等知识和钟表的制造技术。

外公回国后接管了美华利钟表行。他很有开拓创新精神，认为钟表行就应该专心经营钟表，并制定了“先钟后表，分步发展"的规划。1905年他奉父命在浙江鄞县开设了一家专门制造时钟的实验工场，他不惜重金罗集能工巧匠，以手工制作为主，同时探索改良机械生产方法，终于制造出第一批国产时钟。

1912年为了扩大生产，做到产销衔接，工场从宁波鄞县迁到上海杨树浦。1915年在上海闸北天通庵路新建了美华利时钟厂，设立机械制造部，用机器代替手工，生产各种零件，开创了我国机械钟的先河。另设红木钟架部，组装插屏钟、天文钟、车站钟等。

“美华利“成为中国最早的时钟商标，标志着我国时钟从手工作坊式生产跨入了机械化生产的新阶段。自1915年1月至1924年12月，十年间累计生产各式时钟7832只。其中造型轻巧、款式多样的插屏钟深受普通家庭喜爱。

美华利插屏钟(上海市历史博物馆藏)

美华利的时钟不仅满足了市民生活的需求，还满足了各场馆、码头、车站、工厂、学校等单位的需求。上海总商会、上海青年会、中华书局、上海先施公司、上海电话局、四明公所等单位顶楼都安装了美华利的大钟。

上海先施公司楼顶的"美华利"大钟。

1915年美华利牌四面单套大钟闯出国门，一举获得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的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的优等奖及金质奖章，为国家赢得了荣誉，为我国在世界钟表史上争得一席之地。此后，在菲律宾举行的小吕宋嘉年华年会，江苏省、上海市等展览会的评选中也获得过一等奖、优等奖等达11次。美华利时钟厂作为中国民族品牌“美华利"的生产基地，有力地支持了钟表行的销售，实现了“以销定产，以产促销，两翼联动"的双赢局面。

美国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中国馆。

当时在南京路河南路转角，有一家亨达利洋行，是1864年由法商霍普兄弟创办，后被德商礼和洋行接盘。洋行不仅卖瑞士进口钟表，也卖其他洋货。1914年洋行主人因"一战"爆发回国，"亨达利"被洋行买办，外公同乡虞芗山买下，外公附股。后虞因专注颜料生意，把手中股份折价卖给外公。1917年"亨达利"由美华利钟表行接办。因考虑到"亨达利"在上海已有一定的知名度，因此对外沿用这一店名，并改为专营高档钟表的商铺。一楼是亨达利钟表总公司，二、三楼是美华利总发行部、总行办事处。

美华利还推出了"货真价实树信用，精工修理促营业"的经营方针，出售的每一只钟表，都随附一份保修凭证，使消费者在买美华利牌钟表的同时，也买到了放心。

此后，外公又相继开设了上海时中钟表公司，在上海及杭州设“惠林登手表公司"，在上海及天津、北京、汉口设“太平洋手表公司"，上海"华盛顿钟表总行"及汉口分行，“北京时钟分号”，南京"亨达利”分址，以及北京、南京、济南、武昌、等地的"美华利"分行。

到1925年美华利的鼎盛时期，外公分别使用美华利、亨达利、时中、惠林登、太平洋、华盛顿等招牌在全国9大城市开设了25家钟表分行(上海有8家)，成为首屈一指的"钟表大王"。

“美华利”及旗下各公司、分行，除专营钟表业务外，又以钟表为连接，兼营光学眼镜、表链表带、金银首饰。1920年又开设首饰厂于闸北天通庵镇(与美华利时钟制造厂前后相连)，开设眼镜厂于北京路泥城桥。

1925年，美华利时钟厂成立50周年，举举隆重的庆祝活动，并且编写了记念册《美华利五十年概况》。当时统计全部职员298人，工友345人。此时“美华利"已成为执中国钟表行业之牛耳的企业集团。他不断提高美华利时钟产品质量的同时，也注重品牌商标的宣传。使用的时钟商标，以“美华利"牌为主，还有"时中"、"星球"、“美记“、“华盛顿"、“惠林登"、“太平洋"等12个商标都呈请农商部备案，并全部呈请上海总商会进行商标公证，且取得"第一号"，这也印证了史料所述，“'美华利"是我国最早的时钟商标。

“美华利"生产的镀金挂表、女表、银壳打簧表。(上海历史博物馆收藏)

在经营钟表之余，外公还参与其他民族企业的创办，如宁绍轮船公司、华丰造纸厂、民丰造纸厂、四明医院，并非常热心公益事业。

他参与组织宁波旅沪同乡会及建筑会，出任鄞奉公益医院院长及上海四明公所，四明医院，宁波旅沪同乡会、宁绍商轮公司董事，并历任上海总商会会董。

上海救济会任委员。

他不仅为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呕心沥血，而且对中国社会的变革，发展也非常关心。他支持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事业，出钱出力，以自己在社会上的名望保释革命党人。为此，孙中山先生特地题写了"敦宗修族"四个大字的匾，送与他，以表彰孙氏家族为中国民主革命做出的贡献。

这是在上海宋庆龄故居，外公赠送的"美华利”牌八音琴。

外公不仅为中国民族工业呕心沥血，而且对中国社会的变革，发展也非常关心。他眼见当时的中国老百姓身陷鸦片的毒害，就把鸦片馆的鸦片收购下来，当众销毁，以示禁烟的决心。这件事在当时国外的报纸上也曾登载过。

外公在事业发展的同时，时刻不忘家乡的父老乡亲们。他在宁波北渡创办了启贤国民学校，成立了北渡乐安救火会，修建了北渡渡口，兴修水利设施，疏浚南塘河，建造了三座桥和一座凉亭，分别叫听泉桥，还金桥，东安桥，还金亭。现在这三座桥和亭还在使用，造福家乡人民。

“听泉桥"这三个字是中国晚清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代表人物，发动"戊戍变法"的清末维新派领袖康有为先生所题。

"听泉桥"修建于1923年，现在是宁波市海曙区文物保护点。

还金桥重修于1922年

在还金桥上曾发生一件捡到巨款还给失主的感人故事。清朝末年，有一奉化人去宁波府缴庫银，一时春困在北渡渡口阴凉处打嗑睡，醒来时太阳偏西，深为自责，怱怱赶路，快到宁波城时发觉身上的钱袋不见了，立即原路返回寻找。回到北渡桥头，看见一位老者拿着钱袋一直在等他，老者核实了是他掉的钱袋就还给他，并不收取一分酬金。这拾金不昧的老先生就是我的太外公孙廷源。因此这座桥就改名为“还金桥"。

还金亭建于1940年。暗红色的8根亭柱上面依稀还看出镌刻着8幅長楹联，都是民国时期旅沪的宁波籍书坛高手所写，他们钦佩孙梅堂对家乡公益事业的解囊相助，纷纷挥毫撰联以示敬意和祝贺。

其中一副楹联为孙梅堂亲撰：揽鄞奉两地之胜，带山襟海，祖德纪还金，登高不尽临风意;有魏虞遗踪在望，吊古论今，人生如走马，到处宜寻歇足亭。，

这是解放后启贤小学大门口。

在宁波他捐资参与筹建华美医院，改建奉化江铁桥，修建元贞桥，以慈悲之心救济资助宁波家乡的建设。他还资助乡邻中爱读书的孩子出国留学。他们有的成为医生、有的成为律师、有的成为工程师。

一个世纪过去了，无论上海还是宁波都发生了天翻地复的变化，许多外公捐助的项目也是雨打风吹去，但北渡村的听泉桥、还金桥、东安桥和还金亭，因僻处乡间，仍然在南塘河水的粼粼碎影中，默默地讲述着当年孙梅堂热心家乡公益事业的桑梓深情。

1932年1月29日凌晨，日军出动多架飞机，对上海闸北天通庵路宝山路一带进行狂轰滥炸，一时间大片楼房被夷为平地。外公辛辛苦苦建造起来的美华利时钟厂、首饰厂、电影院和闸北恒余里大批新建的民房都被日军炸毁，惨遭灭顶之灾。他一生倾其所有致力的制钟业一日之间化为乌有，几十年的努力顷刻之间付之东流。“美华利”从此每况愈下，原定的"先钟后表，分步发展"的宏伟计划终成泡影。据当时上海社会局登记被毁工厂商店841家。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闸北己成为中国民族工业的大本营，也是沪北商业中心，新文化运动的基地。当时闸北地区是中国地界，不是租界，很多爱国者都希望把闸北建设发展繁荣起来，外公也不例外，在闸北虹口一带投巨资办厂盖房。"一、二八"对中国民族工业的摧残是巨大的，今天的我们不能忘记这段历史，不能忘记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犯下的暴行。

“一、二八"事变后，钟厂被战争炸毁了，但外公怀着一颗爱国心带领全家积极参与抗战。他为十九路军设立临时伤兵医院和医疗队救助伤员，请早年资助留德学习的同乡青年学子谢其纲医师主持医院的治疗工作，还动员全家为部队缝制冬衣。厂子毁了，但爱国精神永在。

外公虽然在战争中损失惨重，家境一落千丈，但依然很讲信用。为了还闸北投资房地产时向银行的贷款，他卖掉了在上海胶州路445号全家居住的大宅子和各地的全部分支机构。虽然如此潦倒，他却把一箱子别人向他借钱的借据全部烧掉。他说"这些人也都穷了，还不出了，不如烧掉。”(照片中是胶州路445号的老房子)

我外公在上海的故居，原在胶州路445号，家里有大花园，假山石，是很好的西式洋房。因外公的产业被日军炸毁了，还要还银行贷款，只能把它卖掉，1939年春，被杭州迁来的南屏女中买下。1956年南屏女中与交通中学合并改名为上海市胶州中学。现在这座三层楼房己被拆掉。现在是上海市静安区公安局，常德书法幼儿园，上海银行静安支行。

这二张照片是南屏中学的师生在外公故居前合影。听八姨说南屏中学搬来的时候，看到那么好的房子当学校，开心得不得了。

在上海被日伪占领时期，至30年代末美华利钟表总行基本解体了，只剩下河南路口的亨达利钟表行靠钟表、眼镜的修理和销售维持生计。他虽身陷困境，但不被敌伪利用。伪上海市長傅筱庵与外公同乡，考虑到外公当时在商界的知名度，想委任他为上海商会会長，外公拒而不就。汪伪财政部长周佛海以解决他的经济困难为诱饵，拟委任他上海"中央储备银行"高职，他佯装生病拒绝了。外公还自嘲“宁为茶箩(宁波土话:穷光蛋)，不当汉奸”，表现得大义凛然。“美华利"是一个钟表品牌，是一个时代的符号，也是中国人自强不息的爱国精神的体现。

日伪特务对爱国的企业家也采取暗杀的手段，在家门口派便衣监视。外公想法逃到扬子饭店避风，便衣又到扬子饭店找，饭店老板与外公关系很好，知道便衣要来，赶紧叫俩位女士装成护士陪着外公，这样日伪便衣特务就没机会下手暗杀他了。

外公有过两任妻子，第一任妻子叫谢芸香，在娘家排行老二，生了三个女儿，一个儿子。第一任妻子过世后，她的五妹谢芸秋续弦，也就是我的外婆。因宁波活中“秋"的读音同"臭”，外婆结婚时，改名为“谢芸香"，与她姐姐同名。

外婆共生了八个孩子，可惜那时候医疗条件不太好，几个儿子都过世的很早。一个8岁过世，一个17岁过世，还有个儿子28岁时过世。外公外婆是多么的伤心啊！最后一个小儿子到49年解放时还很年轻，不能为外公分担生活的重担。

这几张老照片是外公在胶州路老房子与子女们的合影。由著名摄影师，北京八一电影制片厂总摄影师薛伯菁先生拍摄。他是我爸爸的好朋友。

这是外公外婆与我爸爸妈妈的合影。

这是外公外婆与孙辈们的合影。

1943年，外公六十岁时赠与我妈妈的照片。

外公外婆一生恩恩爱爱，重视对孩子的教育。我大姨妈和我母亲都曾经就读圣约翰大学。大姨妈留学美国是商科女硕士。我母亲后又就读上海国立音乐学院，是当代著名的女高音歌唱家。

胶州路的故居卖掉以后，外公一家搬到延庆路51弄17号的三层楼房子居住。

这是在弄堂里的家门口拍摄的。

新中国成立前夕，因父亲毛铁民的关系，原新四军第四师联络部部长任泊生来沪拜访外公，希望外公能在新中国成立后出来工作，但当时外公已身患肝硬化，他只能婉言谢绝，尽力推荐一些宁波同乡企业家参加革命工作，帮助国家恢复经济。盛丕华(曾任上海市付市长)、包达三(曾任浙江省付省长)，都是他推荐的。

1956年公私合营，外公把经营多年的亨达利钟表行交给国家，把过去得奖的奖牌、奖杯都捐给了国家。现在亨达利钟表行遍布上海和全国各地，成为中国钟表行业的名片，享有很高的信誉。

现在的上海南京东路340号“亨达利"钟表公司。“亨达利"这一中国钟表行业的老字号品牌延续至今。

这张照片拍摄于1958年6月10日。是外公在世最后一张留影了。外公于1958年12月5日在上海病逝，享年74岁。在上海胶州路万国殡仪馆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几乎整个上海工商界的人都去送他。

今年五月一日从外公的老家北渡传来消息，外公在故乡的故居得到了北渡村政府的关注，重视，并开始给予修复。

宁波文旅局专家组一行来北渡调研指导孙梅堂故居的修复。

"千年北渡连江河，听泉还金咏乡贤"，宁波各媒体组团造访北渡。

非常感谢邵宏国先生以一己之力在故居里办起了孙梅堂故居纪念室。

“听泉桥”也成了网红打卡地。

作为后人我感到很高兴也很感动，老家没有忘记外公。他老人家在天堂看见了也要笑得合不拢嘴了。希望我外公的故居成为丰富群众精神文明需求的场所，为乡村的振兴再出一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