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故事》（共青团工作时时）

随意

父亲遗著

一九五二年，我国三年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已经胜利完成。从一九五三年开始，我国进入了大规模的对生产资料私有制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和有计划的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中央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全国人民欢欣鼓舞，热气腾腾。积极地学习贯彻党的各项路线。这时我就怀着一股激情参加了革命工作，开始了新的旅程。

一九五三年上半年，我在家休养治病。病好后，经铜川中学校长王聚唐老师，铜川县团委书记张克中同志，介绍我参加了革命工作。先后曾在一区(印台区)、三区(红土区)当青年干事、四区(陈炉区)、八区(三里洞)当团委委员；后又到城关街道办事处当团总支书记(铜川市团委委员)。

农业合作化运动，到一九五六年底铜川市基本实现了合作化。我常驻育寨、上店两个合作社帮助合作社干部搞经营管理，巩固合作社。一九五八年以后，铜川和全省各地一哄而起将农业合作社合并为红旗、星火、燎原、幸福、东风、跃进六个人民公社。那时我还编了几句顺口溜：“东风劲吹红旗飘，星火燎原气势壮，全县人民大跃进，艰苦奋斗创幸福”。陈炉直属镇的七个农业合作社和七个瓷业合作社并叫东风人民公社。当时的大办钢铁，寇思文任团长，我是政委带领二百多名青壮年妇女组成的东风炼铁团，到潘家河(王石凹)炼铁。公社编制的干部名单宣布，团委书记空着，青年团工作仍让我主持。之后市委组织部派来姚治秀任团委书记。铜耀富三县市合并为铜川市，小公社又并转为大公社。东风公社就成了铜川市城关公社的管理区了。我被调回城关公社工作。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合作化到人民公社化时期，就是我搞青年工作的整个时期。

青年团的干部，并非某些人说的是娃娃的戏耍事，不负多大责任。其实青年团干部的工作量大，工作也苦。为什么呢?党政给他分的中心工作和其他人一样，必须按时完成任务。同时还要做好团员和青年的工作，开展团组织的活动。团组织的活动与党的中心工作有时间上的矛盾，这就要求团干部以党的中心工作为主线，按照青年人的特点，积极开展团组织的独立活动，配和党的中心工作，使团组织和团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促进中心工作顺利完成。这样才能取得党政领导的信任和支持。

我搞青年工作从始到终，不论到哪个地区都比较认真扎实，团的独立活动生动活泼，紧密的配合了党的中心任务的完成，也发动和教育培养了青年人，所以得到党组织的鼓励和支持。为了解决中心工作与青年团工作上的矛盾，我到哪里驻，合作社就将团的工作带到哪里，除抓好自己驻地青年的工作，总结经验推广外，还将全区(镇)的团支部书记或委员召集到哪里，听取汇报研究安排团的活动，这是积极主动的心态，也是一种较强的责任心，也是我青年工作中的乐趣。因而团的独立活动，如青年集体植树造林、积肥、造肥(水茅化)、举办科研室、开展技术改革、丰产试验田、扫除青年文盲，是青年能够带头参加和劝父母参加合作社，总之各方面都搞得比较好，得到同级党委和上级党委的表扬奖励。团组织被评为先进团委(总支)。

铜川县法院院长张善琦在陈炉镇帮助工作半年之久，有一次他同书记刘昌文闲谈时说：“你这个青年团干部，头脑里办法多得很呀！”刘说：“他爱学习，看的东西多。”因为我的工作努力，追求进步，一九五六年八月十六日，陈炉直属镇党组织研究，接收我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共产党员(预备期一年)。

我在青年团工作时期内，有几个故事深深地刻印在我的心里，不妨我将它记录下来，闲时可玩味呀！

一、自荐写工作汇报。区委书记让我坐机关。

一九五四年，我是印台区区委干部。那年开始国家对粮食、棉花、油料实行统购统销，县区给各乡都派去工作组，宣传和落实统购统销政策。铜川县粮食科(今粮局)余科长(忘记名)，带县区六名干部到柏庙乡，我被分驻刘村(上下两堡子)开展工作。那时富裕农民的情绪抵触，思想不通，工作实在费力气，但是县区分配的粮食统购任务，必须如数完成。柏庙乡工作组克服了困难，对群众做了细心的说服教育工作，并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一个多月，区委又召开组长汇报会，了解工作进展情况，研究决定问题，部属安排下段工作。余组长同乡政府召开组员会，讨论研究柏庙乡统购统销工作，给他回区汇报工作做准备。会后余科长接连指定了两名同志给他整理写汇报材料，都借口谢绝了。我当时觉得余科长很为难，我鼓起勇气给他说：“余科长，我给你写。”他说：“不行，你还弄不了这事。”余科长觉得我刚出学校，参加工作时间不长，也没有写过这种汇报材料，没有实践经验。我说：“没写过，可以学嘛！我写你修改充实。”组员们都怕给他们落到肩上，给余科长说就让小吴写吧！余科长再没办法挑选写汇报材料的人，也很不放心的答应我写。

晚上我在煤油灯下给他写汇报材料。汇报材料分三部分：一、统购统销工作的进展情况及任务完成的数字；二、工作中的几点经验和教训(基本做法和解决问题的办法)；三、存在的问题及今后采取的办法。

第二天早饭后我将材料交给他。他让我坐下，我翻看他的文件汇报册子。他看汇报材料很认真，速度也慢。看完后他说：“好呀！你还写的可以呀！我小看了你！”我觉得不好意思，就给他说：“写的乱，也不成体裁，你修改补充嘛。”余科长在区工作组长会议汇报后，区委书记芦慰曾问余科长，汇报材料是谁写的，余科长说是区上青年干事写的，我修改补充了一下。芦书记说：“他刚出学校⋯⋯”，区团委书记张俊秀同志给卢书记说：“宏业是铜川中学学生会主席，工作计划、工作报告他都能写。”

于科长回到柏庙乡，他给我说：“区委芦书记叫你回去，不知要你搞什么事。”我回去就被分到区委办公室，除管团委业务外，主要帮助区委、区政府写材料搞文字工作，所以我在印台区再未下过农村吃过百家饭了。

二、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我先后建立了五个初级社(其中我独自建了三个，同区委书记郑茂林建坩圩村，帮周宏儒、郑振华建立地坡社)搞过两个高级合作社的整顿巩固工作。

一九五四年三月，我调到铜川县红土区任团委干事。这时铜川县建农业合作社的工作开始，区委召开会议研究分配干部下乡驻村。区代理书记寇振全(县宣传部干部)他点了几个年纪大点的同志去三丈河村，都被人家拒绝了。寇振全为难，我自报去三丈河村给他解了围。散会回到宿舍(集体住房)，他们给我说：“你这小伙争着去三丈河村吃苦呀！”我说：“书记派不动人，总要有人去建合作社的，会上定了，我去好了。”有个同志说：“你去吧！十八里梁就把你磨烂了。”

三丈河村是位于宜君、蒲城、铜川三县的交界处，离北边的云梦山约四华里路程。村庄的东西两侧都是山岭重叠，没有人居住。顺着平均约一里宽的长梁南去，越走越窄，可以看见两侧的深沟，窄窄的细小的路上长着软草，很少有人行走，这就是十八里梁了。翻过东西横跨的大沟，走过一个约七八里长的高塬(冯家塬村)，以下川就到了红土区政府，距三丈河村约四十多公里。

三丈河村住着二十八九户人家，有些户还是解放前由商洛迁来的，也有从安徽逃荒出来的人。地方偏僻贫穷，全村没有上学的儿童，也没有一个识字的人。我就是在这样的地区，第一次建起了铜川县红土区东风初级农业合作社。

我动手砸人一砖，区长还表扬我一砖砸的好。三丈河村的农民基本上还是赤贫，能耕种的土地不多，都是料姜石地。加之缺少牲畜、农具，种地最基本的凭镢头和铁锨，粮食作物主要是玉米，豆谷和洋芋，产量很低。

建社开始成立了五个筹备领导小组，组织群众学习党的政策，宣传合作社的优越性，讲解小农经济的弊端，坚持入社自愿退社自由。初级合作社按地、劳分红；也讲合作社干部由社员民主选择；讲合作社员的权利和义务。农民群众感到自耕户的难处，除几户富裕的人家思想顾虑外，其他人都积极报名参加合作社。行政村刘主任(名忘记)和几家有牲畜、农具的人，觉得村上人是占他的便宜，也怕人多搞不好，影响他过好日子。我同筹备组给他们做了耐心的工作，打通了他们的思想顾虑，才入了社。入社报名，选举社干部、牲畜合槽都未发生大的问题。

牲畜合槽后，刘主任家有一个大石槽，可容纳十担水，牛骡都入了社，多次做思想工作他坚决不给石槽。有天晚上开家长会，我在讲话时不指名的批评刘主任，其中有这样一句话：“有些人连高骡子大牛都折股交给了合作社，就是石头凿的石槽费了很多唾沫星，眼睛睁得扑通扑通比牛眼还大，硬是石槽不入社⋯⋯。我把话没说完，他把烟袋插进脖项衣内，向炕边走来，伸出双手拉我，还凶凶地说共产党叫你来这里骂人来啦！他向炕边走，我早有防备，右手提起我枕的一块砖，砸在他的左肩膀上，左胳膊就顺势放了下去。团支书站起来，民兵连长大声喊：“刘主任，你敢打工作组，什么主任啥共产党员?”会难开下去了！我一说散会，群众都哗哗啦啦的出门走了。民兵连长和团支书坐下未动。刘主任不声不响走出窑门，我说刘主任你不要走，他回到窑里，靠墙跟蹲下装了鍋烟吸。我说刘主任！我砸你一砖这是我的不对，我向你检讨，也向你道歉。你说，我讲话是怎样骂你的?”他说你骂我是牛眼嘛，睁的扑通扑通的。我说好吧，就算我骂你！我问他，你骂过我没有?他不说话了。我说：“那一天我的胃病犯了，在炕上痛的滚里，其他人都着急，你作为主任，共产党员，我在你村工作，你不管也行，你却说‘你肚子疼，我骡子也肚子疼，叫我快去看’”我说完问他你骡子根本没病，这是不是骂人。这一柱我都吃了。刘主任低下头，不知他是装可怜，还是沉思自己的问题。我接着批评他，指出他的缺点和错误：“你在建合作社的过程中，你给筹备组工作上造成了很多麻烦，我给你给足了面子，侧面向你做了几次提醒，你一点不自觉，把我们当作软弱无能。你是个共产党员，村主任，你的责任心到哪里去了！你究竟干了些什么?”他结结巴巴的承认错误。我说好呀，你明天将石槽送饲养室，我才承认你是认识错误和改正工作上造成了很多麻烦，我给你给足了面子，侧面向你做了几次提醒，你一点不自觉，把我们当作软弱无能。你是个共产党员，村主任，你的责任心到哪里去了！你究竟干了些什么?

　　第二天早饭后，他寻了几个人将石槽送交饲养室，评议组给他做了评价，完结了此事。之后制订了红土区东风初级农业合作社章程和合作社工作制度，选举了合作社干部，召开了合作社成立大会完成建合作社的工作。

我回区向张进福区长汇报建农业合作社的情况，也说了我动手打人，心有内疚，区长没批评还表扬了我。他说：“你打他是他逼出来的，他是党员，村上的主要干部，思想落后，工作上还给你制造麻烦，你批评他，他就用蹄子伤你。你砸了他一砖，当时认错了，但他思想上的问题没解决，他还是他的富人路线。

农业社建成了，我被调到八区(三里洞)当团委。我走后区委派范生贵(红土区委委员)共两人，对刘主任土改和建合作社期间的问题进行调查和处理，把他的行政村主任职免了，党员身分也被开除了。我知道后，觉得这是区委一种不耐心的、缺乏思想教育的过火行为呀！建杜家凹社时，我又偷来一个魏湾小社。

我在陈炉区团委时，农业合作化运动正处于高潮期，我被分配到独家凹村建合作社。这个村是一个四十多户人家的村庄，村上的宗派斗争很复杂也很激烈，三股势力相互争斗不得安。第一批建社先后派去的两个中年干部，他二人都陷进了户族斗争之中。被美人计纠缠，没建成社人还犯了错误，受了处分。这次独家凹村建设，区委书记郑茂林派我去，区长刘发魁怕我拿不动那村的事，说那村户族斗争严重，我的年纪轻，担心搞不好。郑书记说：“他和我建坩紆村社，很稳健，还给我出了好多点子。让他去吧！他头脑里的办法多。”韩明运(在白社教过书)知道我去杜家凹，他给我说：“宏业，你去杜家凹要多加小心，把住的地方选好。我给杜家凹学校的老师说了你暂住学校。”我进村后，村长硬拉我去贾劳模家住，说那里房子宽，不用你的铺盖(被褥)，休息喝水都方便。我给他做了解释，学校老师是我的同学，那里也方便，闲时我还能给小学生教唱歌，我就暂住学校了。

后来我挑选了一户忠厚诚实未参与村里三股势力的人家，他知道我是他儿子的同学，他儿正上大学就乐意我在他家居住。这老两口都很本份，对我后来的工作帮了很多忙。入社报名时，他打响第一炮，带头报了第一名，起了带头作用，影响很好。

建立农业合作社开始，我在组织群众学习宣传党的建设政策，大讲建设的意义目的和农业合作社的优越性，走共同富裕的合作化道路，提高了他们的认识，解除了他们的思想顾虑，同时也着手解决了他们宗派户族之间的斗争之事。把建设和解决宗派斗争在宣传教育阶段结合起来，以召开群众小型座谈会为名，分别召开各派势力认真学习建设政策，讨论入社之事；解决中派之争，讲团结，然后再召开各派的决策人共同学习，开展谈心活动，经过耐心细致的思想教育，找出了宗派户族斗争的症结，主要是那个贾劳模说事非，挑拨离间，争买农民分得的土地，为他的发家致富挑起的争斗。通过讲政策，摆事实擦亮了群众的眼睛，矛盾解除了，求得了各派的团结。这为合作社的建立开创了新的局面。农民群众对假劳模的挑拨离间要求整治，我劝说群众，办社事大。把贾劳模先冷起来，这次不吸收他参加农业社，他入到社里可能成为麻烦。后来他主动报名入社，在社员资格审查时把他和几个勉强报名的富户都抹掉了。

杜家凹村建设开始后，魏灣村村长领着两个群众(其中一名妇女）代表全村人找我，要求参加杜家凹合作社，我给他们做了解释：一、一村只能建一个社，连村也不能建合作社；二、魏湾离杜家凹二里路，不方便；三、杜家凹土地都是平原地，魏湾多系沟坡台阶地，土地折股分红差别大，你们吃亏。他们一听不让参加杜家凹合作社，就提出另办社的事。我说：“这我作不了主，你们要建社，去找区委去吧！那个妇女说；“我们村的人听杜家凹建合作社都热火起来啦，不要嫌我们村小，把我们漏掉了。”他用商量的态度对我说：“你就偷着办个社吧！”我说，光明正大的事咋能和作贼一样偷着办呢?群众高涨的建社热情，积极走合作化道路，我也热起来了，更加支持农民群众的热情。我给他们说：“你们回去征求群众意见，明天赶天黑前来杜家凹，研究怎麽偷办建社的办法。天未黑他三人来到杜家凹，说逐家逐户的跟群众谈了建社的事，并征求了群众的意见，决定偷着建魏湾村合作社。他们三人为一个领导小组，村长任组长，挑选了一名有文化程度，热心建社的回乡学生当会议记录员，工作步子跟杜家凹一起走：就是杜家凹讨论研究什么事，他们村分别也讨论研究，每件事的决定都得由我审查。这个村只有十六户人家，群众热，事好办。几个关键阶段的大会我都去参加作指导。两个社都建得顺利，工作比三丈河社做得细致，大会我都去参加作指导。两个社都建得顺利。我三次回区委汇报都未谈起魏湾建合作社的事，两个社都建起来了，我回区上参加区委召开的会，我一进大门，碰见区长刘发魁同志，他问我，我随便答了一句：“好啦，建了两个合作社。”他一听两个社愣起来了，跑去给书记说了。书记到我房子来，我正洗脸，他问我：“你建了几个社?”我说：“两个。”“你洗过脸到我房子来”。他走了，我也乐了。我到他房子，书记的态度很严肃，你说说怎么一村建了两个社。我说杜家凹一个，魏湾一个。他说，魏湾！你几次汇报咋没说魏湾的事。我说那是偷的建的。书记笑了。我给他说了建魏湾合作社的全部情况。他拍拍我的肩膀说：“你真是咱石柱人，好小伙！”他高声向刘发魁区长说：“宏业给咱偷了个魏湾合作社。”我受到表扬。但是我从此落下了一个难听而又光荣的外号“偷社贼”。

三、“几句简单话的证明信件，是我未能留陕西省团校工作。”

一九五四年三月，团县委派我和张万财(团训班)张淑琴(女妇训班)去省团校学习，学理论学共青团的知识和基本经验，提高我们的理论水平和工作能力。到团校我们三人商议，要装得呆头呆脑，当个傻瓜，避免担任班组干部，休息可以游转西安市。所以开会学习讨论我们都不说话，主持人提出发言我们只是笑笑，应付三五句，后来人家就说我们是铜川瓷壶。班组干部选好后，我和张万财在小组讨论或全班学员大会活动中，发言都很积极，次数也多，辅导员杨兴润同志都觉得奇怪。杨兴润问我，我就老老实实说了我三人的商议之事，他哈哈地笑起来。他给我安排搞班上黑板报(两块)的主编，这就把我拴住了。我写稿改稿比班长组长还忙，再没时间看西安的风景了。

我们三人在学习上都是优秀，陕西省团校校刊上登刊了我写的两篇文章。一篇是理论性的对党的总路线的认识；一篇是经验性的掌握青年特点做好团的工作的体会，这个问题我在全班学员大会上作过介绍，大家都觉得新奇。全校教师员工和学员搞过三次大的活动，都是我代表团训班，汉中市那个女同志代表妇训班登台讲话。她排在第一名可以按写的讲稿讲，我在他后边讲，她讲过的我不能重复，要随机应变，写的讲稿往往用不上。我两人讲话的次序都是我的班主任(姓常)排的，对此，我对常主任还有意见，说他难为我呢?

团校结业前，校党委研究我和汉中市那个女同志留省团校工作。问题是我二人都不是共产党员，校党委主张由党校解决我二人入党之事，派人去铜川、汉中找二人的工作单位党组织联系，本单位没意见，有团校党委接收后留校工作。汉中那个女同志在党校入了党，宣布留校工作。

　　我的入党和留校之事一风吹了。我问给我透漏消息的辅导员杨兴润同志，他全都告诉了我。原来派去铜川印台区的联系人，给区党委一个干事说了我在团校的学习和工作表现，并说团校党委决定接收两名学员入党，其中有我。如果本单位没有意见，校党委就接收了(去人未谈入党后留团校，如果说清，可能就没绊脚石了)。区委干事就是我的同班同学张文学。我回机关是给区党委做事的(如写总结报告，综合材料等)，党委书记常让我写材料，他思想上有了顾虑，怕我回来挤掉他的工作。我入了党就等于他在区委工作的完蛋。他就给我设了防线。张文学接团省校来人征求意见，他没给党委书记说，就写了个间单的证明：“宏业同志参加工作不长，工作中无突出表现，没有随党员学习党的知识，也未排上积极分子名单。”就这样一暗炮把我轰掉了。团校结业，我回县上被团委调红土区当团委委员。一九六三年市委组织部让我审查了王家河公社干部的档案。我的档案组织部却让李生博审查，他在档案中看到省团校转交的证明信，他又让我看了。时间长了，我也没气可生了。

四、一九五八年省团代会，将我装入口袋里，难以自拔。

一九五八年的省团代会，铜川出席了三个代表：铜川县团委书记王阿慧(女)，王家贬乡团干任恒信和我(我是陈炉直属镇团总支书记，县团委委员)。团代表会原定十三天，主要议题是讨论研究一九五八年陕西省共青团继续大跃进的问题。会议开始以三天时间，让代表鸣放，组织了大中小会由代表讲话，总结经验教训，谈共青团继续大跃进的措施，也可以给团省委的工作和领导提意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大会也准备了充分的笔墨和纸张，动员代表写大字报(抄录大字报的都是团省委和省团校放寒假的干部子女，他们确实断章取义，胡抄了一阵。)鸣放三天之后，领导层觉得代表会有右派言论攻击省委和否定团省委工作，诬蔑团省委领导的歪风，甚至有右派分子登场表演了。省团委书记白纪年在团校饭厅召集团省干部和团县委书记，大骂县团委书记，会上有右派言论，右派分子登场了，你们看不见，也听不到吗?他重新安排了会议。在楼下操场搭起六七个贴大字报的席墙，开始了反击右倾，打击右派分子的活动，研究讨论共青团大跃进的代表会，突变为反右倾，抓右派分子大会，大会小会争吵了八九天。团中央书记罗毅来了，山西和甘肃两省团组织派来了观察代表团取经来了，四百余人的大会增加到九百多人，红火咋了！这真成了共青团史上的一大奇观，好像马蜂窝被捅了一杆子乱极了。这时团员代表形成两个派别，一个是适应领导层指导思想的反右倾抓右派分子派。他们认为共青团工作要大跃进，必须整顿纯洁团代表的思想，清除右派分子；一个是语言偏激派，从保护团的干部出发，他们认为对团省委的工作和对团省委领导干部思想工作作风的评价与批评，语言偏激的用语，不能误认为是否定团省委的工作，讽刺污蔑团省委领导。团代会团员代表的批评与指责，这是他的权利即是讲错的，也不能给予打击和处分。团省委领导为纠正大会的散乱抛出了所谓的右派分子王阿慧、周照轩、赖朝杰三个团委书记，召开揭发批判大会，结果形成了反右派抓右派分子，与提意见，语言偏激派的大辩论会。

两三天的争辩后，以地区代表团为单位，挑选了一批积极分子轮流围攻这三个县团委书记。积极分子上了战场，其余的团员代表逛西安街道的、到清华池洗澡的，看王宝钏寒窑的、睡大觉和玩扑克的成了无组织的团员代表。也有人大喊，团代会结束，我们都成了不绊脚的绊脚石了。还有代表编了顺口溜在宿舍高唱：“不怪天不怨地，我何必当这团干部；四五年，七八年，心操烂，汗流干，挣了个帽子完了蛋。”多光荣呀！三个县的团委书记，别的县不知他工作情况，不了解他思想作风，便遭到其余县代表围攻，能得到什么呢?结果形成了大会要什么，他就给你什么。围攻者提出的问题有些自我充实拔高后交待，捕风捉影的事，只要你提出，他就照猫画虎坦白交代，争取组织的宽大处理嘛！组织者津津乐道胜利了，成绩伟大呀！

抓住右派之后，大会对其他团员代表以代表小组为单位，搬到数尻子门，搞了以四五天长的洗脑子、谈认识的思想过关，对团员代表逐个进行了整治。有些代表三两次的思想检查总是不得过关。我的思想过关大约用了十四、五分钟时间。我对应检讨的事不作逐事的认识，而采取综合事理，摆出观点，说出我所谓的错误和不正确认识，升级到“我的资产阶级思想”膨胀起来，凡事从资产阶级思想的角度看事待物，导致我看不清事物的本质，自己犯错误。这次大会对我是个最深痛的教训和提高，对我今后工作是个借鉴，给我也指出一条明路。主持者大概认为我就是资产阶级思想重的人，已经膨胀了，认识就好了。我说完他接着表态认识诚恳，同意过关，其他代表都同意。我的思想关就过去了。省团委宣传部长艾克哲同我坐一个床边他低声说：“你给自己咋能戴那么大的帽子。”我也低声回答：“他们就要这个，帽子小就难闯关呀！”艾部长后来也被陕西省委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到1961年甄别平反了。代表们思想过关后，团代会才进入共青团工作大跃进的阶段，用两天时间大会介绍交流了各地送交的经验材料。我的经验介绍被他们卡掉了。我未登讲台，但印的材料却发给了团员代表。大会组织地区团了了草草的讨论了共青团工作跃进的措施。大会由省团委副书记惠舒昌作了总结报告而圆满的完成任务，在鼓掌声中结束了。真没想到大跃进变成了大跃退，陕西省共青团的工作垮了下来。共青团一批骨干力量调离团的工作岗位，许多人变成了被整的对象。这就是一九五八年陕西省团代会的悲剧。团代会快过三年之时，团代会定的右派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和所谓犯错误的代表全部甄别平反了。这对组织上来说是纠正了错误，但对个人来说是一个永远无法医治的创伤了！

这次陕西省团员代表会我是个重伤员，对我来说是一次致命的打击和迫害。他们给铜川县委组织部转寄我的思想过关材料时，觉得我写的过关材料很笼统，调子高没有具体的内容，起不了什么作用。因此，他们另给我写了一份便信式的材料，主要是说我在团代会期间否定团省委的工作，攻击污蔑团省委的领导干部，同情支持右派分子王阿惠，有浓厚的资产阶级思想。说我不宜作共青团工作，建议调离团的组织。这对我不是一个重炮弹，而是一颗原子弹！其实团代会鸣放的三天，我只在渭南代表团的一个小组上，就我搞基层工作的经验和今后的跃进发过四五次言论，大会和地区代表团我都是听会的。王阿惠写的两份简单的大字报是我替他用毛笔抄写的(大会提倡可以带抄写)。我一张大字报都没写过。他们对我转的材料，纯系捏造的。为什么会这样呢?

团代会组织大会揭发批判他们推出的三个县团委书记时，省团委组织部长程文岳给我谈话，要我大会揭发批判王阿惠(女)。他给我指出王鸣放过的三个具体事。他说：“王阿惠诬蔑丑化铜川县团干部，她自傲独尊抬高自己。铜川团干基本上是比较好的，她对团干的态度是错误的；惠舒昌回家路过铜川因雨住店，根本没在八区住宿，和八区副书记吵架是王阿惠的捏造丑化惠舒昌书记。我们调查过没那回事；曹清甫书记从陕北回西安路经铜川召开厂矿企业团干会的事，因有急事要他办，省团委便催他回来。这不能说是王阿惠说的曹书记的工作作风浮而不入，这纯属人身攻击。靠这种办法想当团省委的部长或地委的团委书记是不可能的(铜川定王为副县长，团代会后上任)。这是组织部长指的问题，定了调子让我放炮，证明他们是正确的。正好这三件事是我经手办的。你不要给我定调子，我会老老实实讲清的。他一听调子两字就发火了，同我争吵了起来。正在骑虎难下时艾克哲部长进门了，他将我推出门说：“你不要讲了，借口推脱算了，你能吵过他”。程文岳部长撵出来说“你那经验介绍也不要讲了”。我大声回答：“我还没打算讲”。程文岳是大会组织者之一，他是负责团干政治思想审查的主要领导者。他给我转的材料将我装进口袋，给我预备党员的转正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共青团工作我搞了五年半。基本上是好的，模范、先进、红旗手、光荣榜一大堆，最后一次团代会使我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回忆起来多么悲痛呀，省团代会后，我还继续搞共青团的工作，直至人民公社成立才将我调入大公社，分到农业部分管农村收益分配工作(当时我28岁)。

（待续）

对吴宏业同志的甄别意见

吴宏业同志，原任铜川县陈炉镇团总支书记。在1958年省团代会议上鸣放了一些意见，在渭南代表团会议上进行了批判，并建议当地党委调离团的工作，给予适当的党纪处分，并附有鸣放材料和本人检讨。

根据党委甄别指示精神，我们对宏业同志的鸣放意见，进行了查对。宏业同志对基层党委的意见，虽然有某些问题看法上有片面性，但反映了当时的实际情况，并且是在团的代表会议上，通过开会和大字报正当方式提出的，的确是要求上级团委帮助解决工作中的实际问题，对团省委的批评意见基本上是对的，虽然也有一些不彻实事求是，但在团的代表会议上，代表们对上级团的工作提出各种不同的看法和批评意见是完全允许的。因此，对宏业同志的鸣放意见，不能当作“扩大事实，攻击党对团的领导”和“否定团省委的领导作用，攻击团省委”，在代表团会议上进行批判。至于同情和支持右派的反动言论问题，经省委同意对1958年省团代会议上所规定右派分子将重新研究予以甄别。因此，吴宏业同志支持右派言论一点应予扯销。根据以上情况，对宏业同志在代表团议上进行批判，并建议当地党委调离团的工作，给予适当的党纪处分，均应予平反，所代材料和书面检讨应予销毁。

共青团陕西省委

1962年9月15日

注：此信是调来的县委副书记（姓名忘记）抄录的文件原件送予父亲的

吴宏业同志：

1958年省团代会议期间，你曾因鸣放的意见中有些被当作错误言论而受到代表团会议批判，并给当地组织部门寄转了有关材料。根据省委甄别指示精神，我们对你所鸣放的材料进行了甄别，认为在省团代会议上对这些问题进行批判是错误的。在最近召开的团省委三届三次委员（扩大）会议上，我们作了检讨，并宣布了对你的问题平反，我们已将甄别意见寄给你们党委组织部，并函告将原转给组织部的材料销毁，特此函告，以示歉意。

此致

敬礼

共青团陕西省委（盖章）

1962年8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