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才是生日的主角》

书为心画（张新华）

生日对一个人来说，算是姓名之后第二重要的人生标签了。 　　
前几年，父母的骨灰要迁移到山东老家祖茔，立碑刻字时我们兄弟姐妹都尴尬了——谁都说不清母亲的生日。 　　
小时候，家庭生活拮据，一家六口，再加上山东老家的爷爷、奶奶，全靠父亲每月63元工资养活。我在四个兄弟姐妹中行三，记得我初中毕业之前没有穿过新衣服，都是捡哥哥、姐姐“淘汰”下来的衣裤。然而，哥、姐的衣服也有些是亲戚朋友送的旧衣或父亲的工作服改缝的。“文革”时期人们的服装都是“老三色”，特别是孩子们的服装不分男女，改一下就能穿。记得那时有个顺口溜:“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　　
打记事儿起，我只知道父亲和我自己的生日。因父亲是家中“顶梁柱”，生日是公开的，每到父亲生日时，妈妈都是炒两个菜，再烫一小壶酒，全家人围着小炕桌，给父亲“过”生日。那时我们尚小，也曾天真地问:“妈妈啥时候过生日呀？”母亲总是笑着回答:“你们的生日就是我的生日，我每年过四个生日呢！你们只要记住自己生日就行了。” 　　我们兄弟姐妹四个人的生日当时是“保密”的，互相都不知道。我只记得，小时候每年过生日那天，妈妈都悄悄塞到我书包里两个煮鸡蛋，让我偷偷地吃，别让哥、姐和弟弟以及同学们看见。 　　
1968年以后，哥哥、姐姐相继下乡。我18岁那年也去农村插队了。后来又告别父母和家乡，到海岛当兵、提了干。 　　
母亲由于过度操劳，加之常年营养不足，54岁那年就患病去世了。那年，国家刚刚“改革开放”。　　　　
回想起来，母亲的一生平凡而伟大。整天洗衣、做饭、操持家务，家里诸事打理得条条是道。街道委员会隔两年就来人，为我家门上换挂一块崭新的“五好家庭”的牌牌儿。我们兄弟姐妹在学校得的奖状贴满了墙。母亲还担任我们小学校“少年先锋队”的校外辅导员。　　　
随着生活的好转，当兵以后我再也没穿过带补丁的衣裤，鸡蛋也没那么金贵了。与哥哥、姐姐、弟弟闲聊中才知道，他们也是只记得父亲和自己的生日。自己过生日时也是收到母亲悄悄塞过来的两个鸡蛋，也要求“保密”。回忆起来都再现出一个“场景”。家庭成员中每个人的生日母亲都想着并安排“妥妥滴”，唯独没安排过她自己。　　　　
多么想父母还健在呀！我兄弟姐妹为父母摆上丰盛的酒宴，请来亲朋好友，为二位老人过个像模像样的生日。然而现实没有给我们这个机会。　　　　
如今我也年近古稀，生活也比较富足了，但过俭朴日子的习惯已深深地浸入了骨子里。每每过生日时都不想“张扬”，让爱人煮两个鸡蛋和一碗面条就欧了。偶有两次女儿女婿在饭店包了桌，为我庆生日，我还是感到不适应，总觉得是一种浪费。　　　
　　多年来，留给我们兄弟姐妹最大的遗憾是父母坟墓前那块缺少母亲出生日的墓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