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时，回到阔别多年的家乡──四川省蓬溪县任隆镇，在镇上欣赏了一回“玩演儿”，或许是听到久违的乡音，或许是由此勾起了对儿时的美好回忆，竟兴奋得一夜无眠。<br> 任隆镇是川东北一个偏僻小镇，无论过去还是今天均默默无闻，比不得川北恩阳镇那样名响四方。然而，镇上有一道亮丽风景──“玩演儿”，却让我魂牵梦萦几十年，以致引发了我这个“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不改鬓毛衰”的人为之动笔的激情。<br> “玩演儿”究竟是玩艺儿还是玩瘾儿，我至今仍未弄清到底是哪几个字，反正乡人都这样叫，我据其音猜其义写为玩演儿，应该说它是家乡地地道道的土特产。<br> 我的家乡是犬牙交错的浅丘陵地带，有山，高不过200米；有坝，宽不过200米；有水，更长不过200米。当地盛产稻米和红苕，虽无其它资源，生活倒也能糊口度日。但是，小镇偏居一隅，1959年以前还不通公路，文化生活自然枯燥，县川剧团一年半载难得到镇上演出一回，于是，当地人自娱自乐，“玩演儿”便应运而生。<br> 所谓“玩演儿”者，实则非正式演出也。由镇上的川剧爱好者凑在一起，架起锣鼓，支起家什，选一茶馆，围桌而唱，有念白，有唱腔， 配器乐音响，只是不画妆，不做动作罢了，此即乡人所说的“玩演儿”。据说在川西、川南一带，这种玩法叫做“围鼓”，有的地方亦叫做“川剧坐唱”。<br> 有人演，自然就有人来看（实则是听），于是便有了像我这等戏迷来凑热闹。那个时候，镇上和乡下均未通电，当地人使用电筒的寥寥无几，演戏得靠一只汽灯（烧煤油，用人工充气，使用抗高温的石棉网做灯罩，现已绝迹）用作照明，倒也雪亮无比。可听戏的晚上要到镇上来，路上就得自己解决照明问题，因此，每逢有演出之夜，其情其景就构成乡下一绝。入夜，镇上开场锣响（为招徕听众，开场锣鼓通常敲的时间很长），周围人们便闻鼓而动，点燃经一冬在水田浸泡后晒干的葵花杆子做火把，从四面八方穿越田坎朝镇上赶来，田野里到处晃动着火把，映照在如镜的水田中，像萤火虫一般跳跃颤动，欢声笑语顺沟顺河流淌，人如入画中。<br> 演员们虽非正演，可他们依然是当地人心中之“星”。我从20岁当兵离家，如今多年过去了，却依然记得他们的名字和音容笑貌，比如演老生的餐馆经理刘汉银，演旦角的旅店服务员梁秀英，演花脸的农民唐吉荣，演小生的饭店服务员刘文淑（女，反串角色）……最难忘的是，那个以演包青天、曹操和张飞等人物出名的唐吉荣，人称“唐花脸”，据说解放前曾在军队戏班里唱过戏，解放后才回家务农。他的家并不在任隆镇，而在20里外的黄泥乡，每当镇上要演出时，他得到通知便背着大米和红苕赶来参加演出。别看他在“台上”威风八面，可演完了戏照常得自己生火做饭充饥，然后再回乡下去当他的农民，其“清正廉洁”的形象令人叹为观止。这次回家，听至今仍活跃在玩演儿剧场的刘汉银老先生介绍，“唐花脸”已去世多年，唯有他的唱腔还留在镇上余音绕梁。<br> “玩演儿”最兴盛的年代当属人民公社化前后，那时社会安定，人民丰衣足食，唱“玩演儿”的人于是置办了戏装，成立了玩演剧社，开始登台化妆表演，当然大多只是折子戏，如《花田写扇》《杀狗惊妻》《杀奢》等，这些戏中的许多唱段，至今犹响在耳畔。每逢此时，我们这些小戏迷便像过节似的，欢天喜地过戏瘾。有一次，县川剧团在一个逢场天来镇上演出午场，剧目为《八郎带镖》，我因贪恋剧情竟误了一节课。那一周正巧我担任全校总值日，下午放学时，我整队完毕刚要回队列，总值日老师叫住了我，当众批评我说：“这就是我们的总值日生，居然不来上课跑去看戏，大家可不要向他学习哈！”我是学校少先队大队长，还兼班上的中队长，平时在同学们面前也算有些风光，可是此刻，我却感到羞愧难当，无地自容，恨不得地下长条缝钻进去。这可能是我一生中最为尴尬的时刻了！<br> 我听“玩演儿”是在童年时代，可听戏却成了我一生的爱好。当兵入伍后，无论在什么地方，无论对什么戏种，似乎都有兴趣听下去。上世纪七十年代初，部队大办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大演革命样板戏，我们团也成立了宣传队，领导见我是高中生（那时高中生算是高学历），就调我到宣传队去创作节目。我无表演天赋，可嗓音尚可，又喜欢哼几段戏，因此平时常配合乐队练习演唱样板戏，还在《沙家浜》的《奔袭》一场戏里扮演了一个突击队员的角色。有一次，部队野营拉练来到滇东北一个小镇，晚上演出时，扮演郭建光的演员突然感冒咳嗽，上不了场，其他人的嗓子又拔不上去，我就临危受命，扮演了一回郭建光。这可能是我这个戏迷一生中最“高光”的时刻了！<br> 回家这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成了镇上“玩演儿”剧社的一员，我的高亢的唱腔，赢得了乡人的一片掌声！<div> （原载《解放军报》2004年6月14日《长征》版）</div> （今日任隆镇新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