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那帮人（之三）

路边

又走了一位

前几天又走了一位，叫郑小明。他是我的初中同学，是邻居，一起下乡返城后又在同一个单位上班。应该是五十多年的同学加朋友了。他从来就不吸一口烟，却让肺癌无情的夺走了他的生命。

一米七几的身高，俊美的国字脸，浓眉大眼高鼻梁，麟角分明的嘴，往里凹的眼柜加上有点胳腮胡，真有点巴基斯坦男人的味道，是我们插队知青中的美男子。他性格随和，乐观开朗，和谁都能聊成一片。喜欢天南地北的侃大山，有一付好歌喉。这样的男人应该是很有女人缘的，可现实中感觉他倒也不是很多，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他初中比我低一级，因为是邻居也认识。知道他那时是个调皮捣蛋的学生，学习成绩也不好，还蹲过班，后来就比我低了二级了。

上山下乡他和我一个生产队的，接触就多了。

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他带着我去扒火车。因为当年插队落户的知青哪有钱买火车票啊，所以一般座火车都不买车票。

那天晚上，趁着夜黑我跟着他先从火车站外绕进了站里，因为我是第一次，悬着的心总是不停的跳。可他却安慰我说，没事的，你放心好了。在等车的时候，可能是紧张的原因，一会儿就想小便，一会儿又想小便，让我深刻的领悟什么叫尿都吓出来的感觉。

还有一次，是在北京玩。那时哪有钱住旅馆啊，到了晚上就在火车站安家。夜里在火车站的长橙上一躺，把那时的黄布背包当枕头一垫，睡得可香了，好像那时的公安也不管。可到了第二天早上，这小子说背包不见了，只是手里紧紧抓着的背包带还是拽着。让我们啼笑皆非，这是让小偷给收割了。

第二天中午，我们一起在长安街上瞎逛，突然被巡逻的解放军叔叔叫住，可是吓了我们一跳。原来是因为天气太热，我们这位老兄把脚上的解放鞋脱了挂在肩上，光着脚丫在大长安街上走，有损城市形象，所以让他把鞋子穿上。想想这确实是非常的不雅，但南方人光脚丫好像也平常。

他有一只半导体收音机，那个年代，这就是我们获取新闻的主要渠道。常听美国之音，日本的NHK莫斯科等电台的广播，因为地处偏辟的小山村，又是少数民族地区，从来也没有人管。

在下乡的年代，他也能挣点钱。曾经到乡村去给老乡拍照，也倒卖过当年在东北很紧俏的人造丝绸被面。应该是有点商业头脑的人。

插队那几年，他也不去争取招工和上学，一付得过且过听天由命的样子。直到小平同志复出，才把最后一批知青给捞了回来。但懒人也有懒福，不但生产队免了他们欠队的钱，还给发了返城的路费，外加每个人100元钱，说让他们买套新衣服穿着回家。这些待遇我们先走的人是没有享受到的，这样的生产队确实是仁义与慈善的，也只有少数民族才能做到吧？这让我感受到了北方人宽厚与善良的美德。

返城后就结婚生子，在单位按部就班地生活，应该是平静和无聊的日子。他也喜欢国际时事，对于喜欢的记忆力强，但悟性不高。喜欢高谈阔论的侃大山，主要话题就是政治，经济和女人这些男人都喜欢的话题。但性格随和脾气好，别人反驳他也不和你争吵，讽刺他几句他也无所谓。就是开个过份的玩笑他也不会生气，是个男女老少皆宜的大暖男。

企业破产下岗后，曾经做过几次生意。做过茶叶生意，也摆过肉摊但都没有成功，因此生活质量每况愈下。

他是一个十分节约的人，不抽烟不喝酒，不喝牛奶，只是一点青菜淡饭。买东西都要选最便宜的买。说实话，他是我们这帮人里生活质量最差的一个人了。他妻子是学校老师收入应该是可以的，也就一个孩子想想也不应该这样吧？但各家都有各家一本难念的经。

十几年前糖尿病又开始折磨他，身体渐显不支。前几年又查出肺癌，也开了刀，但也无济于事。好在他是个乐观的人，对疾病也总能正确的面对。

但再乐观也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死神还是无情的夺走了他的生命。

我们都是微不足道的草根族，我们百分之九十九的人一生也是平淡无奇的。但只要能够平安吉祥的度过也就心满意足了，就是有再大的成就又如何呢？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何况还有几个朋友想着你呢？

安息吧，我的朋友，天堂没有烦恼，是永恒的快乐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