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签名赠书给我

黄哲才

《作家丁玲》1980.4.摄于厦门鼓浪屿.

丁玲在疗养院花园中散步抓拍。

1979年著名作家丁玲被相关部门平反了。厦门大学仰慕丁玲的才学声望，最快的速度聘请她为厦门大学的客座教授。丁玲欣然答应，于是夫妇俩就来到厦门住在鼓浪屿疗养院。厦门大学委派中文系教授庄钟庆和青年教师孙立川等前往鼓浪屿疗养院接待丁玲夫妇。我的老师庄钟庆和同学孙立川两位约我一起前往，同时给丁玲夫妇拍几张照片。庄老师交代说给丁玲拍摄一定要自然不要摆拍。于是我到鼓浪屿疗养院跟着丁玲夫妇和庄老师等一行人，在疗养院丁玲办公的房屋中以及他们一行人外出散步交谈生活情景进行抓拍。用的是海鸥120双镜头照相机，黑白胶卷。



  有一天我到疗养院丁玲下榻处，丁玲正在笔记本是写东西。我坐在沙发上和陈明老师聊天。一会儿丁玲写完一段落抬起头看着我们，我立刻站起来连续拍下了几张照片。当时疗养院房间光线不是太理想。十五分之一秒，光圈5.6。回家后冲洗出来照片清晰度很好，质感也不错。想当年年轻摄影基本功还是很扎实的，要是现在肯定是不行了。



我在陪丁玲夫妇，庄老师等的活动中拍摄了一个120黑白胶卷。拍摄完以后我选择一些放大成四寸照片呈给丁玲。丁玲夫妇看到照片说:"小黄同学拍的不错，不知不觉把我们几个人的活动都真实自然生动记录下来了”。我也没有什么东西送给你，刚好随身有一本我的近作书送给你做个纪念。然后翻开书在第二页签上名字递给我。



丁玲在《丁玲近作》书本第二页签字后送给我。这是丁玲签字的页面...

这次家里重新装修，扔掉了太多的东西。那天整理留下来的书本，看到《丁玲近作》这本书，四十多年前给丁玲一行人拍摄照片的前景一下子浮现眼前。翻开书本，中间居然还夹着两张当年给丁玲一行人拍的照片。于是用手机翻拍一下写下了这个美篇。



丁玲（1904年10月12日—1986年3月4日），原名蒋伟，字冰之，湖南常德临澧县人。中国当代著名的作家、社会活动家。

1936年把国民党当局抓捕入狱。1936年9月，经过蔡元培、杨铨、胡愈之、邹韬奋、洪深、林语堂、叶圣陶、郁达夫、陈望道、柳亚子等38位知名人士致电南京政府要求放人，宋庆龄致电南京行政院院长汪精卫要求营救，世界著名文学家罗曼罗兰等也表示抗议。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丁玲得以获释。

丁玲1936年冬到达陕北时，党中央十分重视，这是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之后第一个从大城市来的文人，也是日后最典型的延安文人，这是红军苏区的一件大事。

在陕北的窑洞中，毛泽东问丁玲，打算干些什么？丁玲回答说，她要当红军。毛泽东说，好，马上就可以去，现在还有最后与胡宗南的一仗，赶快去，赶得上。在保安只停留了12天的丁玲，就跟着时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总政治部副主任杨尚昆到了定边前线。

整天坐在陕北冬暖夏凉的窑洞中日理万机的毛泽东对丁玲念念不忘，遂于12月30日挥笔写出《临江仙》一词，用军用电报发到前线聂荣臻司令部，嘱转给丁玲同志。

词题为临江仙给丁玲同志 ：

壁上红旗飘落照，

西风漫卷孤城，

保安人物一时新。

洞中开宴会，

招待出牢人。

纤笔一枝谁与似？

三千毛瑟精兵，

阵图开向陇山东。

昨天文小姐，

今日武将军！

据说，毛泽东用军用电报写给个人的情况只有两次，一次是给彭德怀，另一次就是给丁玲。

丁玲一生著作丰富，出版有《丁玲文集》五卷。其作品被译成多国文字，在世界广泛流传，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所谓盖棺定论，是说一个人一辈子成功不成功得看追悼会。

丁玲去世后，给她送花圈的名单：胡耀邦、陈云、邓颖超、聂荣臻、习仲勋、方毅、田纪云、乔石、李鹏、杨尚昆、王震、薄一波、荣毅仁、叶圣陶、巴金等人。她的最高荣誉是：我国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战士。

1927年丁玲在北京写出了处女作《梦珂》，年底发表于《小说月报》。这是关于一个敏感和幼稚的年轻女孩成为一名电影明星受腐败的社会欺骗的故事。 

这部作品一炮打响，她成了新锐女作家丁玲，名气大过胡也频和沈从文。《梦珂》小说的女主人公的创作原型，是丁玲的闺蜜王剑虹。梦珂这个名字，也是瞿秋白曾经对王剑虹的昵称爱语，法文意为“我的心”。

 

沈从文早在三三年写的《记丁玲》里有提及，且有过切实的记述。据说此书解放后一直被销毁，禁止出版，以致很少被人看到。现在网上可以找到，只是不知道版本对否。 

《丁玲近作》书本的一篇文章。

关于丁玲的一些相关介绍：

  如果说萧红是盘苦菜花，丁玲就像是一盘生猛海鲜，洒满爱恨情仇，酸甜苦辣咸俱全。

这不是吹牛!丁玲所著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1951年获斯大林文学奖。以斯大林名字命名的奖项，对于50年代的中国而言，影响力要比今天的诺贝尔奖可大。 

北大荒人自发把缀有“丁玲不死”四个大字的红旗覆盖在她的遗体上。有作家评价：“丁玲是一座大山，一条大河，一道悲壮的风景，足以妆点照耀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 

丁玲出生于湖南福安县（今临澧县）一个书香世家，家里非常有钱，母亲是知府的女儿，父系的官职更高，家族庞大，光是她一家就有200多间房子，属于标准的富二代。

传说湖南福安蒋家原是李自成的后代，因为曾经企图推翻明朝取而代之，事败后，隐居福安改姓蒋。这段历史如何，可不去追究。但丁玲的反叛性格，倒的确有点像闯王李自成。 

丁玲四岁丧父，随母亲在任教的学校里长大。丁母佘曼贞是个小脚太太，在常德女子师范速成学校读书时，和同班同学向警予结拜姐妹，成为心腹之交。

1912年，两人一起考入新创办的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丁母曾把年幼的丁玲托付给向警予照看，丁玲把向警予叫“九姨”。 

1922年，丁玲为解除家中早已包办与表兄的婚姻关系，和女友王剑虹逃婚来到上海，入读的是陈独秀、李达等共产党人创办的平民女子学校。不久经瞿秋白介绍入读上海大学中文系旁听。 

1923年夏天，己是中共中央妇女部长的向警予，特地到上海大学看望在该校中国文学系旁听的丁玲，勉励她不要辜负母亲的希望，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瞿秋白评价丁玲；“冰之是飞蛾扑火，非死不止”。一语成谶，这句话，概括了丁玲的过去，也预示了丁玲的未来。 

在当时新思潮的影响下，一些进步青年自认具有反封建意识，开始废姓，只用名字称呼，“冰之”称呼起来很不方便，于是她采用笔画最简单的“丁“字为姓，叫“丁冰之”。

后来她想当演员，要改琅琅上口的艺名，便和几个朋友闭目在字典上各找一字。她摸到“玲”字，从此“丁玲”成为她的新姓名。她的处女作《梦珂》，第一次用此名。 

因为丁玲的社会声望及舆论，加上国民党一向比较尊重文人，所以丁玲并未遭到为难，没有审判，没有坐牢。担任过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组织部长、中央宣传部长等职的张道藩，曾先后三次找过丁玲，请丁玲写剧本，都遭到拒绝。

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叛徒顾顺章都与她经常来往，对她表示十分器重，陈立夫也和她见过面。当时国民党特务中曾流行“谒陵”（看丁玲）“谒蒋”（丁原名蒋冰之）这样的话。 

 

在软禁期间，丁玲同叛徒嫌疑人冯达一直同床共枕，并于1934年9月生下了一个女婴蒋祖慧，这个女孩后来成为中央戏剧学院著名舞蹈家，《天鹅湖》、《巴黎圣母院》的导演。 

多年后丁玲对那段日子的回忆是：“实际我心中成天装着一盆火，只想找人发泄！” 对与冯达之间的同居关系总结为：“明知不是伴，事急且相随。” 

 1937年6月18日，延安文艺界为纪念高尔基逝世一周年，举办了一场大型的文艺晚会，在晚会上，丁玲认识了比自己小13岁的陈明。一段恋情就此在宣传革命的氛围中拉开了沉重的序幕。 

老年的陈明回忆爱情的开始是这样的：“那是在一个小饭馆里，我们坐在炕上，我说：主任，你也应该有个终身伴侣了。丁玲反问我：我们两个行不行呢？我听了吓了一跳。事后，我在日记中写道：让这种关系从此结束吧！她看到后，说：我们才刚刚开始，干吗要结束呢？” 

可陈明因周围压力娶了另一个女人，可这并没有阻断丁玲与他的联系，最终陈明终于与当时怀孕的妻子离婚。 1942年2月，在延安蓝家坪，38岁的丁玲与25岁的陈明在人们的嘲讽和挖苦声中正式结婚。 

丁玲对邻居老太太说：我们爱得很苦。我们结婚没有张扬，没有请客。 据陈明说，那个时候没有一个人看好他们的婚姻。 有人说：“丁玲嫁了一个比她小13岁的小丈夫。她打乒乓球的时候，把呢子大衣往后面一甩，她丈夫就赶快伸手接住。” 

面对铺天盖地这样的闲言碎语，丁玲毫不在乎，她在乎自己，她对陈明说：“随他们说去，让他们说上几年，还能说几十年？”丁玲的秘书张凤珠曾肯定的说：如果没有陈明，丁玲活不到1979年。 

丁玲晚年也说：如果没有他，我是不可能活到今天的；如果没有他，我即使能活到今天，也是不可能继续写出作品来的。 

婚后不久，丁玲就发表了屡遭批判的杂文《三八节有感》，之后一直命途坎坷，这种时候，陈明默默的站在了她的身后。 

1948年10月丁玲在赠送给陈明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精装本上题词：留给陈明，因为你给我许多帮助，使我这本书写得比较少一些错误和缺点，而且当我写作的时候，不至为外界所影响我的情绪，我是应该感谢你的。 

 

新中国成立后，陈明与丁玲在北京度过了一段相对风平浪静的岁月。 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打破了这种短暂的平静。 

文化大革命中，两人被关进牛棚，相互约定：一不能死，二不能疯。 1970年春天，丁玲和陈明又被秘密关进了拘押政治犯的北京秦城监狱——陈明锒铛入狱的唯一理由就是因为他是丁玲的丈夫。 

1975年5月，丁玲获释，陈明也随之获释，紧跟着两人又先后被遣送到山西长治市嶂头公社嶂头大队当农民。 1979年1月13日，75 岁的丁玲才被平反，经中央组织部批准回到北京。

丁玲回到北京不久，在某次文学研讨会上，披了一条鲜红的围巾，颜色耀眼，彪显张扬，引起很多人议论。 随他们去吧，丁玲就是丁玲，一生都在荣辱毁举间，又岂会在乎你多看我几眼？ 

1982年秋，丁玲和陈明去看望舒群，老朋友在一起回忆往事。丁玲笑着向舒群说：“你还记得吗?当年在延安我和陈明结婚时，你曾说别的都好，就只担心将来能不能偕老，现在你不用担心了，我们不是白头偕老了吗?而且是恩爱到老，幸福到老! 

 

早在延安时期，陈明就曾为丁玲收集整理创作素材。丁玲晚年年事已高，她的作品(包括《杜晚香》、《在严寒的日子里》大多经过陈明的修改润饰。丁玲的重要回忆录《魍魉世界》的最后一章也是陈明续写的。

《丁玲文集》出版时，陈明也作过认真的校改。不过，陈明都是在丁玲作品的抄件上进行加工，保留了作品的原貌，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改动都得到了丁玲的认可，所以丁玲戏称陈明为家里的“改家”。她风趣地对人说：人家叫我作家，我还告诉大家一个秘密，我们家里还有一个“改”家。” 

 

文学，爱情和政治是丁玲一生的三个主题。 

丁玲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牵挂的唯有爱情，她对陈明说：“你再亲亲我，我是爱你的。”在这句话之后，丁玲又说了一句：“你太苦了，我最不放心的就是你！” 

丁玲  陈明

这句话足足让陈明搁在心里20年，记忆丝毫不曾减退。1986年3月4日，丁玲因内脏功能特别是肾功能衰竭，抢救无效逝世，享年82岁。其时，陈明刚满69周岁。 

当天下午，冰心打来电话询问丁玲病情，不料听到的却是丁玲已逝的消息。 三天后，86岁的冰心在写给丁玲的悼念文字中说： 

死而有知，也许有许多欢乐的重逢； 

死而无知，也摆脱了躯壳上的痛苦。 

 

这样的达观之语，怕只能出自这位生性恬淡而又经历坎坷的世纪老人之手了。丁玲地下有知，当会心而笑。 

 

有一段话很适合丁玲：

作为一个女人，我的一生如此丰富。有激情，有痛苦，有欢乐，有眼泪。作为一个女人，我也许不是规矩和忠诚的。但我忠于自己的身体，和自己的欲望；我对得起自己，也不想伤害别人。如果我做的不够好，请原谅。我，只是个最普通不过的女人而已。说不定，如我这样的女人，应该也可以上天堂。 

  本文部分文字资料来源于网络：千充文摘.

作者简介：

黄哲才，福建泉州南安人。6岁时父亲病重临终前把他托付给叔叔叔母栽培。叔叔把他带到厦门并先后送到厦门实验小学，厦门双十中学，厦门大学读书。从此改变了人生。 文革时学业中断。1969年下乡南安县美林公社下尾村。1970年元月入伍福建生产建设兵团四师。先后在广济农场，尤溪农场，四师设计连工作。兵团解散时到福建省建筑设计研究院以及福建省四建公司供职。 先后任知青，兵团战士，班长，文书，共青团书记，工会主席，总经理办公室秘书及副主任，公司经理等。

1981年厦门市青年联合会委员，常委，副秘书长；1982年厦门市青年摄影家协会创会长；1982年厦门市摄影家协会创会三人小组之一；1985年中国摄影家协会福建分会理事；1985年中国摄影函授学院厦门站创站人兼辅导老师；1986年入载中国首部《中国摄影家大辞典》；现为厦门市青年摄影家协会顾问；厦门市职工摄影协会顾问；厦门海洋摄影协会顾问；同安区摄影协会顾问；同安职工摄影协会顾问；工商银行厦门分行摄影协会顾问；厦门致公书画院顾问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