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 我的童年和学生时代</p><p class="ql-block"> 白正良</p><p class="ql-block"> 五</p><p class="ql-block">为此,杨文军他辍学了,在胜利桥摆了个卖纸烟的小摊。事后我想,别说能写出那几个字,在那个年龄段和那个时代氛围中,连想也不会想到的。甚至我想,假如也在老师当中或扩大到校外范围也查查,说不定是另一个结果呢!别看有的人表面“积极”,谁知道是不是伪装的呢?那个时候告密诬陷人是一种“思想好”的表现。比如大炼钢铁时,家家户户把家里的铁锅铁铲等金属物件上交了,随即开始吃公共食堂。那时兴合庄的公共食堂建在兴合庄女清真寺(当时清真寺都被封了)。有一天晚饭前大家排队等开饭,有几个同学开玩笑,有一位同学说:“天黄黄,地黄黄,把我饿的硬梆梆”,纯粹是说俏皮话,意思是说赶紧开饭吧!闹着玩呢,压根就不可能有别的意思。不料不知谁暗中告密到学校,说那位同学说反动话如何等情,无辜被找麻烦。平时一个玩笑话竟然被人告密,想起来就令人毛骨悚然!</p><p class="ql-block"> 关于杨文军的事,我想公安局的人也许清楚杨文军是冤枉的,他怎么可能呢?放了学校门是锁着的,怎么进去呢?但为了结案也只好如此了,杨文军确实没啥事,是他自己辍学的。 </p><p class="ql-block"> 若要不是遭受这些人为制造的磨难,童年的小学生活原本应该是快乐的。因为学习很轻松,每学期基本两本书,语文、算术。几乎没有家庭作业,也没有书山题海让你读写,放学和寒暑假就是玩,不像现在书包都背不动,各类教辅书籍多得数不清,还有各类补习班,等等。但娱乐活动无法跟现在比。上体育课除了做广播操,就是滚几圈铁环,年年如此。音乐课老师教唱的歌曲,内容大都与当时政治形势有关,似懂非懂,枯燥无味,比如反右斗争了,整风运动了,大跃进了,三面红旗了,人民公社了等等,有一首歌我现在还记得歌词:“右派右派,像个妖怪,当面他说好啊,背后来破坏,见到太阳他说黑暗,幸福生活他说悲惨……”还有什么“整风运动大开展,地富反坏无处钻……”之类的标语口号式歌曲,事过境迁,不久就忘记了,只有一首《歌唱祖国》至今不仅会唱,而且总在我心里飘荡。 </p><p class="ql-block"> 小学后三年,赶上了“三年困难时期”,生活更加艰难,基本以树叶、野菜充饥。院子里的柳树叶榆树叶吃完了,就到处拔野菜,像灰灰菜、扫帚苗是上等的野菜,后来许多叫不上名的野草也开始吃,吃得脸部浮肿。尽管缺衣少食,生活单调,但小伙伴们在一起的穷开心和露珠般的纯真,令我念念不忘。常在一起玩耍的有白荣祥、丁殿静、小平(白益德)、平林(帖平林)、看守(买正升)等,但唯独和小平认识最早,在一起玩耍时间最长,尽管有时也发生争执、赌气、互不说话,但那正是童真的表现,情谊始终颇深。我至今还记得第一次和他见面的情景: 家从上寺台搬到兴合庄不久,有一天早上我走出院子,在巷子里转悠,手里拿了一片烤馍片,这时小平从他家里出来,见了我他以好奇的眼光一边打量着我一边往我跟前走,我也好奇的看着他,当他走到我跟前时突然一巴掌打掉了我手里的馍片,我被他突如其来的举动吓了一跳,本能“妈呀”喊了一声,他转身飞一样跑回家去了。正是因为我俩第一次见面的特别,才給我留下了难忘的记忆。当我家搬到了大姨母家,和他家斜对门,我俩在一起玩耍的机会就多了。小平和我是同龄人,如果按大姨母的辈分算,我应比他大一辈,因为大姨母是他奶奶辈;不按大姨母辈分算我们是平辈,我比他大几个月。可他是小伙伴群里的主心骨,用现在的话说是“老大”。他个高体壮,有胆有识,头脑聪慧、灵活,应变能力强,遇事强势不怯场,有魄力,总能把事摆平。那时课外看画书(俗称“小人书”,学名“连环画”)是大家的最爱,同学们互相传看,边看边交流体会,那真是如痴如醉。小平有了钱经常约我结伴去城门坡北侧小巷的画书摊、或者在中山桥下新陇剧团旁边的画书摊上看,每人各选一两本,看完趁摊主不注意悄悄地互换,这样就能多看几本。我一旦借到了画书,看完必定第一时间传给他看。那时候我还不懂历史,就是看画书熟悉了历史,比如女娲补天、后羿射日、封神演义、春秋战国、楚汉之争、三国演义、隋唐演义、水浒传、岳飞传、杨家将、太平天国……数不胜数。这为我后来学习历史颇有帮助。那时候我们都爱看电影,特别是战斗故事片如果不看,就像丢了魂似的,但在电影院是看不起的,我们常常结伙去看露天的。当时平凉总工会(地址在西寺街)每周放一场露天电影,每场两部,票价五分钱,但这五分钱也没有。怎么办呢?我仔细看了入场券的样式,是在红纸上油印上手写的“入场券”三个字,很不精致,于是我照猫画虎仿制,入场时人很拥挤,灯光昏暗,竟然每次都很顺利入场。 两部电影至少三个小时,我们坐在场子中间的地上,周围是站着的人,中途一旦出来解手就再也挤不进去了。于是我们想了个办法,就在坐的地上挖个坑,随时可以往坑里尿 ,解手的难题就这样迎刃而解了。有一次看完电影,在回家的路上,我们知道帖林(平林他哥)不爱和我们入群,一人在后面走着,就商量给他开个玩笑,吓一吓他。我们藏在城壕路边的阴暗处,当帖林走到我们藏的地方时,小平身上翻披棉袄,躬着腰“哇唔”一声从路边暗处窜出直扑帖林,帖林吓得往后一退,先是一愣,然后抬腿要踢“怪物”,这时我们“哈哈”大笑都出来了,帖林方知是一场恶作剧!大家笑得前仰后合真是开心。除了看露天电影,有时也在新陇剧团看戏,大都是小平花一毛钱买一张站票,趁入场人多时把我带进去。平时玩得最多的是弹玻璃球,但水平都一般,小平弹玻璃球虽然是用大姆指和食指把玻璃球往外挤出去,但力度和准度还是挺高的。有时候我们在一起打牌、聊天、说笑话、吹牛……有一次我们在小平家大门口闲聊,小平说:“我把玻璃球噙在嘴里,一发功喷出去,能喷到帖春光家那么远!”我想距离至少有三十米,肯定不可能,就说:“吹牛吧!咱们当场试”,小平说:“没有玻璃球呀!”巧的是我正好装了一个玻璃球,掏出来让他试,谁知这也难不住他,竟然三说两说就把话题转到别处了。在暑假里有一段时间我俩形影不离,有时我甚至晚上睡在小平家里,那时常常去二道渠耍水(游泳),母亲知道后很担心,不让我再去耍水,可我还是去耍水,母亲只好去找小平他妈,想不让小平带我去。本来不存在谁带谁,全是自己的意愿一块去的,这一找好像有抱怨的意思,自然引人不快。几天后我和小平弟弟正平去东大寺东边的水渠里耍水,正平的脚被石头划破了,回来后小平他妈来找母亲,说我带正平去耍水使正平划破了脚,这下两位老人算是扯平了。性格外向,落落大方是小平一个特点,他办事能力强,脑子反应快。在暑假里他曾和我到处找零工干,主要是他出面与用人单位接洽找到的活儿。我们在虹光饭店库房搬运木板垛,干了几天,累得我直不起腰,每天才挣三、四毛钱;在他父亲的胶车社搬运过土坯,在盘旋路修路工地打过零工。至今我还想起他学骑自行车的情景,他父亲骑自行车从胶车社一回家,他就悄悄地把自行车推出来,很快就学会骑了。有时还带着我骑,我坐在自行车横梁上爬在车把上,他骑车从家门口出发,顺着城壕向东一路下坡到渔桥,然后向右拐从水家坡上去,经河南寺再回到家门口。就这样在兴合庄转几圈,估计时间差不多了,他把自行车再悄悄地推回原处。那时兴合庄的路面坑坑洼洼,疙里疙瘩,能带人骑自行车真是不简单!现在想来还有点后怕,一旦摔倒后果不堪设想啊!</p><p class="ql-block"> 大约1961年夏天,平凉食品厂迁往泾河滩新厂址,占我们的房子和院子得以归还,我们把家从大姨母家搬了回来。食品厂搬走时,没有把推倒的院子北侧与大茅厕之间隔墙恢复起来,院子比原来扩大了一倍。但留下了几个又大又深的腌菜池子。我亲手种植的桃杏树已经没有了,只有一棵大杏树和一棵大核桃树还在。房子比以前要严实,屋外墙面抹上了泥,屋内打上了顶棚。食品厂给我们办了件好事。知感安拉襄助!家搬回来的首要任务是要把腌菜池子填平,全家齐努力,终于在入冬前把池子填平了。来年春天在院子里种上了玉米,也种了一些洋芋,凡是能种的地方都种上了扫帚苗(野菜,学名地肤),收成虽不丰,但对度过饥荒关(三年困难时期)功不可没。然而,地平整好了,也能种庄稼了,忽然有一天闯进几个不速之客,他们自称是土坝社的社员,说要打上隔墙,把大茅厕空地收回社里。母亲对此没有异议,反正不是我们的。但在打墙时发现他们没有按原来的位置打,稍偏向我们院子一侧。母亲见他们故意侵占我们的地方,就与他们理论,谁知他们依仗“人民公社”的时髦头衔,肆意横行,以强欺弱,母亲就跟他们吵起架来。当时平林他哥帖林在门口,听见吵架声进来帮着母亲跟他们吵,母亲指着挖出来的石灰界标与他们讲理,他们才理屈词穷,但强占了我们院子地的事实只能认吃亏了之。当时我在现场,可笨嘴拙舌帮不上忙,终生感到遗憾。墙打好后“大茅厕”这块空地给了张增荣,张增荣也是桑坡人,原来在平凉商业系统工作,不知何故被下放到土坝社当了农民。这块地给他做了自留地。</p><p class="ql-block"> 1962年的仲夏,很快小学就要毕业了,我的心情既急切又轻松。一天下午放学后,我陪丁殿静去学校西边的玉米地里拔草,他养着长毛兔子。我俩边聊天边拔草,忽然窜出一只棕色的动物,吓了一跳,仔细观看,好像是兔子,于是我俩前后围堵终于逮住了,丁殿静说是家兔,我好奇怪!野外怎么会有家兔呢?丁殿静毕竟懂兔子,他看后说是雌性,建议我抱回家养,我就把兔子抱回了家。在丁殿静的指导下给兔子挖了一个窝。第二天在班里说起兔子的事,白荣祥说他家有公兔子,让我抱兔子到他家配种,事不宜迟,中午我顾不上吃饭,抱着兔子到他家,把兔子放在公兔旁,很快就交配成功,我抱着兔子兴高采烈回了家。这是安拉的恩赐呀!兔子很快下了小崽,越繁殖越多,在这饥荒年代隔三岔五能吃上兔肉,那真是一种福气。养兔子又没有成本,只是拔拔草,还学会了剥兔皮等很多生活技能 ,何乐而不为呢? 当然,这要知感安拉的襄助! </p><p class="ql-block"> 1962年暑假前学校组织我们去平凉二中做了体格检查,随后在二中参加了入学考试。语文说不准得了多少分,但算数肯定是满分,因为对答案没有一点儿错误。八月中旬录取通知书下来了,万万没想到我的同桌好友丁殿静竟然没被录取!他学习很好,是少先队的大队长,臂上戴三道红杠标志,我才两道杠,是啥原因呢?很想知道但始终不得而知。考上二中的 除了我还有白荣祥、白荣相、白吉亮、白志文、陈自德 等六人,帖平林是转到上寺台小学考上的。小平、看守等后来上了一中。更艰苦的初中三年 在等着我呢…… (待续)</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