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年和学生时代 四

泽诺丁

　　我的童年和学生时代

白正良

四

我上小学

父亲出事那年我本该报名上学了，可为了生计母亲顾不上我上学的事。到了1955年秋天，我快八周岁了，上学的事提到了日程，母亲想让我上学。

当时平凉城外只有南台一座小学。从兴合庄到南台小学要从清真南寺（当时俗称“此地寺”）西南侧一条羊肠小道穿过，途中有一处矮墙围起来的坟地，路过此处总不由自主地心跳加速，不敢向围墙内探望。小道两旁都是庄稼地，种着玉米、高粱、糜子等，那时候常听说有狼、狐狸和黄鼠狼等野兽出没于庄稼地里的传言，政府也成立打狼队，张贴宣传告示，那情景无不令人毛骨悚然。这也是母亲没让我上学的另一个考虑。但是上学不能再延误了，这年秋季开学时母亲领我去南台小学报名入学。到了学校才知道学校很热闹，学生们有的追逐打闹，有的在做游戏，有的在推铁环，有的在玩“毛蛋”（自做的皮球，用毛线缠在胶皮上而成，有弹性）。报名排队的新生很多，母亲让我站在队伍里，不停地叮嘱我如何回答老师的提问，搞的我心里很紧张，好容易排到了报名处，老师问我:“你叫什么名字？”我用平凉话胆怯地说:“白——正——良。”老师看了看我又问:“几岁了？”我低声说:“快八岁了。”“哪年生的？”老师好像故意为难我，我不知道是哪年生的，只知道属亥，愣在那儿急得不知道如何回答。老师见我答不上来，又问:“你家住哪里？”也许是回答不上来老师的提问一时慌乱和怯场，我竟然把兴合庄说成了水桥沟。“门牌号是多少？”老师显得很不耐烦地问。我还是发愣，张口结舌回答不上来，因为家里是新开的门没有门牌号。老师见我嗫嚅就把我支出了办公室。母亲急切地迎上来问我:“报上名没有？”我低下头也不知道咋说。母亲见我沮丧的样子，就知道没有报上名，于是，母亲又让我排在队伍的后面，想再报一次。谁知排到跟前我怯生生进了办公室，还没走到老师跟前，老师向我一边摆手一边大声喝斥:“怎么又是你？”示意让我出去。母亲在门外看着，忍不住进办公室跟老师理论，老师说学校不收水桥沟的学生。母亲忙解释说家在兴合庄不在水桥沟。可老师不管母亲如何解释咬定我智力不行，不予报名注册。无奈，母亲生气地拽着我出了报名处。母亲很生气，说：“都快八岁了还这么憨！以后可咋办哩！”至今我还记得那位老师盛气凌人的神态。就这样我被拒之门外，又耽误一年。

1956年秋季，兴合庄成立了回民小学，我快九岁才顺利进入学校，标志着我的学生时代开始了。 老师说，兴合庄小学原来是地主家的一个院子，被政府没收改建成了学校。院子里原有十几间土坯房子，经过维修，改造成了5个教室，新盖了两间老师办公室和学校大门门脸。后来新盖了两个教室，另外占了院子西侧一块庄稼地平整为操场。上体育课也就是先做广播体操，然后就两样活动，一个是推铁环，一个是打康乐球，或者自由活动，女生跳皮筋、踢方，男生追逐打闹。即便是这样，操场使用不长时间，就又成了老师们的“自留地”，种上小麦、玉米和蔬菜，收获分给老师以度“年景”（饥荒）。院子中间保留了一棵很大的枣树和几棵梨树，每逢春天雪白的梨花盛开，满院飘香，沁人心脾，也引来一拨又一拨蜜蜂前来采蜜，整天都能听见蜜蜂的“嗡嗡”声；到了枣子成熟时，像密密麻麻小红灯笼挂满枝头，目睹那累累甘果无不令人垂涎欲滴，但没有谁伸手摘取一颗，可见在那衣食奇缺的年代学生们仍有着很强的遵守纪律的自觉性。枣子收获后，学校除了分给老师们外，每班也分一洗脸盆，我们每人都能分到一点儿，虽然不多，可大家都很高兴。然而，可惜的是，到了1958年“大跃进”来了，全国总动员，各行各业都在大炼钢铁，学校也“土法上马炼钢铁”，把枣树砍了，在院子中央砌了一个土坯“炼铁炉”，发动学生去太统山背矿石，然后夜以继日开始炼，岁数大个子高的学生参与其中，他们轮换摇鼓风机。师生们日夜不停地干，累得死去活来，可谁知到头来流不出一丁点儿铁水，只好把炉子拆开，炉子里面哪有什么钢铁！全是一堆凝固了的杂物，用大锤砸了好几天才清除掉。真是劳民伤财啊！至少可惜了那棵枣树。那时穷得连铅笔也买不起，五角钱的学费也缴不起还得在街道办事处开免学费证明。冬天教室只有一个小火盆取暖，冻的手握不住铅笔写不了字，老师在黑板上写字握不住粉笔。因为坐着不活动，脚冻的开始痛，不得不双脚不停地互相碰撞，发出“咚咚咚”响声，影响老师讲课，常被老师制止，后来冻的就由痛变麻失去了知觉，下了课在校园跑几圈知觉才能恢复。

一年级第一位班主任老师是刘庆云，他年纪比较大，待人和善，听说话口音是外地人，估计解放前也是教师。他教我们语文课。到了二年级，忽然有一天他没了踪影，随后学校宣布他有什么政治历史问题，但不知他的去向。过后曾在上寺台他家门口远远地瞧见过。刘老师走后第二位班主任是教导主任买良惠，他也是孟县桑坡人，对学生和蔼可亲，教我们算数，我们都喜欢他，可不知为什么忽然有一天也不见了。过后才听说买老师加入过什么“三青团”，被下放到农村劳动改造去了。到了三年级马贤老师开始当我们班主任，给我留下很多负面印象，一辈子忘不了。马老师个子很高，听说篮球打得好，好像管学校后勤方面的事，是平凉当地人，回民。那时夏季学校每天安排一节午睡课，就是爬在课桌上睡。我因为没有午睡的习惯，爬在桌子上怎么也睡不着，对我来说午睡简直就是煎熬，难受极了。马老师坐在讲台上批改作业，见我辗转反侧难以入眠就责备我，不让我有动静。可是不动是不可能的，爬的时间长了胳膊就压酸了，须左右翻一下，我一翻动马老师就说我。有一次我实在忍受不了了就脱口顶了他一句:“你咋不睡？”就为这句话他在班里说我如何如何“坏”，并信口雌黄对我进行人身诬蔑，说我之所以“坏”是骨子的问题。他的潜台词是说，你家长服过刑，你之所以“坏”是家长教唆的。其恶毒羞辱之语刻在了我的脑海里。我感觉他经常找茬儿训斥我。那时平凉有个轰动一时的大工程，在盘旋路建一座大楼——平凉饭店（最终没建成，后来被外地迁来的虹光电子管厂占用）。有段时间每天下午课后别班都放学了他不放学，让我们从红照壁沟砖窑往盘旋路工地运砖，啥工具也没有，只能用双手托几块砖靠在怀里艰难前行。有一次第一趟我抱了四块，第二趟实在抱不动了，就抱了两块，被他训斥一顿。他经常让我们给他干活，还不落好。一天放学后他带领我们去童家山田地里捡黄豆，大家不辞辛苦漫山遍野地捡，回校后同学们排成一行一个一个把捡来的黄豆倒入他准备好的筐子里，然后各自回家。我刚刚回到家，前脚进门，他后脚就跟着来了，劈头问我:“你捡的豆子呢？”我说:“倒到你的筐里了。”他说:“那别人说你带回家了……”我一听就气不打一处来，大声质问说:“我往筐里倒时你就站在跟前盯着，怎么没有倒？”他好像思考了一下转身走了。因为我很生气他走时我没有搭理他。第二天上课时他含沙射影说:“有的同学没有教养，老师去家访对老师没有一点礼貌。”我知道他是在说我，可我心想你是去家访吗？别说我没带黄豆回家，就是带了那算个啥事！为几粒黄豆而且还是我自己捡的，值得追到家里来呀！记得有一次中午放学时通知我们下午上学时带铁锹、镐头，说是要劳动。下午放学后他带我们淌过泾河，爬上北原半山腰一处荒地，这才明白是让我们为他刨地。地里杂草丛生，我们刚一行动就发现有蛇窜出，吓得大家惊恐失色，他把蛇赶走后仍让我们下地，我们胆颤心惊地刨完地个个心力交瘁，过河时一位名叫高得林的同学晕倒，被湍急的河水（当时泾河水很大）卷走，幸好发现及时，马老师跳入河中把高得林抱上岸，当时已是深秋，可能一路穿着湿衣服受寒和受惊吓，这位同学大病一场，病好后落下腿疾。马老师居然心安理得，不闻不问。到了四年级，马老师带领我们到峡门农村劳动，是帮助校长家乡生产队农民秋收，临行前校长给我们作动员讲话，讲完话校长风趣地说:“伙食随便吃。但吃饱为止，别撑着了。”听校长说随便吃，这在闹饥荒的年代大家别说有多高兴啦！目的地大约有近二十里路，马老师领着我们从童家山翻山越岭向东南方向走了大半天才到达。当晚大家在一间房铺着草的地上和衣而卧，后半夜大都被冻醒了，大家吵吵闹闹捱到天亮。没有洗漱也没有早饭就开始干活，具体是把地里砍倒的高粱一捆一捆扛到场上。大家争先恐后干得都很起劲，来回几趟我就感觉又累又饿，想着午饭能饱餐一顿，精神头儿就又来了。午饭时才知道哪里是什么随便吃，马老师站在一个窑洞的高台上，叫到谁的名字谁上去领一份，食物是杂粮花卷，还没有拳头大，有的给三个，有的给两个，给我自然是两个，这时我才真正懂得了“看人下菜碟”的意思。那两个小花卷根本吃不饱，虽然心里憋气，可一想给两个的人也不少，气也就消了。以后几顿饭仍然如此，大家私下议论纷纷，无不抱怨。第三天午饭仍无改观，我实在忍受不了了，不管三七二十一大喊起来:“校长说随便吃，根本就吃不饱！”马老师恶狠狠地瞪着我，不知道我当时哪里来的那么大勇气，他越瞪我我越生气，当着他的面又大声嘟囔了几句，他也没说啥。明明大家都有意见，私下里怨气那么大，我嘟囔时却没有一个人附和我，我也感到尴尬。谁知晚饭时报复就来了，一人发两个熟玉米棒，给我挑了两个最小的。气得我又喊了几声，但无济于事。第二天上午干活时我想起马老师追到家里要黄豆的事，心里越想越气，忽然心生灵感，何不利用扛高粱的机会搓些高粱粒带回家呢？你既然冤枉我，我还不如来真的呢！于是我边走边挑饱满的高粱穗搓成粒装在衣服兜里，直到兜里装不下为止。午饭后马老师宣布劳动结束，解散自由回家。我和白荣祥等同学结伴从峡门顺着山沟走到十里铺，再从公路走回到了家。我带回来的高粱米别看才一斤多点，那在当时可是一个人的两天口粮呢！有一年寒假，马老师让我和丁殿静为他放羊，说开学了可以给我俩减免一些费用。不知道羊是学校的还是他个人的，没放假时每天下午他指派两位同学不上课，轮流外出放羊。我本来不想应承，可丁殿静一再动员，我就答应了，我俩每天午饭后赶着几只羊在童家山、水桥沟一带漫山遍野转，傍晚把羊赶回学校羊圈里。开学了马老师只字不提给好处的事，不但没得到丝毫的好处，反而磨破了我一双鞋，你说气人不气人！我本来是很爱学习的。可是在马老师的阴影下我甚至不想上学了。说实在的贫穷不算什么，最要命的是经常无辜受马老师的气，动辄影射父亲的事。我从小处在这样的环境里，时间久了就有了自卑感，童年天真烂漫的本性就是这样受到残忍地摧残和压抑。除了和小伙伴们在一起玩耍时短暂忘记了世事，有些许的快乐，除此还有啥快乐呢！

有一件事至今我有个心病，百思不得其解。有一天早晨，上学时碰见了同学杨文军，我们俩边说着话一起往学校走，一起进的教室，和我俩同时进教室的还有三位同学，忽然一位女同学惊叫起来，指着黑板上写的一行粉笔字:X主席快死亡。看见这几个字个个都吓得浑身发抖，魂不符体，紧张得说不出话来。这时同学越来越多，不知谁叫来了马老师，不一会儿校长也来了，他们把同学都赶出教室，大家面面相觑，紧张得不得了。不一会儿公安局来人了，警察照完像用报纸遮掩住那几个字。一上午没有上课，下午上课时那几个字被擦掉了。上课其实不讲课，只是听写，很明显是让大家反来复去写那几个字，以查看是谁的笔迹。到了第二天杨文军突然被公安局的人叫走了。难道与他有关？我想绝不可能。因为出事前那天下午放学他和我一起回的家，出事那天早上和我一起去的学校，一起进的教室，怎么可能呢？！然而，事与愿违，下午校长找我谈话，问我杨文军是不是那天下午和我一起回的家？我如实并坚定地说:“是的。那天下午放学我们俩一起回的家。第二天早上也是一起来的学校。”校长找我了解情况，这说明公安局怀疑杨文军。我不由得后背冒凉气！两天后我见到了杨文军，问他怎么回事，他说他承认是他写的。我大吃一惊！赶紧问他:“真是你写的？”他说:“公安局的人说，只要承认了就可以回家，没有啥事，不做处理，我妈让我承认的，不然公安局缠着没完没了，不让回家。”我听了他的话心里五味杂陈不知是啥滋味。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