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母亲（上）

张悟明

　　每年的春节和清明节及其前几天，去市人文公园扫墓的人络绎不绝，有关部门倡导市民错峰祭扫。

这个时候，在我们为父母亲扫墓的这一天，负责准备祭品的兄弟姐妹需早上5点半钟起床，作扫墓的相关准备。然后于7点钟赶到市人文公园，和头一、两天相约的兄弟姐妹一起前往七星苑，为父母亲扫墓。

父母亲是家里的最大功臣。他（她）们在半个多世纪艰难而又甜蜜的岁月里，相携相伴，负重前行，为养育子女、培养后代、建设家庭立下了汗马功劳。在子女以及子女的子女中享有崇高的威望，留下了美好和终生难忘的印象。

正因为此，在父母亲去世后，我们制作墓碑时，刻上了已出生的大家庭所有成员的姓名，以表达大家对老人的尊敬和怀念。考虑到绝大多数子女居住在萍城的情况，我们特地将父母亲安置在市人文公园，以方便家人们祭扫以及平时从外地回萍亲人看望。

父亲是由于脑血管瘤破裂，请省直医院专家做介入手术引发并发症，住院近3个月医治无效，于2020年12月3日逝世的，享年82岁。母亲是由于父亲去世而悲痛过度，于父亲逝世后的第二天，即父亲逝世后12个多小时去世的，享年83岁。

如果说父亲的逝世，我们是有思想准备的话，那么母亲的突然去世犹如晴天霹雳。虽然有亲朋好友前来劝慰：两老一起走是修得来的福分。但任其如何劝解，我们都无法接受这个残酷无情的现实。

在父母亲去世后，尤其是母亲突然去世后的两年半时间里，我们一直未走出内心的悲伤。虽然在春节、清明节和父母亲的生日、忌日等时间节点，前往父母亲墓地祭拜，能够得到些许慰藉。但在平日下班回到家，忙完家务、夜深人静时，思念的潮水和着悲伤的泪水不断涌来，撞开记忆的闸门，父母亲生前的一点一滴不禁浮现在眼前。

从我记事的时候起，家里人气比较旺。那时，我们家住在芦溪县张佳坊乡杂溪村，住的房子虽狭小、潮湿、又阴暗。但由于小学毕业的父亲多才多艺，会吹笛子、拉琴子、唱高腔、讲故事，加上母亲为人热情、善良贤惠，吸引着左邻右舍前来打坐。家里与分灶吃饭的爷爷奶奶共用一间客厅，厅堂常是宾朋满座、热闹非凡。

温饱问题是那时困扰在农村的重要问题。农户家里即使有劳动力，赚的工分多，粮食可能比较充足，但由于经济不活跃，导致家人穿着破旧，炒菜少油水。上山砍柴时，“宁愿划破手脚，也不能扯破衣裤”。因为“划破手脚能自愈，划破衣裤没钱买”。这就是当时真实情况的反映。

好在那个时候村民们对物质生活要求不高，农闲时节和吃完晚饭后，仍设法给生活找乐子。我家就是他们的去处之一。

我家虽然住在农村，但父亲不会干农活，家中无劳动力。鉴于当地爆竹需求大、村民做衣服不方便的情况，父亲拜师学做爆竹，母亲拜师学做缝纫。做爆竹技术难度最大的是炒硝、折纸、切纸，这些都由父亲来做。筑爆竹，插引，扎、封爆竹，相对难度不大，能干点活的人都可学着做。可惜已出生的兄弟姐妹都还小，无法胜任。做缝纫只靠母亲一人做，大家帮不上忙。父母亲辛苦赚钱买工分，再去村里分粮食，或请人搞种养，以维持全家基本生活。

后来，随着兄弟姐妹的增多，现有的房屋难以容身，生活入不敷出。窘迫的家境迫使年龄稍大的兄弟姐妹加入了做爆竹的行列，分灶吃饭的爷爷也来帮忙。母亲既做缝纫，又做爆竹，更是忙个不停。全家齐创收，既满足生活需要，又为盖新居作准备。从此，做爆竹和做缝纫的操作声，代替了以往的笛声、琴声、歌声和讲故事声，农闲时节和晚饭过后，来家里的人也随之减少。

与现在农村都是盖水泥钢筋房不同，那时我们家乡时兴的是建筑土房。在建房过程中，其中打地基、筑土，做门架、门窗、楼面梁，做瓦片、瓦片梁等都是建筑土房的“技术工种”，需花钱请师傅来做。挖土、挑土，工作量虽大，但无技术含量，一般是请亲朋好友来帮工，只管用膳无需付工钱。

即便是这样，在农村盖房，都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尤其像我们家建房既无技术力量，又无劳动力，粗活细活，基本上都要请人来做。虽然通过做爆竹、做缝纫，改善了家庭生活，也有一些积蓄，但远远达不到盖房的条件。但父母亲建房决心已下，硬是迎难而上，在争取村里办理批地皮、批木竹砍伐手续的同时，依靠亲朋好友帮忙，将4栋3间（相当城里现在的4室2厅）筑土房盖起来了。

新居建起来以后，将老家具搬过来的同时，请木工做了几件新家具，一家人终于住上新房了。但新居好住帐难还。由于建房时，不仅家里倾其所有，而且借了外债，欠了工钱。针对这种情况，一方面一家人节衣缩食，粮食不够吃，吃了上顿愁下顿，只好经常煮稀饭充饥。另一方面挖掘潜力、开足马力做爆竹、做缝纫。全家齐努力，赚钱糊口还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