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父亲 怀念上海

金柏芳

父亲的坎坷人生

我父亲生于1911年10月24日，1982年8月5日病逝于绍兴。父亲一生艰难困苦、饱经风霜……。

1932年3月，青壮年时期的父亲，被抽中第三号壮丁，不得已向保长高渭泉求情，答应缓役，帮其做事。

同年10月，兵役科仍抓我父亲壮丁，我父亲半夜出逃（躲在绍兴静宁巷小姑许天禄家），事后又向保长求情，并答应出两担米钱代役。

谁知到了1934年3月，我父亲又被抽中壮丁，没有办法只能离开绍兴，逃到苏州。

父亲频繁遭遇抽壮丁之祸，几次中签到处躲藏，居家不安、度日无宁。

1938年，日寇流窜到绍兴，掳掠杀人放火，无恶不作。

有一天一个日本兵手提铁棍，从隔壁戚家园子穿过我宅院西土堆，到老堂前屋门口，把我护家的父亲从背后掼翻到地，仰面朝天，举起铁棍就要打下去，祖母跪在石门槛上磕头求饶，日本兵过去就打了我祖母一个耳光后扬长而去，父亲才免遭毒手，死里逃生。

1941~1942年日寇二度进入绍兴，在内忧外患的煎熬压迫下，绍兴实在蹲不下去了，1942年冬父亲只好漂泊他乡，寻找求业谋生之路。

困陆路上的杭州、上海巳进了日本兵，交通受阻，无奈只能选水路近海私渡。在余姚临海住旅馆等机会。一日夜里上船，待涨潮后启航，不知航行多久，到天快亮辰光，大约在上海金山嘴附近时，船只突然倾斜，船老大拼命地喊：“要性命的快逃呀，快逃呀！”。大家也不管水深水浅，识不识水性，一个劲地往下跳，几个人一拉成串，向有亮光、水浅方向走……，终于在塘边上岸，在一塘户人家里遇到了三舅。

次日去塘边，只见尸首满滩，身上的衣服也被剝光，惨象目不忍睹。据云300多人中，逃生者仅30余人。我父亲又逃过一劫。千幸万苦到上海，我父亲就吐血了，吃清鱼肝油治疗。

后又与在苏州宝济煤球店的四舅联系，去了苏州。与金瑞川（其父金長林、兄金永康）搭伴在范门桥做生意……。

1945年8月抗战胜利，父亲从苏州回到绍兴，堂众家业已衰落，叔伯们都自找门路谋生。

父亲也只好到处找门路谋生存，先后做过：

又到苏州寻瑞川，介绍到“同记”干杂活；

一年后又到“朱延记”做帐房；

到杭州与我四舅（明智）二人到大华旅馆孵过豆芽；

通过三舅介绍一个糖贩，去东阳义乌贩运糖。用麻袋背糖吃力勿过，沿途还时常碰到敲竹杠的，经常是逃着上火车，好不容易运一趟到上海五马路糖行卖脱。；

此后，也曾与居勋姑爹动议去衢州做香烟纸头生意，结果一路上碰到不少人吃喝开销把钱化光了；

后经兆纪的阿舅陈庆元介绍到杭州下城云翔布厂做账房。二年多后，老板自已做账了，我父亲又失业回到绍兴。

我父亲经常失业在家，心情相当抑郁苦闷。

直到1948年解放前夕，由居勋姑爹引荐给上海金陵东路的德泰昌酒店的老板，顶上他坐賬的空缺（因姑爹开始在徐家汇自己经营一爿胭脂店）。自此，家里才总算有了生活费来源，而且还逐月给叔伯拔还一些欠賬。可惜好景不长，1951年老板病故，时值公私合营前夕，老板娘就势解散生意，给了父亲2、3百元遣散费，父亲又失业回到绍兴。

这时四姑爹一家已在上海落脚，家住凤阳路口子头，在六合路摆个豆浆摊维治生活。动员我父亲也去摆个摊谋生。

1953年父亲去了上海，先请了个师傅帮忙做麺生意，半年后自己一个人做。因无住房，晚上歇摊后葦蓆一围就睡在马路边行人道上的摊位里，无论酷暑寒冬都是这样生话。起早落夜地苦忙一天利润2~3元，每月5~6拾元的收入，一半寄回绍兴维持五口人的一家生活开支。

由于长期风宿露歺，1957年我父亲胃大出血休克，经医院抢救才保住性命，胃切去3/4（又逃过一劫）母亲将我们几个寄养在二姑及叔母处，去上海照顾父亲。

因断了生活来源，我二哥在高三辍学回家，58年初去上海给父亲当帮手，把母亲换回绍兴……。

那时我才6~7岁的样子，对父亲摆的麺摊还有点影响。

所谓的摊是一个下装滑轮可移动式的一个大柜子，柜顶覆一块大约2X1米的台面板，台面板上设有一个玻璃罩，里面放些碗筷、面食、等调料杂物，玻璃罩前及左右大约留有30厘米空间，作为食客用的歺桌。摊的右侧放一个大煤球炉子，用来煮麺和熬肉骨头汤。摊顶上置有一个人字型帆布雨蓬，以遮阳挡雨。

我记得睏的时候，就曲身躺进面摊的柜里，脚后放着碗具不敢蹬腿。

父亲主要经营的是阳春麺、肉絲面。起早贪黑，不辞辛苦，终于有了点积蓄。大约化了200来块钱，买下了宁海东路182弄12号的一个灶披间（约10个平方米左左）从此在上海才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房子。

夏天刮台风，自南京路外滩长驱直入，六合路摊棚无一幸免，马路上一片狼藉所有用具洗劫一空，各摊主无力整治。后大家集资办起合作食堂，有了正式店面。

此后推举父亲管理帐务兼做拉运煤球等后勤杂物。一直做到76年9月才因病退休。

父亲自幼勤奋好学、恪守礼义、忠厚本分、循规蹈矩、克己礼让、为人耿直，乃精忠保家之光明磊落人。

为养家糊口，历经磨难与坎坷，几度死里逃生。为养育我们一家几口，长期孤独打拼在上海，终至积劳成疾，腰痛病、肺结核病经年不愈。在疾病中度过晚年。

怀念父亲饱受风霜的一生，父亲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以上部分资料由我二哥提供）

上海小居室

1966年我小学毕业，时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停课闹革命两年，休学在家去了上海父亲处。（此文述叙内容主要是此阶段的影响）

父亲在宁海东路里弄的一间小居室，长5米宽2米约10个平方米左右，层高约2米，是一幢三层楼的底层。此屋一年到头见不着阳光，终日需点着一盏15瓦的白织灯（后来由国庆堂兄给换了一支节能小日光灯管）当时12号台门里住着十几户人家仅有一只电表，每户电费安照明灯瓦数分摊。

中午时分，室内有些光亮，那是窗外弄堂对面人家玻璃窗阳光的折射。

小居室门口右侧过道处，装有一个公共自来水笼头，早晨大家在这儿洗马桶、痰盂，中午晚上洗菜淘米洗衣服，没有水池和电灯，晚上黑灯瞎火地大家都蹲在一块垫脚石上，全凭感觉一遍遍地洗。晚饭后水笼头最忙，往往有人排队等候，有朝我们小屋窥视的，也有找话头与我们搭腔的。父亲有时下班累了怕烦，就把房门掩起一半。

我家对面的一个披屋就更小了，放一张双人床，还要放个煤球炉子和日常用品，就所剩无几了。里面住着一对老人，我们管叫老伯伯和大妈。老伯伯好象总是半躺在床上，眼晴红红的睁不大开，大妈干净利索，操持家务也很健谈，经常到我家窜门，父亲好象也很尊重她。

我结婚那年回上海，对面小披屋成了大家的公共灶间，里面放了很多个煤球炉子。父亲告诉我，老伯伯去世后，大妈被子女接走了。

2008年左右，我与二哥去了一次上海探望小姑姑（小娘）和爱贞堂姐。（住在大世界附近的宾馆）次日晨我与二哥去寻访宁海东路182弄老父小居室旧址，可惜已无踪迹，被高楼替代了。

上海老虎灶

一种烧水的大灶，据说一天要烧掉三四百斤柴爿，像老虎吞噬一般，故称其为“老虎灶”。

那时老房子里面没有灶气灶，煤球炉子也不是整天烧着的，打开水就去老虎灶，我家岀182弄正门就是宁海东路，右拐不远处就有一个老虎灶，灌一热水瓶收一分钱很方便，老虎灶旁边一般还设个小茶摊，偶尔会见到几个人围坐在茶桌前喝茶。

有的老虎灶在灶台上还开有数个加热炉口，供大家简单燒个泡饭。特别是早上较多人家，拿着装有剩饭的铝锅，端到老虎灶放上开水煮一会儿，再拿回家吃。

我记得父亲下班到家，总要用上海药皂洗个热水脸，所以我会提前去老虎灶打回二壸开水。

老虎灶曾给周边百姓带来诸多方便，大该现在已经淘汰了吧。

上海里弄食堂

从小居室出后门就是浙江北路，靠左在人行道上往前走几步就有一个里弄食堂。

父亲上班中午不回家，我一个人在家又不会燒饭，父亲就给我买了点里弄食堂的饭菜票，在那里吃中饭。

中午就餐人不多，但菜的品种不少且燒得有滋有味。我最喜欢吃的是一碗青菜上面扣红烧肉，有荤有素打四两米饭，一会儿就吃的干干净净。没多久父亲给我买的菜票就用光了。

后来父亲休息天，就会燒一砂锅红烧肉或猪蹄胖或鸭子之类的大菜。我也能去粮店买米，一般买5斤籼米和5斤粳米拌匀了装入一个黄色搪瓷米桶里。下午四点来钟我也会生个煤球炉子，焼水煮饭简单炒个青菜，等父亲下班回家一起吃饭。从此就不再去里弄食堂了，但那饭菜的滋味仍然让我非常留恋。

上海早点

从小居室后面出来过浙江北路就有一家早餐店。店门口两侧师傅正忙着做大饼、炸油条和次饭糕。油条摊跟前还有几个顾客排着队等候新出锅的油条。店内两侧放着简单桌椅供顾客使用，高峰时往往滿座。店内提供豆浆、馄饨、阳春面、生煎、烤饺、大饼油条、次饭糕、团等品种丰富，各具风味特色早点。

每天早上顾客盈门，退休老人居多，他们满面笑容地与熟人打招呼调侃，谢顶的前额饱满、净亮，一幅悠闲自得的样子。

大饼、油条、豆浆、次饭被称为四大金刚。

圆形是甜大饼，内馅是简单的白糖融化之后的糖浆。长条形的是咸大饼哦，有葱花很香。没有烘烤设备，大都是铁桶改造。

刚刚炸出来的金黄色油条，这是它一生中灵魂最饱满的时刻，油条可以说是上海早餐中不可或缺的存在，刚刚出锅就会被抢空，跟任何东西都很百搭。

以前的油条是矾、碱、盐配方，后来不知道谁说，明矾里的铝会导致老年痴呆，结果就不准用了。当下的油条越来越美观、卫生、健康，但实话实讲吃起来没有老底子的味道了。

将一只烤至酥脆的大饼对折，一根油油的油条夹在饼中间，饼皮脆脆的配上又韧又弹的油条是早餐享受。

大饼油条最来一碗咸豆浆是早餐标配。咸豆浆里有超多的配料：油条、虾皮、榨菜、葱、紫菜、醋、油。有干有稀才叫落胃。

生煎馒头不是美食更是情怀，上海宁的超爱，清晨起来排队第一锅热腾腾的生煎出炉，碳水的香味随着翻滚热气扑鼻而来，是上海早餐的烟火气。轻轻咬开松软的面皮，浓香的肉汁瞬间让人食欲大开，紧密饱满的肉馅配上焦香酥脆的底板，咔吱咔吱的口感，令人欲罢不能。

粢饭团和粢饭糕也是早餐界的霸主。粢饭掺有糯米，事先蒸熟放在木桶里保着温，顾客一般点个2两加根油条，师傅盛出一团粢饭放在盘称上过称，然后放在右手的一块布上摊开，将新出锅的油条叠一下塞入粢饭团中再放入一小勺白糖，用双手捏成一个椭圆形饭团交你手上，趁热吃饭团中的油条还是脆脆的甜甜的。粢饭团足以支撑一上午的快乐。

粢饭糕更诱人，刚出油锅金黄色的外脆里嫩，吃完后裹糕的纸上全是油渍。

羌饼是用发酵面做的，双面撒有籽麻在铁平锅里煎蒸，两面煎烤的金黄色喷香外酥里软，切块过称卖很实惠。

受经济条件限止，只能偶尔去店里享受一下，且最多吃的是大饼油条和豆浆。一般是买根油条拿回家就着水泡饭下肚。

记得节假日父亲或堂兄潮哥哥，偶尔也会组织我们去老城皇庙逛逛，那儿最吸引食欲的是南翔小笼包，店面不大，顾客盈门，买好票要坐等很久。新出锅的小笼包润泽透明皮薄肉厚，咬开后先吮去汤汁，再沾点醋吃下去满口留香。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的味觉记忆也随之发生变化，但是那些陪我们度过少年的美食，却一直在我的记忆中流连。

上海浴室

从小居室后门出来是浙江北路，左转百米穿过西藏路往东不远处有个小花园（父亲常在此甩胳膊踢腿透空气），小花园后面有家大众浴室。

父亲爱干净，经常带我去此浴室洗澡。买好票先进入一个大厅，里面有好几排大通铺，服务员领你到空铺处脱衣服，并用很高的窝杈头将你的衣服高高地挂起（那时还没有一人一柜）有时没空铺位，就叫你先去洗澡，待洗好出来再给你找铺位。

进入浴池内热气腾腾灯光昏暗，里面有一大一小两个池，大池内有很多人在浸泡，个个脑门流着汗，在宽大池边上有坐着或躺着让服务员搓背的，搓下一条条老泥，皮肤红红的。我也常给父亲搓背。

里面一个小池装着干净的热水，温度较高上面拦盖着木板，大该怕顾客误入此池烫伤。边上有几只带手柄的木盆，供顾客舀水清洗。

浴池外面好象也有几只淋浴喷头，稍作冲洗就出去了。浴池门口有个师傅会递给你一块经蒸汽熏烫过的热毛巾擦干身体，然后在指定的铺位上盖上大浴巾躺着休息，那叫个舒服惬意哩。

洗完澡后有些浴室会送一杯茶水给你，有些却要你出钱买。有抽烟喝茶的，也有请专业师傅修脚的，大家互相敬烟聊天，天南海北家长里短。有些旅客敬烟给服务员，服务员就会不时地送上热毛巾作为回报，即使你打嗑睡了他也不会催你，如果你舍不得香烟，服务员就会催促你尽早离开，接待后面的客人。

泡过热水澡从浴室出来，浑身舒服脚步轻松能暖和半天。

1981年母亲陪着父亲在上海治病。我因课题调研从大庆公出到西安、上海，到上海后即去看望父母，那日下午父亲坐在被窝里跟我说，想去小花园浴池泡个澡，我答应陪同一起去，但父亲最终没有动身，我估计父亲怕体力不支。

78年左右我在大庆出差去沈阳，曾经住过浴室旅馆。那个时候个人不能自找旅店，需统一由旅客住店分配处登记分配，那天我到沈阳已是傍晚，在火车站对面的住店分配处递上介绍信，窗口服务员告诉我：旅馆已告罄，只有浴室旅馆你住不住？我只能住，然后拿着窗口给我的纸条找到浴室旅馆，结果门卫告诉我要到晚上九点浴客散去才能入店。无奈我只能找点吃的又逛了一圈，到九点才进入浴室旅馆。

所谓浴室旅馆就是浴客休息的大通铺，给了一床被子，有一间公共的洗漱间和厕所。服务员告诉我们可以免费去泡一个澡，只见池内热水已成浓汤了。睡到次日早晨五点就被叫醒，离店。

上海玩具和礼品

大约是我上小学的年龄，在上海的一天下午，我蹲在宁海东路与浙江北路交叉口的一爿小杂货店玻璃柜前，出神地欣赏着一把木质小宝剑。鞘子外壳有龙的浮雕并涂有红黄油漆，其间还镶嵌着几个小圆玻璃镜子，非常漂亮。

突然发现大伯（我们叫大爹）站在我旁边，（大伯住在靠近火车北站的浙江北路边上的里弄，偶尔会到我家来窜个门跟父亲聊聊天，大该刚下5路有轨电车就看到了我）大爹指着宝剑问我：喜欢吗？我点点头，大爹就给我买了，我非常喜欢。

后来回到绍兴上学有时也带在身边，学着侠客的样子，将剑藏在衣服的袖子里，一次不小心将剑弄断了。小时候很少有玩具，所以对这把剑影响较深。

小时候我经常去老宅隔壁的招待所打乒乓球，那时读小学主要玩的也是乒乓球，所以有点喜欢打球。

那年去上海慢慢攒了点钱，够买一块球拍了，走了几家文具店化了二块一毛钱买下闪电牌单面胶球拍。

回绍兴读书时，也常常带着此球拍，插在后背脊衣服内的裤腰带里，下了课就抢球桌打球，轮到我打了就掏出自己的专用球拍，很牛逼的样子。

上海玩具做得精致，却总能领先上市。记得我化一块六毛钱买过一把电石发火枪，铁皮外壳蓝颜色的喷漆铮亮，枪管是红颜色的硬塑料包裹。装上电石拧好盖，不断扣动板机，电石在惯性转动的铁砂轮上磨擦，打出一束束火花，从红塑料枪管看就象火光喷射一样，晚上看又象放小烟火似的，很好玩。

来来去去礼尚往来，经常会带点上海礼品回绍兴送给左邻右舍的亲戚。

上海礼品中最拿得出手的要数上海什锦糖了，各种水果味都有，包装五颜六色鲜艳夺目。（小时候收集过各类上海糖的包装纸）有一种什锦水果糖以硬（含）糖为主，1.2元一斤比较实惠；另一种稍好点的是在什锦硬糖中掺有各种奶油糖，如花生牛轧、大白兔奶糖等等1.6元一斤。那时有一颗糖吃就感觉很幸福了。

还有经常去买的有云片糕，米粉做的很松软，糕里嵌有松籽仁和核桃仁，一片片地掰着吃香糯可口。

那个时候绍兴很多日用品都要凭票供应，而上海却比较容易买到，如上海洗衣肥皂、白糖、香烟等。有时也买回去一些。

上海里弄那时还有代洗衣服的，几分钱一件，代你洗干净、晾干、叠好送到你手上，真得很方便。

尽管上海住宅拥挤、紧湊，有寸土寸金之说。然后上海里弄的生活服务项目却比较齐全贴心。打开水煮泡饭的老虎灶；丰富多样的早餐门店；里弄食堂及街上的快餐店；里弄阿姨代洗衣服……可以说当时的上海服务业是开了全国三产服务业之先河。

生活在上海是幸福惬意的，怪不得现在上海很多年轻人结婚不想要孩子，（做丁克）因为上海齐全周到的社会服务功能，已经颠覆了养儿防老的传统理念。

我的堂兄潮哥哥

潮哥哥是我大伯家的长兄，我父亲叫他阿潮。他是一位慈祥和蔼可亲有非凡涵养的好兄长，他对我们弟妹们总是非常照顾，尽其所能关爱我们，从不计较从不训斥，总是满面笑容。他和亲兄弟定溶哥哥的关系也处得非常和睦融冾，互相不分彼此相依为命。我堪称其为金家屋里最好兄弟关系之楷模。在我幼小的心灵中，潮哥哥给我留下了一道温暖和煦的阳光。

记得小时候我在上海，潮哥哥经常带我们出去玩，去过西郊公园、城隍庙、大世界。常领我去大世界下面的小吃店吃酒酿圆子，那颗颗洁白晶莹精糯香甜的细腻美味，至今难以忘怀。

小学毕业停课闹革命二年在绍无所事事，后冒用阿兎姪的上海学生证免车票去了上海，被丽丽直接带到其陕西南路的家中，住了好几天父亲才将我领回宁海东路家。

父亲上班我一人在家无趣，有时就坐42路公交车去陕西南路潮哥哥家玩。记得有一天，潮哥哥下班家无备饭，他就领我去离家不远处的面馆，点了两碗猪肝炒面，我从来没吃过。

有时父亲在家休息，也会烧几只菜邀请潮哥哥来家吃饭。我有时去其单位接，潮哥哥在河南路的一家百货公司批发部上班，见其工作埸景，穿个蓝色工作大掛子，总是在做拆包装箱清点物品数之类的力气活。后来潮哥哥病退休息，下海做起了古玩生意。

1970年我支边去了黑龙江，探亲回绍在沪逗留期间，我也会去看望潮哥哥，他还给我去排队购过上海至哈尔滨的回程票。

我父亲退休前夕查出肺结核，住院治疗期间我们子女均不在身旁，全仗着潮哥哥经常去医院照看，那时我们给父亲的信件都寄潮哥哥家由其转送。

堂兄国庆哥（2011.8.23病逝）在世时，几乎每年清明节都会来绍兴祭祖，有时与定溶兄有时与潮哥哥一起过来。我们总能在一起欢聚聊天。

2001年的5.1劳动节，由潮哥哥作东邀请上海所有亲戚来绍兴旅游，叫我联系旅行社，由秀清安排住宿宾馆。旅游结束后我在鲁迅路小咸亨订了间大包厢（三桌）宴请上海客人并邀请绍兴亲戚一起参加聚餐并合影，此次聚集非常热闹也是一次很难得的金家之家大聚会。

后来几次清明节，我陆续邀请过潮哥哥、定溶兄去兰亭、东湖、新昌大佛寺游览。

2016年10月，当我得知潮哥哥已患间歇性老年痴呆后，我专程坐高铁去上海看望一次。潮哥哥住阐北区二楼一小套间，雇有一保姆全天伺候日常生活。丽丽告诉我，他爸已一时糊涂一时清醒，可能会认不得我，还好那天潮哥哥能叫出我的名，我们并排坐在小客厅沙发上聊天，潮哥哥满怀信心和期待地对我说：”以后要回绍兴去找一个养生地，挖个池塘养鱼、养虾，要吃什么自己捞……。”

我带去一个红包给潮哥哥，嘱其买点虫草吃，他很开心地装入口袋并说：”好！好！虫草大补的”。

子女们每周都去看望。那日丽丽、兔兔、妺妹携家属子女都去了，中午在附近饭店用餐，潮哥哥胃口已不大了。饭后我依依惜别返回绍兴。

2021年我接到兔兔电话，告知父亲已仙逝，享年97岁。与定溶兄同葬于上海公墓。

潮哥哥的慈祥笑容和长兄风范让我终身难忘。

曾经虽美好，但终究是过去。回忆虽美好，但终究回不去。

时间就像一面明镜，过往是镜中的影子，它真实地存在却又无法触摸，将怀旧的人永远锁在回忆中。

既是回忆更是传承，告诉后来者，我们这一支脉的过去，虽不能够上书香门弟，恰是忠厚本分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