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赤道非洲防蚊抗疟的故事

Boende

　　说来好笑，我在接到总部到刚果金赴任联合国军事观察员的通知后，考虑最多、准备最充分的竟然是如何对付热带雨林的蚊子。

因为一是我特别招蚊子；二是蚊子可以传播致命的疟疾。

　　蚊子是对人类生命安全威胁最大的昆虫，全世界每年死于蚊传疾病的人超过百万。

　　刘鸣放，联合国驻柬埔寨军事观察员,1992年5月,在柬埔寨执行任务时因感染脑疟，回国后不久病发，医治无效，不幸牺牲。

　　因此，将对付蚊子列为赴任的第一要务看似好笑，其实是非常有道理的。

蚊子，是我从小就挥之不去的梦魇。

我是过敏体质，一旦被蚊子叮咬，就会鼓包、起水泡、溃疡、流黄水、结痂，最终在皮肤上留下斑斑点点痕迹。经年累月，我的胳膊、腿上密密麻麻布满了花白的斑点，那基本上都是蚊子叮咬导致的溃烂、结痂后留下的痕迹。

从很小的时候，我就发现一个现象：我们家，我和母亲容易招蚊子、也非常怕蚊子；奶奶、父亲不怕蚊子，被叮咬后皮肤上仅留下一个小红点，很快也就没什么感觉了；弟弟似乎介入两者中间。也就是说，人与人之间对蚊子叮咬的感受各不相同，与个人的体质有关。

　　每到夏天，我们家早早就会挂起蚊帐。因小孩子睡觉不老实，胳膊腿经常会贴上蚊帐，可恶的蚊子就会隔着蚊帐叮咬。在我的印象中，蚊子非常狡猾，无论你将蚊帐压得如何严实，但它们总有办法钻进蚊帐里。半夜起来抓蚊子几乎是天天都要经历的事情，不过，那已经是亡羊补牢了。每个蚊子的肚子都鼓鼓的，吸满了血液。

　　夏天的夜晚，在院子纳凉的时候，一般都要点燃艾草驱蚊。然后母亲还拿着蒲扇，给我扇一下、给自己扇一下，不停地驱赶着蚊子。

从小就这样与蚊子作斗争，在直观、直觉层面留下了巨大的心理阴影。

　　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领导开展了全国范围的消灭血吸虫病、麻风病、疟疾、鼠疫、霍乱等传染性疾病的人民战争，取得疫病防治的历史性成就。

我清楚记得70年代初期，赤脚医生逐家逐户送药上门，拉网式消灭疟疾的情景。大约在1975年左右，山东等北方地区的疟疾基本上已经绝迹。自那以后，蚊子叮咬只是皮肉之苦，已无生命之虞。

　　但在非洲的情况就不一样了，染上蚊传疟疾是性命攸关的大事。在非洲无论是英语、法语还是葡语国家，“疟疾”都用的是一个单词：malaria，都是一个恶魔一样的存在。

　　根据世卫组织发布的《2021年世界疟疾报告》，2020年，全球估计有2.41亿疟疾病例，62.7万人死于疟疾。其中非洲的病例总数占全球疟疾病例的95%，死亡人数占到全球的96%。

按照国别统计，四个非洲国家占全世界疟疾死亡总数的一半多，分别为：尼日利亚占31.9%、刚果（金）占13.2%、坦桑尼亚占4.1%、莫桑比克占3.8%。退后20年，那时的情况应该是更糟糕。

　　总而言之，像我这样的容易“招蚊引疟”的人去非洲热带雨林地区工作，毫无疑问地会将自己暴露在疟疾的巨大威胁之下，染上疟疾是极大概率事件。在雨林深处、在战场上条件极其有限，染上疟疾后得不到及时有效的诊疗，也应该是大概率事件。换句话说，生命安全受到蚊传疾病的威胁是个不容忽视的现实问题。

针对这种情况，必须从防蚊、抗疟两个方面做好准备。

　　第一个层面是防蚊。

防蚊还好办，将各种能够想到的防蚊物品都带上。蚊香：怕电蚊香一旦没有电不能用，还带了点燃式的蚊香；清凉油、风油精带了不少，既可自用也可送人；电蚊拍怕坏了，带了两个；南京的黄教授说蚊不叮防蚊效果好，就请他给代买了四瓶；蚊帐带了两顶，一顶放在固定场所，一顶放在行军包里以应付特殊情况；在北京办理赴任手续期间还在不停地想防蚊措施：傍晚或早晨在宿舍区活动时，最容易招蚊子咬，穿灯笼裤的防蚊效果应该比较好，就买了两条，可惜因为所带物品超重，只好带一条。

　　朋友们也都开动脑筋，献计献策。干医的朋友说，人吃了维生素B1以后，身体会发出蚊子不喜欢的体味，我就立即买了几瓶带上；战友老章是个电脑爱好者，说有款超声波驱蚊小程序，在电脑上工作时启动程序，电脑就会发出超声波驱蚊。

　　应该说，这些措施都发挥了比较好的作用，有的经过临场改造，也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比如蚊香，因为战争毁掉了博恩迪的水电设施，住所只能用自备电站限时供电。这样电蚊香的使用就受限，在房间里点上蚊香又会呛人，我就反弹琵琶，把两盒盘式蚊香泡在水里，然后将浸出液喷洒在房间的门窗、地面，特别是绕床一周，这样药效更持久，效果出奇地好。自此以后，卧室里几乎就没有蚊子了。盘式蚊香用完了，我就用电蚊香浸液喷洒，效果也不错。有时，为了增加防蚊效果，还会在车里、办公室，甚至迷彩服的口袋里装上几片撕开包装膜的电蚊香片。

　　后来想想，周密的防蚊预案、不带侥幸心理的应对措施，是没有出现重大安全问题的关键。

例如，在辗转去博恩迪报到的途中，曾转机夜宿赤道省省会姆班达卡。联刚团一战区的人事官G1把我和同行的罗马尼亚籍军事观察员卡斯泰尔送到当地一家很有名的旅馆。因连年的战争，这家旅馆损毁严重、近乎废墟，没有水、没有电、没有吃的、喝的；房间里就只有一个床、一个床垫、一个破桌子、一个破凳子。这时我随身带的蚊帐就发挥了重要作用。如果计划不周、没有随身携带蚊帐，仅仅这个晚上就让蚊子给咬得体无完肤了。

　　 Hotel de Ville Mbandaka

（修复后的姆班达卡城市酒店）

　　卡斯泰尔没有带蚊帐，我问他怎么办？他戏说，没有问题，他的体毛很厚，是天然的防护层，蚊子根本咬不着他的皮肉。结果一会儿，他就被蚊子叮咬得受不了了。我教他用清凉油、风油精涂抹在身上，并用小半瓶蚊不叮在他的身上、床上、枕边喷洒，帮助他也平安度过了这个恐怖的夜晚。

　　在这种没有电、没有火种的情况下，如何能够用蚊香呢防蚊呢？用水浸出蚊香的有效成分防蚊的主意，就是在这个旅馆的床上琢磨出来的。

后来还想出了几个好的防蚊招数，对我自身、对身边的同事防蚊抗疟，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其中最为有用的是巧用空调防蚊，用空调将房间温度降到低至20度以下，房间的蚊子就不再起飞活动。

　　这一招是在联刚团海军工作时想出来的。联刚团海军办公区在一楼，因靠近刚果河及其支流，周边水沟密布，大院里又有大片的草地，蚊子特别多。我将办公室的空调调到最低，偶然发现蚊子从室外33度左右的环境飞进温度为18度的房间时，遇到冷空气的蚊子就像被冻僵了一样纷纷掉落到地面。

　　联刚团的船队在刚果河里行驶时，蜿蜒穿行于一望无际的热带雨林中的河面，蚊子的密度很高，随船军事观察员的防蚊是一个令人头疼的事情。在船上，一个航次要一个多月、甚至更长。一旦观察员染上疟疾，除了服用随身带的抗疟药，很难得到外来的救治。如果耽误了救治，转为脑疟，往往就很难被救活。

在这种情况下，特殊条件决定了，防护重于救治。我起草了一份电报，发到各个船上。要求大家注意通过用空调大幅度降低房间温度等措施防蚊抗疟，这个措施保证了人员的在航率，保证了将联刚团急需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到相应的战区。

　　第二个层面就是抗疟。

出国前，在疟疾已经消失近30年了的山东，要找到抗疟的药物，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跑了很多药店、医院，包括防疫部门，都说没有相应的治疗疟疾的药物。

后来，尉迟大姐帮着从医院的药房里找到了一瓶早已经过期的奎宁。我想过期的也比无药可用好，就将这瓶过期的奎宁带上了。

　　到了北京，总部的领导在进行赴任业务指导的时候，告诉我们，在王府井大街的一家药店有一种青蒿素类抗疟药出售，商品名叫科泰新（双氢青蒿素）。我们随即去了那家药店，花了2400多元买了两大盒的科泰新。

　　到了金沙萨去联刚团报到后，每人发了一个急救包，里面有两份不同的治疗疟疾的药:一种是奎宁、一种是氯喹。对此，我视如珍宝、妥善保存。毕竟这是生命的直接保障。后来，据服用过的同事说，这两种药的副作用特别大。服用以后，大伤元气，严重反胃，直吐黄水。

　　对不熟悉的事物，最好是多做调查研究。经与在金沙萨的中国同胞请教，根据各种药物的特点将其搭配使用，有效的抗疟方案也就出来了：科泰新的副作用小、对疟疾初期治疗效果好，对耐氯喹的疟疾治疗也是不可缺少的，综合起来，可以首先使用科泰新。如果科泰新控制不住，就直接上氯喹。完整地服用一个疗程，一般就没有问题了。如果48小时不能把高烧降下来，最好是静脉点滴奎宁马克斯。

　　中国同胞还告诉我们他们长期积累的抗疟经验：在赤道非洲，感觉自己是感冒了，特别是感觉到头皮发紧时，就当疟疾治，直接服用科泰新，往往就没事了。感觉是感冒了，而实际是得了疟疾，那可就麻烦了。因此，宁可错把感冒当疟疾，不可错把疟疾当感冒。感恩屠呦呦团队研制的青蒿素抗疟制剂，让我们有可能轻松抗疟。

有了最终的应对方案和可行的措施，抗疟也就有了底气。对疟疾的恐怖感，也基本上消除了。即使是后来分配到了“疟疾之都”位于赤道雨林中的博恩迪工作，心里还是比较踏实的。我按照既定方案，以防为主、稳妥抗疟，效果还是不错的。

　　防蚊关键是要重视，要找到容易被蚊子叮咬的重点环节，然后采取有效的防护措施。

首先我发现，同住教堂别墅的联合国同事们隔三岔五地有人患上疟疾。那就说明，这个别墅有疟疾的传染源，或者说，这个别墅里的蚊子是携带疟原虫的，必须要高度重视。

　　开车上班的路上，几乎天天都能发现有人扛着、夹着或抱着一个小木箱从城区往外走，有时一天还不止遇到一个这样的人。后来才知道，木盒子里装着的就是死去的婴儿，而这些婴儿大都是死于疟疾。我的雇工古斯曼不到一岁的女儿也是死于疟疾，高烧几天后就死去了。这说明，博恩迪是“疟疾之都”名不虚传。

　　在博恩迪工作生活，是否能够有效防蚊，性命攸关，大意不得。

捋了一遍，我发现被蚊子叮咬最高危的时段，是形势失控，人员被迫进入野外、特别是雨林的时候；采取的措施是随身携带应急包里放足了各种应急防蚊物品。

　　第二个高危时段是去别墅公用卫生间洗澡的时候。因为那里有很多蚊子，在洗澡如厕的时候，蚊子就会趁机攻击里面的人；采取的应对措施就是，进入卫生间，先用电蚊拍电击蚊子，一顿噼里啪啦之后，再点上两张纸熏烤一下。趁着蚊子没有反扑过来，用最快的速度解决完赶紧跑出来。

　　第三个高危时段是傍晚在室外或同事的宿舍活动的时候；采取的措施是先用蚊不叮涂抹脚腕、脖子等暴露部位，再穿上灯笼裤，让蚊子无处下嘴。

　　在这座别墅里同住的同事们，有一多半的人得过疟疾。他们那种痛苦的感觉、人在疾病面前的脆弱，即使现在想起来也不寒而栗。印象最深的是博恩迪协调中心的文职负责人所罗门，一个高大威猛、体壮如牛的美籍黑人，得了疟疾后被高烧、寒战和严重的奎宁副作用折磨得痛不欲生。他的惨状触目惊心，促使着我更加小心翼翼地采取措施防蚊抗疟。

　　根据在金沙萨的同胞们提供的建议，一有感冒症状，或感觉头皮发紧，就开始服用一个星期的科泰新。令人欣慰的是，科泰新的副作用确实很小。

　　在博恩迪期间，不知是防护到位、没有染上疟疾，还是染上疟疾被科泰新给治愈了，虽有两次明显感觉不适，但都没有发展成高烧、寒战。

回到金沙萨总部工作以后，工作生活条件好了许多，最主要的是一旦得了疟疾也可以得到及时的救治。即使如此，我还是比较注意防蚊抗疟。

　　春节期间，回首都休假的中国观察员先后有两人不幸染上疟疾，高烧、寒战，脸色都烧得黑黑的，还是非常痛苦的。幸亏有金沙萨的中国医院的朋友出手相助，带着吊瓶上门给打奎宁马克斯。一个疗程下来，也就没有问题了。

　　抗疟不仅仅是在境外，回国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也需要高度关注，因为有的疟疾潜伏期很长。考虑到回家以后难以买到抗疟特效药，我们每人都让中国邻居小平帮忙给买了一些奎宁马克斯针剂带回国。

整整20年过去了，尽管搬了三次家，这些包裹得严严实实的抗疟针剂依然被存放在我家的冰箱里。

　　过去，这些药是一份生命的保障；现在，这些药是一份难以忘怀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