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子建是这样开始《额尔古纳河右岸》的:我是雨和雪的老熟人了,我有九十岁了。雨雪看老了我,我也把它们给看老了。这个开头带来的苍凉之感,越是结尾越甚。这种苍凉感是鄂温克人民在善变的自然前无力挣扎带来的,还是“我”身边的人接连不断的死去带来的?或者是那些活着的人一个个离开山林,到布苏定居,从此圈养驯鹿,放下列猎枪带来的?<div><br>《额尔古纳河右岸》中的鄂温克族是生活在大兴安岭一带的少数民族,鄂温克意思是“住在大山里的人们”。他们过游牧生活,追逐驯鹿的食物苔藓与树叶,每到一处,便用松干搭成类似帐篷一般的撮罗子。鄂温克人以部落聚集,男性狩猎捕鱼,女性晾晒肉干、缝制衣服、带孩子。他们以肉类为日常主食,后主食逐渐被面条、烙饼代替,每日三餐离不开奶茶。</div><div><br>鄂温克人信奉萨满,萨满被称为神与人之间的中介者,为人治病、驱灾、祈福、占卜。《额尔古纳右岸》中写了两位萨满,一位是男性尼都,一位是女性妮浩。日本军官吉田来到山林中与尼都萨满打赌,在,要求尼都立刻治好自己腿上的伤口,而尼都让他以一匹马的生命交换,后吉林看到了神奇的一幕,他腿上的伤消失了,但门口的马则口吐白沫,一命呜呼。妮浩每次救人,自己的儿女中则有一位会丧失性命。明知如此,妮浩仍不会拒绝救人,忠诚地完成神赋予自己的使命,最后连自己的性命也慷慨给予。</div> 鄂温克人是唯一饲养驯鹿的少数民族。驯鹿是鄂温克人最忠实的伙伴,甚至融入人们的生命之中。早在17世纪,生活在俄罗斯境内的部分鄂温克人迁往勒拿河及额尔古纳河流域,相伴他们的就是驯鹿。驯鹿喜食没有污染的苔藓,需常年在林中活动,而生存所要的石蕊与食盐,则由人类提供。驯鹿是鄂温克人在山林中唯一的交通工具,也被视为一个部落财产的标志。<div><br>寻找驯鹿是鄂温克人常见的活动。驯鹿在森林中觅食、活动,一般在三四天后自行回家。但若在冬季突遇暴雪天气,驯鹿迷路被困山中,猎民必须出去寻找,防其冻死。在一些祭祀场合,猎民也会宰杀驯鹿,如《额尔古纳河右岸》中萨满每次施法救人,就会杀一只鹿崽祭献给玛鲁神。而在鄂温克人搬迁时,营地中从未熄灭的火种,也会交给一头驯鹿来托载。因此可见,驯鹿被鄂温克人视为与神对话的灵物。所以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一位汉族人建议鄂温克人下山定居并圈养驯鹿时,人们才会有激烈的反应——如落入凡间精灵的驯鹿,怎能与猪羊一般被圈禁,在方寸之地对人类摇尾乞怜,讨取食物呢?<div><br>60年代前后,在政府的动员下,生活在山林中的鄂温克人分批迁往山下居住。最先搬迁的应该是年轻人,他们向往山外多彩的生活,或为自己的孩子创造更好的医疗、教育条件。从此,山林成为他们的故乡。在某些时节阶段居住或凭吊。部分猎民割舍不断对山林的眷恋,依然留在山上。</div></div> 哲学家翦伯赞说:人们从森林走到草原也同样是不容易的,因为这要改变全部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改变意味着要打破或放弃原来,重塑从或建立新知。人类的每一步尝试和启程,必然存在抗衡和牺牲。在一次次的生态移民中,美曰其名予他们安稳生活,安定住所,却促使他们的文化逐渐流失,推其走向衰亡。<div><br>少数民族文化包含衣食住行、婚丧嫁娶、人文礼仪、风俗习惯、生活方式、信仰巫术、穿着情趣、节日仪式、科技工艺、心理特征等方面。在搬迁与融合的过程中,他们的文化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亡。不只是鄂温克人,云南的摩梭人、纳西族,四川、西藏的藏民,如果不是身份证,我们很多时候均无法分辨对方是哪个民族。</div> 文明果然是巨大的力量。他们脱下自己颇具特色的服装,用无所不能的现代化智能产品,订购快递物美价廉的摩登衣服;他们搬离撮罗子、蒙古包、帐篷,住进楼房瓦房,避免风吹日晒,夏暖冬凉,毕竟电力可以解决照明、取暖一切问题。他们放弃自己的语言,努力抄起并不熟练的汉语,而他们的孩子竟都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了……<div><br>服饰、建筑、语言是少数民族文化中最容易流失的。特别是语言,因为很多民族并没有固定文字,全靠一代一代人的传承。很难想象,在“说普通话、写规范字”的现代教育浪潮中,他们这种脆弱的口口相传的方式,还能将语言保存多久。</div><div><br>所以说,现代文明正以惊人的速度,冲击甚至取代少数民族的文化,使其失去传承的土壤与空间。</div> 除现代文明的强力渗透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少数民族自己的放弃。只有当一种文化为它的拥有者赢得心灵上的鼓舞和安慰时,这种文化才得以自觉地传承。<div><br>移民后的鄂温克人失去独属游猎文化中最重要的东西——猎枪,因此无所事事,酗酒打架,如《额尔古纳河右岸》中帕日格和沙合力,“喝酒后不是砸商店的橱窗,就是破坏学校的桌椅,要不就是把乡政府的汽车的轮胎扎破。”猎枪的失去,让他们内在的、独有的狩猎文化彻底崩塌,他们在酒精的麻醉中释放雄性的荷尔蒙,寻找意念中的精神家园。</div><div><br>《额尔古纳河右岸》中的伊莲娜,她随母亲去往激流乡定居。但她嫌弃城市的人流、房屋、灰尘,便回到山中定居,而在山中待上一两个月,又嫌山里太寂寞,跟外界联系不方便。他们身体中残留着自由的因子,因此渴望森林中的撮罗子、驯鹿、呼啸的风,厌弃草原、城市对他们身体的禁锢,却贪恋城市便捷的生活。因此,身体与精神割裂,最终使她走向死亡。</div><div><br>事实上,这不是小说的中杜撰。《额尔古纳河右岸》中的伊莲娜,是以鄂温克画家柳芭为原型的。柳芭是鄂温克族第一个女大学生,考入了中央民族大学油画系专业。柳芭去了北京上大学并留在城市工作,却因为无法适应都市的生活回到了鄂温克部落。在现代文明与原生态生活的夹缝蛄,她竟成了异类。难以找到身份归属的柳芭陷入迷茫,她染上了酗酒的毛病,42岁时,柳芭栽倒在冰冷的河水中与世长辞。<br><br></div><div>离开森林的鄂温克人,像失去土壤的蓬蒿,几度搬迁,在草原上浅浅地扎根。养分无从提取,自身储存的能量去被大量消耗,因此枯萎干瘪。对日渐式微的同族与如流沙逝去的文化,有心无力,索性躺平。</div> 当然,也会有挣扎与抗衡。如《额尔古纳河右岸》的西班,他用自己的方式造字,而画家伊莲娜用生命最后的两年完成巨幅画作,心力交瘁,坠江而死。他们都在用微小的力量留住鄂温克的点滴,但终究溪流难敌海水之势。<div><br>在现实中,很多人通过视频、图片、演出的方式将鄂温克人的生活展现在世人面前,这也不失为一种好的方式。目前也有一部分人在返回其部落生存的森林,恢复其原有的生活、生产方式。他们用这种固执的做法,试图保留其理想建制,重塑精神家园。而这本书,也正是一种呼唤,呼唤人们对大自然的热爱与敬畏,对生灵的关爱与体贴,对宇宙生态平衡秩序和谐的祈盼与畅想。</div><div><br>本书作者迟子建说:尊重弱小民族的生活和信仰,才是真正的文明。真诚地希望每一个少数民族能享有这种文明。</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