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提“佛”字

海涛（李宏海）

肇庆星湖

　　据了解，把梵文Buddha译为“浮屠”，始于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博士弟子景庐，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囗授，译出《浮屠经》。而“佛”字在华夏大地上首次提岀有的说最早见于《诗周颂·敬之》“佛时仔肩”，“佛”字解作“铺”，其本义为看不清楚，又可以引申为慈悲等义；有的说则来源于东汉时期牟子撰写的《理惑论》。至于“佛”这个字，据说是从印度梵文Buddha音译过来的，印度梵文称为佛陀耶。当时，佛教传到中国的时候，是在东汉也就是后汉，即公元67年正式传到中国。当时中国没有出现过这个“佛”字，只有古字“弗”，因为二字的音相同，佛陀耶是人，所以在“弗”字加个人字边，就变成“佛”字，是当时新造的一个字，是佛陀耶的一个专用字。我们中国人喜欢简单，佛陀耶只能翻译成佛，后面的尾音就直接省略掉，我们只翻译成佛字，这是“佛”字的来源。

星湖卧佛含丹

　　我们平时把释迦牟尼佛的创造的宗教称为“佛教”，称释迦牟尼为“佛陀”“佛祖”。但我们知道，尽管佛教是从古印度传到中国的，但是由于两个不同宗教民族的国家，而且两国的历史和传统文化以及本民族的文化和宗教信仰不同，直接影响到佛教的发展。当时传过来的时候，是用巴利语或者别的语种，“佛”这个字应该是不存在的。

贺江第一湾

　　那么问题来了，是谁创造了这么一个字？这个中国第一位创造“佛”字的人，名叫牟子。牟子是岭南广信人，也就是现在的肇庆封开。梵文Buddha译为“佛”始于牟子《理惑论》，而该书的写作年代，是佛教研究史上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牟子撰写《理惑论》之地广信，即今封开。语言学家罗康宁在《封川话浊塞音声母初探》一文中推断，早在隋朝《切韵》之前，大约是汉至南朝这一时期，中原汉语就已经传入封川（封开南部片区），并逐渐偏离中原汉语发展的轨迹而形成为一种方言。今封川话“佛”读作Fu，而开建（封开北部片区）话把“佛”读作pet部分非敷奉母字仍读重唇音，但封川话的古重唇音则已轻化。

六角山泉佛

　　《理惑论》是第一篇把Buddha译为“佛”的文章。《理惑论》是历史上第一篇由中国佛教学者独立撰写的论文，已为大多数学者所肯定。根据汉字既可作词根又可独立成词的特点，魏收补充“陀”字是多余的。“佛”字的汉译本义，解作“觉”或“净觉”都是误将Bodhi（菩提）的含义移到Buddha（佛）的身上。按照牟子本人的理解，“佛”字本身就完全可以独立表达梵文Buddha的本义。

牟子《理惑论》言：“佛者，溢号也，犹名三皇神、五帝圣也。……恍惚变化，分身散体，或存或亡；能小能大，能圆能方，能老能少，能隐能彰；……故号佛也。”牟子的解释，抓住了Buddha是佛教崇奉的最高偶像，犹如儒家崇奉的三皇五帝，并且具有神秘多变的特点这两个含义。它完全符合竼文佛教经典对于Buddha的解说。

麒麟山卧佛

　　自伊存、景庐译出《浮屠经》，至牟子撰写《理惑论》，其间200年。佛教传入中国主要有两条路线：一条是北方陆路，“经由中亚细亚及新疆到达中国”；一条是南方海路，“经由锡兰、爪哇、马来半岛、越南到达中国南部的交趾、广州”。这与陆上、海上丝绸之路相吻合。自安息国太子安世高于东汉桓帝建和二年（公元148年）到达洛阳，到灵帝建宁三年（公元170年）译岀佛典95部、115卷，还曾两次到达广州（番禺）。无论安世高从海上入番禺去洛阳，还是由洛阳出发再入番禺，都必经交州治广信之地。所以早在牟子到达广信公元189年之前，佛经就在佛教海上传入中国必经之地的广信传播。而且在朱符（交趾刺史）被杀（公元197年）以后交趾已有接受凡人出家的场所。

牟子由儒学五经到诸子百家，甚至兵书方术，广读博览，最后锐志佛道，兼研老子。但他绝不死读，而是“博取众善以辅其身”。读道书却不信方术，常与之论辩并战胜之，锐志佛道后世俗之徒骂他异道，他还以笔墨维护其矢志的事业。牟子的学识辩才，深为社会所赞许，也为太守刺史所赏识，虽然牟子不问达于权贵，但权贵却屡谒请他出仕，都被他全都婉辞。终其一生，一个文武兼备的奇才，没当过一天官。没领过一文钱俸禄，真正淡泊名利，修身保真，为道献身，堪称后世师表。

西江晚霞

　　那时候的岭南属于文化盛地，历代名士名作，广为流传。西汉时期的陈钦是岭南地区最早的经学家，被清代大学问家屈大均称为“粤人文之大宗”是《左氏春秋》重要传人，一生研究《春秋》《左传》，著有《陈氏春秋》（已佚）。陈元是陈钦之子，继承父业，对《左传》做了广博精深的考证与注释，著有《左传异国》（已佚）。东汉初年，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进行激烈论争，陈元凭借显出的学识、思辩力和毅力，取得了辩论的胜利。“帝卒立《左氏》学，太常选博士四人，元为第一”。汉光武帝期间，陈元作为古文经学派代表，对《左氏春秋》的研究达到最高水平，与桓潭、杜林、郑兴齐名，在全国的学术界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同时也表明当时的广信（今肇庆封开）是《左氏春秋》研究的重心。但能流传下来的学术经典极少。唯独东汉时期的佛学论著牟子《理惑论》，一直流传至今。

牟子生活的时代，正是道教崭新的时代。在道教方面，从春秋战国齐国燕国养出阴阳家到民间方技养生论再到神仙家思想，形成了道教源头方仙道。从秦始皇到汉武帝重之再到桓帝灵帝出现《太平经》张鲁创出五斗米道及东汉末魏时代葛洪天师道。葛洪从经世致用的儒家子弟转变为道教人士，他融合以东汉魏伯阳为代表的丹鼎学说和以太平经为代表的神仙理论，成功创立了不仅有系统世界观也有系统方法论的不同以往的教派学说，他将道教推往一个新地步。在儒教方面，随着两汉经学的兴盛到东汉末期一大批后汉诸子出现，这些人都是儒者，但也全部是不纯的儒者，他们思想不完全为现代眼光中各个门户之见相囿（例如西汉末，杨雄在其《法言》里就鲜明说过，老子的思想他是要效仿的，至于王充的《论衡》更是比吕氏春秋更驳杂，更统一等等），这是儒家和儒者的转变。在佛教方面，佛教作为东汉传入我国的宗教，其发展和道教类似。作为一种思想，牟子正体现了汉代的士子的普遍特点，饱览典籍，但是面对人生的疾苦，面对世俗的纷扰，牟子不能够解惑，知道他了解到佛教，欣然接纳，并引用秦汉各家的诸子学说对佛教思想进行阐述解释。

　　牟子对待外来文化不是简单的“拿来”“照抄”，而是在哲学思想上选取共同点进行融合。他把“佛”字正是译语根Buddha，使后人由此能顺利派生出佛性（菩提），佛像、佛经、佛寺、佛塔、佛事、佛法等词，不再以“浮屠”涵括一切。这是牟子比伊存、景庐高明之处。他还把“佛”同“道”联起来，佛之言觉犹道之导致无为，说“佛乃道德之元祖，神明之宗绪。”他引儒家道家的论点，都是为了弘扬佛法。就像他常说的一句话：见博则不迷，听聪则不惑。

　　由东汉初的“浮屠”到东汉末之“佛”，译文的演变反映了作为拼音文字的梵文佛经传入中国后，与华文（汉文）沟通转译的艰辛，而正是这种艰辛，磨炼了中华民族在坚持已有文化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如何吸收外来文化来充实自己的本领。牟子不仅要有勇气还要有智慧，而且在辩论中牟子大量引用儒家、道家经典，尤其老子、孔子的经典，广取譬喻，反而极少引用佛经。主要是当时佛教刚开始流行，对于这个外来的宗教，人们对它还很生疏，很不了解，只能用中国固有的观念来看待它、理解它。

　　词汇上解释“佛”字并不是指的某一样东西或某一种事物，而是说的“智慧、觉悟”。而当汉字“佛”形容人时，指的是佛教徒对修行圆满的人的称呼，是一种称呼。在佛法看来“佛”是芸芸众生、世间万物，佷难用一个具体词语、一个具体形状去表达。所以“佛”为无形，存在于广阔天地间。

南丰文笔塔

西江贺江交汇处江口

星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