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难忘知青岁月》

红孩儿

近日，再次一口气读完了梁晓声的长篇小说《知青》。展现在眼前的是那一代青年人对理想的追求、对命运的抗争以及在苦难面前顽强不屈的精神。从城市到乡村，从乡村回城市，知青们经历了一场又一场爱恨交织、一次又一次生离死别，生命的轨迹从此改变……

手捧着小说，多少次眼框湿润。我仿佛置身于其中，与他们同战斗、共命运。当年的知青生活一幕幕浮现在眼前......

那是1975年7月，还不满十六周岁的我初中毕业了。当时，大通县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已经搞得热火朝天。知青榜样邢燕子的事迹深深地吸引着每一个有志青年。“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口号，召唤着一大批热血沸腾的初中和高中毕业生。大家纷纷报名下乡。我也要下乡，我一遍一遍地递交申请，一遍遍被打回来。因为我年龄不够。天真的我，以为只要态度诚恳学校就会批准。

我眼睁睁地看着，我的同学们被敲锣打鼓地送到农村。我心中万分失落。

不让下乡我就不上高中。眼看就要开学了，我被分到了王老师的班上。王老师找我谈了很久，讲了许多关于学习知识重要性的大道理。我一声没吭，主意已定，九头牛也拉不回来了。这一批不让我去，就等下一批。我在家里硬生生等到过了十六周岁生日。赶巧，县知青办又组织了一批知青下乡。

　　1975年10月初，我来到大通县后子河公社河滩大队插队落户，成为一名光荣的知识青年。

后子河公社坐落在西宁和桥头镇之间，交通便利气候宜人。是大通县最富裕的公社。当时还是青海省“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公社。父亲时任公社书记。

河滩大队地处北川河西侧，全都是水浇地。劳作没那么辛苦。是一个以大队为单位的村子。队里只有30多户人家。主要有“麻”和“王”姓两大家族。老百姓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口粮也基本够吃，日子过得平静而安稳。

　　 在村子的南边，矗立着一棵高大的老杨树，据说有200多年的历史。老百姓以她为荣，以她为宗。在树上挂满了红布条，乞求保佑村子，逢凶化吉。

按照上级的指示，大队要修建一个知青点，知青要集中居住便于管理。河滩大队为我们修建了一个小院子，3间平房。其中一间做厨房，另两间作知情宿舍。带队的白队长只好住在厨房里。晚上把床铺铺开，白天收起来。

我们知青点是12名清一色的女知青。除了我是第二批下乡的外，其他11人都是先我而来的第一批知青。都是大通二中的校友，关系很快就融洽起来了。杨薇、王莉莉和我还是同班同学，本来就是好朋友。

　　 一群天真活泼的姑娘们吃一锅饭、睡在一个大炕上、一起下地干活。成天叽叽喳喳、嘻嘻哈哈还真把个知青点搞得热闹异常。有时候不知是个什么话题把大家逗得哈哈大笑，那笑声此起彼伏都传出了半个村子，好奇的村民都跑来看热闹，听到我们讨论的话题时，一脸懵圈地走了。

河滩大队的田间地头多了一群女知青，那些嫂子、婶婶们也学着知青的样子把自己打扮得干净整齐。村里的大姑娘们没事就跑到知青点和我们唠家常。那些小伙子们眼睛里放着光亮，干起活来也劲头十足。

贫下中农们特别关心、疼爱我们这些县城里来的姑娘。教我们干农活，帮我们缝补衣服。请我们吃酿皮、搅团、尕面片、拉条……由于知青的来到 ，这个平静的小村子一下子热闹了起来。          

　　 没过多久，有人就被调去当民办教师、有人当了赤脚医生、有人去了养猪场、有人则被安排在果园干一些轻活。她们都不用到大田里干活了，实际下地干活的就剩了7个人了。我这个公社书记的女儿就在这7人之列。我们被编入民兵连、青年突击队。队里把我们当成了壮劳力使用。除草、收割、打场、送粪、喂猪、治河造田、民兵训练…… 脸晒黑了，双手磨起了老茧。一天下来，回到知青点，躺倒床上就动不了了。从没干过农活的我，哪受得了这个苦。7个知青中我年龄最小，想着有人可以不下地干活，心理就非常羡慕。趁回家休息时，给父亲说了自己的想法：“有人都不用下地干活了，能不能给大队书记说说，给我也安排个清闲一点的活”，“那可不行，你可不能搞特殊，必须和大家一起劳动”。

我们知青点是轮流做饭，每人做三天。白队长怕我年龄小，做不了13人的饭。问我：“你会做饭吗？不行给你找个帮手？”“我会做饭”。煮稀饭、蒸米饭、面条、面片这些都问题不大。问题就出在蒸馒头上了。从来就没蒸过馒头，不会发面。三天需要蒸两次馒头。一次白面馒头，一次包谷面窝头。按照别人的叙述，我发好了包谷面，烧好了一大锅水，坐上笼屉。一大盆发好的包谷面倒在了案板上，左揉右揉就是不成团，刚做好一个窝头的形状，分分钟就变成了一个面饼。结果黄面抹了一身，撒了一地，满头大汗不知所措。面没和好，锅里的水快凉了。又去烧水，“呱嗒、呱嗒”一边使劲地拉着那个大风箱，一边往灶膛里填煤。刚填完煤，想用煤铲松动一下，只听“咣当”一声，炉屉翻了，本来烧红的煤渣全都翻到炉坑里了。这下可好，火灭了，一堆黄面摊在案板上变不成窝头的样子，我一屁股坐在凳子抹眼泪。哭过之后，忽然有了注意，飞快跑到知青点隔壁的王奶奶家搬来了救兵。在王奶奶的帮助下总算蒸好了窝头，没有耽误正常开饭。以后，无论蒸馒头还是蒸窝头我都找王奶奶来指点。没几次我就出徒了。蒸的窝头松松软软，蒸的馒头白白胖胖，大家都喜欢吃。

　　 知青点没有井，更没有自来水。用水都要到400米开外的泉眼处取。做饭的人负责挑水。从来就没挑过扁担的我就犯了难。我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的难处。两只桶装了满水，我根本就挑不起来。只好挑两个半桶，像扭秧歌似的摇摇晃晃、洋洋洒洒，从知青点到泉眼这段距离我需要歇七八次。冬天里，队里在知青点到泉眼的这条路上沤肥，堆成一个大大的粪堆。尤其是下雪天，跳着水桶翻过粪堆就异常艰难。一次下雪，我挑着水好不容易爬上土粪堆，正得意洋洋地准备下坡。“咣当当”一声，连人带桶滚到了坡底，腿磕破了、水撒了不说，桶也摔漏了……

好友王莉莉个子比我矮一点，挑水翻越粪堆更加困难。每次遇到她负责做饭，我就去帮她挑水。日子长了，我挑水的技艺也提高了，可以满桶水挑回去了。

1975年10月下旬，公社组织治河造田，包括我们这7名知青在内的河滩大队青年突击队来到了现场。在河边支起了三顶帐篷，除了男女青年各占了一顶帐篷外，另一顶帐篷用来做厨房，里面支起了一口大锅。农村姑娘王金玲负责给大家做饭。

10月下旬，青海的天气已经寒气逼人了。我们每天都要下河捞石头，当卷起裤腿，站到冰冷的、没过了膝盖的河水中时，瞬间从脚到头都冰透了。不一会儿，两条腿就失去了知觉。我们是知青，是来锻炼的呀，谁敢叫苦叫累？我和王莉莉悄悄嘀咕着“我感觉腿可能要完蛋，一定得关节炎”，“我也是”。

一天上午，捞完石头，拖着几乎麻木的双腿，疲备不堪地回到驻地，端起了一碗热气腾腾的面片准备大口大口地时，天啊！我看到了什么？面片上面飘着三四只绿头苍蝇。“金玲！金玲！这是咋回事？”。金玲姑娘无奈地说，外面太冷，苍蝇都钻到了帐篷里，一揭锅盖，就都掉到锅里了。我伸头看看锅里，起码有几十只苍蝇飘在那里。一阵恶心，这顿饭我实在吃不下，悄悄把饭倒了。

饿着肚子又捞了一下午石头，几乎是浑身无力，两眼直冒金星。真是饥寒交迫的感觉。收工后，我一屁股坐在土堆上，端起金玲姑娘递上的一碗面条就准备大口地吃，“把苍蝇挑扔了”“哦，好”。我一边把碗里的苍蝇挑扔在地上，一边大口地吃着，一点也不感到恶心。吃完饭，知青们都满不在乎地议论着自己碗里挑出了几只苍蝇，大有谁挑出的苍蝇多，谁是赢家之意……

1975年10月28日这天，下起了那年的第一场大雪。那单薄的帐篷根本挡不住这河堤上的寒风。夜里，我和王莉莉就钻到一个被窝里，压上两床被子取暖。本就麻木的双腿，在被窝里暖一晚上还是冰凉的。二十天的治和造田结束时，我们的被褥潮湿得快拧出水来了。

　　进入冬季，就进入农闲季节了。主要农活就是“拉粪”。所谓“拉粪”就是把经过一个夏天和秋天沤好的有机肥料用架子车送到每一块地里，以备来年使用。

由于秋后的土地都是犁过的，比较松软，用架子车拉一车粪送到地里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至少需要两个壮劳力。队里规定，两人一辆车，可以自由组合，每车每天至少拉够十趟，然后就可以休息了。队里的小伙子们身强力壮拉起车子跑得飞快，也乐意找女知青搭档。

进入隆冬的季节，已是冰天雪地。最低气温都在零下十几度到二十度。送完十车粪后姑娘们的刘海、眼睫毛和眉毛都结满了白霜。棉袄的后背也湿透了，冰凉冰凉。疲惫不堪地回到知青点后，饭都不想吃。

春节前肥料就全部到位了。远远望去，平坦的土地上，均匀的分布着一个个小粪堆，密密麻麻、星罗棋布。

　　春节一过，村民们就开始忙活了。知青点的姑娘门跟着村民忙前忙后，耙地、播种、施肥。河滩大队主要农作物就是小麦，还有少量的大豆、土豆和菜籽。

播种结束后，队里的男劳力都被派出去搞副业了，以便给队里增加一些收入。

大概到了阳历四五月份，天气也开始暖和起来，地里的麦苗长到了一两寸高，一望无际的麦田绿浪滚滚。女人们脱掉了窝窝囊囊的棉袄，穿上了花花绿绿的春装，带上雪白的大凉帽，该开始除草了。

队里把知青点的姑娘们与村里的妇女们搭配编成小组。各负责几块麦田。一大早，就看到妇女们在各自的责任田里，手拿着小铲，一字排开，向前推进。在身后留下一堆堆除掉的杂草，没有了杂草的拥挤，小麦苗露出了挺拔的身躯。一开始知青们都分不清哪是草？哪是苗？不时闹出拔了麦苗留了草的笑话。那些嫂子和婶婶们耐心地，手把手地教我们。没几天我们都学会除草了。一开始是蹲在地里，右手拿铲子不停地铲，左手不停地抓草。一会儿就蹲不住了，就跪在地里，时间一长也跪不住了，干脆就一屁股坐在那潮湿的土地里一点一点往前蹭。说起来除草好像不是什么重活，但整天都头顶烈日，不停地重复地做着这个动作。一天下来也是疲惫不堪。农村的妇女们用“腰来腿不来，坐下起不来”来形容当时的疲劳程度。农村没有什么文化娱乐活动，妇女们在除草时你家长我家短、你家的婆婆、我家的孩子的议论着，说笑着。甚至和自家男人的那点事也拿出来说给大家听。每当这时，就会有年长的妇女对我们知青说：“你们听不懂，不要听”。确实，我们似懂非懂，不好意思地低着头使劲除着草。

休息的时候，大家都会把自家带的熬好的茯茶水和香豆焜锅分给我们知青姑娘吃。一来二去，知青和村民之间的关系搞得就亲近了许多。

村子里王家有个嫂子姓郭，成天大大咧咧、嘻嘻哈哈。大家都和她开玩笑。她有两条又黑又长长的辫子，平时都盘在头上，外面戴了个白色的帽子，帽子外包了个头巾（当时，青海农村结婚后的妇女是不允许把辫子露出来，也不能随便剪辫子的）。在说笑的过程中，大家都怂恿我去把她那辫子给剪了。她说：“你能把我摔倒，就可以剪”。我觉得我的力气还够大。就在大家的起哄声中，趁她不备就冲上去把她摁在地上，不知是谁递过来一把剪刀，我们一起把她那的一条长辫子齐耳剪断了。手里拿着那条剪下来的辫子，她像发疯了一样追我。在大家的掩护下，我跑走了。

第二天我听别人说，晚上回去她丈夫看到她一条辫子被剪了，打了她一顿。顿时，我觉得闯下了大祸。“嫂子，怪我了”，“没关系，开玩笑的呗”。听她这样一说，我却陷入了深深的愧疚之中。不知深浅的我，这个玩笑开得有点大了。

也就是从那件事开始，我们的接触多了起来，慢慢成了好朋友。我常去她家玩。

　　到了阳历八月，金黄色的大田里的麦浪滚滚。该收割了。白队长每天起个大早，帮姑娘们磨好镰刀。他就是我们的家长。就像慈祥的父亲。

村民们娴熟地右手挥舞着镰刀，左手拢着麦秆，割一堆麦子放在地上，用麦秆拧俩条绳子，三下两下就扎好一个麦捆子，稳稳当当敦在地上。像一个放哨的士兵。看着容易，做着难。我手中的镰刀就是不听使唤，麦子没割下多少，镰刀尖扎伤了自己的腿，裤腿也割破了几个大口子。扎的捆子松松夸夸站立不稳。一天下来，胳膊被麦芒划出了道道痕迹，汗水蛰得又痛又痒。在烈日的炙烤下，没过几天，脸上、胳膊上都脱了层皮。

当麦子全部收完时，知青姑娘们的割麦子，扎捆子的技术也都有了大的提高。紧缩着的眉头也都舒展开了，黝黑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经过一段时间紧锣密鼓的打场，麦子颗粒归仓。麦场上竖起了一个个高高的草垛。麦草一部分分给农民烧火做饭了。另一部分卖给西宁造纸厂了。

　　秋收结束后，我们知青点也分得了土豆、麦子、青油……，按每个工分4角钱计算，我们每人还分了七八十元钱。

在白队长的努力下，我们的知青点小院里又盖起来三间房子。打了一口抽水井。在东南角落里垒了个猪圈，养了一头猪。知青姑娘们精心喂养，到年跟杀了100多斤肉，白队长给我们每人分了一条肉，高高兴兴回家过年了。

通过一年多的劳动锻炼，我们与淳朴善良的农民结下了深厚的感情。我忘不了当我们回城时，村里的男女老少把我们送到村口时，那充满不舍和期盼的眼神。       

      四十年后，我和王莉莉相约回到河滩大队，围着村子转了一圈，除了那颗老杨树依然矗立在那里外， 村里发生了翻天复地的变化，以前的破房子都变成了楼房。街道也宽敞平整多了。正好村民们在村委会体检，我俩赶紧凑上前去：“我们是以前的知青……”，年轻人都笑了笑走开了，只有几个上了年纪的老人围过来，激动地拉着我们的手，我们相互打量着，努力地辨认着对方。

“有个姓郭的嫂子她在哪里？”听我这么一问，村民们立刻不吭声了。“哎！有病，殁掉了”，我的脑子立刻“翁”的一声，心中一阵酸楚，我来晚了，当年减掉一条辫子的愧疚和歉意我向谁表达？

在村民的带领下，我们找到了当年的知青点。小院子早已变成了村民的宅子，大门装修过，已不是原来的样子。为了不打搅人家，我们从门缝朝里望去。院子里也盖起来一座小楼。我们住过的平房依然还在，被用来堆放杂物，显得非常矮小。望着那矮小的平房，当年姑娘们开怀的笑声又回响在耳旁……

 

回忆当年做知青的经历，感慨万千。忽然想起孟子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的名句。是的，我们在生活上确实吃了不少苦。但在这艰苦的磨练中，我们学会了坚持、同情、忍耐和顽强。通过与贫穷的农民们朝夕相处，感受到了他们的憨厚、质朴和善良。真正了解到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们的不易。

毫无疑问，这段知青生活，是我整个人生中永难忘和值得炫耀的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