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韵媛澈的美篇

冬韵媛澈

在新的天地施展身手——我的外科生涯（八） 作者：高有炳（遗作）整理者：高伐林、高冬媛 【本文作者简介】 高有炳，湖北鄂城（今鄂州）人，1913—1998，著名外科大夫。毕业于上海同济医学院，抗日战争期间先后在重庆中央医院、陆军医院任外科主治医师。共和国成立后，任武汉市第二医院（武汉市中心医院）外科主任，武汉医学科研所所长，兼武汉医学院教授。 在湖北、武汉地区，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他与姐姐高欣荣（1905—1997，妇产科专家）哥哥高有焕（1911—1972，内科专家），以医学界“高氏三姐弟”拥有较高的知名度。三姐弟先后赴美深造，并一度在武汉合作开办“高氏医院”。 图H-01：高有炳直到晚年，仍然保持读书的习惯，并用蝇头小字记录心得体会。 （续前） ● 为家乡父老服务 　　临近解放，院长离职后我也就回家，在高氏医院看病。1949年5月，时任卫生局长的宋瑛几次来家，要我就在市立医院担任外科主任。我因上班不便，暂就顾问职。后建立市立第二医院，就要我担任外科主任。 图H-02：1950年代在黎黄陂路雪中嬉戏的照片，保留了当年高氏医院（路左侧建筑）的部分原貌。 图H-03：如今的高氏医院旧址。原来的大门和围墙均已被拆。 　　解放初期，1949年初，许多经过战争年代的老干部来找我。有一次宋瑛局长带了一位何姓老同志来。抗日战争中他在山东与日军作战时，左肩胛部被击中一枪。后来手麻、疼痛虽然好转，但发现该处逐年增大，成一瘤状物，冬天左臂及手部肿胀麻木，不能睡眠，并且感到心慌，经过所有后方医院及解放后所经城市大医院诊治，均诊断为动脉瘤，现有条件无法治疗。在郑州经多次会诊，也都认为没有条件，该市不能治，建议到上海、武汉，可能有办法。他们的病历材料送到上海，上海医生也说没有把握；在武汉到许多医院看过，医生说没见过，皆拒绝了。最后找到我看，只问能不能治，治过这种病没有。当时我不加思索地回答说：治过，但瘤子没有这么大。他们听我说见过并治过，便天天来要我答应开刀。 图H-04：武汉市第二医院全体职工合影。第二排左起第五人为高有炳。摄于1950年。 ●治好了是应该的，治死了就不得了！ 解放初期，群众中的思想比较混乱，谣言也多。我后来听同道劝告，分析利与害给我听，也感到害怕起来：如果治好了是应该的，治死了就不得了！“有意谋杀老干部”，不判死刑，起码也是无期徒刑。何必冒这个险？而且目前手术设备、条件都不够，输血设备、心脏监护都没有，更何况他已有心脏负担过重迹象……我心里也感到手术太危险了，婉拒说不能做。 宋局长就天天来做我的工作，并且说已经报告到上面去了。老何同志本人也来要求说：快刀割乱麻，现在进入了半死不活的日子，宁可冒风险，也要做这个手术。还对我说：你不要怕，人总是要死的，为抗日而死也是值得的。我听了后很感动。他是山东人，我是半个山东人（我从小在青岛长大，对山东有感情），所以心一横，不考虑后果，而要全力将他治好。 宋瑛局长是外科医生，已经跟我当了几个月的助手，一般手术也做得不错，就当我的第一助手；张问津是河南大学的住院医生，手术也比较熟练，准备了600cc的鲜血，在手术时用。 图H-05：1950年5月，武汉市立第二医院外科医护人员合影，高有炳戏称大家是“外科开国元勋”。第二排左一为高有炳，右二为宋瑛，右一为张问津。 　　那天早上手术室挤满了人参观，里三层外三层，有上级领导，有各医院的外科负责人。手术从上午8点开始，切开皮肤后由于血管瘤的侧枝血管多且大，只有仔细地结扎或缝合，3个小时才进到瘤边。结扎血管时止血钳放开早了，发生出血，助手忙用止血钳想来止血，但因出血已看不清楚脱掉的血管，就盲目地夹，未料将很薄的血管瘤刺破，发生大流血。两个助手手足无措，拿止血钳来乱夹，都给我用手挡开。 这时大出血不止，麻醉人员报告血压下降，脉搏快速而微弱，旁边看的人都说：“完了完了！”我见到宋局长和张问津都沉不住气了，宋的手在发颤，张则手持止血钳不知所措。我要张问津用吸引器帮忙吸血，自己则一面用手指探索出血孔将其压住，一面要助手们快速输血。因为只准备了600cc的血，已经出了一两千cc了，我就令将吸出的血加进防凝剂再重新输入。 病人情况逐渐稳定些，我乃放开压迫出血的裂口，看清楚后即予以包扎，然后继续进行切除瘤肿。助手们经此意外皆显得操作迟缓，总算在六七个小时后完成手术，一下台首先是宋局长因为紧张过度，倒在椅子上起不来了。同行们都为这个手术给我捏一把汗，说我真沉着！看的人都认为病人死定了的，结果活过来，真没想到！纷纷要我写经验介绍。于是我写了一篇论文介绍经验，在《中华医学杂志》1949年12月发表了。 ●“男人生小孩奇闻” 这次手术的成功，也使当时的上级领导对我大为信任。解放初期市里各大医院出现的医疗事故，往往派我去检查，例如协和医院英国医生做的几个急腹症手术，我一一指出手术指征、手术方式，以及抢救方面的错误。开头他们盛气凌人，目中无人，经我按正规要求与后果分析指出后，他们才服气。以后有这方面的问题，就邀请我去会诊。其实，有几个洋人是在他们国内刚毕业实习就来中国练刀子的，经过几次交锋后，才知道我是真正的外科医生，并且在美国名牌医院深造过，他们心服口服；也知道在解放后，再也不能拿中国病人开刀做试验品了，于是一个个灰溜溜地返回他们的国家了。 图H-06：高有炳（前排左二）率领武汉市派出的抗美援朝第二手术队合影。照片文字说明系高的手迹，详细记录了手术队人员构成和异动。 图H-07：高有炳（右）率武汉抗美援朝手术队前往东北时，邂逅1931年满洲医科大学的同学饶斌（中）和被解放军东北军区后勤卫生部聘为手术队长的好友李家忠。 饶斌，1913—1987，江苏南京人。“九一八”后同学失散，他参加革命。高有炳在哈尔滨街头见到政府一张布告上落款“饶斌”，才见到他，当时他担任松江省副省长兼哈尔滨市长。后任长春一汽厂长，主持筹建十堰二汽，被誉为“中国汽车工业之父”。 　　随着解放后医疗机构的扩充，1950年就在原法国巡捕房成立了武汉市第二医院，是以外科和妇产科为主的医院，正式聘任我为外科主任，姐姐为妇产科顾问，继后为主任。我们就将高氏医院停诊，人员都进了市二医院。 新开的市二医院一切设备简陋，因为原址是个法租界抓人关人的巡捕房，不合医院使用，乃计划在接收天主堂医院在抗日战争中被炸毁的废墟上，重盖一座新型医院。 这时，外科收了一个二十多岁男性大肚子病人，在腹部可以摸到不同部位的硬块，不能推动，似与腹部长在一起。经过腹部照片发现牙齿和肢体，当时诊断为畸胎瘤，经其它医院看过皆不敢收治，特转来我院治疗。经过剖腹探查，发现系一较为成熟的畸胎瘤，头部有2-3尺长的头发，一排白牙，眼耳鼻口初具模样，四肢畸形，腹背部皆与病人本体长在一起，分离十分困难。尤其是大血管成了一个，分别包住主动脉。 　　我动这个手术，整整一天才结束。当时就有许多记者闻风前来采访，并拍照实物，照片发布时渲染“男人生小孩奇闻！”参观者整整一个星期接连不断；市内一些照相馆将实物照片放到橱窗内做广告。后来北京有关研究单位前来将标本取走，才算结束。市二医院轰动一时，外科更为人知了。 ●潜心研究湖北病魔的特点 　　1950年开始，政府陆续将接收的武昌同仁医院改为武汉市立第三医院，普爱医院改为第四医院，原汉阳医院改为第五医院，原市立医院改为第一医院，另在法国巡捕房接收后的医院改为第二医院，以外科、妇产科为主。一时大部疑难杂症皆转来求治。 图H-08：右起：高欣荣，高有炳，高有焕。这是1956年7月，高有焕历尽波折从美国归来之际，三姐弟回故乡——湖北鄂城县高家大湾合影。 　　当时的病种，由于连年战争、生活艰苦，以胃肠道疾病、结核病、地方病血吸虫病最多。 一.肠胃病：以胃溃疡为最常见，当时多不敢采取较彻底的手术，遇有并发症的急腹症患者如急性胃穿孔，多采用穿孔缝合修补术，急性胃出血则采用血管缝扎止血的方法。对胃溃疡疼痛或有阻塞呕吐不能进食的病人，则采用胃肠吻合改道手术。这样遗留下来的病人由于肠粘连，再次手术，困难加倍。 当时发达国家对胃溃疡有症状、长期内科治疗无效的，皆用大部胃切除来治疗，认为胃溃疡之所以久治不愈，是由于胃酸分泌过多所致，所以要将胃割去四分之三才好。 当时我就按此法，一次性将胃溃疡的病人，作胃大部切除手术，在仔细的观察下，发现这种办法效果不一定理想，有的进食不能持久。 （高有炳大夫的原稿，到此戛然而止，虽然原稿末尾标注“未完待续”。） 图H-9：时年81岁的高有炳与73岁的姜淑君。1994年摄于武汉黎黄陂路家中。 图H-10：高有炳（中）说过：医生最大的幸福就是解除人们的病痛，妙手回春。 【编后记】 2023年春天，高有炳大夫的文稿《我的外科生涯》在作者逝世四分之一世纪后，被其堂妹高冬媛意外重新发现，经高有炳幼子高伐林认定确系高有炳大夫本人所撰。虽然不可能征得作者本人的同意，但我们决定整理此文，分篇刊出，因为我们深信，此文折射了上个世纪中期中国从战乱走向崛起的艰难历程，反映出上一辈医学工作者珍视生命、求真务实、尊师重教、一丝不苟的传统医德，也介绍了中国和美国医疗体系中的某些规章和做法，对于我们今天的从医者、求学者，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文中图片，大部分为高有炳所摄或保存，少数由武汉市中心医院（原武汉市第二医院）提供，部分来自网络公共图片。 文章面世后受到社会各界读者的关注和好评。我们作为高有炳大夫的后辈和亲属，谨致以深深的谢忱！ 我们将继续搜寻此文可能有的后半部分乃至续篇，并希望关注的朋友们提供文字、照片、录音等各种形式的线索，让我们大家共同努力，复原更完整的高有炳大夫外科生涯以及他所处的时代。 再次衷心感谢各界读者的关注和支持！ 高伐林高冬媛 2023年5月20日于美国新泽西、中国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