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 22px;">立夏过后气温开始明显上升,趁着天气还没骄阳似火,姐弟结伴,驱车游绍兴。</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 22px;">游绍兴一定要去安昌古镇,安昌不仅是绍兴最原汁原味的古镇,那里还是父亲的外婆家,我祖母的出生地。虽然祖母在年轻的时候就跟着父母举家搬迁到了萧山,可她的绍兴乡音则终生未改。</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 22px;">时间飞快,今天来到安昌,我也已是暮年之人。走在街上,耳边传来绍兴娘娘的说话声,仿佛又听见了祖母的声音,内心咯噔一下,往事历历在目,回忆触手可及……</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 22px;">祖母出生于文人世家,康有为曾经是他们家的座上客,这是我父亲的阿淦娘舅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新民晚报》上写“豆腐干”文章时曾提起过的往事。因此祖母从小饱读诗书,还接受过高等教育,也算得上是个大家闺秀了。</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 22px;">祖母曾经的荣华富贵我们知之甚少,唯一看得见的就是她年轻时带着金丝边眼镜,穿着高跟皮鞋拍的照片,而现实中的祖母则是一个眯着一双高度近视眼睛,整天在厨房里忙忙碌碌的平凡的不能再平凡的煮妇了。</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 22px;">祖母的厨艺十分了得,甚至在那个菜场的柜台上大多数时间都是空荡荡的年代里,只要我们回杭州,祖母就会像变戏法似的在饭桌上摆出一桌子的好菜来,绍兴的梅干菜扣肉唯祖母烧的最入味,我父亲称赞祖母是魔术师。</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 22px;">祖母健在的时候,我从农村回家都会去杭州住上个把月,祖母天天换着花样给我做好吃的。</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 22px;">记得有一次我在闺蜜杭州的姑姑家吃了个雪团,和祖母说起这种浙江点心非常好吃,没想到第二天祖母就做了一锅的雪团。</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 22px;">祖母烧菜的时候我喜欢在边上看,她非常讲究用佐料,即便炒个鸡蛋,一定要放很多油,我见她用油如此奢侈,急的哇哇叫:“油放太多啦!”祖母却说:“炒鸡蛋油放少了不好吃的。”我怎么会不知道炒鸡蛋时多放油鸡蛋才会更松软?但是那个时候烧菜的油都是配给供应的。我小学毕业的时候正好遇上动乱,学校不上课,我们家做饭、买菜,都是我的事,我最清楚菜油有多金贵,像祖母这样的用法不用半个月就会把菜油的份额全用完的,这样的话,等我们离开杭州后,祖父母和叔叔姑姑他们有很长一段时间都只能就咸菜萝卜干下饭了。我于心不忍,在一边监督祖母倒菜油,可祖母却笑着说:“诺丰管裹。”可见祖母对远离她身边的孩子有多宠爱。</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 22px;">当年在北大荒的日子里我也收到过祖母亲手腌制的绍兴笋干菜,一拆开包裹那股清香味瞬间扑面而来,这种感受我至今还牢牢记在心里。</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 22px;">祖母为人低调,除了个别邻居以外在大多数人眼里她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家庭煮妇。</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 22px;">五十年代初全民扫盲开始的时候还闹过笑话。居委干部以貌取人,竟然通知祖母去参加扫盲教育。祖母一向谦虚谨慎,不好意思回绝人家,还是隔壁邻居觉得好笑,于是出来解释:“任师母的文化当个老师也都是绰绰有余的哦。”居委干部在惊讶之余就动员祖母走出家门,去参加新中国的建设,还给祖母找了一份会计的工作,但是操持一大家人的家务已经让祖母从早忙到晚,况且还有一个体弱多病的姑姑需要祖母的特殊照顾,她哪里还有时间出去工作,只能埋头于她的煮妇事业。</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 22px;">书香世家出才子,祖母这辈子怀才不遇,但是她的两个弟弟却都才华超众,抱负不凡。</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 22px;">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抗战爆发,祖母的两个兄弟都毅然决然的离开了大学校园,满腔热血的投身于抗日斗争。他俩中一个加入了共产党,曾经在上海接受潘汉年的领导,开展地下斗争。我父亲在19岁的时候离开杭州就是投奔了这个舅舅,上海解放前夕,他被舅舅安插进了杨树浦发电厂,理所当然的成了舅舅的秘密通信员,参加了发电厂的护厂斗争。不幸的是这个为革命做出卓越贡献,并身居要职的舅舅后来因潘汉年事件受到牵连而锒铛入狱,最终尸骨无存。</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 22px;">祖母的另外一个弟弟是父亲常常会提起的阿淦娘舅,他却和哥哥走了一条大相径庭的路,抗战期间他跟着同学去了重庆。新中国成立以后一开始倒也安然无事,还在北京的人民美术出版社任总编。可是五八年反右运动开始,由于他曾写过一篇措辞尖锐的文章发表在了一份段位很高的大报上,结果被打成右派,从此以后一直是名专政对象,甚至也坐过牢,直到一九七八年才得以摘帽平反,重新回到人民美术出版社,国家给了他副社长的待遇,不久以后光荣退休,安享晚年。</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 22px;"><span class="ql-cursor"></span>命运就是这么捉弄人。</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 22px;">父亲的舅舅我要叫舅公,阿淦舅公退休以后曾带着老爱人来过我家,遗憾的是那次他们来上海我却不在家,后来我去北京旅游的时候还专门去了舅公在东城区北总布胡同的家。有趣的是人还没进他家就已经看见走廊的地上摆放着好几个绍兴黄酒的小坛子,就凭这几个黄酒坛子也不用再打听了,直接敲门绝对不会错。</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 22px;">舅公虽然已在北京住了几十年,但一见面还是满口绍兴话,老人家这辈子久经风霜,身上却毫无岁月沧桑留下的痕迹,反倒白发童颜,谈笑风生,让人一见如故,倍感亲切,真不愧是祖母的兄弟。</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 22px;">祖母和祖父一辈子相敬如宾,同甘共苦。</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 22px;">日军侵华,鬼子扔炸弹,祖父家萧山的大宅院顷刻之间化为废墟,全家老小颠沛流离在浙东山区逃难,抗战胜利以后才在杭州城里落下脚来。</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 22px;">新中国成立,一家人的生活终于安定了下来,但仅靠祖父一个人的工资要养活六个孩子,日子还是捉襟见肘,于是祖父在他两个同在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工作的弟弟的引荐下开始儿童文学的创作。</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 22px;">祖父工作之余便伏案写作,已无心顾及家事,瘦弱的祖母不仅独自拖儿带女操持家务,还无微不至的照顾着祖父,为埋头耕耘的祖父端茶倒水,呵护有加。</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 22px;">在祖母含辛茹苦的养育下,她的孩子们一个个都成家立业,祖母却因积劳成疾突发脑溢血,就此一病不起。记得当时祖母已经失忆到连身边的人都认不出来了,但是当父亲和我们一起站在她的面前时,她虽然不会讲话,可还是笑了。我相信奇迹,祖母肯定认出我们了。</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 22px;">我们沿着古镇深处散发的气息慢慢地往前走,看着这里一条长廊、一处水榭、一艘乌篷船、无不是古韵悠悠。心中充满自豪,这里是祖母的故乡。</span></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