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1><b>人物专访及关于电影</b></h1><h3>之所以将人物的专访独立一集是想把人物的照片附上，这些照片都是从网上拷贝下来的。能不能发表实在不确定。试试看吧</h3> <h3 style="text-align: left"></h3> 邢海帆 1992年2月22日<br>北京日报 人物专访——邢海帆<br>《卫国蓝天雄鹰》<br>丁人人<br><br>在中国空军史上，参加抗日战争空战，打过日本飞机的人，在国民党空军中大有人在，参加过中国人民空军志愿军，在朝鲜上空打过美国飞机的飞行员，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中也算得上群星闪烁，但先后参加过这两次战争，而且都打下过飞机的人，却只有一人。他就是解放军空军指挥学院离休干部、现任北京航空联谊会会长的邢海帆。<br> 这位当年的空中英雄，如今已然七十有六合家住在颐和园旁边的干休所内。笔者登门造访那天，他午饭后小寐片刻，就精神抖擞地站在客厅里迎候。那一米八的大个，挺直的腰板，标准的军人姿态，还可见当年的英姿。想不到这身材伟岸的老人，祖籍竟是四川阆中。在他高中将要毕业时，抗日战争全面展开，他约几个同学准备到延安从军，后又在报上见到国民党航空学校公开招生，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报了名。没想到，在几千名应征者中，他入选了。<br> 1937年10月，邢海帆作为黄埔第三分校的学员穿上了军装，先受严格的陆军训练，然后到航校学习飞行。先后三年多的紧张训练，邢海帆以优异的成绩被选送到美国进行深造。在美国学习一年之后，被选留在印度的中国航校任教。在他再三地要求下，他被调入中美空军混合团三大队28中队任分队长。谈起击毁日本飞机的往事，邢海帆眉飞色舞，仿佛在叙述昨日的趣事。 那是1944年12月31日，中美空军发动了大规模空中进攻战役，决心摧毁日军在华的空中力量，邢海帆作为分队长，带着四架P-40战斗机去执行最危险的地面攻击任务，被称为“钻火网”，他们顺着长江飞到武汉，加大速度向徐家棚机场俯冲而下。 邢海帆说：“我看见停机坪上有二十多架日机盖着蒙布，高兴得大叫起来。此时日军发现了我们，地面高射武器打得满天火光，在天上织起一片火网。我不管那许多，第一个俯冲下去钻进火网，对准第一架飞机就猛打。我看见日机中弹起火，便稍拉起机头又瞄准最后一架敌机猛射，也打着了火。在通过敌停机坪的瞬间，我把6捆18颗炸弹一气全扔了下去。当我拉起飞机，回头看地面已是一片火海。再次通过机场上空时，我的飞机被热浪冲得摇摇晃晃。回到机场才知道我的飞机中了几颗敌弹，幸未击中要害。”<br> “一天之后，我又带队攻击武昌的南湖机场。这里的日机都藏在马蹄形的掩体里，必须大角度俯冲才可能击中。但我们还是多次冲进火网，我又击中了两架敌机。可是这回我的飞机中了14发子弹，勉强飞回机场。在以后进攻上海、洛阳、孝感等地的机场时，我又在空中击落敌机一架，并击毁地面敌机多架。在抗日战争中，我击落击毁的敌机一共8架，击毁敌火车头二十余个，炸沉敌舰船几艘。”由于邢海帆在战斗中出色的表现，他得到中、美两国的多枚勋章奖章，还得到美国罗斯福总统颁发的荣誉勋章。<div> 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这位战功赫赫的国民党空中骄子，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不愿意在内战中向人民开枪，便借奔父丧、结婚、探亲等理由请长假，后又从战斗部队调到航校任教，避开内战前线，他的行动引起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注意。1948年7月，通过地下组织的帮助，他辗转来到解放区。邢海帆说：“我到解放区时，只剩下身上穿的一条短裤、一件衬衫，是真的无产阶级了。” 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后，邢海帆先是在航空学校任教，培训新飞行员，后又调到在北京组建的第一支空军战斗飞行部队任代理队长，担负保卫政协第一次会议并组织领导开国大典的空中阅兵任务，作为带队长机，第一个驾机从天安门上空飞过，在中国空军史上留下了一笔。<br>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邢海帆作为志愿军空军一员，要与曾是他教官和同学的美国人作战了。1951年岁末的一天，邢海帆作为副团长，带着6架飞机在清川江上空巡逻。他发现海边有两个黑点，说了声“下去看看”，随即俯冲而下。靠近才看清是两架美国F-80战斗机，贴着海面向南返航。邢海帆冲着长机就冲了过去。敌机发现邢海帆，就突然转弯，想摆脱追击。邢海帆也跟着猛拐，但速度太快，眼看就要冲过头。他急中生智，把飞机变成倒飞，接着按下炮钮，当即把敌机右翅膀打掉一半，敌机变成火球栽向地面。 邢海帆把飞机改平后，又立即对准敌僚机三炮齐发，打得敌僚机拖着黑烟飞不多远也掉了下去。邢海帆几十秒钟之内，以熟练的飞行技术，干净利落地打下两架敌机，在志愿军空军中传为佳话。也使他成为中国人民空军中唯一一位既受过美国训练，又得过美国勋章，还打下过美国飞机的人。<br> 战争结束后，邢海帆走上教学岗位直到离休。艰苦的岁月练就邢海帆一副好身板，他六十多岁开始冬泳，每年冬天都要到昆明湖的冰窟窿里滚一滚，一直坚持到70岁。 交谈中邢老拿出一张他在航校毕业时的全班合影。108名同学中，许多人头上被划上黑圈，一旁注明牺牲的日期和地点，数数已有六十多个。邢海帆说：“这些都是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我算是幸存者。这些年退下来，还想为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兴旺做点事。特别是想为这些为民族存亡牺牲的人们做点事。”<br> 邢海帆是北京市第六届政协委员。在他和王玉琨等委员的提议下，成立了北京航空联谊会。这几年，这位会长特别忙，接待外国友人访华，迎接在台湾的老同学、战友回来探亲访友。他最近还在忙两件大事。一是为了纪念在抗日战争期间，中、美两国军民飞越驼峰天险的伟大历史创举，在昆明修建“驼峰飞行纪念碑”。二是为了纪念中、美、苏三国四方在抗日反法西斯战争中在中国战场牺牲的航空烈士；在南京航空公墓中修建“抗日航空烈士纪念碑”，把所有中国空军烈士和苏、美援华空军烈士的英名铭刻其上，供后人凭吊、瞻仰。</div><div> 邢海帆这只昔日战火中的雄鹰，现在变成传递友谊的信鸽。<br></div> <div>张聂尔</div>1992年12月29日<br> 超越死亡的女作家<br>访《毛泽东和五篇诗文》作者张聂尔<br>本报记者丁人人<br> 面对厚厚一打用电脑打印好的文稿——《中国第一人——毛泽东》（本报连载时改为《毛泽东和五篇诗文》），我一下被吸引住了，一口气读完它。那苍劲酣畅的文笔，好似信手拈来的一串串史实和典故，还有那视角独到的点评，都让我觉得这是位白发苍苍的老者坐在我面前，从容论道，侃侃而谈。 在香山脚下——军事科学院大院里，我见到了这位空军某部的女作家。她住在爱人单位的宿舍里。三室一厅每屋都有书架，架子上横七竖八躺满了书。书桌上摆着一台杂牌电脑，用12寸黑白电视改装成的显视器放在一边。她说：“写这部书时，我爱人看我每天伏案十几个小时，一天要写七八千字，人都要写死了。心疼我，为我买了这部电脑。此书前两章是建鲁（她爱人）替我录入，从第三章开始，他拿来个五笔字型字根表，告诉我怎么拆字，我就边学边用起来。现在一天写六千字和玩儿似的。”<br> 和张聂尔接触后，才发现她的自信心来自她不平凡的经历。<br> 张聂尔的父亲是军队高级干部。她自幼在上海读书，从小学到中学、学习成绩始终保持在年级的前几名。“文化大革命”打碎了她的大学梦。她先到黑龙江建设兵团，而后到沈阳军区当电话兵，又被提拔成宣传干事。<br> 1976年，张聂尔发现左腮下有一肿块，经检查竟是恶性淋巴瘤。医生悄悄告诉她爱人，张聂尔最多只能活三个月。刚刚调回北京的张聂尔工作热情正高，怎能接受这即将死亡的现实呢！面对医院难以忍受的放射治疗和化学治疗。张聂尔度日如年地煎熬着，三年之后，她竟然奇迹般痊愈出院了!<br> 1979年正是返城知青考大学的最后一年，她想步入考场岂料，脾脏又突然恶性肿大。给她看病的医生都悄悄摇头。父亲带着她在北京、上海遍求名医。1980年12月24日，张聂尔度过了她的31岁生日。这一天亲友们象与她诀别似地，把她推进了手术室。她看着无影灯，突然闪出一个念头，如果这次上帝赐我不死，我将用余生干一件事，那就是写作。<br> 谁也没想到，当医生摘除了张聂尔那长满淋巴瘤的脾脏之后，她又一次告别了死亡。为实践自己的誓言，她拿起了笔。<br>几年之中《将门男女》一个长篇，《将军的世界》等四个中篇，以及十多个短篇陆续出版，她成了中国作协的会员。<br> 1989年，聂尔的肝门上再次长了个拳头大的肿瘤。医生这次下的“死缓”通知是最多活一个月。张聂尔似乎感到死神的威胁。乌黑的头发一把一把地掉下来，几天时间就成了秃头。她对记者说： “作为一个女人，掉光了头发似乎比死亡更恐怖我的情绪降到最低点每天都好象要和死神见一次面，我每每对他质问：你为什么总是盯着我？！也许是我牛气冲天的劲头吓着了阎罗王那老头儿，他又放了我一回。”<br> 她在病床上写了一个中篇《超越痛苦》。她真的超越了痛苦，而且超越了死亡。当她又一次走出医院大门时，她变得特别爱笑。潭柘寺的布袋和尚只是笑别人，而张聂尔是发自内心为自己笑。她总爱说：“我不得不承认我是优秀人种。如若不是，那按物竟天择的规律，我早死三回了！”这种自信，伴着她战胜病魔走向成功之路。<br> 1992年初，张聂尔新长出来的乌发已然垂肩，她参加了毛泽东系列丛书的写作。4月份，她去西安采访毛泽东的机要秘书高智。见到了高智当年在北戴河手抄的《增广》。走出高家，她在街头书摊上发现了《增广》小册子，问问书商卖得挺好。<br>于是她萌发了编一本《毛泽东读过的古文注释》的想法。<br> 当她找到毛泽东晚年读过的几本书，并翻阅了大量资料把它们注释出来之后，她在字里行间又发现了新的东西。她看到了毛泽东的思维逻辑，看到解放以来一次次政治运动发展的轨迹，她似乎摸到了社会主义中国成长的脉搏。一个模糊的设想在心中形成。她像发疯似地钻进书海，一个月内看了近千万字有关毛泽东的资料，并把有关章节作了笔记夹上纸条，一本书的构思在胸中成型了。6月份伏案，8月份完稿。十二万五千字的书稿一气呵成。她拿给研究毛泽东的学者们看。学者看完，用异样的目光打量这位女士。毛泽东像一座山，过去写他的人大多在山脚下，或刨底掘边，或仰视其高，基本上都是管中窥豹。而张聂尔似乎站在另一山端，平视此山，侃侃而谈。<br> 有位学者问张聂尔：“你怎么会想到从这个角度来写毛泽东？”又是一阵爽朗的笑声：“只有我才会这么写!”她得意地晃着一头黑发，这哪象是16年里住了14次医院，在死亡线上转了三圈儿的人呢！<br> 从她那笑声中，我又找到读作品时那皓发老者的影子。只有经历过世事沧桑，超越世俗的人才会有这样的笑声。<br> 古训没错：文如其人—— 这就是张聂尔。<br> 1993年1月5日<br>北京日报 文体版<br>《毛泽东和五篇诗文》<br>本报长篇连载引起巨大反响<br>本报记者 丁人人<br> 自本报连载《毛泽东和五篇诗文》以来，编辑部收到许多读者的来信和电话。提出对此书的看法，并对本报长篇连载栏目提出许多宝贵建议。<br> 一位读者来电话说：“北京日报改版以后，小说连载栏目办得很有特色，通俗但不庸俗，新奇而又不是猎奇，文化品味较高。办出了首善之区报纸的特点。开篇的《孙子兵法连环画》就出手不凡，后来的《洋教练自述》、《应氏杯风波>，以及现在的《毛泽东和五篇诗文》都具有非常好的可读性，同时又<br>有很大的信息量和知识性。特别是《毛》这本书，完全不同于以往写毛泽东的书。作者通过毛泽东读过的书，分析毛泽东的思想轨迹，很有见地。”<br> 许多读者来电话要求报社转达对作者的敬意。东城区劳动局干部于增敏，因剪报漏了两天，打电话到报社请求帮助，并向本报编辑谈了她对此书的看法，她说，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这些运动都是我们亲身经历过的。时过境迁，虽然这些事已经有了客观评价，但是作为毛泽东，一个发起这些运动的人，他当时是怎么想的？他当时发起这些运动的初衷又是什么？连载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加以分析，我认为很有见地，很客观，能帮助我理解毛泽东和那个时代。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位同志打电话来，不同意张聂尔在书中的一些观点，认为张对毛泽东的评价不够客观，尤其是对毛泽东一些做错的事，一笔带过，文过饰非。记者把他的意见转达给了作者，张聂尔在电话中说：“我写此书，并没有对毛泽东的功过加以评价。我只是想通过毛泽东读过的几篇诗文，以及阅读的时代背景，推测毛泽东的思想轨迹。毛泽东晚年是犯过一些错误。但是没有一位政治家是想把自己的国家搞乱搞垮的，更何况毛泽东这样一位热爱自己的民族、国家和人民的政治家了！我想，毛泽东即使做错了事，也会有一套至少是他本人认为是正确的思维逻辑的。再者，我的看法不过是一家之言。”这部书稿作者在1992年6月交到广州花城出版社，得到社领导的高度重视，马上安排审稿，并安排今年一季度出书。《毛》这本书在本报连载后，许多读者要求购书的信息反馈到出版社，上海、广州等地的新华书店都报了一万册的订数，出版社立即决定加快出书步伐。北京百花印刷公司配合出版社以最快速度印刷，在1月初拿出第一批样书。一月中旬读者即可在新华书店购到此书。据悉，花城出版社在京发行此书时，准备请作者到新华书店为读者签名售书。具体时间地点，请注意本版。<br> 李雪健 人物专访 中国文化报<br>1991年3月17日<br>《极“普通”的李雪健》<br>.丁妮．<br> 在舞台和银幕上，我多次看过李雪健的演出，可是见到其“真人”却是在不久前北京市政府表彰《渴望》剧组的大会上，李雪健和几位演员作为代表与领导同排。李雪健，总是半侧着身子，毕恭毕敬地坐在那里，不喜不忧，还是一副“宋大成”的模样。会后，他给了我张名片，这名片与众不同，在别人名片上那写满头衔的地方，只有4个黑体字：“你的朋友”。<br> 正巧，过了两天就是电影《焦裕禄》的新闻发布会。李雪健自然又坐在了主席台上。作为大主角他被点名发言。可他讲了没几句竟便哽咽泪下。会后众记者围住他七嘴八舌问个不停，只听他说： “我为什么这么动情？我演我爹，能不动情么？”此话说得震人肺腑，半天无人再问话。几天之后，当我爬上六层楼梯，坐在李雪健的小窝里与他对面侃山时，才掏出他那句话后面的故事。李雪健生在鲁西南的穷地方荷泽。爸爸曾是位公社的党委书记，1962年，焦裕禄在河南兰考拖着病体治沙治碱时，李雪健就在距兰考百里之遥的荷泽读书，那年他11岁。李雪健童年就是在黄河古道的风沙盐碱中，在逃荒要饭的滚滚人流中度过的。所以他对焦裕禄的感情，对那沙地中芸芸百姓的感情，就像儿子对父亲。他喊出“我演我爹”是出自肺腑的。 李雪健十几岁时，随调动工作的父母从山东搬到了贵州凯里。“文革”中爸爸挨斗进“牛棚”，他每天送饭，后来又到云南当上了兵，凭着他那能把一连人都逗乐的本事，进了宣传队。他生活中的转折也就从这个宣传队开始。<br> 1976年他先后被调到二炮文工团和总政文工团帮忙，凭着他勤快厚道，组织上要留他在北京。一步登天的李雪健乐得连蹦带跳，忙不迭把消息告诉连队，又乐滋滋地回家看看二老。当他兴冲冲回到北京报到时，原来要留他的文工团变卦了。李雪健站在北京街头，成了没有归宿的流浪汉，他怀里揣着军人的供给关系，兜里却没有一分钱，一两粮。谈到当时的情形，李雪健感慨地说：“那真是流浪生活，三个多月时间白天在各文工团跑来跑去，帮忙、打杂，晚上投宿在几位老导演家。我一辈了也忘不了刘敏、许多山、鲁继光、鲁威这几位老师，他们不仅为我解决食宿，还教我演戏，又帮我考进了空军政治部文工团。”李雪健总是在关键的时刻受到“幸运之神”的青睐。<br> 10年前，我看李雪健在话剧《913》中演林彪时，曾听说，空政排《913》所有角色都已派定，唯演林彪找不到人选。急得导演火上房。一天傍晚，导演偶见一扇窗上映出一个伸脖勾背的影子，又传出那缺少底气的说话声，这不就是林彪嘛！导演推门而入，见是当电工的李雪健。<br> 这故事今日才当面核实。李雪健笑了： “这是编的。那时我是学员，平日只演些战士甲、战士乙之类。团里排《913》时，原准备外请演员，但一时无合适人选，就先让我试试，后来看我还行，也就小椽子当大梁使了。不过那时学演林彪，我每天早上4点起床，学林彪那样在院子里溜弯。我整日阴沉着脸，几个月没笑过，我都快成林彪了，所以那传说也有点影子。”后来李雪健因成功地饰演了林彪而获得了该年度戏剧梅花奖。<br> 李雪健演的“钢锉将军”、 “大侦探”、 “鼓书艺人”、 “李大钊”都是些立得住的角色，但真让他出名的却是《渴望》中的宋大成。李雪健的夫人于海丹对丈夫有个评价： “他是个再普通不过的人，与他擦肩而过都不会回头看他一眼。”可自从“宋大成”与观众见面后，他一上街，不但有人回头，还有人追着看。也有不少人叫他几声“大成哥”或“傻大成”。于是上门的记者也多了。大报小报，北京外地，都摸上门来。李雪健照旧笑呵呵地一个个接待。原先安稳的小窝给搅乱了，妻子难免有些意见。就连几个哥们都说：“雪健，别犯傻，该推就推点，该躲就躲会儿。”可李雪健还是那么笑呵呵地来者不拒。有求必应。<br>他的理儿是：“我受过冷落，知道受冷落的滋味。现在不能因我成了名而去冷落别人。”<br> <div><br></div><div>附：焦裕禄的家人谈《焦裕禄》<br></div>1月10日，焦裕禄的妻子徐俊雅带着女儿焦守云、焦守军，儿子焦保钢及四岁的小孙子焦威，同首都新闻界近百位记者一起，在广电部电影局的小放映室里，观看了故事片《焦裕禄》。所有在场的人都是流着泪看完这部电影的。<br>看完电影，徐俊雅在新闻发布会上发表了自己的感想。这位曾经当过县委副书记的老人眼里噙着泪花说：“这部影片拍的很真实。26年前老焦真是那样，干起工作不要命，越是风大，雨大，他越是往外跑。记得那个大雪纷飞的严冬，刮了一天一夜的狂风，把世界搅的昏天黑地。清晨，我起身去开门，却被狂风推倒在地。老焦闻讯起身，披上棉袄就钻进暴风雪里，招呼党员干部给重灾户送衣、送粮”。后面的事儿她没讲。而穆青、冯建、周原写的长篇通讯中记下了这段往事。焦裕禄顶着风雪来到梁孙庄，推开梁俊才老人的柴门。双目失明的张明老大娘用颤抖的双手，上上下下的摸着焦裕禄问：“你是谁？”焦裕禄说：“我是你的儿子！”20多年过去了，梁大爷已经去世，张大娘还健在，也已近年近九旬。前年，他家里收了1000公斤小麦，750公斤花生。去年清明，她让人拉着架子车专程将她送到焦裕禄的墓地，按照乡里人的老规矩，烧了一堆“纸钱”，对长眠在这里的焦裕禄说：“如今俺富了，老焦你有钱花吗？”<br>焦裕禄膝下有六个儿女，如今都已长大成人。大女儿焦守凤现在是开封市工会的干部。老二是儿子焦国庆，在开封市税务局工作。二女儿焦守云，现任郑州市科技情报所资料员。三女儿焦守军是成都军区档案馆的文职军人，她曾两次参加中越自卫反击战，立过战功。老五焦跃进是儿子，在兰考县坝头乡任党委书记，人称“小焦书记”。小儿子焦保钢是河南仪封园艺厂的副厂长，工厂就建在兰考。现在他和母亲生活在一起。焦威是他的儿子，也是奶奶唯一的小孙子。26年前，焦裕禄去世时，大女儿守凤16岁，小儿子保钢刚满三岁。可是，当年父亲去世的情景，在他们心中却过恍如昨日。<br>影片中焦裕禄管儿子的一段戏引起了小女儿焦守军的回忆：“爸爸是非常疼爱我们的，每次下乡回来，我们都抢着坐在他腿上，缠着要他讲故事。但他对我们的要求很严，我永远也忘不了哥哥没钱买票看‘白戏’的事。爸爸知道这事后，把我们一一叫到跟前，阴沉着脸，告诫道：‘白戏’万万不能看。并掏钱让哥哥连夜给剧院送了去。”影片结尾，徐俊雅带着孩子向病中的焦裕禄告别，那撕心裂肺的哭声使许多人落泪，而小女儿焦守军的回忆更令人心碎。<br>那时我才9岁，爸爸病重住院，可是我和弟弟们还以为爸爸下乡去了。当我随县委领导去医院看望爸爸时，并不知道这是我们相见的最后一面。爸爸亲切的叫着我的小名，伸出颤抖的手抚摸着我的头，询问我的学习情况。我看见爸爸额头上渗出一颗颗豆大的汗珠，和我讲话非常吃力，但由于我好长时间没见到爸爸了，拉着他的手说个没完。最后我还对爸爸说，有个同学的爸爸在郑州给他买了件塑料雨衣，我想让爸爸出院时也给我买一件带回兰考。爸爸半天没说话，最后还是笑着答应了。事后妈妈告诉我，我刚一离开病房，爸爸再也忍不住了，流下了眼泪。因为他知道，已经不可能再给再给心爱的小女儿买雨衣了。”<br>二女儿焦守云代表孩子们向记者谈了对影片的感受：“我们看完影片后，觉得有三个没想到。一是没想到拍得这么快，五十天全部拍完；二是没想到拍得这么好。从1964年以来，报道父亲的各种文艺作品、话剧、京剧等，我们都接触过，但都没有像这次这么激动。第三是没想到李雪健演的这么好。我们不懂艺术，但我们知道他动情的地方，我们也动情，他流泪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流泪，他演的太真实，太好了。我们兄弟姐妹对他演的焦裕禄认可了。”<br>焦守云说：“影片中爸爸在去世前把我家唯一的财富——一块手表给了姐姐守凤，这是真事。当时爸爸还说：‘我没有什么留给你们的，留给你们的只有党的事业。’影片里把最后半句改成‘你已经当上工人了，上班不要迟到’。我觉得这样一改，把爸爸那种爱女儿的心表现的更充分了。我爸爸确实没留给我们什么物质财富。那时，我妈妈才30多岁，要抚养6个孩子和两个年逾古稀的老人，只靠抚恤金和妈妈微薄的工资生活，日子过的十分艰难。回忆过去，六十年代我们为爸爸的事迹激动过；七十年代，我们曾困惑过；八十年代我们气愤过。有人说，焦裕禄到现在比不上一个万元户。到了九十年代，我们又感到六十年代那种激动。最近常常有人对我们说，要是我们的干部都像你爸爸那样，我们的国家就好办了。我觉得这是全国人民的心愿，人们都希望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多一些像焦裕禄那样的干部，那样的党员。人民在呼唤焦裕禄。”<br> <div>宣传手册1990年3月16日出版第六期<br></div><h1>胡 炳 榴 和他 的《商 界》</h1>春节前，广州珠江电影公司的导演胡炳榴带着他刚刚拍成的上下集故事片《商界》来到寒风肃杀的北京，在大华、首都、地质礼堂与北京的观众见了面。在影院的舞台上，胡炳榴自称是“弃农经商”的导演，而《商界》又正好是他步入“商界”的第一部作品。<br>在西城一家旅馆里，记者见到这位1964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的导演。从他那高高的身量，挺直的腰板和那张鼻直口方、红光满面的脸上，仍可以看出当年演员的风姿。<br>可是胡炳榴说，他并没有演过什么知名的角色，倒是他中年改行干导演后，连拍三部《乡音》、《乡情》、《乡恋》而一下走红，被人称作“农村专业户”。一些评论家、理论家也把“抒情、质朴、细腻、清新”的评价送给了他。似乎胡炳榴成了专拍农村题材影片的导演，由此才引出他“弃农经商”的后话。<br>胡炳榴初触《商界》原是为广州电视台拍电视连续剧的。没想到案头工作还没完成，就接到珠江电影公司的令箭，命他将这部小说拍成电影。作为公司的人。他先得遵命于“父母官”；作为一位电影导演，胶片比磁带的诱惑力更大些。于是，胡炳榴改弦更张地去拍电影，广州电视台只得另请高手执导电视剧。<br>由电视跳到电影，胡炳榴发现自己找了个难剃的头。《商界》这部小说写的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变化的大场景。人物众多，光有名有姓的就五十多人；关系复杂。就其主线来说，就有三家公司，一家银行，四个家庭，几对男女的婚外恋情。这么多头绪的东西，要在长度仅有三个小时的电影里说清楚都很困难，更何况还要平行发展，多方交叉，推出高潮了。而电视剧的条件则相对优越，可以一集接一集地干，十集不够二十集，三十集也可以。胡炳榴可谓是自讨苦吃。<br>胡炳榴是位进了校门出校门，出了校门进电影厂的艺术家。自称是经济问题上的门外汉，可是揽下这难干的“瓷器活”，就是再硬的骨头也得啃呀！他不得不另寻出路，用他自己的话说：“找一种简单、能抓住问题实质的方式结构出来。”<br>他找到社会文化在市场经济冲击下的变异作为框架，把改革开放以来，商品经济对人们在文化心态、道德观念上的冲击作为主线，用人们的商业经营活动、人物的感情纠葛等情节来表现这场文化的变异。<br>胡炳榴精心设计了几个场景。<br>曾广发的星海公司是典型的个体户皮包公司。锅炉工出身的发仔，身上既有现代经济动物刁、钻、油之类的经营细胞，也有认命、信神等愚昧、封建的色彩。胡炳榴就营造了一个在高楼群和宽马路的夹缝之中的小楼顶上，有彩电、冰箱、录像机，也有佛位神龛的星海公司办公室。胡炳榴说：“这场景我在广州找了很久没找到，就叫美工和置景们在市中心给搭的。我想用这种矛盾的大杂烩的组合来把一些个体户们经济上爆发，内心又常处在强烈振荡、动荡不安的心态外向化、形象化，以此表现个体户那种独特而又畸形的文化心态。”<br>再一个场景是国营穗光公司总经理张汉池的办公间。在一座现代化的大厦中，一块用玻璃墙隔出来的天地，一切都在横横竖竖的条条框框之中，看上去，一切都一目了然，似向四面八方开放，然而实际上所有东西都被牢牢地禁锢着。这就是胡炳榴对商品经济中一些国营大企业的看法。<br>在音乐和音响处理上，胡炳榴的《乡音》中有几段悠长清亮的放牛童牧歌，在电影界曾大受赞赏。而在《商界》中，都市的嘈杂喧闹又成了胡炳榴制造氛围、表现主题的重要手段。在影片中，软绵绵的广东丝竹交杂在汽车、火车的轰鸣中，悠扬婉转的粤曲和广州话叫卖声，又与工地上的打桩声及飞机掠过的噪音糅合在一起，构成一幅现代与传统两种文明交叉共融的画面。<br>胡炳榴从文化心态变异的角度切入，其效果如何，观众看过影片后会有各自的品评。只是相同题材的电视剧也已和观众见面了，人们自然会把两部作品拉在一起说东道西，孰优孰劣也许有定论，也许并无定论。但从记者与胡炳榴交谈后，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电影《商界》是胡炳流的“商界”。<br> 凌峰 1991年4月20日<br>《凌峰 二三事》<br>本报记者 丁人人<br> “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都写在我的脸上”听到这句话，人们自然会联想到台湾著名的电视主持人凌峰——光秃秃的脑袋，满是皱纹的脸，和那低沉的台湾腔的普通话。自从他去年在中央电视台春节晚 会上露面后，这位自称从小“顽劣”，然后唱歌、再从影的“小丑”便成了大陆上的新闻人物。<br> 新闻界报导他正在大陆为台湾电视台拍摄《八千里路云和月》专题片，把这边的风土人情介绍到海峡对岸。听说已经拍了整整一百集，成了近年来台湾电视的热门话题之一。 今年春节期间，中央电视台播放了凌峰访问张学良的专题片，给大陆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说起这部片子的制作，还有段有惊无险的故事。去年春天，中央电视台请凌峰采访张学良。凌峰知道，张学良在台湾四十多年，很少在公众场合露面。采访他极为困难，所以他只答应试试看。经过一段时间的“侦察”，凌峰发现张学良每星期都要到士林官邸教堂作礼拜，但这里有宪兵层层设障，无法靠近。于是凌峰便导演了一出 “强渡关山”的戏。<br> 他率摄制组成员乘车前往士林官邸，当遇到宪兵阻拦时，凌峰从车窗里伸出他那著名的光头，与宪兵嘻笑寒喧。待宪兵稍一分神，司机便开车硬闯。等到宪兵醒悟来追时，凌峰已带着摄制组冲到教堂门口让摄影机对准少帅夫妇猛拍一气。在这种庄严肃穆的场合宪兵不敢上前阻拦，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凌峰摄取了张学良的镜头，还请少帅为中央电视台题写了“神州风采”四个字。 凌峰4月上旬来大陆拍片记者有幸见到他，采访中竟探出一条“重大”新闻：他正与团中央青年电视节目制作中心等单位筹拍题为《八千里路群英会》的电视节目，打算在大陆、台湾和香港同时播放。凌峰说：“中华民族的文化虽是同根同源，但大陆、台湾和香港经过这四十年的隔绝，大家变得很陌生。我想通过电视手段把人们拉到一起聚一聚。”说起这个节目的具体计划，凌峰手舞足蹈起来 “所谓《群英会》，就是请大陆、台湾、香港各方面的好手一起“打擂比武”。在歌坛上大陆的毛阿敏、杭天琪、腾格尔，台湾的赵传、苏芮、潘美辰，香港的谭永麟、邝美云、甄妮等，在同一条件下进行比赛，专家评委三方都请，观众评委也是三方都要。评判者不仅要亮分，还要说出理由、观感。这样，不仅使歌手们知道自己的优劣在何处，也能反映出大陆，台湾、香港观众不同的欣赏情趣和口味，除了唱歌外还可以搞烹调、舞蹈、模特等许多方面的打擂比赛。使骨肉同胞多一分理解，增一份亲情。” <br> 凌峰这个主意独辟蹊径，得到海峡两岸许多人士的大力支持。但凌峰摸着光脑袋说：“这些主意现在还在天上飞着，要落到地上还有许多难事。而现在办的第一件事就是20日晚上在北京展览馆剧场举办的晚会。这场题为《海峡情》纪念五四运动七十二周年的晚会，也是为《群英会》作准备，许多演员和节目已列入首批“打擂”名单。希望他们能早日与大陆、台湾、香港，以至所有的炎黄子孙见面。<br> 其中之一杨冀平 1 9 9 1年3月2 3日 星期六<br>济南曰报 人物专访<br>《演杨勇的人》<br> 丁人人<br> 3月3日，人民大会堂台湾厅。电影《决战之后》新闻发布会在这里举行。这部电影写的是国民党一批将领放下武器之后，革心洗面过程中的故事。 会议进行中，演员们随着导演李前宽的介绍一一起立 。当李前宽说到“扮演我军上将杨勇的是他的儿子杨冀平”时，掌声响得最长。<br> 在杨勇三子一女当中，杨冀平居二。杨勇生前对这个1947年在战火中降生的儿子有个评价：他是块带兵的料。”<br> 杨冀平一生下来就随父母南征北战，还未懂事，已经接受了血与火的洗礼。大哥杨小平回忆说：“冀平两岁那年，我们随部队打到江西上饶。一天，我带他去玩儿，碰上空袭，敌人追着我们不停地扫射，我抱着冀平躲进一座破庙，飞机就围着破庙不停地扫射。飞起的碎破瓦把我们埋了起来。等别人把我们扒出来，才发觉是冀平头上戴的红色小帽把飞机给招来的。”杨冀平如今已是1. 82米的大汉，却也是九死一生活下来的。杨冀平从小就想当兵，长到七八岁就敢放枪。上了初中， 一放寒暑假，杨勇就把二小送到部队去，与战士们一起吃、住、操练。等到从连队回家，俨然是个训练有素的军人。 在家里，他不仅对自己 生活要求十分严格，还逼着弟弟、妹妹和他一起出操跑步。<br> 冀平的母亲林彬回忆说，“那还是冀平上小学的时候，他不爱睡午觉，老是在外面疯玩，谁说也不听。他爸爸就把他按住，然后搬把椅子坐在门口。一小时过去了，屋里没有动静，他爸爸十分得意。我却奇怪，这屋里太静了？我悄悄进屋，看见一双鞋子整齐地摆在床前，被子里鼓鼓囊囊象躺着一个人。我掀开一 看，是卷成筒的褥子，冀平早就没影了。当时我们住在二层楼上，这孩子打开窗子窜到对面的树上，再滑到地上溜了。这件事成了我们家的一段笑话。一个指挥千军万马的军中上将，却看不住一个十岁的娃子。”<br> “文革”开始后，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成了“三反”分子，被抓走隔离审查，正在上高中的杨冀平自然也沾了“光”。他要求到内蒙插队，学校不批。他偷偷跑到内蒙草原扎根，却又被赶了回来。万般无奈，只得随母亲一起到宁夏“五七”干校。<br> 在黄土高原上，杨冀平与母亲一起挖窑洞、修水渠、翻地、播种、打鱼，什么活都干了，熬了整整一年。1970年冬天，青海骑兵部队到干校招生，带兵人看上了身材高大的杨冀平，也不管他老子当时戴的什么“帽”，坚决把他招走了。<br> 他先当骑兵，后来又当步兵，从战士、班长，一步步当到连长、副营长。之后师里提他当作战参谋，进了师机关。此时杨勇已恢复了工作，听说儿子调到机关，又硬把冀平轰回基层当营长。1976年唐山地震，杨冀平所属部队开往灾区。通过灾区的道路遭到严重破坏，指挥、通讯系统混乱。当部队接近唐山时，四面八方前来救灾的车马堵成一团，部队进退两难。杨冀平当机立断，跳上废墟，指挥南来北往的车流，很快疏通了道路，带领他的部队第一个到达灾区，荣立二等功。<br> 杨勇的三个儿子现在都是军人，长子杨小平当海军在某基地从事科技工作，小儿子杨北是空军飞行部队的工程技术人员，女儿杨菁也曾是个兵，后来考上天津大学无线电专业，现在成了孩子们中唯一不穿军装的人。杨冀平现在是北京军区某部副部长，是位带兵的人，看来杨勇三十多年前的预言应验了，如今这位上校军人走上银幕，再现老上将当年雄姿。如若老人泉下有知，想必也会慰然含笑。<br> 人物专访<br>1991年5月4日 北京日报第七版<br>《模特之母吕国琼》<br>丁丛<br> 吕国琼手下到底教出过多少模特？她自己也说不清楚。不过现在北京城里每一次模特表演，必有她的学生登场。而像彭俐、叶继红、高杰、张亚凤这些如今被人们称为“名模”的人，也都曾在她的麾下授业。于是，人民日报海外版在这位现任中国国际广告公司时装表演团团长的头上，加了一顶“模特之母”的桂冠。<br> 这位出生于四川农民家庭，13岁当兵学跳舞，而今45 岁的女人，事业上无疑是成功的。但要让她说说走过的路，吕国琼记忆中是甜酸苦辣五味俱全。<br> 1983年夏天，在东城区文化馆当舞蹈老师的吕国琼办起了本市建国以来第一个模特训练班（当时不敢直称“模特”而叫做“服装广告艺术表演班”）。报上一登，轰动京城，呼啦啦来了八百多人报名，吕国琼左挑右选留下了33名，她和一位体操队的教练执鞭上台，摸索着教开了。当时正在北京准备展示服装的法国服装大师皮尔卡丹听说此事，派人找吕联系，定下合作协议，并派一位法国小伙子和一位黄脸黑发、但中国话讲得不太利落的“阿婆”前来执教。于是，鼓楼那阴森森的门洞里搭起了T字台，法国电子合成乐《氧气》、《潮夕》在这昔日只有鼓声的城堡中回荡。33位少男少女迈开了“模特步”。吕国琼此时虽为学习班教员，实际上也是“偷艺”的学徒，因为这毕竟是中国大陆上第一次专业正规的模特训练。当时很苦，除了条件之外还苦在世人的不理解。班中三十几个学员竟有二十多个是瞒着家长出来学模特的。吕国琼跑了多少路，说了多少好话才把这第一批模特推上了台，现在没人说的清了。如今这批人出国的出国，成家的成家，改行的改行，说起有的学生还来看她，吕国琼心里甜滋滋的。但一想起那些音信全无的学生，她心里又酸酸的。 叫吕国琼心酸的远不止这些。<br> 1986年北京一个模特队成立，吕国琼被聘为艺术指导。她招兵买马，精心训练两月有余。可就在模特队准备首场演出之前，上级领导请来了一位吃过洋饭的女士，对模特队进行了十天训练。演出是成功的，那位女士在台上抱着鲜花，脸上被女模特印满了红色的唇印。而在向各界介绍这支模特队时，竟然不提吕国琼付出的劳动。她心酸透了。自己的劳动不被承认，她不能容忍。但她更不能容忍的是一些中国人看不起中国人的做法。有人劝她，忍一忍算了，那位女士走后还不是你吕国琼的天下？可是她拂袖而去“我绝不和看不起中国人的人合作，”从此，吕国琼口头上多了一句话“中国人不笨，能教出世界第一流的模特！”<br>中国时装团组团时，吕国琼坚决要自己训练。三年来，她干的很出色。她的学生在国际比赛中获奖。她带的团在东欧演出盛赞如云。美国一位服装业巨子在看过她们演出后也说：“中国的模特是具有世界水平的。” 值得一提的是，几年前以“洋名”在北京大出风头的女士，由于近年来在国外的事业连连受挫，当她再回到国内时，往日对她前呼后拥的人已不去理她。吕国琼听说此事，十分气愤，她说：“她再回来，我去接她！”要采访吕国琼并非易事。一是她忙，不好找，二是她拒绝采访，她说： “我现在够难的了，你们不要来烦我。写出<br>了名，我的事就更难办了！”最后堵上门去，她又接受采访了，并说：“我豁出去了！你们写吧！最近台湾一家杂志说大陆没有模特老师，那么我是干什么的？你们应该把我们团的情况报出去！这不是为我们出名，而是为中国人争气！” 在北京模特界一提吕国琼，都知道她厉害，她训人厉害，管人厉害，挖苦人也厉害。记者来到中国时装表演团临时租借的排练场，看到吕国琼正在“训”她的学生，“挺胸！把胸挺起来！”音调严厉，令人一振。“腰别塌！刚20岁就成老太婆了！”说着过去用手一顶，“你又在自我欣赏！现在没人看你！注意手！注意节奏！”...... 要知道，受这连珠炮似呵斥的对象是那些刚过20岁就已经大红大紫，被别人捧为“名模”的姑娘们。她们脸上挂得住么？ 一位模特说：“在排练厅吕老师训训无妨。可她常常在大庭广众之下也一样训，这就叫人受不了，特别是有一定名气后，脸上真挂不住。” 吕国琼信奉“严师出高徒”这句古训，所以她不管别人怎么说，怎么骂，她照样管，而且管得很严。她的队员每天必须准时上班，坚持训练。她的队员不准私自演出、拍广告，不准抽烟，甚至因当模特出名而与过去恋人分手也不许。此外还有上车坐后面，下车说谢谢，演出服装自己整，等等许多“规矩”。<br>她觉得这是对孩子们好。她是真诚的，可换来的是什么呢？训练出来一个，就被别人挖走一个，捧出名一个，就离开她一个。吕国琼心里苦。她含着泪说：“我常常反省自己，我这样做是不是太过份了？我常对姑娘们说，不要认为你们出了名就多了不起。革命工作没有贵贱之分，只有分工不同。她们一听就哈哈大笑，说我是个刚刚入党（吕国琼1986年l2月入党）的老布尔什维克。”<br> “可我真心为她们好。我的儿子今年已20岁了，我很少管过。去年我想尽尽当母亲的义务，给儿子买条裤子。拿回家一试，短十厘米，再换一条，裤腰又太瘦。老伴笑话我，连儿子长多大了都不知道。”可是吕国琼对团里的十几位姑娘的身码却知道得一清二楚。也许有人会说，这是当模特团长的工作需要，不必表彰。可是她为队员做饭，深夜中带队员看病，节假日陪队员消遣......这又是不是职责之内的事呢？一天，吕国琼准备下班陪儿子去看病。路过宿舍，看见新学员傅荣馨在哭鼻子，原来这位17岁的山东姑娘想妈妈了。吕国琼反身打电话，让儿子自己去看病，留下陪姑娘打牌、下棋、讲故事。姑娘们度过了一个充满笑声的夜晚。当她们知道吕老师的儿子还生病在家时，不禁泪水盈眶。 吕国琼付出的心血，总是会得到回报的。一位背地里骂过吕国琼的模特说：“吕老师对我严厉管教的好处，也是在后来的生活中慢慢悟出来的。记得1989年夏天，一次演出，天很热。一场表演下来，我们每人都是一身汗。前台送来两箱汽水，我们刚要喝，吕老师不准，一定要我们先把汽水送给后台的换衣工。开始我们觉得小题大作。可是那些师傅特别感动，一下子变得对我们十分关心爱护。仅仅三天的共同演出，分别时，我们都流泪了，我们才体会到，吕老师这是在教我们怎样做人。” 姑娘们渐渐地理解了这位“老布尔什维克”，似乎也认同了她那种为人处世的道理。吕国琼忙，时常东奔西跑，姑娘们每天准时到团，自觉训练，与吕国琼在时一样。参加演出，服从指挥、爱护服装、尊敬同行，已成了她们的团风。 相处长了，姑娘们也摸透了吕国琼的脾气。训练厅里表演台上，吕老师的口令就是下给军人的命令，含着泪也得执行。可在舞台下面，打闹、撒娇，甚至发点小脾气，吕老师总是笑脸相迎。这时的吕国琼是“模特之母”还是“模特之姐”？姑娘们说，兼而有之。<br>现在，在吕国琼身上，陌生人已经找不出四川家女的痕迹。但如果与她相处长了，还会感到她身上中国农民那种质朴、执着、真诚、热情的影子。她有时会冒出一句：“我13岁离家时，爸爸送我，临别时对我说，肚子再饿，也别向别人张口。”也许这就是吕国琼的魂。<br><br> 郑效农 人物专访<br>济南日报<br>1991年5月11日 星期六<br>青年作家郑效农佚事<br> 《渴望》里刘大妈有段词，说的是北京人“打鸡血、喝红茶菌、学甩手疗法”的事儿。话虽不多却也逗人，可听后却叫一年轻人犯琢磨：那会的人怎么都这样？郑效农今年39岁，闹打鸡血那年头，他刚上初中。那时，去北京西四医院打鸡血的人，能排出几里地。郑效农的父亲五七年被划为右派，‘闹得一身是病。听说打鸡血包治百病，也想试试。于是朋友就从河南给他家抱来只双冠子的小公鸡。那鸡条顺毛亮，往院里一站，人见人喜，老郑家谁还舍得从它身上抽血。这样一来，<br>这鸡就成了郑效农的朋友。郑效农要是吃两碗饭，就得给那鸡一碗。直养得这鸡个高声远。清晨一啼，声惊四邻。公鸡天性好斗，那时差不多家家养鸡，哪有不斗鸡的事？效农家这只鸡从院里斗到院外，整条胡同的鸡都是它手下败将。每每得胜回朝，郑效农总是抱着鸡哼着曲。那年月，“黑五类”的儿子只能靠鸡来扬眉吐气。在他的许多作品里，时不时找到这些带苦味的喜剧的影子。<br> 1969年，郑效农去了黑龙江建设兵团。一次伐木，他被砸在树下，左腿砸得血肉模糊。战友们冒着雨雪抬着他跑了五十多里地。郑效农在医院里躺了两个多月，腿是接上了，可接错了地方。等腿能下地了，才发现腰伤得比腿还厉害，可治疗已经延误了。只得回京治伤。七十年代最初的几年，他整日奔波于各大医院之间。他的那条左腿萎缩成了一根棍。此时，他躺在床上唯一能干的事就是看书。1974年，他办了病退手续回京。医生在证明中写着：“避免一切体力劳动。”。可回城知青别无选择。他干上了机修工，那时，他已经爱上了写作。也许是命中注定，郑效农灾要成双。1983年，一个雨夜，郑效农骑车过长安街时，被飞驰来的小轿车从车头掀到车尾，又甩出去十几米远。这下，刚长好没几年的左腿又断成几截，喉部也伤了，咳血不止。这回，他在病床上一躺就是两年。此时，光看书已经不过瘾；郑效农躺在床上试着把老舍的《四世同堂》改编成电视剧本，寄给上海一家杂志社。编辑部说准备发表。郑效农高兴了两天，上海又说不用了。原来北京正拍着《四世同堂》而后写的中篇小说《花鸟鱼市》，说的是他家胡同西口的事。稿子终于在《当代》变成铅字。<br> 后来，他调到崇文文化馆；后来他的拐杖扔了，后来他写了《带后院的四合院》的话剧本子；后来他的《大马路小胡同》拍成电视剧；后来参加了《渴望》创作；后来他38岁说上了媳妇。1988年的一天，文化馆的马浩流馆长去看他。在一间8平方米的小耳房里，郑效农穿着棉裤趴在缝纫机上写作。炉子上的壶快烧干了，暖瓶里却没有一滴水。马馆长流下泪来。文学是人学。尝遍人生酸甜苦辣，郑效农笔下那些戴草帽收破烂的，养寿带遭人骂的，才让人觉得他们就生活在我们身边，这些颇有病态的人物又叫人汗颜，因为，咱们你我他都有他们的影子。这也许是郑效农琢磨出来的“人学”。<br> 1991年6月5日 北京日报<br>《群众文化开拓人》<br>记崇文区文化馆馆长马浩流<br> 鲍玉慧 本报记者 丁人人<br> 北京有几万人从事群众文化艺术工作，而获得全国劳动模范殊荣的却只有一人，他就是崇文区文化馆馆长马浩流。去年12月，当马浩流在人民大会堂接过全国劳动模范奖章时，他从事群众文化工作刚刚三年半。但在这三年当中，崇文文化馆接待了一百多万群众；举办了各类文艺学习班几百期，培训了一万两千多人；组织了全市性的文艺比赛25次，拍摄了《大马路小胡同》、《带后院的四合院》等几部电视片……而且，文化馆每年平均创收一百万元，除上交区文化局二十万外，还能自留十万发展基金，在全市的群众文化单位中算得上首屈一指，他在文化馆众人的口碑中，谈论得更多的是马浩流把文化馆百十号人的心拧成一股劲的“政绩”……。<br><h1>用 人 之 道</h1> 1987年2月，现代化的崇文文化馆落成。文化馆几十号人马从胡同里的四合院搬进了这十层大楼，不知从何做起。就在这时，刚刚脱下军装的共产党员马浩流上任当了馆长。 军人有句话： “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开山第一斧的当务之急是点将。在文化馆工作了几十年的孙俊文，1957年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坎坷的经历使他性情古怪，体弱多病。马浩流登门拜访请他出任文艺部主任。他起初不相信这是真的，继而又激动得几夜不眠，在家翻箱倒柜，找出十几年来自己对开展群众文化工作的设想重新整理。一星期后，孙俊文找到马浩流说： “我离退休还有五年，到时候一定交给你一个像样的文艺部。”三年来，孙俊文和同事们一块儿办的“少儿小提琴比赛”、 “学龄前儿童文艺比赛”、 “交际舞比赛”、 “讲笑话大赛”等几十项活动，项项圆满，件件成功。为崇文区的群众文化工作立了大功。问孙俊文对马浩流有什么看法，他只说了四个字：“相见恨晚。”<div> 如果说伯乐识马，关键是个“识”字，那么祁黄羊“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的用人之道就需要胸襟博大了。马浩流在用人方面可称得上“胸怀坦荡”。 馆里有位中层干部，对初来乍到的马浩流不服气，又因几件事与马浩流的意见不一致而耿耿于怀。他当面顶撞马浩流，背后骂过马浩流，还相约几位朋友一齐与马浩流作对。马浩流 一一看在眼里，听在耳里，却依然故我，该笑还是笑，该批还是批。去年，这位同志提出要只身周游全国，采访各地的教育状况，回来办个影展。马浩流认为这是于国于民的一件善事，当即支持，拨出一万元经费给他。一次拿出万元巨款支持创作，这在崇文文化馆还是头一遭。他背着像机走了，但却把心留给了马浩流。马浩流说：“人难免有些毛病，我支持那些有想法、想干工作、有作为的人。” 馆里的专职创作人员郑效农三年之内创作并摄制完成了<br>《大马路小胡同》、 《带后院的四合院》两部电视剧，一部电视艺术片，还参与了电视连续剧《渴望》的改编，并因此而小有名气。有的单位以一套住房和商薪等优厚条件调他去。郑效农也渴望能早日搬出自己那不足十平方米的陋室，早日结束他那以缝纫机为案的写作历史。但他却回绝了对方的邀请，理由只有一条：“我舍不得离开马馆长。”<br><h1>谋 事 之 道</h1> 文化馆的性质和任务上级早有定论，马浩流归纳成三句话：娱悦群众身心的场所、普及科学文化知识的课堂、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阵地。这几条说来容易，做来难。难就难在怎样掌握“度”上。 新馆开张之初，区里的父老乡亲对这座贴着马赛克的大楼望而却步，各项活动开展不起来。一楼大舞厅能装下二百多人共舞，可有一场才来了7个人。怎么打开局面？有人提出搞比赛，设重奖就有人来。马浩流坚决反对。他认为，重奖是助长赌博之风。有人提出翻新花样，搞点邪乎的。马浩流也反对．他说文化馆只能开展健康的文化活动。马浩流虽是个文人（在部队从事文学、戏剧创作，至今仍笔耕不辍），但对经济颇感兴趣。他交了不少企业家朋友，业余总喜欢和他们聊天。在一次合资企业厂长、经理研讨会上，他从别人的闲谈中，又悟出“道”来。一位厂长说： “商业上有句话叫‘扎堆儿卖货’。就拿卖鸡蛋来说，农贸市场上几十摊鸡蛋的全摆在一起，他们全卖得出去。如哪一位图清静到你们文化馆门口摆摊，保证他一天不开张。”</div> <div>1991年10月4日<br></div>人物专访 解放日报<br>《“她真象江青”》<br>丁人人<br>影片《周恩来》中，作为总理的对立面出现的，内心活动非常复杂，外部动作很有特点的人物一一江青，由浙江省话剧团的刘群扮演。<br>1月21日，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周恩来》剧组演员第一次全体带妆与首都新闻界见面。演员们刚一出场，人群中已是议论纷纷，“江青象，”“江青最象”，刘群原名叫刘自尊，1967年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分配到浙江省话剧团后演的戏很少，<br>女演员最宝贵的青春年华在那场史无前例的“革命”中几乎是白白地浪费了。粉碎“四人帮”后，团里排了活报剧上街演出，那是她第一次演江青。活报剧中人物大多脸谱化，江青<br>在文革的电影电视中又频频亮相，而在舞台上又加以夸张丑化，看过刘群演出的都说她演得不错。<br> 谈到这次创作，刘群说：“这部片子的副导演周子和去年选演员时在上海看到我在电视剧中演的江青后，就到杭州找我，通知我8月份开拍。可是等到10月仍无消息．我以为是又找到合适人选了。但过了年，我又突然接到通知去北京。1月18日赶到北京就试妆，订制服装。21日在大会堂是我第一次化好妆，穿上‘江青服’，就是那种黑色连衣裙，居然那么多人都说我象，真想不到。”<br> 导演丁荫楠说：“请谁来演江青？我们找了三四位演员仍举棋不定。原定的宫景华在中国话剧院的话剧《9·13》中饰演江青而出名，是现在国内普遍认为演江青较好的。但这次试妆后不很理想，所以临时把刘群调来，试妆样片对比，最后拍的板。”<br> 春节前，剧组在解放军305医院赶拍周总理去世前的一段戏。江青的镜头不多，在等着拍戏的过程中，刘群就找见过江青的医护人员搜集情况，医护人员围着化好妆的刘群，都说她真象江青。由于江青在文革中的种种劣迹，她是个令人憎恶的角色。记者问刘群演这么个遭人恨的角色，有什么想法？ 刘群说：“作为演员，不论是正面、反面角色都应该尝试着演演。反面角色能够演成功，让观众认可，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作为一名年近五十的女演员，能在特型角色上有所成就，也是一条成功的路。”<br> 1992年2月19日<br>盐阜大众报《牛犇的新戏》<br>丁人人<br> 著名老演员牛犇以其幽默诙谐的表演风格，在银幕上创造了许多性格独特的配角。最近，他出任男主角，又在电影故事片《祝你好运》中，演了一个心地善良，为人正直却又命运坎坷的小人物。<br> 影片从一个摄制组拍摄影片为背景，他扮演的老付，是位兢兢业业干了多年的老副导演，为人热情但有些窝囊。<br>摄制组里，女演员摆架子、耍脾气，老付低三下四好言相劝。摄制组拍抢银行的戏，群众演员按要求四处逃散，老付却跑进<br>去扶摔倒的女孩，使拍摄失败……在家里，小女儿喜欢弹钢琴，老付买不起，只好自制一排木琴键送给她（见图）。<br>大女儿想当演员，却不得门路，为妹妹买了钢琴，钱的来路又不正……老付内外交困，为了还上买钢琴的钱，冒险当替身跳楼。他在影片中以朴实自然的表演，反映了当前电影工作者的辛酸苦辣和喜怒哀乐，使观众在笑声中领悟到电影事业的艰辛， 影片由内蒙古电影制片厂和山西电影制片厂联合摄制，雷献禾、杨世光导演，<br>六小龄童和八一电影制片厂老演员刘江在影片中当配角。 刘晓庆 1992年4月18日<br>北京青年报 人物专访<br>《神出鬼没的 刘晓庆》<br>最近，报刊杂志又开始频频出现刘晓庆的消息。她在电视连续剧《风华绝代》中出演女主角春妮，而成为在台湾公开播出的电视剧中，第一位作为主角出现的大陆演员，再次领受“中国第一人”的美誉。 近日见到了刘晓庆。她外罩一件黑皮大衣，内着黑皮裤、白毛衣，马尾发烫得蓬蓬松松，虽然左手缠着绷带，但仍神采奕奕。她还是副快人快语辣妹子的模样，只是比起两年前三个官司压身时，要“水灵”得多，简直可以说是判若两人。聊天就从两年多前谈起。“刘晓庆跑了！” 1990年8月16日，刘晓庆登上了飞机，离开北京飞往巴黎。 “刘晓庆走了！”“刘晓庆跑了！” 一时间，这条消息以比飞机快得多的速度传播开来，所有的人几乎都相信这是真的。 在一些人的心目中，刘晓庆狂妄自大，目空一切。人民信任她，给她几个奖，她竟口出狂言：“我是最好的。”对观众的围观她不理不睬，对记者的采访她恶语相向，她集傲慢、偏激、蛮横于一身……她还不守从一而终的古训，屡嫁屡离。且与陈国军婚约未解，又与别人出双入对……她还违法犯法，走穴偷税17万元，山东事发，全国闻讯…… 于是乎人们自然想到，刘晓庆肯定是借机出逃！一些义愤之士指责有关部门：为什么没把她扣住，让她漏网？与刘晓庆相知相熟的朋友，也认为晓庆此番大概不会回来了。在刘晓庆生活的道路上，1988、1989两年是她最困难的两年。<br> 婚约对于刘晓庆来说，要付出的太多了。两次不成功的婚姻，使她对这一切似乎都看透了。她想摆脱这一切，却遇上了非常强劲的对手，陈国军。他受过苦当过兵，懂得生活道路上的艰辛，精壮的汉子有一种为达到目的坚韧不拔的气质。也许，刘晓庆当初就是看上他这点，才同他结了婚。可到了离婚的时刻他同样以这坚韧不拔的气质固守着丈夫的阵地。 陈国军不愿意失去作为男人、作为丈夫的自信。他总问刘晓庆：“我哪点对不起你？你为什么要离开我？”而刘晓庆似乎是对婚约，对妻子这种社会角色产生了厌恶，而决心分手。两个人就像是走在两条平行的轨道上，无法找到交汇点。两人见面，谈起过去的友情，还会热泪盈眶，但一说起眼前的分手，又争得面红耳赤。<br> 北影厂的宿舍，曾是两人的小安乐窝，现在却成了冤家火并的地方。刘晓庆躲，陈国军就追，刘晓庆藏，陈国军就找。刘晓庆当时正在电影《红楼梦》中出演王熙凤。陈国军就守候在拍摄现场，要“和自己老婆谈谈”。刘晓庆说只要陈国军在我就无法入戏。拍摄工作受到影响，剧组请人守在摄影棚门口不让陈国军进门。于是就发生了争执，甚至动了手脚——陈国军摔<br>倒，伤了皮肉。于是陈国军找来新闻界的朋友，“刘晓庆雇打手来打我！”于是刘晓庆恶名远扬。<br> 此时，北影厂的家刘晓庆是不能回了。朋友家借住，也不能安营扎寨，只好张家几天，李家几天。铺盖卷和换洗的衣服就放在汽车的行李箱里。深夜拍完戏，司机问她今天去哪儿？她只好让司机先靠边停停，她要先想想，有时会在路边想到天亮。<br> 但是对刘晓庆打击最大的不是离婚问题，而是山东一家报纸公布她偷税17万元的新闻，刘晓庆急了。她说：“偷税那是犯法!几万元就得坐牢，我要偷十几万元还不要坐几年牢，我哪有那胆子呀？”可是刘晓庆偷税的消息，国内报纸，以及海外的中文报纸几乎都作了转载。众口一词，谁还相信刘晓庆没偷税呢？刘晓庆认为自己没偷税。她写了份声明，要求自费登在报上，文责自负，以正视听。她把文稿交给一位记者朋友。那位记者把刘晓庆的声明拿回报社。领导的意见是：我们是党的宣传机构，不能让哪一个人利用我们的新闻阵地来达到她个人目的。刘晓庆急了：“你们怎么造谣的消息可以登，澄清事实的消息反而不给登呢？”<br> 好在我们的共和国是有法律的，事实总会澄清。有关的税务部门，几经周折，顺着刘晓庆走穴演出的路又捋了一遍。最后查清她漏税一万多元。“偷”变成了“漏”，17万元变成了一万元。这条消息几经核实后，首都各大报又都发了消息。但是在人们心中，似乎更信刘晓庆是偷税了。他们认定这次辟谣不是税务部门受了刘晓庆的贿，就是有哪位“大人物”为刘晓庆遮掩，而对那位敢揭刘晓庆短的记者倒有几分崇敬。因为名人总是与权势联在一起的，敢于揭名人短的人，不管是无意失真，还是有意造谣，其勇气总是令人钦佩。更何况碰的是刘晓庆这位“狂名人”。刘晓庆成了人们对权贵泄愤的对象，可是她自己并不明白，她还觉得冤枉：“说我偷税，这怎么可能？在文艺界我是秃子头上的虱子，别人可以翻跟头，我却连动一动都不行。所有人的眼睛都在盯着我。有一次我去演出，人还未到，收税官早已坐在后台等着我。我说，我钱还没挣到手呢，你税就收上来了。你们别逼我太紧了！我还能演出，能挣些钱，交点税，于国于民都有利。若逼得我演不成，谁也没好处!” 川妹子刘晓庆可不是个能委曲求全的人。她真的什么也不演了。不拍广告、不拍电视剧、不参加演出，很少在公共场合露面。国家并没有因少了刘晓庆的税钱而发生经济困难，而刘晓庆却在自己的名声上又加了一点，变成个“臭”字——“臭架子大”。于是许多人心理平衡了。因为中国人是一个信神不信人的民族。你刘晓庆也是个人，能大红大紫，准有猫儿腻。看看，让人抓住了吧？蔫了吧？<br><br> 此时，刘晓庆的母亲要去法国探望晓庆的妹妹。好友们就劝刘晓庆：走吧！陪你妈妈去吧！这是个机会。什么机会？不言自明。<br>刘晓庆走了。一时间议论纷起，沸沸扬扬。虽经上级有关部门查清辟谣，但对刘晓庆此去是否会杳如黄鹤，众领导讳莫如深，对记者们的询问，只答刘晓庆出国探亲是经过组织批准的，符合正常手续，其它则无可奉告。<br>铁幕就此铸成。谁都很想却又都没有办法绕到幕后去看一看刘晓庆正在干些什么。<div>刘晓庆回来了1991年6月4日，在法国逗留了九个月的刘晓庆回到北京。在巴黎，想留下刘晓庆的大有人在。想留她在法国演戏、拍片、写书、录演唱带，还有人主动为她办长期居住卡。刘晓庆都拒绝了。她说：“我在哪儿拍戏是小事，我可以和法国公司、美国公司、台湾公司签约拍戏，但我是哪国的演员这一点至关重要。将来我如果在奥斯卡、戛纳、柏林，得了大奖，我作为法国演员去领奖？那怎么能行！我是中国人，只能以中国演员的身份走上领奖台！” 那刘晓庆为什么在法国滞留九个月？这事还得从几年前她在北京拍《红楼梦》时说起。 刘晓庆不拍广告，不拍电视的秉性，在电影圈里人人皆知。可是想请她拍电视的人，从来就没断过。台湾三家电视台，为请动这位“百花”、“金鸡”影后，花了许多心思。听说刘晓庆喜欢狗，他们就送来一黑一白两只小狗，讨刘晓庆的喜欢。狗她收下了，可还是“不拍”。<br>在北影厂摄影棚里拍《红楼梦》时，制片主任林永刚一天开玩笑似地说：“台湾中华电视台的罗小鹏先生想请你拍电视剧，拐了个弯儿托我动员你我一听就替你回绝了，说你从来不接电视剧。”谁知刘晓庆兴起：“怎么不拍？剧本好我就拍！”<br>几天后，《风华绝代》的故事大纲到了刘晓庆手里。四十几页密密麻麻的大纲，刘晓庆看着心烦，就随手翻了翻。想不到，她竟被其间的故事吸引住了。不知不觉中，大纲全部看完。掩卷之后，仍激动不已。 刘晓庆在后来说：“我好久没有那样激动过了。以至不相信这是真的。我静下来想了至少三分钟，还是没搞清，是这个故事真的这么动人，还是我由于近来的挫折变得脆弱了？”<br>刘晓庆对剧本的反应传到了台湾。罗小鹏当即带着前五集的台词本来到北京。尽管此时刘晓庆有了心理准备，但还是被剧中的情节打动。当她一气读完意犹未尽时，天已大亮。上午，罗小鹏又请剧本的构思者、准备出任《风华绝代》导演的宗华，为刘晓庆讲述《风华绝代》的故事。又是一个昼夜，宗华边叙述，边扮演剧中的每一个角色，激动时手舞足蹈。几个人都沉醉在剧情之中。连续两夜一天未合眼的刘晓庆，签下了在《风华绝代》中扮演春妮的意向书。但此事尚未敲定，她就去了法国。 在巴黎，刘晓庆的探亲假期是三个月，期满之后，她给国内写了报告，申请去台湾拍戏。国务院对台办很快答复，并委托中国驻法大使通知刘晓庆，可以从法国直飞台北，不必回国补办手续。<br>大陆的门敞开了，台湾的门却关得很死。两岸隔绝40年，横在其间有许多障碍。台湾当局以诸多条款规定，大陆出生的演员，要赴台拍电影或电视剧，必须持有其它国家的护照，并在大陆以外居住五年以上，而且不能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上镜时间不能超过九分钟等等她虽不是党团员，却是全国政协委员，被视为中共高级干部，台湾中华电视台递上的申请被驳回。 刘晓庆要去台湾拍片的消息很快在世界各地的中文报纸上刊出，国内不少人得到消息。刘晓庆跑了”的消息再次被证实，并加上了注脚：“她要叛逃去台湾。”刘晓庆从巴黎去台湾的消息。台湾当局的态度、国内的谣言，不断传人她的耳中。此时，有人提出变通的方案：或取得法国护照，或宣告辞去政协委员。这对在巴黎的刘晓庆来说，要想办都不难，但她仍是寸步不让，要么不去，要去，就只能作为堂堂正正的大陆演员去！ 一拖就是六个月，刘晓庆不耐烦了，她不愿意一部电视剧的拍摄蒙上那么多政治色彩．她给华视发去电传，表示既然不能赴台，拍《风华绝代》只好作罢，并告知返京日程。<br>刘晓庆的电传在华视炸了窝。《风华绝代》这个电视剧，是宗华十年前就已构思成熟的故事，由于时间跨度大，所以华视每年都要把这个本子拿出来讨论一次，但迟迟下不了决心。一天一位职员突然冒出一句“我看这戏只有请刘晓庆来演了”。在场的人竟一起鼓起掌来。这在当时只是一句戏言，但经过海峡两岸几年的穿梭来往，眼看美梦要成真了，现在又将成泡影，怎能叫华视的上上下下不着急上火呢？华视不愿放弃这千辛万苦得来的机会。为迁就刘晓庆，摄制组把全班人马拉到北京，如此举动，评价只有四个字——“史无前例”。<br>刘晓庆回到北京的第二天，1991年6月5日，《风华绝代》在北京电影制片厂外景地举行了开机仪式。开机消息见报了，人们<br>谈起此事，总要先问一句：“刘晓庆回来了？”似乎不相信这是真的。 开机仪式的爆竹惊天动地。在这喧闹中，刘晓庆却突然感到了孤独。周围忙忙碌碌，兴高采烈的都是台湾的影视人员。而刘晓庆一贯认为，大陆、香港、台湾三地的演员，大陆是最好的。他们受过正规训练，实践经验丰富。这部戏大陆人介入得太少了！<br>随着拍摄日程一天天推进，刘晓庆把大陆演员一个个推荐到《风华绝代》摄制组来。她对每一个来组的大陆演员都说：“你们不是为自己来拍戏的，你们代表的是咱们整个大陆演员，要团结，要争气。” 《风华绝代》开拍时只有刘晓庆一名大陆演员，而到停机时，剧中百分之七十的角色由大陆演员出<br>任。刘晓庆高兴地说：“这是一次大陆演员的大进军！”<br>戏拍完了，台湾的“老板们”要走了。有人劝刘晓庆：去送送，联络一下感情，以后还会找你拍戏。刘晓庆的脾气又上来了：“我看不必。你是最好的，他下次还会找上门来，你不是最好的，联络感情也白搭。” “我是最好的。”曾因这句话而引来是是非非的刘晓庆，现在还是这样认为。“我只不过早说了几年。现在大家不都讲自我推销么？两人一块谋职，我说我是新手，笨手笨脚，远不如他，鬼才会用你。当演员也是一样，没有自信怎么能去体会角色？我对导演说：“我与这个角色差距很大，让我先试试吧。”只有傻子导演才会为你去浪费胶片，为什么不去找最好的来！”<br>刘晓庆还想去哪儿？ 刘晓庆说她的专业是音乐，会演奏五种乐器，还会唱歌，跳舞，拍电影是客串。她的歌舞都在电视上露<br>过面，在别人看来并非上乘，但她却十分自信：“我马上要去新加坡举办个人演唱会，合同签的是20场，也许还会多演几场。”说这话时是2月初。<br>刘晓庆还要继续出她的演唱专辑录音带。据说先出了几盘，销路不错，可见她自称能歌善舞并非不自量力。细想，港台许多影视明星，高歌不用金喉，善舞无须长袖，但仍得观众如潮的掌声，这是一种名声加演技的综合效果。如此看来，刘晓庆的“综合国力”并不比一些港台影星差。<br>刘晓庆说起今后的打算，她的日程排得满满的。新加坡演唱会结束后，她要去美国，参加为期一个月的学者访问活动，然后回来拍电影《红粉》，在影片中演一个获得新生的妓女，此片是由姜文执导的第一部影片。而后她还要再为台湾中华电视台再拍一部连续剧。她说： “我与华视签的合同是200个小时的片约，《风华绝代》仅完成了40个小时。这样的长剧还要再拍五部。现在他们已送来许多故事让我选。”<br>此外，由美国投资拍摄的电影《一个将军和三个女人》中那三个女人还等着刘晓庆来演一人。在这马不停蹄奔波拍片之余，<br>她还要完成20万字的《我的路》续集。<br>去年刘晓庆回北京参加拍摄《风华绝代》，同时又应下为《新民晚报》写长篇连载《我这八年》，副题是“一个中国人的自尊”。原合同准备写十万字，刘晓庆写完四万字就不想写了。她说：“老是我一个人每天占一块地方，唠唠叨叨地说些鸡毛蒜皮的事，人家准烦了。”可她要停笔的消息一传出，不少读者写信给《新民晚报》，希望刘晓庆写下去。 报社编辑把读者愿望转告刘晓庆，竟引起她一番感慨：“关心我的人还是在祖国呀！拍完《李莲英》后，我再没露过面，两年多了，还有那么多观众没有忘记我，还愿意听我喋喋不休地说，那我一定要写下去，现在只能写一些法国见闻，狗，外祖母，与香港记者口角等，但我还是尽可能地把这几年的坎坷经历告诉读者。这将是《我的路》续集中的一部分。” 文稿写到六万字，刘晓庆在拍戏中，把左小臂摔伤了。她再次想停笔，又是编辑和读者的片片热语，使她坚持了下来。<br>“你想不想当导演？”出于这几年影坛“演而优则导”的现象，我们问她。“不，我们两人姜文当导演就行了，我就当演员，也可以当制片人，还可以写书，写影评。看来，我是要和电影打一辈子交道了，而我最喜欢的音乐，只能当一辈子副业了。”<br></div> <div style="text-align: center;">秦大河</div>1993年8月2日<br>北京日报 第五版<br> 《冰川救险》<br>秦大河珠峰遇险获救纪实<br>本报记者丁人人<div>（秦大河的横穿南极大陆可在本《足迹》的第四集的第四部分南极科考中见到）<br> 秦大河以其徒步横穿南极大陆的壮举，被誉为中华民族的英雄。最近，这位中国科学院兰州分院冰川研究所副所长，在参加中国挪威联合珠穆朗玛峰科学考察队工作，登上6080米高度时，突发重病，在科考队、美国登山队及当地藏族民工超出常规，拚尽全力抢救下，他没有倒在珠峰脚下，此事创造了从珠峰6000米以上高度抢救成功的奇迹。<br> （一）<br> 7月初的珠穆朗玛峰脚下，阳光灿烂冰雪消融，已进入登山的最佳季节。<br> 7月4日，由15人组成的中挪科考队到达珠峰脚下海拔5000米的绒布寺，建立了科考队大本营。稍事休整，7月7日中午中方业务队长秦大河就带着他的研究生侯书贵和挪威科学家吐尔及四位藏族民工，赶着10头牦牛向东绒布冰川6500米高度进发。他们要在那里钻取冰样，进行科研活动，预定于7月11日返回。<br> 7月7日晚上，秦大河一行 7人在5500米高度处宿营。第二天他们又前进十几公里，爬到6080米，在山坡上露营。当夜，秦大河觉得有些头疼，一夜没有休息好。<br> 作为搞冰川研究的秦大河，曾多次登上5000米以上的高峰从事科研活动。特别是1986年，他曾在世界第二高峰乔格里峰6000米以上高度工作过很长时间。他具有很强的高山适应能力和丰富的工作经验。但是今年已48岁的秦大河毕竟与8年前不同了。特别是经历了横穿南极大陆以后，他身体能量使用到了极限，经历了两年才逐渐复原。而今天．这位对工作一向严谨认真的人，也不得不留在6080米营地，等候小侯等人去6500米采集冰样。<br> 7月9日晚，秦大河头疼加重，出现了一些幻觉，分不清白天还是黑夜，认为自己还是在乔格里峰，侯书贵与吐尔商议，认为这是高山反映引起的脑水肿，是高原作业最凶恶的敌人。患者大脑积水，压迫脑血管与脑神经，轻者留下呆滞、瘫痪等后遗症，重者短期内死亡。他们趁秦大河清醒时，想把他扶上牦牛。可这些平时温顺的高山动物也知道在这样高度上负重是要命的事，所以拚命挣扎，险些顶倒秦大河。秦大河摇了摇头说：“算了。”7月l0日早晨，天刚放亮，叶尔和一名藏族民工下山报信。<br> （二）<br> 在山下，科考队行政队长王维目送秦大河一行消失在冰川堆积垅的碎石后面，心里总觉得空落落的。按理说，秦大河高原工作经验丰富，又带着充足的给养，赶着十头牦牛上山，不会出什么问题。但王维总觉得放心不下。7月10日下午，他突然决定开辆车到山口去迎一下。7月10日17时车刚开到山口，就看见从山上下来的吐尔。王维看到只吐尔一人。心已提到嗓子眼。当吐尔说秦大河病倒，他头“嗡”的一声，眼前一片金光。<br> 王维今年40岁，是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所的工作人员。近十年来，他的足迹走遍了喜马拉雅山脉，昆仑山脉，横断山脉。长期野外高原的工作经验告诉他，从珠峰6000多米的东绒布冰川把人救下来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等王维镇静下来，第一个反应就是向在珠峰脚下作登山准备的美国登山队请求援助，美国登山队长约翰·罗斯克莱尔听完情况当即同意参加援救，并提出找两匹马上山驮运秦大河。王维的预感抢回了吐尔从山口走到科考营地的两个钟头。这时，日近黄昏，夜晚能不能登上6000米？王维请教当地的藏族老乡登极。登极听说了秦大河的情况后，肯定地说“能！”因为找不到马，王维再问：“能不能从6000米把人背下来？”登极又说；“能！”王维的泪水差点下来，他立即组织人用帐篷杆捆担架；并集中全队的羽绒服、干粮、手电筒交给以登极为首的四位藏族老乡。听说要连夜上山，美国队长二话没说，带简易加压仓、急救药品和1名尼泊尔助手，随队而行。<br> （三）<br> 山上，侯书贵送走了报信的吐尔，看到秦大河已进入半昏迷状态。强烈的高山反映使秦大河五脏六腹难受万分，他一次次撕开自己的衣服，小侯一次次给他盖上。但高山强烈的紫外线还是将秦大河的胸部和腹部晒掉了几层皮。珠峰的天气变化极快，刚才还是晴空朗日，一会儿就是冰雪交加。小侯计算吐尔下山要一天，上山最快也得一天，至少二天以后救援队才可能到。他一边嘱咐剩下的民工加固帐篷准备作长期打算，一面把秦大河抱在怀里。尽量往秦大河嘴里喂些食品。<br> 入夜，山上下起了冰粒，冰粒落在地上，使本来就非常难走的山路又难了十倍。侯书贵听着帐篷外冰粒哗哗的响声，想救援队今晚上不来了。7月11日凌晨3时，侯书贵感觉有人敲帐篷，睁眼一看美国队长约翰像神兵天降，站在帐篷跟前。侯书贵激动万分刚要说感激的话，约翰一摆手问起了秦大河的病情。当他确诊秦大河是脑水肿后，立即注射抢救药物并将秦大河放进加压仓内加压抢救。三天来．秦大河第一次因睡眠而闭上了眼。而登极则坚持用气筒给加压仓充气直到天亮。约翰称登极“立了第一功”。<br> （四）<br> 7月11日早晨7时，珠峰的天刚刚亮，约翰就指挥大家将秦大河捆在担架上开始下山。珠穆朗玛峰上本没有路，只是有的地方让登山队员们踩得稍微平整一些。5600米以上，他们沿着陡峭的冰川向下走。路稍宽时，4个人担，路窄时，前边的人将担架杆捆在腰上，后面的人把担架用绳子吊在脖子上。大家互相拉扯着一厘米一厘米地向下挪。从早上7点到下午3点，8个小时他们才下降了一百米的高度。下到5600米以后，冰川变成了融水，路更难走了。面对刺骨的冰水，连藏族民工都畏难了。侯书贵看大家有些犹豫，他抬起担架第一个下到冰水中。他这举动感动了藏族民工，他们说：“北京来的都不怕，我们还怕什<br>么!”纷纷跳下冰水，山谷中响起了时而低沉，时而高亢的号子声。在下山的途中，约翰不时走到秦大河身边，翻开眼皮看看瞳孔，并借休息的机会给秦大河打针。小侯发现以前几次打完针，约翰都将一次性注射器扔掉，而后两次，约翰把针管收了起来，就悄悄地问约翰。这位曾4次登过珠峰，有极为丰富登山经验的人说，秦大河可能已经不行了，这针管就作为抢救秦大河最后的纪念吧，现在只能靠秦大河自己了。<br> 侯书贵趴在秦大河身边拚命地摇，摇不醒就抽打秦大河的脸，等秦大河睁开眼，他就大声喊：“你要坚持住，你还有妻子、儿子，他们在惦着你，你还有许多事没办完！你一定要坚持住!否则你对不起这些拚命来救你的人！你听!你听这号子！”<br> 号子声和小侯的喊声在山谷中久久回荡。<br> 在下山的路上，又遇见自发上山参加抢救的美国登山队员吉姆·维克维尔和科考队两批救援队员。入夜，天上又下起了冰粒，7、8级的山谷风吹得人一步一滑。人们已记不清走了多少公里山路了，只知道翻过一条山垅，再翻一条山垅，但号子声没角停过。当他们发现远远接应的汽车灯时，又走了3个小时。此时已是7月11日深夜23时。在山下人们已在冰雪中等候了15个小时。顾不上吃饭，顾不上休息，也顾不上抢救一辆被河水淹没的车，司机任义其立刻开车将秦大河连夜送往日喀则。四百公里的山路，两座5000米以上的高山，连续行驶了12个小时，终于将秦大河送到日喀则解放军第8医院。<br> 经抢救秦大河脱险了。主治军医说，如果没有6000米的加压抢救，如果再晚3至4个小时，我们也回天无力了。<br> “如果……如果……”看过此篇通讯的读者知道这两个“如果”是怎样抢回来的。秦大河没有倒下这个奇迹，是中、挪科考队员，藏族民工和美国登山队共同创造的。<br></div> <div>1993年9月11日<br></div>龚玉岩站起来了<br><br>三天前，何鲁丽副市长专程赶到昌平，希望龚玉岩为北京队拿第一块金牌。可是在赛场上龚玉岩摔倒在地，被取消比赛资格。<br>今年22岁的龚玉岩参加自行车训练已快6年了。他身体素质好，聪明又肯于吃苦，所以他的运动生涯可以说是一帆风顺的。特别是近几年，他几乎包揽了这个项目全国比赛的冠军。而这次全国大赛中，在各界人士殷殷重托之下，又在北京父老乡亲的面前栽了这么大的跟头，龚玉岩陷入了深深的自责。<br>自行车队里的领导腾出一间房子让龚玉岩单独住，劝阻了要来采访的新闻记者，掐断了亲友们打来的询问电话，让龚玉岩把心静下来。<br>第二局的比赛开始了，大家都无法用语言来表达此时的心情，只是相互拍拍肩、捏捏手。<br>这次龚玉岩在前，当骑到两圈半时，曹成珠突然加速，一下甩开龚玉岩四米多。场内观众不约而同的发出一声惊叹，继而爆发出狂热的呼喊。龚玉岩像是被喊声惊醒，抬起身猛蹬直追，终于在冲过终点的一瞬间超过了曹成珠，为北京队夺取夺得一枚金牌。<br>走下赛场，龚玉岩仰天长啸，一声嘶喊，把几天来的晦气一吐而尽。领队悄悄对记者说:“龚玉岩站起来了，他成熟了，虽然我们丢掉了一枚金牌，但我们得到一位成熟的运动员。”<br> <div style="text-align: center;">王朔</div>1992年6月27日<br>北京日报 第七版人物访谈<br>《观众看王朔王朔看观众》丁人人<br> 6月21日傍晚，乌云压城风雨大作。天刚放亮，王朔顶着零星雨滴来到西四地质礼堂，参加中央电视台文化生活节目组举办的王朔与电影观众见面会。 算来王朔操笔编写的电影电视剧也有几十部了。可王朔说，与观众见面这是第一次。定的是七点半开会，他不到七点就来了。孤零零地坐在沙发里，看着别人来“看”他。 地质礼堂这天把根据王朔小说改编的五部电影都放了。每场通过抽签选出6名幸运观众，与王朔相会。有的观众为此从早看到晚，场场必抽签以求一中。也有退掉火车票，大雨浇也不走，站在门口苦等一见的。<br> “看”王朔的人陆陆续续来了。众多目光都指向那孤单单坐着的王朔。王朔的目光被迫上下左右满屋滚动。<br> “噢——这就是王朔。”一位安徽来京打工的小伙子，语中带着几分崇敬。“他现在是名人了，我想问问他的成功之术。”<br> “他怎么这样呀!太乖了!我觉得他应该再坏点。”一位女大学生说。胆大的走上来请王朔签名，胆子再大点的拉着王朔要求合个影。王朔一一应允。最难堪的是闪光灯充电的时候。大家摆好姿势，别人个个神态自若，唯有王朔混身的不自在，好像旁边的人都是真的，只有中间的王朔是假的。一谈起作品，王朔的眼神开始专注了。他认真地看着每一个提问的人。然后极快地说出一堆答案，一不留神溜出一句嘎话，引来一阵笑声。他也跟着笑，笑得灿烂，有时带点狡黠。“你喜欢自己的哪部作品？”“都不喜欢，写的时候特别累，写完了特别烦。有时没写完呢，就烦了。因此我的作品中草草结尾的不少。但也有为了钱而拉长的。”<div>“你在写一部作品时，是否以一种观念，一种情绪来指导写作？” </div><div> “不可能！我从根本上是一个自相矛盾的人，没有一种不变的观念，所以我靠本能写作。情绪更是波动的。今天下雨，气不顺，心烦，下笔时就好像对人生充满仇恨。要是哪天捡了个大便宜，下笔就会十分大度。” <br> “你是在写真、善、美么？” </div><div> “我希望写真、善、美。” </div><div> “你的作品有长久的生命力么？” </div><div> “不知道，我和我的读者得一起死。以后的事就不知道了。但能做昙花一现也不错。” </div><div> “你这么年轻就成名了……”<br> “噢!我写了12年了，也该成名了。”</div><div> “你怎么成为作家的？”</div><div> “一不留神。别的干不成，就成了作家。我觉得写三五千字，机灵点就行了。但要把字儿码顺溜了，也是挺难的事。我码了12年，现在只能说对文字、语言有一定的把握能力。”<br> “没人看你的书时怎么办？”</div><div>“我得在人家烦我之前留好后路。我总想不至落到靠写报屁股文章，靠参加座谈会混饭吃的地步。但也没准，不排除二十年后饿死街头的可能。”</div><div> 慢慢地，王朔找回了王朔，他那藏点“坏”意的笑越来越多。<br> “王朔，今天的见面会感觉如何？”</div><div>“好紧张，汗都出来了。”说着，他拉拉背后的汗衫，“我有点不自重，观众对我还是挺客气的。”</div> <h1>金 秋 再 相 会</h1>—访美国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塞尔吉奥•弗朗基<br>1988年4月13日第四版<br>料峭早春，美国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塞尔吉奥•弗朗基兴致冲冲来到北京。这是他第一次踏上中国大陆，对这里的一切都新鲜。过去，在弗朗基的心中，中国和神秘是同义词。直到两年前，弗朗基结识了靳羽西女士，在他主持的《看东方》节目中，才开始了解迷雾后面的中国。去年，意大利著名歌唱家帕瓦罗蒂来华演出获得成功。弗朗基听说后兴奋异常，恨不得马上也到中国来。通过靳羽西女士牵线搭桥，通过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的多方努力，终于决定今年九月，弗朗基将在北京举办独唱音乐会。性急的弗朗基等不到秋天，春天就带着夫人来了，他要先来看看，转转，谈谈。<br>“您初次来华，最强烈的印象是什么？”<br>“人太多！天哪！到处都是人！中国人很友善，有礼貌。不像我们意大利人说话都是大嗓门。”说起家乡，弗朗基话多了起来。<br>弗朗基生在意大利克罗摩纳小镇的一座三层小楼上，父亲是位摄影师。儿时的弗朗基好哭，嗓门大，爸爸几次，要把它从窗户扔出去。现在，作为歌唱家的弗朗基幽默的说：“我的嗓子就是从小哭喊练出来的。”弗朗基从10岁起就登台演出，青少年时期一直演唱流行歌曲，直到23岁，他才从师学习正规的美声唱法。1963年弗朗基移居美国，因在周末电视节目中演唱“幸运之歌”和“负心的人”而一举成名。从此他经常在周末电视节目中露面。1967年，弗朗基登上了纽约百老汇舞台，演出“我听到了华尔兹吗？”成为美国歌坛上的明星。<br>明星的生活并不轻松。从1983年开始，弗朗基主演歌剧《第九》，一直演到1986年，在近三年的时间里常常是每周演出八场。回忆起这段经历，弗朗基一个劲儿地摇头：“像自杀一样。”弗朗基说：“我在25年的舞台生涯中，只有五次因病没有参加演出。”艰辛的劳动使他赢得了荣誉。1985年10月8日，弗朗基被选为纽约市最有声望的人，走在庆祝哥伦布日游行队伍的第一个。<br>谈到今年秋天将在北京的演出，弗朗基兴奋不已。他谈了一段往事：“在我第一次到白宫为总统演唱之后，里根夫人问我：‘你演出后有什么感想？’我说：‘我像是在云里，不相信这是真的’。我现在也想说这句话，美国和中国相距这样远，以前我做梦也想不到会到中国来，为中国人唱歌，而今天来了。我喜欢中国，也喜欢中国的歌。”说着，弗朗基哼起了《康定情歌》和《牧歌》。“我还要唱中国现代歌曲。到秋天，我一定要多学几首中国歌。”<br> <div style="text-align: center;">翁倩玉</div>1 9 9 2年6月13日<br>济南日报 音乐沙龙 人物专访<br>《音乐·沙龙》<br> 翁倩玉以她那圆润醇厚的歌喉在中央电视台《正大综艺》节目里唱的那首《爱的奉献》，已为广大电视观众所熟悉。6月8日上午，她来到中央电视台，与首都新闻单位的记者会面。她用那动听的嗓音说的第一句话是：“对不起，我来晚了。”接着一个日本式的鞠躬。<br> 翁倩玉生在台湾，两岁时就随父母和哥哥移居日本，她9岁那年，听说参加少儿“向日葵”艺术团能见到大明星，就做上已经见到大明星的梦。谁想到回到家里，父母坚决反对。经商的父亲早给她设计了一条人生的路，好好读书，上大学，进银行做事，搞明白钱是怎样赚来和花去的之后就嫁人。<br>翁倩玉搬来艺术团的老师当说客，老师对翁父说：“这是你的女儿第一次提出她要做什么，你最起码应该让她试一试。”父亲居然同意了，但提了4个条件。第一要读完大学；第二，自己要干的事，就一定要干到底；第三，作为女孩子，家中的事要会做，家里的事要管；第四，要到银行里去做事。<br> 几十年过去了，翁倩玉坐在中央电视台，面对陪她一起来的父母亲说：“前三条我都做到了，只有第四条没做，也许以后会做。”一个9岁女孩就这样选择了她一生要走的路。 翁倩玉10岁时，日美合拍的电影《大海啸》中要一个会讲日语和英语的小女孩，翁倩玉被选中而首次走上银幕。她又在富士电视台连续播出两年的电视剧《三太物语》中出演花子一角。13岁，她开始在各类电视节目中当主持人。15岁，她又参加了NHK电视台《明天的家族》的拍摄，随后在一百多集的日本古装电视剧中演女主角。16岁，她的第一张唱片《想跟星星谈恋爱》售出五十万张，因此她获得了金唱片奖。18岁，她开始参加音乐会的演唱，进入日本歌唱界。21岁，她在台湾影片《真假千金》中演女主角并获得了金马奖最佳女主角奖。<br> 她灌制的唱片《爱的迷恋》在1979年卖了240万张，创下日本唱片发行史上的最高纪录，并获第24届全日本唱片大奖，是在日本获此项殊荣的第一位外国人。<br> 她在拍电影、电视，唱歌，演话剧，主持节目这些忙忙碌碌的工作中，一直坚持把大学读完。她在大学专攻西班牙语。到1985年，她已主演了二十余部电影，一千余部电视剧和话剧，在世界性的电影电视节上得过三次最佳女主角奖。<br> 她喜欢画画，她的作品多次入选美术展览。她爱时装设计，就开了家时装店，按她的构思生产销售时装。她还爱做菜，写了三本家庭药膳的书……。当初，一个9岁的女孩是不可能有这么多的梦幻的。翁倩玉说：“我庆幸我不断地有许多新的梦，我对梦是认真的，我要努力地实现它。”<div>“现在您还有什么梦”？这是记者们关心的问题。<br> 翁倩玉说： “我要请世界各国的歌星在长城脚下一起唱歌。唱爱护我们的地球，爱护世界和平的歌。呼唤全人类都要珍惜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我把这个梦对许多的歌星朋友讲了，他们都非常支持我。我希望在1995年，我的这个梦，梦想成真。”<br></div> 1992年7月19日北京日报<br>《芙蓉淡雅舞霓裳》<br>记中华广告模特大奖赛冠军 初蕾<br>陈小兵 丁人人撰文<br><br> 初蕾着普通的白色T恤衫，伸着修长的双腿、静静地坐在排练厅里，浅浅地笑着，右颊上的笑涡如蓬池里一点涟漪。她出水芙蓉般的淡雅、清新如夏日里的微风，使人觉得清爽、舒适。没想到，获得“中华广告模特大奖赛”冠军的初蕾，竟是这样朴素、自然。<br> 初蕾生长在一个文艺之家，她的父亲，是总政话剧团的演员，曾在电影《血战台儿庄》里饰演过张自忠将军；母亲也曾是总政歌舞团的舞蹈演员。初蕾说道：”我十分崇拜爸爸，他教给我许多做人的道理，比如‘说话算话’。那是个夏天，我才四岁多，爸爸答应给我买根一毛钱的雪糕。我眼巴巴盼了一天，爸爸一回家我就向他要。爸爸说忘了掉头推自行车就上了街，跑了很远才买回来。当他把快化完了的雪糕放到我手里时，我明白了什么叫说话算话”。大概是受母亲的影响，初蕾从小就喜爱跳舞。别人随便哼一首歌，她就能自编自跳一段舞蹈。她那灵巧的身躯和胖乎乎的小睑，十分惹人喜爱，大院里的叔叔、阿姨们都喜欢这个小灵精。初蕾小时候很顽皮，爱和男孩子们一起玩，什么拍烟盒、弹球儿、耍瓷片等男孩们的游戏，全玩过。没等小学毕业她的个子就窜到了一米七。颀长的身材使初蕾成为中学田径场上的短跑好手。提起往事，初蕾眼中充满了甜蜜的笑意：“我上中学时，既是干部又是田径队、合唱队的队员就是有时偷点儿懒。” 初蕾当时装模特，与父母的积极支持是分不开的。初蕾得意地说：“我的名字是妈妈给起的，现在人家都说我妈有灵感，从小就给我起了一个好听的艺名。”四年前初蕾高中毕业，人生之路面临艰难的选择。当时社会上对时装模特这一行还有诸多误解，可母亲却建议初蕾去报考时装模特。一进东方霓裳艺术表演团，团长吕国琼老师就发现初蕾不但有极好的身材，而且乐感好，理解力强，是个很有前途的好苗子，于是便对她悉心培养。初蕾果然不负厚望，训练仅一周就能登台演出。初蕾自豪地说道：“我永远也忘不了第一次登台，那是在常州，为一家企业的晚会做表演。虽然我腿直打哆嗦，可脸上一直挂着笑容。”也许是爱之深，责之切，吕老师对初蕾要求十分严格，“骂”得也够狠的，弄得初蕾有时回到家垂头丧气。这时候，初蕾的母亲便会给她鼓劲儿，安慰她别泄气儿。就拿这次大奖赛来说．初蕾父母一直在后台帮女儿上妆，给她做后勤。父母无微不至的关怀，对初蕾来说是一种最大的帮助和安慰。难怪初蕾表示，每到外地表演，最不习惯的就是不能吃上妈妈做的可口饭菜。<br> 虽然初蕾年仅23岁，可却是在T型舞台上活跃了4年的“老”模特。时装模特这种职业，是通过自身的魅力，把服装的风采，辐射到每一位观众眼中。所以模特们的一抬首，一投足，无不艳光四射。生活中的名模又是怎样的呢? 初蕾最喜欢郊游，与三五知已一起踏青远足。把自己投入大自然的怀抱中。初蕾最难忘的一次郊游是和几个朋友一起骑自行车去雁栖湖，在湖边支起帐篷野营。头顶蓝天白云，面对青山绿水，把都市的尘嚣与心中的烦恼，荡涤一清。这时候，人与自然融于一体，没有什么可烦我，也没有什么可以拒绝我，心里特别平静。我求的就是平静心。”初蕾如是说。<br> 初蕾闲暇时爱在书海流连，捧一本小说一个人在屋子里静静地欣赏，从滚滚红尘中，一跃入书中的超脱境界。不过由于空闲时间少，初蕾多看一些反映现代都市生活的短篇小说。王朔小说中有一句话初蕾十分认同：什么都是假的，只有感情是真的。在初蕾看来，名利、地位不过是过眼烟云，唯有人与人之间发自内心的真挚情感才是永恒的。<br> 当我们结束采访时，初蕾正要去参加排练，挥手之间，她留下一个恬淡的微笑。<br> 1995年10月26日<br>北京日报 第五版<br>《我见到的卢燕》<br>本报记者 丁人人<br> 在前几天开幕的圣丹斯电影节的新闻发布会主席台上，卢燕女士坐在中国电影界代表的首位，她在电影节上，被中国、美国两方的电影工作者共同称为“中美电影联系的桥梁”。而卢燕的大名最先我是从《环球银幕》画刊上看到的。在许多有关美国好莱坞电影消息和图片的下面，都写着“卢燕女士提供”的字样。我从这里知道，卢燕是个女的，是华裔，在美国洛杉矶，是干电影的。后来我从一些文字中知道，她早年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是学经济的，解放初期到美国改学电影，五十年代走上影坛，是进入好莱坞影圈的第一位中国女性，至今仍在一些影片中露面，还是奥斯卡金像奖的评委之一。<br> 前些日子，电影局组织几位记者到云南丽江《兰陵王》摄制现场去采访，我有幸前往。早七时从北京起飞，中午落在昆明，看了一眼大观楼，就坐上卧铺长途汽车，连颠了16个钟头到达丽江。一路颠得我们腰酸背疼，叫苦不迭。编剧王培公，几句寒喧话后，带出一句：“前两天卢燕老师也是坐这种长途车来的。”<br> “卢燕，是美国那个68岁的卢燕？”我不相信。可王培公却信誓旦旦地点着头。我心说，这位王大编剧在编故事堵我们的嘴呢。第二天早餐时，我们见到卢燕。一身纳西族红蓝道的粗布土衫，一顶二十多年前到处可见的干部帽，一张笑容可掬的脸，她自以为非常“大陆化”了。可是我还是在她的脸上发现了那两条眉梢上挑直至额角的眉毛，我曾在陈香梅的脸上，以及一些台湾、香港老太太的脸上看到过这种画法的眉毛。可见这是“海外画法”。<br> 我没忘王培公编的“故事”悄悄向卢燕证实，她告诉我，是的，这都是真的。她还一脸认真地告诉我：“这种车很舒服，可以躺着，比坐飞机好，我躺在车上一直睡，比我十几年前来丽江时的条件好多了。”我不禁另眼看这位老太太。在去外景地玉龙雪山脚下的路上，卢燕一人坐在前面司机旁边的座上，《兰陵王》的制片人，深圳万科影视公司的女老板郑凯南和我们几位记者坐在后面，谈起了《兰陵王》和卢燕。<br> 深圳万科影视公司虽然不在国家正式的16家故事片生产厂家之列，但其这几年投拍的几部故事片在影圈内却颇有影响。《过年》不仅好看而且在东京国际电影节得了奖。《找乐》虽然在国内市场上只卖了7个拷贝，赔了血本，可是在国际上频频得奖，光奖金就把成本收回来了，再加上得奖之后在国际市场走红，使万科在《找乐》上小赚了一把。因此在《兰陵王》筹拍之际，郑凯南就瞄准了国际市场。<br> 万科请来了在美国夏威夷大学教授戏剧的胡雪桦，可是他感到为难，他正在筹备另一部电影的拍摄，由卢燕参与策划，并已为他筹到了一笔不小的资金。电话打到美国，卢燕没有多问一句话，仍旧是那么轻轻地慢慢地说： “这边的事放心好了，我会去办好，你安心拍《兰陵王》吧。”找机会我问卢燕： “你这样做，不是白费劲了吗？” 她说： “是要多费些力，但不是白费。我是在帮雪桦这些年轻人做事，只要他认准要做的事，我就帮他们。”卢燕和我们一起活动。到现场看拍摄，她默默地站在一边，不声不响，不影响任何人。中午吃饭，她和我们一样，领一盒饭，找个背风的地方一坐，不要任何特殊照顾。去半山腰看搭的场景，剧组叫车送我们去，卢燕说，司机刚拉饭回来，让他吃口饭歇一歇。<br> 在丽江古镇的四方街上，卢燕对纳西的服装、饰物特别感兴趣。每次上街都要买一大堆。她买东西很少还价，所以连小贩都认得她，只要她一走过，摊主们总是分外卖力地叫卖。可当她得意洋洋满载而归时，总是被我们说买贵了。于是她也学会砍价了，只不过小贩稍做让步，说几句再让我就赔了之类的话，她便欣然解囊。她说，不能让人家赔了，做小买卖也不容易。我问卢燕，买这么多东西回去干什么？她说，中国少数民族的服装她基本都收集齐了，她想在美国搞一次中国少数民族的服饰展览。让美国人民了解一下中华民族多彩灿烂的服装文化。卢燕告诉我们：我每次回美国都要带几大包服装。起初海关对我检查得非常仔细，每一件服装都要我拿出购物发票，要我按照价格的百分比上税。我告诉他们，我这些东西都是在小摊上买的没有发票，而且每件只有几美元，最贵的不过几十美元，即使全部上税也没有多少钱。他们吃惊地睁大眼睛，问我在哪里能买到这么漂亮而又便直的服装？我告诉他们在中国。<br> 在丽江的最后一天，我们来到玉龙雪山脚下海拔3700多米的云杉坪。不远的山顶盖着白雪，这里却是一片翠绿。在这古木参天夕阳斜射的大森林里，我不禁亮开喉咙唱起“穿林海，跨雪原，我气冲霄汉!”往日温文尔雅的卢燕，突然甩开别人的搀扶，捡根竹棍，撩开大衣，抖肩转身，在我的吼声中来了个杨子荣打虎上山的亮相，引得林中一片叫好声。 <br> 在这美丽的大自然中，使人觉得只有放声高歌，才能一抒情怀。人民日报的记者李克夫先是低吟而后展喉，《我的太阳》、《红河谷》、《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共青团歌》一首首从他口中飞出。我们看他那忘情的样子，想去打岔。卢燕拉住我们，“让他痛痛快快地唱吧，平常没有这样的机会。”<br> 我和王培公便也随声加进去。卢燕一直静静地听着，我们每唱完一首她都要问问歌名。直到我们唱起《我的家在花江上》时，她说这歌我也会唱，便同我们一起放喉。我们一路走一路唱，待唱到“哪年哪月，才能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时，卢燕已是热泪濡湿了眼眶 我突然觉得卢燕是老了，她的思想、她的行为、她的感情好像都与我们现时的社会有一定的距离。但是在她的身上又让我们感到一种清新的气息，是她那些善良、谦恭、真诚、朴实的品质让我们感到她是一个可亲可近的人。<br> <h1>1989年3月15日第二版<br></h1><h1>“三连冠”的郑鸣</h1>全国十佳新闻摄影记者评选活动搞了三次，郑明就拿了三次第一。这在新闻摄影界也算是奇人奇事了。记得去年，郑明两次夺冠后，他曾对我说：“我不想参加这项活动了。第一次得奖偶然性很大，拼拼实力就可以拿到；第二次，已经成了众矢之的。再次夺魁就已很费力了。第三次我不想去。”可是今年，这个不想去的人又拿了第一。<br>当那幅破产者抽闷烟的照片为郑明夺取第一项桂冠时，摄影界许多人颇感惊讶，不知他是从哪儿钻出来的，突然一鸣惊人。于是有人多方打探，才知道他本是扛电影摄影机的。1978年考上电影学院摄影系，与后来“成精”的张艺谋同班，也是挚友。在学校都是些不安分的人。陈凯歌、田壮壮、张艺谋、张军钊这帮学友们闹成了个“第五代”。而郑明却背起了照相机。为什么？他扬头一笑“先换换口味”。<br>去年评十佳时，郑明已是名人。那组《白孔雀和她的窝》从摄影手法到内涵开掘，都老练了许多。人们又把“首席”给了他。这时有人说“到底是玩电影的，功夫就是不一样”。语中有敬，但有更多的是酸。于是郑明向我说了那段话。<br>今年郑明又拔了头筹。以笔者管见，今年的鼎力之作是那幅《高士其逝世》。在高士其逝世第二天就见了报，比新华社的消息还早一天。不仅时效快，而且照片拍的人情味颇浓，是报道丧葬消息方面少有的佳作。我问郑明：“你是怎么抓到这条新闻的？”他说：“我为拍这张照片花了八年功夫。一位外国首脑曾经说，高士其是本世纪最后一位科学奇人。所以我认为高士其生活中的一切，都是有价值的新闻。我还在电影学院上学时，就开始了对高士其的采访，并和他家人建立了友谊。高士其去世是他儿子告诉我的。所以，只有我拍到了这令人心碎的诀别场面。”<br> 1992年9月4日<br>北京日报 文体版 <br>《张艺谋的收获季节》<br>本报记者 李欣丁人人<br> 沉默了两年的张艺谋，8月31日出现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依然是那农民式的寸头，普通人的打扮和憨厚的笑容，只是眉宇间多了一分神采。《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即将在国内公映，这已令他兴奋不已，更主要的是他今天带来一部同常规影片不同，与以往的《红高梁》等风格迥异的影片《秋菊打官司》，再次让电影界刮目相看，许多人认为这是张艺谋突破昔日的“怪圈”，在电影表现手法和题材选择上实现了一次可喜的飞跃。老一代电影工作者陈荒煤特意在病中写来贺信，为张艺谋这一代导演将目光投向现实生活表示高兴。电影评论家倪震介绍了《秋菊打官司》获得长春电影节“金杯奖”后评委们的看法：高水平的导演和表演，在电影艺术的表现上几乎达到无可挑剔的地步。面对扑面而来的赞誉，张艺谋说：“影片从今年元旦开工，摄制组辛辛苦苦干了2个月。成功靠大家伙儿。影片能得到认可，说明摄制组全体人员的努力没有白费。”国务委员李铁映作为普通观众也向张艺谋表示祝贺，并风趣地说：“张艺谋应叫张谋艺，孜孜不倦谋划、追求艺术。”的确，张艺谋投身艺术十几年来，走过了一条坎坷之路。<br>1978年电影学院招生时，设在西安的招生办公室，走进一位质朴、沉稳的年轻人，他就是张艺谋。老师对他未加注意，只是看过他的摄影作品后，才惊讶地仔细打量眼前的这位年轻人，“构图、用光这么好的摄影作品，连我们老师都拍不出来！”可张艺谋年龄偏大，老师只能惋惜地摇摇头。拿着自己这本用卖血换来的钱买了架海鸥牌照相机拍的摄影作品册，张艺谋没有回家。几经碾转，这本册子被送到文化部长黄镇手中。老部长拍案叫绝，“这样的人才电影学院怎能不收呢？”于是，电影学院多了一位未参加考试的特殊学生。他不与人闲聊，不逛街。最终让老师吃惊的是，这位过去不知A、B、C为何物的学生，英语成绩也是优。毕业分配时，张艺谋更是一语惊人：“只要能拍片，到哪儿都行！”话音未落，人已经到广西电影制片厂。当同学们为留在大城市而自豪时，张艺谋已悄悄地开始了艺术追求。《黄土地》、《大阅兵》、《老井》、《秦俑》、《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一发而不可收。《黄土地》、《大阅兵》那打破常规的摄影构图风格，给电影银幕吹进一股清新的风。《老井》那纯朴自然的表演，惊呆了日本人，张艺谋捧回了第一届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男主角奖《红高粱》的出现，则使人们呆呆地看着眼前的张艺谋，不知作何评价，最后只能称他为“奇才”了。《红高梁》得金熊奖后，张艺谋就“失踪了”。<br>他一头扎到安徽拍完《菊豆》，又到山西蹲了一年，才把“大红灯笼高高地挂起来”。但这两部影片都没能在国内上映。电影局官员说，“当时没有决定这两部片子在国内上映。”《菊豆》的编剧刘恒，回忆创作之初的情形时说，“那是1989年8月，我去搞本子。有人问我：‘这时候谁还拍电影？这人，不管怎样，都得干什么。我是拍电影的，即使天塌下来，只要没砸着我的手，把我这人砸没了，我还得拍电影。何况现在天还没塌下来。”<br> 路，又一次让张艺谋看准了。他终于等到了《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秋菊打官司》三部影片与中国观众见面这一刻。张艺谋迎来了收获的季节。<br><br> <div>1988年5月11日第二版<br></div><h1>井上靖和《敦煌》</h1>5月5日下午，81岁高龄的日本著名作家井上靖先生端坐在北京展览馆剧场舞台正中。他是作为日本中华电影访华团名誉顾问来参加日本彩色故事片《敦煌》首映式的。<br>故事片《敦煌》是根据井上靖先生三十年前创作的同名小说改编的。说起井上靖先生创作这部小说，还有段趣事。井上靖先生在小说出版十几年后，才有机会亲临敦煌，亲眼看看他笔下描写过的景物。他的写作完全是凭借历史资料和他那丰富的想象力，向人们描述这曲折动人的故事。除了《敦煌》外，他还写了《杨贵妃传》、《苍狼》、《洪水》等近二十部中国历史小说。他创作这些作品的基本素材大多是取自《史记》和《汉书》。他非常注意从历史资料中汲取养料。他使用各种方法收集图片和文字资料，并凭借这些资料进行构思、写作。井上靖曾写过一部描写宋朝时河南开封的小说。他的创作依据就是一书（《东京梦华录》）、一画（《清明上河图》）。井上靖风趣地说，这样的创作仍旧可以做到真实，如果有谁想深掘地下开封古址，那一定能挖出他笔下的许多东西。<br>至于井上靖为什么要写《敦煌》，他在影片结尾告诉观众：在19世纪的最后一年，人们从敦煌一个洞穴里掘出了经卷、绘画等四万多件珍贵文物，被称作是本世纪人类文化史上最伟大的发现。但是，这么多的经卷和佛像绘画是什么人所作，为什么埋藏在千佛洞中，至今仍是个谜。井上靖先生在通读了大量历史资料后，从这千古之谜中引出了一个曲折动人的故事，来表达作者对人类文化遗产特有的惜恋之情。就像《敦煌》的导演佐藤纯弥说的：“我们不希望再发生任何战争，但如果发生战争，人类在战争中不要忘记保护自己的文化遗产。”<br> <h3 style="text-align: center">孟昭瑞</h3> 1992年11月27日<br>北京日报 第五版<br>《投身时代波澜 拍下历史瞬间》<br>——记老摄影记者孟昭瑞<br> 本报记者丁人人<br> 以照相机为武器的摄影记者，只有投身到时代波澜的风口浪尖上，才能捕捉到历史性的瞬间。这是解放军画报社老摄影记者孟昭瑞几十年摄影生涯悟出来的经验，也是日前在军事博物馆展出的《孟昭瑞摄影作品展》四百余幅作品告诉人们的事实。<br> 作为摄影记者，孟昭瑞从1948年入伍起，就一直在战斗和工作的第一线。当时正值解放战争最后阶段，他以《华北画报》记者的身份参加了平津战役的采访。北平解放了。他赶到前门大街，投身到欢迎解放军进城的人流之中，拍下了北平女大学生爬上坦克贴标语和以正阳门为背景的欢迎人群的照片，成了记录这一伟大历史事件，具有标志性的照片，被国内外新闻媒介多次采用。<br> 1950年9月，孟昭瑞被调到《解放军画报》社后，他的镜头一直没有离开军队。抗美援朝中，他参加了上甘岭战役、开城<br>停战谈判，拍下了朝鲜战场许多真实的画面。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他是在场的唯一一位摄影记者。对越自卫还击战他想尽办法，跟着部队上前线，以最快的速度发回前线激战的图片。作为一名记者孟昭瑞是幸运的。因为组织上把许多重要的采访任务交给了他，使他能够成为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见证人。但他并不满足这一点。他认为，作为记者还应该是位社会活动家，记者要和自己的采访对象交朋友，才能得到对方理解和帮助。孟昭瑞的朋友从元帅、将军到普通士兵都有，这既使他随时都能了解到时代最细微的脉搏，也使他采访到许多别人得不到的新闻。1953年4月，孟昭瑞在朝鲜开城报道停战谈判。他在那里结识了志愿军政治部主任杜平。杜平主动给他提供了彭德怀司令员视察开城前线的消息。当时，战争还没有结束，彭德怀的行动是绝对保密的。没有杜平的关照，孟昭瑞根本不可能采访到彭总司令。第二天他一人跟随拍照，并立即把胶卷冲好发回北京。7月27日，首都各报都刊出了彭德怀司令员视察开城前线的新闻照片，有力地配合了停战协议的签字。<br> 在几十年的采访生涯中，孟昭瑞与许多人建立了真挚的友谊。1989年12月29日聂荣臻元帅九十寿辰时，专门让秘书打电话通知孟昭瑞去照像。<br> 孟昭瑞把他几十年的摄影作品编辑了一部画册《历史的瞬间》送去，聂荣臻为其题写了书名，张爱萍题了词。<br> <h3 style="text-align: center">靳羽西</h3> 1993年5月4日北京日报 第五版<br>《羽西的世界》<br>——访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靳羽西<br>本报记者丁人人<br> 总是那个蓬松的“羽西童花”娃娃头，总是那双执着、专注的目光，总是那一口带着夹生味的普通话。这就是美籍华裔电视主持人靳羽西给我们留下的屏幕形象。最近，这位自称嫁给电视的靳羽西来到北京，要在这里建一 个“羽西的世界”向北京人推出她的电视系列片和他研制的糸列化妆品。<br> 近日，记者在京西一所学校里见到她。她正在向来自北京，天津的40位姑娘讲授她的化妆理论和她摸索出来的一套3分钟化妆法。靳羽西生在广西，长在香港，16岁到美国．她是以电视节目《看东方》的主持人和制作人而闻名于世的。这套每集60分钟的节目以介绍东方世界人文文化为主，风土习俗、衣食起居、宗教礼典无所不包。美国电视观众在欣赏奇异的东方文化同时，也接受了这位总是留着娃娃头的中国姑娘。《纽约时报》评论她说：“很少有人能够把东西方两种不同的文化融为一体，而靳羽西小姐凭着她的智慧和风度做到了。”<br> 现在，靳羽西又开始把西方的文化介绍给中国人。她摄制了40集的系列片《羽西的世界》系统的介绍西方国家一些民族的衣、食、住、行的习惯。像穿西装扎领带的规矩，选衬衣的学问，吃西餐的说法等等。这等于为正处在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观众打开了一扇窗户。这部系列片去年曾在上海播出，得到各界好评。现在，她又把这套电视片拿到北京，4月30日开始在北京电视台播出。<br> 靳羽西现在忙的是她“羽西的世界”中第2项计划——推出羽西系列化妆品。问她怎么会想起作化妆品生意？她说：“爱美是人的天性。我当电视节目主持人，是一个全世界哪里都去的人，有机会用过世界上最好的化妆品，请过最好的美容师为我化妆，每当看上去我最美丽的时候，我的工作也最出色。因此我认为化妆是一种文化；是对自己和对别人的尊重。久居海外，我常为买不到适合我的肤色的化妆品而烦恼。欧美生产的化妆品对象是白种人和黑种人，她们的脸型和肤色与我们黄种人截然不同，适合她们的化妆品未必适合我们。我曾上过不少当，化了不少冤枉钱。”<br> 于是，靳羽西萌生出为黄皮肤的中国人设计一套化妆品的想法。她根据自己使用化妆品的经验提出设想，请法国最著名的化妆品技师调制配方，并加入一定比例的中药，形成一套中西合璧的化妆护肤用品。她对所有的化妆品颜色进行筛选，调配出适合黄皮肤人使用的颜色形成系列。记者在京西课堂上见到她时，她正在对那40位小姐说：“你们谁见过黄种人长着蓝眼珠的？没有，那你们用蓝色画眼影就是错误的。”她常说：“化妆是一种文化，是文化就需要传播。我的羽西系列是给中国人用的，而不是给中国人看的。”因此她除了在化妆品的价<br>格上严加控制外。在产品上市前，还培养了这40位美容顾问。将来，这40位姑娘将要根据顾客的相貌、肤色、职业等因素，帮顾客选择化妆品，并指导顾客化妆。今年五月，当这批姑娘毕业时，也就是“羽西的世界”化妆品与北京人见面的时候。<br> <h3 style="text-align: center">宁海强</h3> 1995年7月12日北京日报 第五版<br>拍出士兵的辉煌<br>访电影《弹道无痕》导演宁海强<br>本报记者丁人人<br> 作为一个当过兵的人，我坐在电影院里，面对银幕上的《弹道无痕》，眼眶被泪水浸湿过多次。同样，和我一起看片子的几位同行，不管穿没穿过军装，都被影片那雄壮的阳刚之气鼓动得心潮久久难平。<br> 前几天，我随八一电影制片厂《弹道无痕》摄制组，到京郊平谷解放军某部炮兵旅，把这部影片放给指战员们看。因为这部影片就是由这个部队协助拍摄的。礼堂里的气氛可想而知。影院里的兵和银幕上的兵同忧、同喜、同悲同乐。我环顾左右，见那一张张晒成古铜色的脸上，不少都有泪痕留下。电影散场，炮旅李政委出门就说： “今天我又掉了三回泪，这片子我是第三遍看了，可还是要掉泪。”<br> 前段第三届大学生电影节开幕，开幕式上放的就是《弹道无痕》，这些被称为是“最具现代意识和文化水准的观众”，没有军营生活体验的大学生们，也为这部影片鼓了五次掌。<br> 这是一部地地道道的大兵的电影。影片的故事极为简单，说的是铁匠的儿子石平阳，当兵到了炮兵连，班长李四虎把他当做一块铁来打。经过千锤百炼，石平阳还真成了一块好铁，在大头兵的位置上一钉就是8年，最后他以出色的军事技术，和像大炮一样朴实耿直的为人，变成了一个响当当的军人，被破格提拔为中尉连长。这部影片故事结构没有跌宕起伏，人物命运也没有大起大落，一个大兵在兵营里的故事居然能让这么多人为之叫好，这是为什么呢？我认为是这部片子的阳刚之气令人振奋。<br> 宁海强是八一电影制片厂的青年导演，是个军人，但确切的说是个文职军人。从他那魁梧的身材和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里，透出兵气十足。他说自己是在兵堆里滚大的。他父亲就是位守卫在内长山要塞的军人。宁海强生在军营长在军营，16岁就到新疆军区文工团当兵，后来到解放军艺术学院上学，再后来分到八一厂，演的导的全是大兵的事。他自己说，我这身上的“兵味儿”，是从骨子里冒出来的。自己身上有兵味不稀罕，能把影片拍得有兵味儿可是不容易。建国几十年了，纯粹反映士兵的电影我只记得一部《哥俩儿好》。所以宁海强说他这部影片有几个“纯”：纯军事题材，纯军营内容，纯士兵生活。<br> 为了把平淡得近乎枯燥的军营生活拍得好看，宁海强特意在这和平的生活中营造出一种战争的氛围。那兵车辚辚，那炮管高扬，那战旗猎猎都透出浓浓的硝烟味。使观众感到军人即使在和平环境中，也似弦上之箭，时时处于紧张状态的那种生活。也使观众距银幕上的士兵更近了。气氛的营造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为拍晨曦中行进的炮队，摄制组连续6天深夜1时起身，赶到预定位置，等待太阳出山。为拍落日中火炮的剪影，摄制组带着笨重的超长焦镜头，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几乎天天逐日而行。晨露，烈日，晚风，把摄制组清一色的光头染成了像刚出炉的炭球，黑里透红。炮兵战士给这位光头导演起了一个亲切的外号“山地师长”。意为这一群光头摄制组，每天爬上跑下，是比炮兵还辛苦的山地部队，宁海强自然就是这群“山地兵”的头。这是士兵们对他们的认可。<br> 只有真正了解了士兵，才可能拍出士兵认可的电影。我问宁海强： “你认为我们部队士兵的最大特点是什么？” 他说：“是朴实。我们部队的士兵绝大多数是从农村来的，就现在的兵源看，‘虽然文化水平普遍提高了，但是他们身上农民那种质朴还是带到部队中来了。他们这种质朴非常可爱。所以我在拍这部影片时，就着重表现了我们士兵的这种朴实。比如，作为农村入伍的兵来说，是不是有不想当将军的士兵就不是好士兵的想法呢？我想会有人有的，但是我想绝大多数战士不会是这种想法。他们想的是到部队学点技术，或是学个开车，或是学点修理手艺，再么，上个军校提个干，等到以后复员回家也好找工作。这些想法说出来好像有些狭隘，但这就是他们真实的心理活动。对于朴实的表现就需要真实。所以我在影片中就没有避开这一点，几次让士兵说出为什么当兵的心里话。这样才能使银幕形象真实可信。””作为一个和平时期的军人，他们在哪些方面付出的最多？<br>又是在哪些地方使老百姓能对他们产生感情上的共鸣？”我再问宁海强。“我认为你这两个问题可以用一个答案，那就是军人的自我牺牲精神。这种牺牲可以表现在很多地方，有生活艰苦，有环境恶劣，有感情挫折，还有亲情离别和流血牺牲，这些都是人们看得见的，也是以往的军旅作品着墨的重点。可是我认为，这些牺牲不是军人所特有的。像常年在外施工的铁路工人、水利建设、电力建设、以及石油、地质等许多行业的工作者都要承担这样的牺牲。而我认为作为军人这个职业最独特的，是在自我个性的牺牲上。”“我们都知道，新兵一入伍就要进行队列训练，立正、稍息、拔正步一练就是三个月，还有内务养成，被子、书包、脸盆、口杯、牙刷都要摆成一条线。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当然，养成良好的军人姿态是目的之一。但是更深层的意义是什么？世界上所有的军队都要进行队列训练，都要强调内务整洁。说句实在话，这些东西打起仗来是用不着的。步兵冲锋不会踩着正步，炮兵操炮也用不着立正稍息，海空军高技术兵种打起仗来更不用这些分列式。可是世界上所有的军队都在练正步走，这是在用正步走来进行从百姓到军人的转变，在用正步走消除每一个人的个性，达到步调一致，整齐划一。因为作为一名职业军人，他是整个战争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他的职责就是不惜一切代价完成上级交给他的任务。所以军中最常用的语言就是：‘是’和‘明白’。<br> “而这自觉消除个性的全部过程，也就是从早上一起床，穿衣戴帽，洗脸叠被，走路说话等等所有生活的一举一动中慢慢养成的。比如说，整理内务，所有被子都要叠成一样大小，有楞有角，如果有一个人稍微不一致，就会破坏整体。久而久之，军人那种简朴、整洁的生活习惯就逐步养成了。军人的美，也就美在这一点上。军队的美也在这一点上，这是阳刚之气，这是威武雄壮，这是苍凉高亢。这就是军人区别于其他人的特点。我在拍这部影片时大量使用的直线加方块的造型，突出那种楞角，那种整齐，那种威武，以造成一种气势，一种阳刚之美的气势。而每一个人，都只是这庞大气势中的一个点。这就是石平阳存在的意义，也是 《弹道无痕》这部影片的意义所在。”<br> 皇帝•都督•留学生<br>——陈道明近事<br>1989年9月20日第三版<br>1988年“飞天”、“金鹰”两个最佳男主角奖都让中国电视艺术中心的演员陈道明拿走了。那么，这个尽人皆知的“末代皇帝”现在干什么呢？<br>记者在北戴河的海边碰见了他，一身运动服，一双耐克鞋，一副大墨镜，外加一顶标有雷欧——一只白狮子头像的遮阳帽，这就是我眼前的这位“末代皇帝”的打扮。再加上他一米七五的个头，宽肩、粗臂、大手和那黑黝黝的脸庞，都使我觉得他和那银幕上的溥仪有点对不上号了。<br>他不是来度假的，而是要在这金色的海滩上指挥一场“赤壁大战”。原来，他在北京电影制片厂、山西电影制片厂、香港新海华电影公司三家合拍的大型历史故事片《关公》中扮演三国时代，东吴的水军都督周瑜。在这里正在拍周都督最威风、最得意的火烧赤壁的戏。只见他银盔银甲，手执令箭，面对隔江燃起的熊熊大火，微微一笑，手中令旗轻轻一挥，自负、潇洒、风流倜傥，活脱脱一个水军都督周公瑾。<br>我上前问在他演完皇帝之后又干了些什么，他说前些日子留洋日本，在中日合拍的三集电视剧《留学生》中扮演一个在日本留学多年的中国学生崔明义。在剧中，从他接触的几个新到日本的留学生身上，反映出新一代留学生到日本以后发生的许多变化。这部剧将在国庆节时在中央电视台播出。<br>从皇帝到留学生，又到水军都督，陈道明下一个角色是什么呢？他说，上海电视电影制片厂黄蜀芹导演约他去拍十一集电视剧《围城》，他在剧中饰演方鸿渐，看来他又要当教书先生了。<br> <h1>1990年1月10日第二版<br></h1><h1>姜 文 和 李 莲 英</h1>离九十年代就差一天了，大街上满是提着年货匆匆而行的人，可往日里人群熙攘的故宫午门前却冷冷清清。<br>上午十一点，午门西边那两扇千斤重的大门被四五个小伙子推开，里边一溜出来三辆大木轱辘马车,最前边走着一个穿长衫，打绑腿，着大棉坎肩,蓝粗布包着脑袋的人。几个眼尖的人指着他喊：“姜文！姜文！”不错，他正是姜文。在电影《大太监李莲英》中，姜文出任第一主角李莲英，这天正拍“逃难”一场戏。这部电影是北京电影制片厂和香港事佳影业公司联合摄制的，田壮壮任导演。<br>剧组里几个人看见姜文这身打扮，就和他打哈哈：“你这形象盖了！还不多拍几张剧照！”姜文扬头一笑，拿出“大总管”的派头，一挥手“走”！招呼着皇家人马出了紫禁城。我上前问姜文：“李莲英怎么这副打扮？”姜文脖子一梗：“不这样哪成？八国联军都打进北京了，城里城外尽是义和团，这时候再戴红顶领子、穿黄马褂不是等着挨砍吗？当年慈禧逃难途中几天吃不上热饭，连解手都没有地方，让李莲英背着跑了几十里地，那惨象都要表现出来。”<br>去年姜文在《本命年》中，饰李慧泉，他那细腻的表演，赢得不少行家叫好。一位记者曾问他：“听说在拍戏时有不少戏是你想出来的，你出了不少主意?”姜文反问道：“当演员就不该出主意，只是听任导演摆布么？”如今在这个李莲英身上，姜文已不仅仅是出出主意了，而是编剧之一。我问姜文：“你们打算把李莲英演成个什么样儿？”<br>“我琢磨李莲英这个人一定挺招人喜欢的，要不他能伺候老佛爷五十多年一直受宠？古人有话伴君如伴虎，李莲英能与君王相伴五十多年，而且伴得挺好，他绝不是个讨人嫌的人，起码得是个善解人意、非常懂得体谅人，会照顾人的奴才，而且还要有点为政的才干。所以我想他至少在处理人事关系上是个天才。”我问：“在这部戏里，刘晓庆演慈禧，这是你在《芙蓉镇》、《春桃》之后第三次与刘晓庆演对手戏，前两次是恋人、夫妻，这回是主仆，你准备怎么处理人物关系？”<br>姜文说：“这部戏实际上是写慈禧、光绪、李莲英、珍妃四个人之间的关系。人际关系的冲突自然是重头戏，但要在政治背景中写。过去一些戏剧、电影喜欢把光绪拍成改革者，而慈禧是保守者。据我们看，在大清朝日趋没落的时候，他们都想重振清朝，只是方法不同，所以注定都要完蛋。这不仅是他们个人的命运，而是社会发展的规律。用《茶馆》中一句台词来说，那就是‘大清朝要玩儿完！’”<br> <div>1989年8月2日第二版<br></div>奇 石 神 工——观王志国石雕艺术展<br>在中国美术馆三楼的东厅里，白白的木头基座上放着一砣砣墨绿色的石头。看上去它都是它们都是那么圆润、光滑。可是仔细端详一下就会发现它们个个都有灵性。这些就是36岁的青年石雕艺术家，王志国的作品。<br>这一砣砣墨绿色的石头，绿得那么沉，绿得那么翠。绿得沉的像那丛林中深沉的夜空；绿得翠的，又似那山间静静的一泓潭水。细细看去，那绿色的晶体中，嵌有淡淡的黄色条纹，有浅浅的像潭水中的波纹，有深深的像日月刻在古木上的年轮。这石头真美，不加雕饰就是完美的艺术品。<br>我向作者打听，这是什么石头？答曰：此为海底绿石，生在山东青岛崂山边的大海深处。因为它是能降妖伏魔的崂山道士的近邻，所以身上也沾了不少“神气”。多少年来，这绿石被人们称为神石，具有逢凶化吉、遇难呈祥之功效，为历代达官显贵所珍爱。而且其中深墨绿的一种，可做试金石之用。此石不虚“奇石”之称呀！而王志国，就是在这奇石上又施神工。<br>王志国，山东济南人，从小爱画画，少年从师山东著名国画大师黑白龙。谁想，成人后工作却不尽意，抡着方向盘开了两年车。直到1981年他28岁时，才开始了艺术创作生涯。八年间，他凿了八年石头。这使王志国的作品中溶进了许多石头的性格。你看，两个立在黑色花岗岩上的绿石砣砣，一个向前卑躬地弯着，一个向上高傲的扬着，似茫茫混沌中一卑一亢两个生灵，又分明是高山之巅上两块随遇而安的顽石。使人不禁想起黄山上那取日月精华的望海之猴。<br>王志国让奇石有了神。他说：“大海的波涛就像淘金者涌向岸边，留下晶莹圆润的卵石，筛走了浑浊的泥沙；大海的波涛又像雕塑师，无时无刻地在创造有机的生命。我赞叹大海，赞叹他的鬼斧神功，赞叹他永无休止的创造力••••••<br> 李乐诗 <div>1993年11月26日第五版<br></div>“让人们爱惜自己的地球”<br>写在《李乐诗地球三极摄影展》展出时<br>李乐诗人称“阿乐”，确实是个喜欢咧着张特大的嘴乐的人。<br>她很有名气，不光在香港、在大陆，而且名扬亚、欧、非、美七大洲三大洋。因为她是世界上极少的能到过北极、南极和“高级”----珠穆朗玛峰的女士。目前在中国,她还保持着这个项目独领风骚的地位。<br>11月27日，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香港各界妇女联合会促进会为这位在世界面前都能引为自豪的女儿在中国美术馆举办摄影展览，将李乐诗三次赴南极、三次到北极、两次登珠峰拍回的二百幅照片展示在观众眼前。<br>功成名就，阿乐应该很乐了。可我总还总是见到她那张大嘴紧紧地闭着，以致把脸都拉长。特别是今年8月，我们一同踏进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这个被称为“死亡之海”的地方。看到那干涸的河床、那流动的沙丘、那枯死的胡杨和那一片片人类过度使用而造成的盐碱、戈壁••••••阿乐的嘴闭的更紧了。<br>她说，南极、北极、珠峰、塔克拉玛干，看似离我们的生活很远，可是当你走进它们，了解它们时，就会发现，两极上空的臭氧空洞，气温的升高，珠穆朗玛的白衣已经破碎，冰川在减少，塔克拉玛干在向人群居住地进攻，等等这一切又都离我们这样近，在直接威胁着我们。<br>“也许我们这一代人看不到大自然对我们的惩罚，但我们怎么能够用自己的放纵，去让我们无辜的后代来代我们去受大自然的报复呢？”在茫茫的沙漠中，我很容易理解阿乐这些话的含义。但在大都市中尽享现代科技所带来的舒适的人们，能理解她的话么？<br>所以阿乐拼命的拍照，要把她所看到的一切，所想到的和所担忧的，都尽量用照片表现出来，出书、出画册、办展览让越来越多的人来关心自己赖以生存的地球。阿乐原来是个画画的。她祖籍在广东省三水县，4岁时随全家迁居香港。但三水在她的记忆中留下两个最深刻的印象，影响着她的一生。4岁就跨进小学校门的她，第一次升国旗时，是她亲手一点点把五星红旗拉上蓝天，所以蓝天下的五星红旗一直深印在她的脑海里。当今年4月8日她历尽千辛到达北极点时，她第一个念头就是要让五星红旗在北极点上留下身影。她极为自豪的说：“我是第一个哟！”<br>六岁的阿乐从香港回三水探亲，故乡的山，故乡的水，故乡父老辛勤劳作的身影，都使她有一种想画出来的冲动。于是，她开始涂抹，并师从香港画坛名师周公理，使她打下非常坚实的绘画功底。她在澳门东亚大学学的是文史，但一毕业找到的第一个职业是到广告公司做美术设计，至今美术设计仍是她的职业。不过，除了广告之外，她还做电影的设计，电影《滚滚红尘》就是她的杰作，还得了奖。不过她只做了前一半，后一半因她跑到北极去了，所以得奖的名字也就不是她了。说到这类事儿，她常咧嘴一笑。<br>她开始“疯”是1970年。做事挣下些钱就开始周游世界，游的钱少了再去做事，最后游上瘾了，干脆提出“背囊睡袋游世界”，吃苦受累也要游。为了去南极，她卖掉大屋住小房，省吃俭用买器材。她在极地拍回有关生态环境的照片，不仅使她自己入了迷，也引起世界上一些学者们的关注。她所著《南极梦幻》、《南北极足音》、《白色力量》、《茫茫北极路》等书都是一些非常生动，通俗易懂的科普读物。她说：“我就是要把科学艺术化，吸引更多的人去关心有关生态的科学知识，去了解保护环境的重要性，从而懂得爱惜我们自己的地球。”<br> <h3 style="text-align: center">金乃千</h3> <div>1990年2月7日头版<br></div>身 献 南 极 魂 系 中 华<br>——记著名表演艺术家金乃千人生最后旅程<br>在今年春节大年初二的电视屏幕上，人们看到我国第一部在南极大陆实地拍摄的电视剧《长城向南延伸》。在这部电视剧的演职员表上，有一个人们熟悉的名字——金乃千，这三个字被加上了黑框。<br>1988年底，金乃千随四川电视台《长城》剧组加入了我国首次赴南极考察队的行列。他在剧中扮演海洋生物学家江之荣。在回国的路上，这位54岁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戏剧家协会理事、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理事、中央戏剧学院表演教研室主任、副教授，不幸于1989年3月25日病逝于新加坡。他像壮士一样远赴南极远征，却没能在鲜花和歌声中凯旋。<br><h1>出 征</h1>1988年11月20日的青岛码头，一万五千吨远洋考察船“极地号”整装待发，即将开赴地球的最南端。军乐、锣鼓、鲜花、彩旗把整个码头搅的沸沸扬扬。在送别的人群中，金乃千和夫人唐爱梅紧紧拥抱着。同去南极的八一电影制片厂演员郑在石打趣地说：“老金、老唐还真赶个新潮哩！”周围的人都笑了。然而，人们哪里知道，此一别五个月，是这对相濡以沫三十载夫妻唯一的一次长时间离别，人们也不会想到，这一别竟成了他们的永别。汽笛拉响了，“极地号”迎着风浪，带着一百一十六名中华男儿向南航行。<br>这是中国人从未走过的航程。从青岛，南下到澳大利亚霍巴特，再穿越西风带，插入南极圈，目的地是被称为“风极”——最大风速是12级台风的三倍；“冰雪之极”——平均冰厚2350米；“寒极”——平均气温零下五十多摄氏度的南极大陆。考察队要在那里进行科学考察，建设越冬考察站——中山站，并争取留人越冬。四川电视台被获准登船同行后，就开始物色远征的壮士。五十四岁的金乃千，作为探险的勇士，是有些年迈了。可导演们却看中了他戏好、人好这两条。“戏好”是导演挑演员首要考虑的条件，而“人好”又是选择生死与共伙伴的第一标准。金乃千被选中了。他在日记中写道：“作为长城的一块砖，我为它的延伸做出了贡献，我没有白活。”<br><h1>“我是个没用的人”</h1>极地号于12月下旬闯入南极圈。当第一座冰山出现时，人们兴奋得不停地拍照，可是接踵而来的冰山、冰块布满了海面，“极地号”前进的速度越来越慢，最后只能以每小时零点儿三浬的速度向前“爬”行。<br>1989年1月14日，被冰山、浮冰阻滞了二十多天的“极地号”，带着一身伤痕，慢慢地靠近了中山站站址——拉斯曼地。全船上下一片欢呼，建站工作总算可以顺利进行了。可就在人们欢呼后不到四个小时，南极发怒了！<br>离“极地号”左舷一千多米处，几百米高的冰崖突然断裂，两千多米长的大冰块塌向海面。大海像开了锅似的，大大小小冰块上下翻腾。“极地号”被冰块掀起的涌浪推得摇来摇去。顷刻之间冰山冰块把船死死的卡在中间。南极考察史上罕见的冰崩发生了！<br>苏联考察队派人爬上冰峰，用仪器监测冰山，预告可能还有大冰崩出现。澳大利亚科学家凭着在南极多年的经验，建议我们弃船登陆。一些国家也派出营救飞机在“极地号”上空盘旋。考察队做出决定，除少数人留船坚守外，大部分人疏散上岸。名单下来了，上岸的人和留下的人都哭着告别。谁能预料到“极地号”的今后的命运呢？<br>金乃千自然在疏散之列。可是他却找到考察队副队长高振生要求留下。事后，高振生对记者说：“那天金老师来找我，执意要留船，我心里十分恼火。在那种时刻，服从命令是第一位的！可金老师是我很敬重的人，我只好强压着火不吭声。”<br>“金老师见我的脸色非常难看，就反反复复地说，考察队员个个都是技术尖子，多面手，中山站还没建，哪一个都不能缺等等。说着，他流下了眼泪，非常诚恳地说，‘我绝不是给你们添麻烦！对建站来说，我是个没用的人，让我留下来替那些有用的人去死吧！’面对这种请求，我也是流着泪同意的。”<br>准备救援的飞机还在上空盘旋，金乃千却转身回舱，从容操刀刻了一方石章，自诩为“南极翁”，以此铭志。<br><h1>“南极之星”和“金来茶馆”</h1>“极地号”还在顶着冰块一米一米地向南拱时，金乃千和第一批勘察站址的队员乘直升飞机登上了南极大陆。<br>1989年元旦前夕，十四个登上南极大陆的中国人只能在冰雪和寒风的陪伴下度过除夕之夜了。帐篷前，罐头、酒瓶摆在包装箱上，不知是浮冰挡路带来的忧愁，还是对远方亲人的思恋，人们出现了片刻的沉闷。此时，金乃千站起身来，敲着自己的饭盆唱起了陕北民谣《有吃有穿》。顿时笑声来到了这个冰雪世界。笑声从1988年响到1989年，金乃千成了在南极大陆上第一个主持新年晚会的中国人。伙伴们封他为“南极之星”。<br>建站工作开始了。金乃千和郑在石由帮厨变成了正牌“火头军”。建站工程日夜不停，厨房里也日夜忙个不停。他们常常是清早四点起床，一直干到第二天早上两点才躺下。什么时候有人吃饭就什么时候做饭，一天最多开过18顿饭。每当金乃千值班时，他总是提着一桶热汤走到每个人身边，轻声问着：“喝汤吗？喝汤吗？”<br>中山站建成了，大家都把金乃千工作的大餐厅亲切地称作“金来茶馆”。这个名字是随队翻译李占生第一个叫开的。他说：“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金老师那双眼睛。在凛冽的寒风和强烈的紫外线刺激下，他的眼皮肿了。每当我们从风雪交加的野外来到餐厅时，金老师总是用他那肿成一条缝的眼睛，热情的迎候我们每一个人。”要回国了，金老师让我题字留念。我脑中脑海中突然闪出《沙家浜》中迎四方人送八方客的“春来茶馆”，于是信手题上了“金来茶馆”四个字。<br><h1>灌冰水和戴冰帽</h1>金乃千他们去南极是专门拍摄电视剧的。可是为了抢回冰崩遇险耽误的时间，拍电视剧只能在“业余时间”进行。剧中江之荣有场掉在冰海里的戏。大家劝金乃千找个替身，他不干。总指挥海军少将陈德鸿得知此事，特意把自己的高级防水服借给金乃千。可是为了拍戏，防水服领口不能密封。金乃千刚刚落水，刺骨的冰水就顺着领口一直灌到脚底。人们担心金乃千会被冻坏，而他却咬着牙一直坚持把戏拍完。2月15日下午，金乃千去海边拍爬冰卧雪的一场戏。雪花打在他的脸上似小刀割，头发上结满了冰屑，衣服成了冰铠甲。他赤裸的双手刚一伸进雪里，指头就被冻在了一起。休息时，副导演张国立心疼的把金乃谦的两手拉进胸口捂暖。<br>摄影师张黎平与金乃谦演对手戏，他抱着金乃谦的头，觉得头硬邦邦的，仔细一看，他头上，结成了厚厚一层冰帽。<br><h1>“他没留下什么遗憾”</h1>电视剧的外景地基本拍完了。一切是那么出乎意料的艰险，一切又是那么出乎意料的圆满。<br>3月23日晚，“极地号”航行在风平浪静的太平洋上，第二天将停靠新加坡，这是他们南极之行的最后一站。<br>金乃千擅长书法，登船之初就有些人请他题字留念。金乃千并不急于提笔，而是把队员们的姓名、职务及爱人、孩子的名字都记在小本子上，然后一一赋入诗中，再用刚劲飘逸的书法写在纸上，赠给每一位考察队员。<br>夜深了，人们陆续睡去，金乃谦却还在灯下为考察队员们写字。十一点半，他突然问同住一屋的郑在石：“我在船上是不是还有一个抬头望明月的镜头没有拍？”郑答是的。金乃千转身出门把导演唐毓椿从被窝里拉出来，在甲板上拍完了这个镜头，然后两手一拍说：“我谁的账也不欠了！”<br>24日，“极地号”抵达新加坡，金乃千去新加坡艺术剧场联系他去讲学之事。入夜，他又不顾疲劳，继续在船舱里运腕泼墨。<br>25日清晨，金乃千又应邀赴新加坡艺术剧场联系工作。上岸后金乃千步行不过百米，突然觉得胸闷不支，立即被送往新加坡国立医院抢救，然而新因大面积突发性心肌梗塞抢救无效，于11时10分去世。<br>人们时常回忆金乃千生命最后时刻的言谈举止，好像他预感到这即将来临的一切，所以急急忙忙把应该为别人做的事都做完后，才从容不迫的走了。大家流着泪说：“他走时没有留下遗憾！”<br>3月28日，在新加坡殡仪馆举行了金乃千的悼念仪式。人们提前两个小时来到殡仪馆门前，怀着悲痛的心情，静静地等待着同金乃千告别。哭声在金乃千的遗体前爆发了。平时男人们很少落泪。可是当这近百条狂风和冰崩都摧不垮的硬汉子们哭起来时，真是惊天动地！<br>几天后，考察队的同志应邀到新加坡艺术剧场参观，看见金乃千写在黑板上的“遛早”两个大字仍旧保留在那里。这是24日那天金乃千与新加坡艺术家谈起北京的俚语时，顺手写在黑板上的。此时此刻，人们发现这两个字被郑重的加上了框，下面还有一行小字：“金先生遗书不得擦抹。”<br><h1>魂归来兮</h1>他是巍巍地站着离开的，却要静静地躺着回来。<br>“极地号”要起锚了。组织上决定让唐毓椿和李占生留下来护送金乃千的遗体空运回国。一些考察队员们拉着他们的手反复叮嘱：“你们一定要按照咱中国人的规矩，一路喊着金老师的名字回家，别让金老师走丢了！”<br>4月1日，中国民航有史以来第一次接受了这个特殊的运件，——一个结实的木箱里放着用镀锌铁皮密封的精美棺木，金乃千静静地睡在里面。<br>登机了，唐毓椿和李占生把金乃千的遗像用黑纱包好，紧紧的抱在自己的怀里。飞机起飞了，他们轻轻的对遗像说：“金老师，咱们启程了。”飞入国境了，他们呼唤着：“金老师，咱们回到祖国了。”飞机进入北京上空，夜幕低垂，大地仿佛披着黑纱。唐毓椿、李占生已经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了，他们泣不成声的呼喊着：“金老师，咱们回来了，咱们到家了！”<br>夫人唐爱梅站在机场上，她看见缓缓推来的木箱，没有落泪，只是紧紧的抱住箱子。她是用拥抱送走金乃千的，又用拥抱接回了她的乃千。<br>她趴在木箱上，轻轻的抚慰着他：“乃千，你还记得吗？咱们说好要共同创造欢乐的，你放心吧！我不会让你失望的！••••••千千，咱们回家吧！”。<br> 他 们 从 南 极 归 来<br>——访电视剧《长城向南延伸》导演唐毓椿<br>1990年1月3日第二版<br>唐毓椿今年五十来岁，活的挺好的一条汉子，却落了个“烈士导演”的名声。谈起此“号”，他既有得意之色，又含忌讳之意，随口道出原委：“我近几年在四川电视台拍的十集电视连续剧《红岩》和六集电视连续剧《沉默的情怀》都是写烈士的。所以人家送我此号。此次去南极拍片，金乃千教授又在回来的路上不幸病逝，我更成了‘烈士’导演了”。年前，唐毓椿在前门饭店被众记者围住，是因为他在1988年底，带着一伙人到南极去拍电视剧《长城向南延伸》，创下了中国电视剧历史上众多的第一。<br>他们是中国第一个踏上南极大陆的电视剧剧组；是走的最南——到达南纬69‘22’24”；走的最远——离北京天安门旗杆直线距离12553.162公里；走的最冷——最低温度-88.3C度等诸多项冠军。<br>片子拍的怎么样？今年春节期间中央电视台就会播出，大家自可品评。可就凭他们这么一大堆第一，就应该能侃出许多“英雄业绩”来。<br>一年多前，唐毓椿带着六条汉子登上极地号考察船，穿上印有南极图样的红羽绒服，美滋滋的梦还没做完，就被冷眼瞟的不是滋味了。全考察队除了船员只有67个名额，个个都是身怀绝技，一个顶仨的主儿。这么紧的名额，让这帮搞文艺的一下弄走七个，没法不冲他们翻白眼。唐导演只得下令：“改变自身形象，这比拍戏更重要”。<br>从此，演员张国立成了“极地之声”广播电台的台长、总编兼播音员。郑在石在船上开启了发廊。金乃千成了“火头军”。摄影师张黎平是摄像、录像机全能修理工。美工师杨泽民得空便泼墨，南极中山站成了他的画廊。演员李国华是全能替补，什么都干。唐毓椿则在南极大陆上老老实实地干了十天的混凝土浇筑工。除此之外，炸冰开路点导火索的是他们；在冰海行舟，站在货箱顶上迎风导航的是他们；在冻土上挥镐打石挖坑的有他们；搅拌水泥，每人每天搬二十几吨砂石的也是他们••••••这忘我的一切使冷眼变成了热情的目光，变成了全力的支持。唐毓椿得意的地说：“我们剧组虽然只有七个人，但可以说我们又是一个最大的摄制组。考察队总指挥在剧中扮南极办主任，极地号船长在剧中扮船长，翻译演副队长，轮机手演轮机长，报务员演报务员••••••全队116人都为拍戏做过事。”<br>最后一场戏是在白雪覆盖的冰上用人躺在上面组成“长城”两个字，然后从空中俯拍。那天队长郑重宣布一律服从摄制组的安排。几十个人跑到野外，躺在冰雪上，忍受着直升飞机卷起的狂风，还要向飞机使劲招手。大家配合的极默契，拍摄的也极成功。唐毓椿一说到此，就显得那么激动，那么自豪。也难怪，中国电视剧的导演，有谁能在南极练这一招？这才真叫“绝活”。从南极回来，全组七个人有三个人立二等功，四人立三等功，一人入了党。考察队在给上级的报告中特意表扬了他们。<br>在五个多月的远征中，他们拍了二百多盘资料。回国后，唐毓椿把这些素材编了一部三个钟头的电视剧，还编了一部记载这次南极之行的工作专题片《走向世界之极》和一部怀念在途中仙逝的金乃千的专题片《他没有白活》。该编的都编出来了，让去不成南极的人们多看看南极，多看看咱们中国去南极的那帮人是怎么活的，看看什么叫做“南极精神”。<br> 徐肖冰侯波和毛主席合影 <div>1989年7月22日第二版<br></div>他 演 邓 小 平——记卢奇<br>他哪像邓小平呀！这是我见到卢奇同志的第一印象。大眼睛，深眼窝，高鼻梁，消瘦的脸庞，演孙中山倒还真有几分形似。怎么选中了他？<br>导演陈家林说，去年五月广西厂《百色起义》摄制组一成立，他就把手下六个副导演全部撒出去了，到全国各地去找“邓小平”。<br>四川是邓小平同志的故乡，自然是重点。两位副导演来到四川人民艺术剧院，发现了卢奇在电视剧《孙中山与宋庆龄》中扮演孙中山的一张剧照。他们认为卢奇的外形特征中具备饰邓小平的条件。去年六月，卢奇来到广西厂试妆。化妆师给卢奇理了个小平头，这位“孙中山”立刻有几分像“邓小平”了。接着，化妆师又施展妙术，把卢奇的双眼皮变成单眼皮，用油彩使颧骨变高，脸变宽。最关键的是眉毛，卢奇两道剑眉又粗又长，如果剃掉，那会留下青灰色的毛根，在拍摄特写镜头时会出纰漏，那就只有拔。事过一年多之后卢奇说起此事还揉着眉毛说：“好疼哟！”试装，试戏，拍录像，卢奇关关闯过。最后，他和另一位演员的录像资料被送到王震副主席手中。王震一连看了两遍，指着卢奇说：“这个邓小平像”。一槌定音。<br>卢奇今年36岁，却已是个老演员了。他是重庆人，初中毕业后就到重庆文化局专业学员队学唱京剧，学拉二胡。17岁那年。他穿上军装，在一个野战军宣传队里当上文艺兵。1974年，卢奇脱军装，考进了四川省人艺，当上了话剧演员。随后他又在四川艺校进修了话剧表演艺术。1986年，卢奇应邀在上海电视台摄制的《孙中山与宋庆龄》电视剧中演孙中山青年和中年时期。他先后在三部戏中演过孙中山。<br>去年卢奇接《百色起义》这部戏时正好35岁。，虽然他已有十八年的专业艺龄，但要演好25岁的邓小平，他心里还是没底。导演陈家林对他说：“放开演，老子就是邓小平！”<br>案头工作是演员创造角色的基础。卢奇一头扎进邓小平同志有关的资料中，从字里行间分析邓小平同志思想性格，工作作风，处理事物的方法；了解邓小平同志的生活习性，兴趣爱好。从画册、照片、影片资料中观察邓小平同志的外部形体，言谈举止，音容笑貌。<br>在拍摄中，卢奇除了把握人物内心活动外，还注意外部动作的练习。影片中还有一场邓小平同志在牌桌上谈笑风生的戏，要边洗牌边念大段台词。可是他洗扑克牌的技术不高，生怕到时顾此失彼演砸了。他就找了副扑克，抽空就洗几把，还和台词揉在一起练，经过多次练习，顺利通过了实拍。<br>邓小平同志家居四川广安县，地处川东。卢奇祖籍重庆，也是川东，要学的小平同志的四川方言，卢奇是张口就来。可是在影片中让小平同志讲四川话还是讲普通话，连导演陈家林都拿不准。矛盾上交到自称是总导演的王震副主席那儿。王震认为，邓小平同志的四川话很有特色，说话较快，能表现出他豪爽直率的性格。人们对小平同志的四川话比较熟悉，也容易接受。<br>用四川方言来演邓小平，这对川东人卢奇来说真是一次解放。他演的更活了，一些土话他张口就来。我问卢奇：“你用土话，观众听不懂怎么办？”卢奇说：“在一定的环境中，人们感受的是情绪，一两个词不懂没关系，主要是语调、情绪的感染力，这有助于人物性格的塑造。”<br>影片拍完了，就要公演了。卢奇演的邓小平像不像？每个观众心中都有把尺子。导演陈家林说：“我只希望改改以往领袖人物那种提着丹田气，端着架子的样子。让大家相信影片中的邓小平是个真人，活人，年轻人。”<br>卢奇说：“这也是我的心愿。”<br> <h3 style="text-align: center">于蓝</h3> <div>1989年10月6日第一版<br></div>为 了 孩 子——访于蓝<br>于蓝这个名字，中国的电影观众并不陌生。她在《革命家庭》中塑造的革命母亲周莲，在《烈火中永生》中扮演的江姐，都是那样令人难忘难以忘怀。可是自1964年她演完江姐之后，就再也没在银幕上露面，距今已有25年了。她走下银幕后在干些什么？她的近况如何？这是许多读者关心的事情。<br>在北京西北郊，距燕京八景之一“蓟门烟树”不远的地方，有一幢白色的七层楼房。这就是我国唯一的一座专为少年儿童建立的电影制片厂。我在这里问起老厂长于蓝，好几个人都说：“没有于蓝老太太就没有今天的童影厂！”<br><h1>事情是干出来的</h1>今年二月的一天，我在童影厂楼道里见到了于蓝同志。这是我在银幕下第一次见到她。她这么矮小，这么苍老！和我印象中的江姐有些对不上号。她披着件快拖到地的旧军大衣，走几步就往上拽一拽。当年江姐赴刑场从容就义时轻轻梳理的那缕缕青丝已经成了一头卷曲的花白头发，只有那双眼睛还是那么有神。我上前拦住她，把我听到的那句话告诉她。她听后颇不以为然，摆摆手扭头而去。走几步又回头甩给我一句话，：“我还不知道我办的这些事是对，还是不对呢。”听了这话，我有如坠五里云雾之中。<br>1981年，于蓝刚好60岁。到了这把年龄的人，往往是提提菜篮子，抱抱小孙子。然而，于蓝却带着乳腺癌切除后的刀疤，接下儿童电影制片厂厂长的任命。那年6月1日，“北京儿童电影制片厂”的木牌挂上了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大门口。这时的童影厂既没钱，没房，也没地，只有于蓝一个人。可是于蓝没有坐等条件，便很快开始按自己心中的蓝图“施工童影厂”了。<br>当她们找到国家纪委时，才发现童影厂在国家计划上没有户头，有关部门也没有发过建立儿童电影制片厂的文件。于是，已经一岁多的童影厂不得不为自己的“出生许可证”奔忙。<br>“我们不懂啊！”于蓝感慨万分的告诉我：“要解决这一系列的问题，只有跑。”她接茬说：“我们童影厂创业时曾有几句顺口溜，说自己是：长着兔子的腿——跑的快，八哥的嘴——说的好听，蛤蟆的肚子——气量大，橡皮的脑袋——不怕碰。”我很想知道于蓝是怎么用”兔子腿“、“八哥嘴”、“蛤蟆肚”、“橡皮脑袋”去建童影厂的，却总也找不到她，只好和几位在她身边工作的同志聊聊。有人说：“每天晚上只要老太太不上床，谁也别想睡好觉，没准什么时候电话就追到你家来。”有人说：“大庆有个‘王铁人’，童影厂有个‘于铁人’。她一个浑身是病、六十大几的老太太，我们年轻人跟她在一起干活都觉得累得慌。”••••••童影厂建厂房需要地皮。厂里负责基建的同志到部里跑了好几趟，不是主管部长出差了，就是秘书挡驾不让见。急的管基建的同志直掉泪。于蓝知道后笑了笑说：“这没什么！需要我怎么干你们说！”<br>厂里派出侦查的人回来说，那位主管的部长正在国务院第一招待所开会。于蓝看看表，正值下午五点半，是吃饭的时候。于蓝饭也不吃了，钻进汽车说：“走，咱们堵他去。”<br>国务院一招的走廊里，于蓝守在饭厅门口，那位部长一出现，于蓝上去一把抓住她的胳膊，拉到一边。“我们的地皮••••••”于蓝笑着，但又非常认真地提出要求。在这位“江姐”面前，这一关顺利通过了。童影厂在基建中碰到许多难题，都是在于蓝一趟趟奔波中逐一解决的。<br> 在童影厂采访时，有人告诉我，童影厂搬进新厂房前，曾在“童影厂一条街”办公。我特意找到旧址，原来这是建在北影厂大门里的东墙根下，十几间用红砖、油毡、芦席搭成的临时工棚。在这里，“童影”长到六岁。我问于蓝：“那时你们是不是很艰苦？”“艰苦？我倒不觉得。”我突然觉得自己问的多余。因为我看过于蓝的简历，她17岁参加革命，在延安的窑洞里学演戏，在临时搭成的台上演出。还参加过人民共和国初期电影的拍摄。对曾有过这些经历的人，我是不该提“艰苦”二字的。可是我却听厂里的人说，于蓝在童影一条街留下了半截手指头。<br>那是1982年冬天，零下十几度的严寒使木门都变得会张口“咬人”。一天清晨，于蓝伸手去拉门把手，手一下子被冰冷的铁把粘住了。没等他甩开，弹簧带着木门一下子关上。只听于蓝“唉哟”一声，右手无名指的一节已被砸断了。当于蓝把鲜血淋淋的手指放在医院手术台上时，一位医生认出了这个扮演过江姐的人，她动情地说：“真没想到，江姐的手当年在渣滓洞的竹签下都没折断，今天却真的断了。”于蓝听了，淡然一笑。从此，于蓝的右手无名指就短了一截。我看着于蓝那只残手，想起她常说的一句话：“事情是干出来的！”她就是靠这样的手干出来的。<br><h1>为了孩子，我认了</h1>我采访于蓝，用正常的方法约见总是落空。我就在下班前十分钟把她堵在办公室里。她没生气，反而带着歉意，微笑着等我提问。我问：“您曾对我说，建童影厂这事干的对不对还不一定呢！这是为什么？”于蓝笑了：“我说过这话？那可能是一时的气话，但也是真话。因为从建厂开始，直到今天，都有人指责我们，甚至骂我们。”听到这里，我又想起厂办的一位同志讲的那个故事。童影厂还在搞基建时，一块原先划给其他单位的地皮改划给童影厂了。那个单位的一位同志得知此事后，就写信到文化部，告于蓝的状，说：••••••她们是一群泼妇，为了达到目的，不择一切手段等等。童影厂的同志知道后，几个人哭着对于蓝说，要去找那个写信的人讲理。然而于蓝却笑着安慰大家，我们要地又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了儿童电影事业嘛！挨点骂没什么。为了孩子，我们认了！<br>就是这个“认”字，做起来可不那么容易。搞基建，拉赞助，拍电影。于蓝日夜奔波，吃了多少苦都顶过去了。可是干了工作，受了苦却要挨骂，这的确不好“认”；辛辛苦苦地工作却横遭白眼，这也不好“认”。可是于蓝从来都是这句话：“为了孩子，我们认了！”<br>于蓝给我讲了这样一件事：“我们厂盖了一幢宿舍楼，在分房的时候，我提议拿出四套房子给北影曾为儿童电影事业做出贡献的四位导演。”“房子分出去了，麻烦也跟着来了。有人告到文化部电影局，说我用公家的房子给人送礼。北影厂的同志也有意见，说我们光照顾导演，不想着其他人。北影托儿所就有人说，我们也为儿童电影事业做了贡献，为什么不给我们房子？并因此不让我们厂管基建同志的两个孩子上托儿所。没有办法，不能看着他们带着孩子上班，我们只好再去给他们联系幼儿园。”<br>“电影局也来人调查此事。我说，若是我于蓝以权谋私，可以通报批评，可以收回房子，可以撤我的职。如果我做得对，那就要坚持。最后，那四套房子还是分给那四位导演了。”<br>“和这些事相比，支持我们工作，为儿童电影无私做贡献的人就太多了，像北影厂的老艺术家张水华、陈怀凯、朱金明等，我们儿童电影事业是他们一步一步扶着发展起来的！”<br>说到激动激动处，于蓝的大嗓门嚷的我心跳加速。这使我想起童影厂的同志们私下里对于蓝又敬又怕的神态，和老太太那句名言：“为了孩子，我认了！”<br><h1>“在生活中，她也是江姐”</h1>“在生活中，她也是江姐。”这句话我在翻阅过去报刊介绍于蓝的文章时，见到过几次。但对这句话有深刻的感受，却是在接触于蓝之后。于蓝作为一个演员是在1961年走“红”的。在《革命家庭》中，她饰演革命母亲周莲，并因此在1961年莫斯科国际电影节中获最佳女主角奖。1964年她演完江姐后，“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在干校劳动时，于蓝从房子上摔了下来，右侧脸严重摔伤，眼睛出血，当场昏死过去。人们以为于蓝不行了，可是这位演过江姐的人像江姐一样顽强，她活过来了，只是右脸落下了神经麻痹症，不能再演戏了。<br>常言说，人过三十不学艺。而于蓝是从五十岁开始从事电影导演工作的。从干校回到北影，她和别人合作执导了《萨里玛珂》等影片。可是在这期间，不幸的事情接连向她袭来。于蓝的爱人田芳（曾在《英雄儿女》中饰王东）去世了，她自己也因子宫肌瘤、乳腺癌两次住进医院，两次接受手术治疗，切掉了两侧乳房。人们又担心于蓝会真的垮掉，然而她又一次像江姐那样挺过来，并挑起了创办儿童电影制片厂的重担。当上厂长，手中有权了，提着礼物上门求于蓝办事的人也多了。于蓝对我说，她“收礼都收穷了。”我不理解，这又是怎么回事？<br>于蓝最恨送礼。她爱人田芳在“文革”前曾任北影厂厂长和电影局副局长多年，只收过一件礼品。那是一位朋友在海南岛拍片时，从海底捞上来的一束海石花，现在还放在于蓝的书架上。可是于蓝刚当上厂长，提着礼物上门的人就多了起来。于蓝说：“年轻人，晚辈给我送礼好办，骂回去了事。可是一块儿工作几十年的老朋友、老同事提着礼物来怎么办？我只好收下，再选价值相近，或贵一些的礼品送回去。有段时间，这种‘礼尚往来’太多，以至于我的生活开支都困难了，收礼把我给收穷了。可是我还是那句老话，该办的事，不送礼也办；不该办的事，送礼来也照样不办！”于蓝说着坦然地笑了。<br>“那您就没为办事给人送过礼吗？”我冒昧地问道。于蓝叹口气说：“送过。在童影厂创建中，曾有一个文件需主管部门一位同志批准。虽然各级领导都同意了，但他却迟迟不批。我们等着文件办事，急的像热锅上的蚂蚁，但就不知道他为什么不批。后来有人记起，他曾说过他有个孩子在待业，我们就千方百计探出他的意思，把他的孩子调到厂里来工作。在这事办成第二天，文件批下来了。事儿是办成了，可是我心里堵得慌。我躺在床上想起这件事，气的我两手捶床大哭了一场。我们的干部怎么能这样啊！”此事都过去好多年了，但于蓝说到这里，眼里仍旧闪烁着晶莹的泪花。<br><h1>“让孩子们能看上电影，这是我的心愿”！</h1>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成立至今已整整八岁了。就像一棵已经长大的树，绿叶成荫，果实累累。在这八年中，童影厂拍了三十多部儿童故事片和三十多部集儿童电视剧，以丰硕的果实，向人们宣告它的成熟。那么，当年栽树的于蓝，现在去哪里了呢？她，退到二线去了。于蓝65岁时，主动把厂长的位置让出来，交给了后任。<br>可是她又没有完全退下来，她还是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的艺术指导，她还兼任中国儿童影视中心主席、中国少年儿童电影学会会长。她还像当年当厂长一样，选剧本、改剧本，听导演谈艺术阐述，到剧组看演员，参加影评座谈会、搞募捐，组织评奖、颁奖••••••她仅仅是在发挥余热帮忙吗？不，她有新的打算。于蓝说：“把儿童电影拍出来，我们的工作只走完了第一步。要让孩子们都能看上电影，我们才算真正完成了任务。”现在，儿童电影的发行放映问题又成了于蓝的中心话题。不论是政协会、妇联会还是别的什么会，只要于蓝发言，她必谈儿童电影的发行、放映问题。<br>今年二月，68岁的于蓝又出任小铃铛儿童影视公司的董事长。她在尝试通过录像带的发行，把儿童影片送到孩子们家中。她又为自己找到一块儿童事业的新天地。<br>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孩子们随口就会唱出“哪里有孩子，哪里就有小铃铛”的歌（小铃铛影视录像片头曲）。这就是被人称为生活中的江姐的心愿。<br> 为了周总理的嘱托<br>编剧东生谈《巍巍昆仑》<br>1989年7月24日第二版<br>“我创作《巍巍昆仑》这个电影剧本是为了完成周恩来总理的嘱托，为了完成新闻界老前辈范长江同志的遗愿。”六十岁的全国记协书记处书记东升同志在《巍巍昆仑》的新闻发布会上这样说，在巍巍昆仑》的讨论会上也这样说。这里面有什么故事呢？<br>7月13日上午，在全国记协的会客室里。东升这位从事新闻工作四十多年的老记者，接受一群“小记者”的采访。<br>老记者侃侃而谈：“《巍巍昆仑》这部影片所记述的历史我是亲身经历过的。那时我才17岁，中原军区派我到延安大学新闻系去学习。1947年2月我到延安时，延安大学已经撤退了。我就留在新华社当文书，负责抄稿子，刻蜡纸，有幸随着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转战陕北。当时中央机关的代号叫昆仑部，口头语就是昆仑纵队。我们新华社二三十个人是昆仑纵队第四大队，范长江任大队长。”<br>东升同志的叙述使我们自然联想到影片中那一个个场景：敌军长刘堪带着四个半旅，在美国电台测向仪的引导下，向我中央所在地王家湾扑来；深夜中，浑身是汗的侦查员向周恩来同志报告，敌人距村不到十里；窑洞里，毛泽东和任弼时在为向东还是向西争执不下；大雨中，昆仑纵队跋涉在泥泞的山道上•••••••东升同志说：“整整一夜，我们只有二百多战斗员的昆仑纵队，靠着黑夜、大雨、山高、沟深，与三万多敌人捉迷藏。记得就是在那天早上，雨停了，东方刚刚露出鱼肚白，我们新华社的队伍坐在路边休息。周副主席哼着《国际歌》从后面走来，见到范长江就问：‘新华社有掉队的没有？’范长江说：‘没有’。周副主席望着发亮的天边，突然对范长江说：‘长江呀，将来要把这一段写出来！’范长江拄着棍子站起身，默默的点了点头。当时，我就在旁边。可以说，周总理的嘱托是我创作这个剧本的初衷”。四十二年前的这一幕，东升同志说起来就像是刚刚发生的事。可毕竟是四十二年了！<br>东升同志说：“解放以后，五十年代中期，范长江请示周总理，想把这段历史拍成电影。周总理说，拍电影可以，但不能出现毛主席的形象。因为那时中央规定文艺作品中不能出现领袖人物。1957年，我在苏联学习，范长江访苏时在莫斯科见到我。他把周总理的指示告诉我，并对我说：‘你回国以后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1958年我回国分配在中国青年报工作。范长江同志通过文化部夏衍同志借我来完成这项任务。但因多种原因没有办成。随后，我又作为中青报驻苏记者赴苏了。”<br>“在那一时期，范长江同志任人民日报社社长，工作非常忙，没有时间写剧本。但是他一直把这件事挂在心上，利用生病住院的机会，拉出剧本的提纲。六十年代初，我从苏联回来。范长江同志就常约我到他家谈剧本的创作，经常谈到深夜。在当时的情况下，敌我双方的上层人物都不能写，所以我们把故事的主线放在警卫团的活动上。由于困难太大，没有写成。范长江同志就把创作提纲和所有素材都给了我。”<br>“‘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范长江同志含冤去世。我也进了‘五七干校，’一干就是六年。但是这些材料我一直保存着。粉碎‘四人帮’后，我心中又燃起完成这一任务的希望。”“1979年，我辞去新华社的职务后，开始了创作。那年七月，我再次到陕北，沿着当年的路又走了一遍。故地重游，使我有许多新的体验。随后，我又采访了当时在陕北的杨尚昆、王震、习仲勋、廖志高、龙飞虎，还采访了当年胡宗南的秘书、地下共产党员熊向晖同志，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后来，我又到档案馆查了那一时期的大量资料，才开始动笔。”<br>我的作品先是在人民日报连载，后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播，又被西安话剧团搬上舞台，最后拍成电影。先后十年，共改了十二稿。我现在想，这一切都是为了完成周总理的嘱托和范长江同志的遗愿。”<br> <h3 style="text-align: center">欧阳儒秋</h3> <div>1994年1月15日<br></div>一生坎坷秉直刚强 为人师表情深意长<br> 记电影艺术家教育家欧阳儒秋<br><br>1993年12月14日上午，在北京电影学院那座花岗岩的金字塔旁边，从这座学堂飞出去的一颗颗明星：马精武、许还山、张连文、张燕、谢园••••••又汇聚在此，为她们的老师，这座金字塔的基石——欧阳儒秋老师举办从事革命文艺工作55年座谈会。<br>我走进休息室，看见欧阳老师正在和于兰、田华、张瑞芳等一群老姐妹们叙旧。我悄悄走到她身边，她一把拉住我，轻轻的拍拍我的手，低声叫着我的名字说：“你也来啦！”这亲切的举动使我的思绪一下回到11年前。<br>1982年8月，我在电视剧《金牛》摄制组里任摄像助理。欧阳老师在戏中演小主角金牛的奶奶。在这个摄制组中，几个骨干像导演王天鹏、制片张志国都是她的学生。所以欧阳老师在组里自然是最受大家敬重的一位。一群青年人总爱在她的周围，听她讲些影坛趣事。每逢拍戏到深夜，众人疲惫不堪时，欧阳老师那几句天津味和四川味的英语，总是把大家逗的前仰后合，倦意全消。欧阳老师仿佛是组里的魂。<br>拍戏当中，欧阳老师的小女儿住进医院准备生孩子。年过花甲的老太太更是面挂笑容准备抱外孙子。谁知噩耗传来，她的小女儿因难产母子双亡。欧阳老师的笑声没了。她轻轻的说：“你们送我回家吧。”回到家里，她让我们离开，她一人静静的在沙发里坐着。<br>送女儿走的那天早上，老太太早早地起来，在屋里静静的坐着，她不愿意去见女儿那已无生气的面容。<br>送走女儿已是下午，屋里暗暗的。夕阳射在对面的楼上，给屋里所有的东西都罩上一层淡淡的金黄。欧阳老师还在静静的坐着，眼睛望着窗外，眼泡肿的大大的，显然是哭过，但她始终没让我们，包括她的子女见她掉过一滴眼泪。<br>两天后，欧阳儒秋又来到剧组，浮肿的脸上又挂上了笑容。我们更敬重她了。<br>一些了解欧阳儒秋的人说：“老太太这一辈子，人生三大悲剧都让她赶上了：少年丧父母，中年丧夫，晚年丧女。也正是这一次又一次的磨难，锻就了欧阳儒秋那刚强的性格。<br>她把这股”刚“劲儿带上了银幕，在电影中塑造了一个又一个忍辱负重、刚毅坚强的母亲形象。在《赵一曼》中，她演送子参军的母亲，她没有用眼泪来送别。在《创业》中，她演周挺杉的母亲，又是一位能撑起半边天的女性。在《巴山夜雨》中，她演在江轮上撒枣祭子的老妈妈，那一把把落入江中的红枣，似是对那十年历史的控诉，她仍旧没有落泪。风吹着她满头白发，显示出劫后余生的平静和历尽严冬的刚健。<br>欧阳儒秋从1956年开始到北京电影学院任教，新中国几代电影演员都出自她的门下，像马精武、许还山、王志刚、谢园、方舒这些如今已功成名就的演员们，除了记得欧阳老师当年是怎样不留情面的训斥她们之外，还记得欧阳老师像母亲一样的温情。<br>78级师资班的黄佳明至今不忘12年前的那个冬天。她是带着孩子来上学的。母子二人住在单身宿舍，靠每月四十几元奖学金度日。冬天没钱给儿子买棉鞋，仅有一双球鞋，还让淘气的儿子踩在钉子上，连鞋带脚全扎破了。晚上，黄佳明抱着儿子的伤脚，听着窗外呼啸的北风发呆，不知明天让儿子穿什么。这时，欧阳老师来了，手里提着双小棉鞋。十几年过去了，黄佳明一提此事就热泪沾襟。至今她仍不明白，当时是学院副院长的欧阳老师怎么会知道她儿子没鞋穿，怎么又会知道她儿子脚的尺码。<br>谢园、张丰毅、周里京、方舒、沈丹萍，这波儿”文革“后第一批进入中国电影最高学府的骄子们，还记得当年她们的系主任欧阳老太太，除了白天给她们的“思想教育”、“讲传统”外，晚上还经常打着电筒演一出“老房东查铺”。<br>电影学院62班的同学们都还记得1964年那一堂课。<br>欧阳儒秋的爱人沙蒙同志是我国建国初期著名的导演。她执导的《赵一曼》、《上甘岭》是那一时期中国电影经典之作。1957年，沙蒙同志被扩大进了右派队伍。6年以后，右派帽子虽然摘了，但长期的精神压抑使他重病在身。1964年，沙蒙在执导《汾水长流》时病逝。沙蒙去世的第二天，按计划有欧阳儒秋的课。同学们猜欧阳老师不会来了。谁知上课铃响后，欧阳老师竟在两位同学的搀扶下走进课堂，走上讲台。全体同学自发的起立，向刚刚摘掉右派帽子的沙蒙同志致哀，也是在向她们尊敬的欧阳老师致敬。<br>欧阳儒秋是“三八”式的老干部。她1918年出生在安徽省萧县一个职员家中。她19岁那年，日本鬼子的铁蹄踏到了扬子江，当时她母亲去世不到一百天，她便毅然离家，投身到抗日的洪流中去了。她爸爸送她到车站，流着泪希望她留下，但不愿做亡国奴的坚定信念使她坚决离家而去。不久她父亲也去世了。<br>在抗日战争的硝烟中，她辗转来到延安。在那里，面向生活、面向群众的艺术创作之风，打下了她朴素真实艺术风格的根底。至今，她仍爱哼两句“信天游”，唱几句“郿鄠戏”。学生们知道她这一爱好，所以座谈会的压轴戏，就是她的学生李明珠唱一曲《三十里铺》。<br>听着那“提起那个家来，家有名。家住在绥德三十里铺村•••”欧阳老师的双眼里闪着晶莹的泪花。这是我认识欧阳老师十几年，第一次看到她在生活中流泪，她的泪花挂在一张微笑的脸上。<br> 叶挺军长《战地摄影》之谜<br>叶挺这个名字，在人们心目中总是与北伐名将、一代精英连在一起。4月8日在军事博物馆开幕的“叶挺将军摄影作品展”却展示了叶挺生活的另一个侧面：一位思维敏锐、艺术造诣颇深的摄影爱好者。 <br> 这次展出的四百多幅照片，是叶挺将军次子叶正明代表全家捐给军事博物馆的1800多幅照片的精选作品。这些照片除了一部分家庭生活照片外，几乎全是叶挺在任新四军军长的两年多时间中拍摄的。真实的记录了新四军在皖南战斗生活的情景。叶挺为什么要冒着生命危险拍照，这是个谜。<br>叶正明回忆说：“记得父亲就任新四军军长后，在香港买了一架莱卡照相机，并且购置了全套冲洗设备。每次回家，他都把厕所临时改成暗房冲洗印制照片。许多新四军老战士回忆起这样一件事：在泾县战役时，敌人炮火正猛，叶挺突然站起来拿着照相机拍照。警卫员见状急忙把他拉倒，叶挺大发起火。他为什么要冒这么大风险拍照呢？人们百思不得其解。<br>叶正明1951年回到广州多宝路外婆家，在一个抽屉里发现了一批用牛皮纸包得很好的照片和底片，照片反面还有叶挺写的说明。直到这次开办影展，曾在新四军任宣传干事的赖少其，才揭开了叶挺军长”战地摄影“之谜。他说：“我1939年10月到皖南参加新四军，叶军长即把自己所拍战地照片交给我，想编一本《新四军》摄影集送香港印刷，交宋庆龄、史沫特莱作为海外宣传品，为新四军筹集经费和医药，同时也为了粉碎顽固派对新四军所谓‘游而不击’的造谣污蔑。”<br> 1991年5月4日 北京日报<br>《叶挺半世纪前的愿望实现了》<br>记《叶挺将军摄影集》的出版<br>本报记者丁人人 实习生 徐雪梅<br> 读者看到的这几幅照片，是从最近出版的《叶挺将军摄影集》中选出的。在这部由二百张图片组成的影集中，绝大部分<br>照片是叶挺任新四军军长时拍下的。人们可以从中看到半个世纪前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真实画面。 据出版者介绍，影集<br>中的二百幅照片是从叶挺将军留下的近两千张底片和照片中精选出来的。这不禁使人产生疑问，叶挺当年为什么要拍这些照片？这些照片又是怎样经历了半个世纪之久才与读者见面的？当记者找到叶挺将军的次子叶正明时，听他讲述了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br> 抗日战争爆发后，叶挺到延安接受了组建新四军的任务。 赴任前，他在香港买了一台德国莱卡相机。叶正明当时已有八岁多，清楚地记得当年父亲带他们买相机的情景。后来父亲去了内地，但每年总有机会回到澳门看看家人。叶正明回忆说：“父亲每次回来，总要把厕所门关起来，在里面冲洗胶卷和照片。这似乎成了他每次回家必做的一件大事。”<br> 皖南事变后，叶挺将军遭国民党反动派监禁。叶正明、叶华明、叶扬眉三个孩子也被接到父亲身边，受了三年软禁。1945<br>年9月，特务把叶挺转移到重庆，叶挺认为这是一个冲出牢笼的机会，就悄悄地在三个孩子身上都藏了钱，并规定了逃跑的暗<br>号。一天，叶挺乘几个看守外出，就对孩子说“你们去找姨妈吧！”(姨妈指廖梦醒同志) 15岁的叶正明拉起弟妹就跑；他们<br>甩掉了特务的追踪跑到了曾家岩50号，找到了周恩来副主席。 后来叶正明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到苏联学习飞机制造专业。1951年，他回到阔别多年的广州，看望从澳门搬到广州居住的外祖母和弟妹们。叶正明在家中一个破旧五屉柜的最下层抽屉里，发现了一个人牛皮纸包，里面全是包得很整齐的照片和底片，粗数一下有近两千张之多。许多照片背后还留有父亲的字迹。叶正明脑海里闪现出儿时的印象，知道这是父亲留下的，就将这包东西带回了苏联。<br> 在留学苏联的日子里，别的同学利用休假日到苏联各地旅游，而叶正明总是把自己关在小黑屋里洗印整理父亲留下的照片。但紧张的学习和工作却使他一直没时间把这些东西整理完。<br> 1988年4月8日，是叶挺将军遇难42周年纪念日，在徐向前元帅和各方面人士支持下，《叶挺将军摄影作品展》在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开幕了。筹备展览时，叶正明在广州遇到了曾任新四军文化干事的赖少其。叶正明提起这批照片的来历，赖少其突然回忆起当年叶挺军长说过，他要把新四军的抗日活动拍摄下来，带到香港出影集、办展览，向全世界宣传中国人民的抗日活动。一是为了粉碎国民党顽固派污蔑新四军“游而不击”的造谣，二是为新四军募集军费。他还讲述了新四军小河口战斗时，亲眼看到叶挺将军冒着敌人的轰炸，抢拍新四军战士英勇抗敌的情景。后来，叶正明又从曾任新四军军医处处长沈其震的口中，证实了赖少其的回忆。至此，叶挺将军当年拍摄这些照片，并把它们藏在澳门家中之谜，终于在45年后真像大白。 叶挺将军的影展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南京、合肥等城市巡回展出后，获得极大成功。许多观众在留言簿上写下：“这些珍贵的历史照片应该印制成册，让更多人能够看到。”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国画报出版社、中国摄影出版社经过三年的努力，终于使这部影集和读者见面了。 今年4月8日，是叶挺将军遇难四十五周年的日子。从这天算起，距叶挺将军购买照相机的日子，已过了整整半个世纪。然而，值得欣慰的是，老将军五十年前的愿望今日终于实现了。 真 诚 的 陆 小 雅<br>电影《热恋》的题外话<br>1989年12月13日第二版<br>胖胖的陆小雅总是笑眯眯的。虽然年近五十，可脸上没有什么皱纹。她最近刚完成新作《热恋》，11月间带着影片来北京试映。当我在招待所访问她时，她非常认真地说：“我独立执导的第一部影片《红衣少女》连获三项奖时，好多记者来采访我，我能推就推，能躲就躲了，怕人家写我。可现在，我希望你们来写我。”如此直率的开场白，还真不多见。<br>“老前辈钟惦棐曾对我说，小雅的创作有种激情。这句话我记得特别清，我常用这话来鞭策自己。”从九岁起就和电影结下了不解之缘的陆小雅，只用激情二字来描述她拍电影的那股劲头，大概还不够。我的这个推论源于陆小雅给我讲的两件事。<br>两年前，陆小雅带着创作队伍到山东拍一部农村题材的戏。车行到半路，遇上娶亲的队伍，陆小雅当即下令停车，把所有的人都轰下车，跟着娶亲的人走，并要求大家仔仔细细的去看人家怎么说，怎么走，怎么笑，怎么闹。她自己一头扎到新娘跟前，寸步不离。进了洞房，新娘不让新郎揭盖头，说是嫁妆中少条裤子，新郎家人急得火上房，现派人去买条裤子。喜事一拖就是半天，陆小雅在洞房里也蹲了半天。她说：“我就是要看看农民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他们怎么盘算，怎么掏钱，甚至怎么点钱。这样才能拍他们。”<br>影片《热恋》中的男主角范继原，是位泥瓦匠出身的包工队长，是位有几百万元存款的新型人物。陆小雅从接本子开始，就对建筑工地旁的小工棚感兴趣了，先是钻峨影厂的工棚，尔后是江西、湖南、广东、海南，凡是她所到之处，都要钻进工棚看看，和工人聊聊他们的工头。她发现工头有各式各样的人。在海南，有的工头住高级宾馆，买汽车，进舞厅，洗桑拿浴；也有的工头就和工人一起睡工棚。陆小雅说：“有一次，我们几个人和一个工头谈话。海南的夏天很热，工头掏钱叫一个工人去买饮料。一会儿，那位工人把一瓶打开盖的饮料和余钱恭恭敬敬的放到工头身边。工头拿起饮料刚要喝，忽觉得有些失礼，继而向那位工人大发雷霆，把余款摔过去，让他再去买。这虽是件小事，但能看出这位工头的为人。这件事使我想到了许多，有些我加到了范继原身上。”<br>陆小雅说：“我这样拍片子很累。《热恋》这部片子前后拍了两年多，剧本几易其稿，顶着酷暑拍片，我很累。因为这是一部直面生活的影片，我只能这样兢兢业业地拍。现在有些影片粗制滥造，观众有意见，我想让大家知道，我是在用一生的积蓄拍片。什么叫艺术家的良心？责任感？创作激情？那就是对生活的真诚。<br>我想陆小雅是真诚的。<br> 王好为导演 一 个 “美 丽 的 梦”<br>——访电影《哦！香雪》导演王好为<br>1989年11月22日第二版<br>一位记者在看完女作家铁凝根据自己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剧本《哦！香雪》后，对北影导演王好为说：“这是一个淳朴而美丽的梦，但我不相信它是真的，现在还有像香雪这样的小姑娘吗？”<br>深秋，在房山区十渡的《香雪》摄制组外景地一间没糊窗户纸的小屋里，王好为向我谈起了她这个“美丽的梦”：在一个贫瘠的山区，铁路从崇山中穿过，来来往往的火车从不在这个叫台儿沟的小山村驻足。日历翻到八十年代，火车要在这儿站一站了。尽管只有一分钟，可它还是引出山里的姑娘们许多美丽的梦。影片的全部情节就是一个叫香雪的姑娘，用一篮鸡蛋，向一个大学生换了一个塑料铅笔盒。平淡无奇，几乎没有什么波折。<br>“这样的片子观众爱看吗？”我忍不住问王好为。“这种情节淡化，以抒情写意为主的影片，近两年来的上座率的确不高。所以我1984年就想拍这部戏，一直没得到批准。这次是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投资拍摄的。”<br>王好为今年已五十多岁，《哦！香雪》是她独立执导的第十部影片。以前的作品《瞧着一家子》、《夕照街》、《迷人的乐队》都是喜剧影片。而《红豆》、《村路带我回家》却是一种恬静、淡雅、抒情的风格。我问王导演：“您拍《香雪》这部戏是想重温《村路带我回家》的格调，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吗？”<br>她笑了，说：“在个人风格上我好像没什么考虑，我刚拍完一部《寻找魔鬼》，那是一部武打片，你说我是什么风格？”听了她的话，我也笑了。<br>我问：“您说过，您在追求一个美丽的梦，这是不是在怀旧？”<br>“怎么说呢？故事中的人物是有些过时了。铁凝的这篇小说写的就是从北京到太原铁路沿线的事。可你看看今天的十渡镇，如果香雪现在还住在这儿，大概也开上小旅店了。香雪身上的纯朴，含有农村自给自足经济文化的烙印，她没有受到商品经济的侵染，对于现代社会来说是有愚昧和落后的一面，但是在她的身上，对人那么纯真、质朴，又是非常美好的。我们上了岁数的人，常常怀念五十年代的社会关系。当然，历史是不会倒退的，可是当前社会向前推进时，能不能保留下一些美好的东西，让他与新的时代融合呢？这自然是影片以外的事。我拍《香雪》只是想展现造就香雪这样纯朴孩子的山、水、村落和人群，也许在商品大潮冲击下的人们看完这部片子后会想起些什么呢？”<br> <h1>1988年12月23日第三版<br></h1><h1>枪炮声中的《莉莉•马莲》</h1>枪声停了，炮声停了。在坦克中的德国士兵在倾听着，在哨位上的英国士兵在倾听着，在战壕中的苏联士兵也在倾听着，倾听着回荡在欧洲大陆夜空中的歌——《莉莉•马莲》。这里说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欧洲战场。每天晚上十点差三分时，交战的双方不约而同停止战斗，枪炮的喧嚣让位给那柔美的女声唱出的一对情人在兵营的路灯下相会的故事。每天三分钟，天天如此，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听来，这近乎神话的故事却是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真事。<br>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电影周中《莉莉•马莲》这部影片，就是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那段神奇的史实改编的。<br>在影片中《莉莉•马莲》这首歌是扮演维莉的女演员汉娜•许古拉自己唱的。在1980年拍这部影片时许古拉已经37岁了。她是联邦德国当代最著名的女演员，曾多次在国际性的电影节中获最佳女主角奖。许古拉随联邦德国电影代表团一起来到中国，参加电影中的活动。她介绍说，《莉莉•玛莲》是德国唯一的一首从二次大战中流传下来的歌曲。原来唱这支歌的女歌手叫安德森，也就是电影中维莉的原型，在五六十年代还经常登台演出，《莉莉•玛莲》是他的保留节目。这部影片安德森也看过了，很满意。<br>《莉莉•玛莲》讲的是一首歌的故事，也讲了唱这首歌的人的故事，可是，一首能使激战中的枪炮停下来的歌，这又讲了个什么样的故事呢？<br> <h1 style="text-align: center;"><b>关于电影及影评</b></h1> <div>1988年3月9日第二版<br></div><b>春桃在春风中绽蕾</b><br>根据许地山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春桃》将在春风送暖时在首都影坛开放。<br>许地山笔下的春桃是三十年代初一个苦命的女人。在拜天地时，她和新郎被土匪冲散，只身逃到北京，靠拾烂纸换取灯儿为生。为了生活，她和一个能帮她的男人同居了。几年过后，新郎突然出现了，但已变成失去双腿的乞丐。春桃毅然把他接回家，于是，两个男人，一个女人便睡在一铺炕上••••••<br>凌子风拍《春桃》是颇有胆识的，不少人为之摇头。凌子风说：“我拍的是三个心地善良的人，是善良的灵魂在战乱中战胜磨难的故事。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主题，它不仅仅是故事片，而且是历史，是老北京的风俗史、社会史。”<br>凌子风夫人韩兰芳是影片编剧，谈起《春桃》，她很动感情：“我几乎读了许地山的所有作品，而《春桃》自从看过之后就再也忘不了了。我在写春桃的时候，脑子总是浮现刘晓庆的影子。剧本拿给刘晓庆看，她也很喜欢，认定自己就是春桃。”<br>《城南旧事》的作者、台湾作家林海音也想把《春桃》搬上银幕。当他听说凌子风已经动手时，非常惊讶，她想不到大陆会允许拍这部作品。同时他又非常欣慰，大陆确实开放了。<br> <div>1988年6月22日第二版<br></div><b>北影厂试行独立制片人制度</b><br>黄甫可人将独拍《荒原杀手》<br>昨天上午，北京电影制片厂厂长胡其明和导演皇甫可人在协议上签了字。彩色宽银幕影片《荒原杀手》由皇甫可人为独立制片人的协议从此生效。这是北影第一次试行独立制片人制度。<br>北影建厂近四十年，一直实行的是由厂方任命影片制片人，代厂方行使影片摄制组的行政领导，影片盈亏由厂方负责的办法。现在试行的独立制片人制度，是由制片人全部承担影片的制作投资，向厂方交纳抵押金，影片的盈利与厂方分成，亏损由制片人负责。制片人负责摄制组的行政领导和财务监督，决定摄制组人选，并向投资方负责。这项新制度有利于破除“大锅饭”，增加了制片人的风险和压力，对提高影片的上座率和艺术性有一定的益处。<br>皇甫可人此次承包和执导的《荒原杀手》讲的是“文革”后一个降职的刑警队长破案的故事。由江浩编剧、李保田主演，目前已有几家公司为此片投资了七十万元。<br>广播电影电视部副部长陈昊苏赞赏北影的这一做法。他说：“独立制片人这种形式对建立完全形态的社会主义电影市场有推动作用。”<br> <div>1988年7月20日第二版<br></div><b>大 观 楼 观 片 记</b><br>从前门大街进大栅栏东口，走几步就能看见路南的一座楼前,竖着一根朱红高杆，上挑着三个仿古宫灯，上书“大观楼”三字，这就是占着北京电影院三个第一的大观楼电影院。<br>大观楼原是茶楼，1913年改成电影院，是北京历史上第一家电影院。1960年又改建成北京市第一家立体电影院。1976年4月，一场大火，使得大观楼停业十二年。本月16日，大观楼电影院以全新的面貌接待观众，它又成了北京第一家放映70毫米多声道大银幕电影的专业电影院。<br>开业第一天上映的是北京电影制片厂摄制的我国第一部70毫米多声道故事片《无敌鸳鸯腿》。坐在宽大的高背沙发椅上，银幕的高度与视线基本平行，省去了像其他影院那种仰脖抬头之劳。而且观众席地面坡度较大，前排不会挡住后排，姜昆那“宽银幕变窄银幕”的遭遇，在此不会重演。宽18米、高8米的银幕占满了观众厅的前墙。其面积是一般35毫米普通电影画面的三倍多。观众在这儿看到的天也“高”了，海也“阔”了，演员脸上的一颦一笑都看的真真切切，仿佛身在其中。<br>在放映过程中，观众厅后面突然人声嘈杂，似有人群闯入。许多观众回头张望，却没见一人。这是六声道音响系统把观众“骗”了。在大观楼放映厅内共装了二十一组扬声器，除了银幕后面五组主扬声器外，在观众厅的侧后还装十二组环境声扬声器。前面那一幕就是它们“搞的鬼”。值得一提的是，银幕背后还藏着四个大家伙。它们是能发出80赫以下声音的超低频音箱。当银幕上海浪上涌上岸边，拍击岩石时，它能发出浪涛涌动的声音，还能使观众感到海浪推动着沙砾的力量，从而超出了一般的声光感觉，而得到一种全身心的享受。<br> <div>1988年7月24日第四版<br></div><b>《芙蓉镇》得奖前后</b><br>7月17日至19日，在捷克斯洛伐克著名温泉城卡罗维发利举行了第26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中国电影《芙蓉镇》捧回了电影大奖——水晶球奖。<br>在《芙蓉镇》的放映式上，一千多名观众把放映厅挤的满满的。当中国电影代表团进入放映厅时，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当地观众爱看《芙蓉镇》，大概和我们两国的社会制度相似有关。他们对影片中由徐松子扮演的女干部这一角色非常感兴趣，并戏称她为“女政委”。也许在她们身边也有这样的“女政委”，所以她们特别希望《芙蓉镇》再拍部续集，想看看“女政委”今后的命运如何。捷克斯洛伐克戏剧家协会还专门授给徐松子“戏剧家协会评委奖”，以表彰他在《芙蓉镇》中的表演。<br>这个电影节的评委由来自七个国家的七名评委组成。上海电影制片厂副厂长于本正也是评委之一。在正式参赛影片评选中采用淘汰法。第一轮就从22部参赛影片中淘汰了10部。如此经过几轮，最后只剩下中国的《芙蓉镇》和英国的《女裁缝》。美国评委提议把水晶球奖授给《女裁缝》。评委会主席、苏联著名剧作家阿特马托夫说：“《芙蓉镇》是一部有社会意义的、很深沉的影片，在艺术上是非常感人的，把水晶球大奖授予《芙蓉镇》此事已经定了，就不要再变了。”<br>在电影节的颁奖会上，中国电影代表团的徐松子和金绮纷接过“水晶球”时，差点把它摔在地上。这个直径二十多厘米的水晶球，重达十七公斤，据说是世界电影大奖中最“重”的。它本身的价值也很高，是一位教授用了两个半月磨制出来的。<br>卡罗维发利电影节有四十多年历史。我国从1950年就开始参加这个电影节，但三十多年来一直未获大奖。谢晋在得奖之后回忆起一件往事。谢晋的老师黄佐临曾带着自己的作品参加过卡罗维发利电影节，却遭到冷遇。黄佐临从捷回来后，对谢晋说：“要拍点好片子呀！不拍出好的片子我誓不为人！结果他拍出的片子遭到了批判。今天，谢晋执导的《芙蓉镇》捧回了“水晶球”，两代电影导演的夙愿实现了。谢晋万分感慨的说：“能不能出好影片，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和整个国家、民族的兴衰连在一起的。”<br> <div>1989年1月18日第二版<br></div><b>去年我国电影故事片获奖知多少</b><br>刚刚过去的一九八八年是中国故事影片在国际影坛上大获丰收的一年。我国有15部故事片在世界各国举办的电影节中21次获奖。现简介如下:<br>一月，《盗马贼》在瑞士第四届第三世界电影节上获弗里堡市大奖；《城南旧事》在厄瓜多尔第十届基多城国际电影节上获二等奖。<br>二月，《红高粱》在第38届西柏林国际电影节上获大奖；《湘女潇潇》在法国第四届蒙彼利埃国际电影节上获1988年金熊猫奖。<br>三月，《江南书剑情》（上集）、《戈壁恩仇录》（下集）在法国巴黎国际妇女电影节获特别奖。<br>四月，《南北少林》、《五虎将》在第43届国际体育电影节上分别获“大众体育联盟奖”和最佳综合选片奖。《老井》在意大利第11届沙尔索国际电影电视节上获一等奖。<br>五月，《远离战争的年代》在苏联第10届亚非拉电影节上获银奖；《孩子王》在法国第41届戛纳国际电影节上获教育贡献奖。<br>六月，红高粱在第五届津巴布韦国际电影节上获最佳影片奖，在澳大利亚第35届悉尼国际电影节上获悉尼电影评论奖。<br>七月，《芙蓉镇》在捷克斯洛伐克第26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上获大奖。《井》在意大利第19届陶尔米纳国际电影节上获最佳影片二等奖。《孩子王》在比利时1988年电影探索评奖活动上获探索影片奖。<br>九月，《湘女潇潇》在西班牙第36届圣塞巴斯蒂安电影节上获唐吉诃德奖。<br>十月，《芙蓉镇》在西班牙第33届瓦亚多利德国际电影节上获评委特别表彰奖；《红高粱》在摩洛哥第1届马拉卡什国际电影节上获导演大阿特拉斯金奖。《月牙儿》在意大利第41届沙莱诺国际电影节上获银奖。<br>十一月，《人•鬼•情》在巴西第五届里约热内卢国际影视录像节上获金鸟奖。<br>此外，还有17部科教片、美术片在国际电影节中获奖。<br> <div>1989年1月18日第二版<br></div><b>“底包”翟俊杰</b><br>在《共和国不会忘记》这部以我国钢铁工业发展为背景的影片中，八一电影制片厂文学部主任翟俊杰既是编剧，又是导演，还演了个男主角田耕。我见到这位个儿大、块儿大的翟俊杰，问起此事，他笑着说：“如果中国电影要设最佳‘底包奖’，我当之无愧！”“底包”原是京剧中的术语，指那些专门替补救场的人，从老家院、文臣武将到太岁皇上全能演，生、末、净、丑样样通。听翟俊杰说这话，后面准有故事。<br>“我对这部片子中田耕这个角色是有设想的。他是一个扛枪出身的企业家。我不想让他打扮成四个口袋中的中山装，背头鬓角声铿锵的模样，也不能像李默然演银行家那样的气派，又不能像杨再葆《血总是热的》那副帅样。我想象中的田耕是个既有虎气，也有猴气，有时还有几分‘坏样’的人。我选了北影厂一位69岁的老导演来演田耕。到了外景地，老先生在招待所把台词背的烂熟，可往摄影机前一站，他就不知该说什么了。试了几次都不成，就决心换演员。可是换了几位，都不像我想的那位田耕。我琢磨了一夜，第二天宣布，我就是田耕了。<br>“你还给别的影片当过‘底包’么？”“多了去了！李欣拍《木屋》时，我被拉去演市委书记；滕文冀拍《锅碗瓢盆交响曲》，我出任食品公司经理。这些都是临时顶替。去年我执导《血战台儿庄》，川军师长王铭章原定由全总话剧团一位演员演。该拍他的戏了，因为团里整党他来不了了。我也是想了一夜，第二天一拍胸脯我就是王明章了。结果为此我还得了第七届金鸡奖最佳男配角奖提名。我是不是该得最佳底包奖了？”<br>“《共和国不会忘记》是正面反映改革的题材，很不好拍，你为什么选了这个主题？”<br>翟俊杰想了一下说：“我是想寻找突破点来表现我们的时代风貌，来振奋民族精神。这个突破点就是找出正面讴歌改革的影片和观赏性、娱乐性之间的交叉点，设法拍出观众爱看的主旋律影片。”<br>在去年生产的故事片中，有七十多部武打片和惊险片，而正面反映我国经济政治改革“主旋律”的影片只有三部。《共和国不会忘记》是出色之作。翟俊杰在去年电影题材比重上，是不是又当了一回“底包”呢？这样的“底包”对电影界来说，是喜还是忧呢？<br><br> <div>1989年2月2日第二版<br></div><b>于晓洋谈《女贼》</b><br>听说北京电影制片厂青年导演于晓洋在执导，故事片《女贼》时，用三位演员同时扮演女贼，这可是件新鲜事。让张晓敏、方舒、邓婕三位在当今中国影视界知名度颇高的女影星在片中扮演同一角色，于晓洋意欲何如何？<br>“第一，我对这部影片的总体构想就是要思想大于一切。说白了就是把我要表现的思想赤裸裸地搬到银幕前。其他的东西，像人物命运、故事情节、环境渲染等都退到后面。我用三个人来演一个角色，至少别人没这么干过。人们看过之后，总会感到奇怪，导演为什么这样干？人们看过之后总会感到奇怪，导演为什么这样干？我的目的也就达到了。如果，只用方舒来演女贼，人们就很自然的看到一个传统的故事：一个女孩，文革中受到非人的待遇，在心灵上刻下了难以平复的烙印。于是，她以病态的心理来报复社会，最后走上绝路。而我用三个人来演这一个人的经历，一个人的故事出现了三张面孔，本身就会给人三种不同的印象。他们所表现的人物性格，心理内涵和相应的社会内容就会比一张面孔给人的要多。当观众看到三张面孔是一种经历时，更容易联想到这是一代人的生活，是一代人心灵上的创伤。因而我的主题不言自明：在那种特殊的社会环境下，人不是人。”<br>“第二，三个女星的戏比一个女星的戏好看，观众花钱用90分钟时间在电影院里能看到三个女影星的表演，总比别的片子只能看一个人演，观赏效益高。这是考虑到电影的娱乐性。所以我把这部电影片拍得很好看，里面有北京电影制片厂巡回展览列车，有中国幻想节，有劫持飞艇，有全国小偷代表大会，还有现代宗教入帮仪式，几十个小偷集体自杀等。我想观众是爱看的。”<br>至于这部影片观众到底爱不爱看，于晓洋现在还只是一厢情愿。影片的名字，现在还没最后决定，于晓洋想改成《女贼•1966•••••》这种文字、数字、标点、组合式名字，这寓意着什么？从中能得到什么启示？等看完影片再说吧。<br> <div>1989年3月1日第二版<br></div><b>衣锦还乡的《晚钟》</b><br>《晚钟》在第39届西柏林国际电影节捧回了银熊奖。许多人感到意外，继而叹息。这个曾为中国电影市场上的“弃儿”，如今衣锦还乡了。现在人们大张旗鼓的开庆功会了，可是想当初呢?<br>《晚钟》在国内只卖了一个拷贝，很多人没看过。它讲的故事很简单，在抗日战争刚刚结束的日子里，五名八路军收容队员与残存的日本鬼子相遇，而发生的事。导演吴子牛说：“在战争余波的零星枪炮中，活着的人在掩埋着死去的人，还有些在死和不死之间的游移的人。我是想通过影片，用有限的人生思考无限的生命。”<br>有人说，《晚钟》是1986年的电影观念，1987年的电影作品。它拍在《红高粱》之前，却放映在《红高粱》之后。更有意思的是，《红高粱》去年捧回“金熊”，《晚钟》今年拿回“银熊”。当初，影片在八一厂试映时，曾引起强烈的震撼，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争执不下，影片搁浅长达两年之久。在这期间，导演吴子牛曾遵照一系列的“指示”对影片做了十几处的修改。当历经磨难的《晚钟》终于和观众见面时，许多人叹息：“《晚钟》晚了！”<br>今年西柏林电影节主席莫里茨•德•哈德尔先生来我国选片时，在十几部影片中选中了《晚钟》。在临走时留下一番话：”无论在怎样的情况下，中国电影应该保证，每年要有几部能与世界各国优秀影片对话的佳作。”话语中明显流露出对中国电影生产现状的忧虑。<br>“弃儿”成了“榜眼郎”，衣锦还乡了。又有人大声疾呼，要向中国观众介绍一下《晚钟》——这匹被外国伯乐相中的“好马”。此情此景令人笑乎？哭乎？！<br><br> <div>1989年3月8日第二版<br></div><b>缘何只发行五部拷贝</b><br>——电影《多梦时节》发行受挫<br><br>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摄制的《多梦时节》只卖了五部拷贝，这件事使电影界许多人感到意外。这样一部优秀的儿童影片为什么遭此厄运？许多人都想知道个中内幕。为此，记者走访了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br>国内部发行处的同志介绍，《多梦时节》在今年的电影选片会上被大家公认为艺术质量和思想水平都较高的一部影片。但与会者普遍认为，影片中有许多寓意较深的东西是成年人都难看懂的，因此上座率不会高。结果只有上海、江苏等省市定了五部拷贝，其他二十几个省市的人就很难看到这部影片了。<br>我问：“由几个人来决定一个省几千万人看什么电影，这种选片和发行的制度是否不太合理？”<br>国内业务部副经理江涛说：“1984年以前，电影公司发行的每部影片都要给各省市印制一个试映拷贝，发到各省市公司观看，然后再让他们订购拷贝。如果拷贝订的少，中影公司就下达指令让各省市增订。但是这种办法问题很难很多。一般一部上座率不高的影片，在发行放映过程中平均大约要赔五十万左右。这是一笔极大的浪费。”<br>“1984年以后，我们改为由省里自己定拷贝数。这样一来，就出现了一些影片订拷贝数很低的现象。去年八一厂的《晚钟》只卖了一部拷贝，广西厂的《鼓楼情话》一个拷贝都没订上。至于少数人选片的问题，暂时无法解决。总不能让许多人看过之后再决定要不要拷贝吧！就像不能让观众看完电影剧本后，发表意见再决定导演开拍不开拍的道理一样。如果在几个省市上映的情况好，其他省市还可以补定拷贝。”<br>我问：“像《多梦时节》这种思想和艺术品位都比较高的影片，能否用行政手段要求省市公司多定拷贝呢？”<br>“可以这样做，但是经济损失由谁来承担呢？电影是一种特殊的商品，既要注重社会效益，又要有经济效益。我们最近已做出决定，不论什么影片，每部至少要订六个拷贝，就是全国六个发行大区，每个区至少订一个，在各省轮流上映。”<br>我跨进电影公司大门时，对电影发行部门曾有问罪之意。但到离去时，却变成了深深的忧虑。前些日子有人曾对某一地区电影片院中的常客们进行了调查，发现其中百分之二十一是文盲。他们对影片的欣赏倾向直接影响到影片的上座率，也会影响到选片人的选片观点，进而影响电影制作者们的创作，这种影响的后果令人不寒而栗！<br> <div>1989年4月5日第二版<br></div><b>电影界“王朔热”的是非说</b><br>“1988年是中国电影的王朔年。”这话颇有几分道理。在去年下半年，“小说个体户”王朔的四部作品被搬上银幕。他们是由峨影厂摄制的《顽主》，西影厂摄制的《轮回》，深圳影业公司摄制的《大喘气》和北影厂摄制的《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短短几个月内，一位作家的四部作品被同时推上银幕，这在中国电影史上还是少见的现象。无怪乎“王朔热”、“王朔年”、“王朔电影”等各种话题纷纷纭纭，莫衷一是。<br>有人说，王朔热的出现是由于中国电影受商品经济的制约，娱乐片又在武打、凶杀上搁了浅。于是一些青年导演想在题材上另辟蹊径。有人说“王朔年”出现不是出于娱乐目的，而是这些导演从王朔做品中找到了自己对社会的感受，把它用电影的手法表现出来，呈现给观众，这是很有意义的。有人对王朔影片的意义问题执有微词。认为“王朔电影”中主角大都是对生活、对社会没有责任感的“痞子”，他们对社会的破坏作用大于建设作用。言辞激烈者形容这些影片是：写痞子、拍痞子，给痞子看，培养一批新痞子。此外还有十几种说法。于是又有人把王朔电影以及由他引出来的话题统称为“王朔现象”。<br>那么，那些掀起这场“王朔热”，把王朔作品搬上银幕的导演们又是怎么想的呢？<br>北影青年导演夏刚说：“我喜欢王朔的作品，所以把它搬上银幕让大家一起欣赏。”夏刚是第一次独立拍片，他选择《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作为处女作，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夏刚与王朔是好友，闲时常在一起侃山。夏刚领会《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的精妙之处，在于作品真实地写了人，写人在青春发育期，身体发育过程中与思想道德观念的形成和发展那种奇妙的因果关系，写少男少女们在青春时期所做的梦，写这些梦实现时那生理上的冲动，梦破灭时心理上的变态和道德观念上的改变。夏刚说：“我认为王朔作品对青年人心态的描写是相当准确的，是其他同代作家不能相比的。他的这类作品的出现，实际上是一种文化现象，文学界没有重视，而受到电影界的关注，这是件好事。中国电影过去塑造了好多‘神’，也塑造了好多‘鬼’，就是缺人，哪怕是作恶多端的坏人。我认为‘王朔电影’的出现，就是在表现真实的人上，向前迈了一步。”<br>导演黄建新说：“我把王朔的作品《浮出海面》拍成电影《轮回》，一是因为我喜欢他作品里那种逗人发笑的情节和语言，人物生动活泼，但看后却让人掩卷思索的风格。二是我结识了一些王朔笔下的人物，他们表面上活得很潇洒，很轻松，一副非常超脱的样子，但是内心深处很痛苦。于是我产生了把他们搬上银幕的冲动。”<br>黄建新曾拍过《黑炮事件》和《错位》，在创作上有股拗劲。他拍电影的目的就是要“说事”，说那些现实生活、社会问题的“事儿”。《轮回》是在王朔自传体小说《浮出海面》的基础上改编的。影片中有百分之四十的戏是他后加上去的，为的是加深他那种“看上去潇洒、超脱而实际上沉痛”的感觉。电影拍成了，从严格的意义上讲，《轮回》已不是王朔的，而是黄建新的作品了。但是人们还是把它当成“王朔电影”来评价。<br>王朔的作品去年拍了四部，听说《玩的就是心跳》今年也要开拍。看来”王朔热”并没有因为人们的种种议论而凉下去。然而观众到底对王朔电影的反映如何？现在还是个未知数。现在报刊杂志上说的那么热乎，其实还是电影圈里的事。这四部影片还没有公演。本月内北京观众就可以看到《顽主》了。到那时再听听观众们怎么说“王朔电影”才会更全面一些。也许会使电影界人士更客观地认识自己的作品。<br> <div>1989年4月5日第二版<br></div>香港大陆同拍《棋王》 两部《棋王》命运坎坷<br><br>两年前，大陆和香港几乎在同一时间里一起开拍以钟阿城所著小说《棋王》改编的电影。在大陆由西安电影制片厂投拍，著名导演滕文骥挂帅执导。香港方面则由金公主公司投资，香港电影工作室承拍。电影《似水流年》的导演严浩独司改编、导演二职，并在剧中出演阿城一角。<br>两年后的今天，西影厂的《棋王》早已拍完。但是非常不幸，前几天被《北京晚报》列在去年上座率最低的影片之中。而香港的《棋王》却因一些变故中途停机，险些夭折。最近，香港电影工作室又邀请严浩再度出山挂帅，完成此作。<br>香港这部《棋王》在原著上有较大的改动。为了迎合香港观众的欣赏心理，严浩改编时，在剧中加了一个香港小孩文革中在大陆的戏。用他的眼睛来看王一生、阿城这些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命运。在那小孩身上，严浩揉进了自己的影子。他在文革时只有十三四岁，也跑到大陆当上了红卫兵，参加了大串联，对那时的生活有亲身体验。他准备把那时的感受和思索融到影片中，使香港观众能更好的理解《棋王》中所讲的故事。<br>严浩导演的《似水流年》曾在大陆上映过，还在香港获过奖。在他的《棋王》中王一生一角由梁家辉出演，他曾在《垂帘听政》中饰光绪皇帝。大陆观众对他很熟悉。严浩准备五月份来京，拍摄最后一组镜头。预计今年8月《棋王》可摄制完成。<br> <div>1989年4月12日第二版<br></div><b>还一个有血有肉的毛泽东</b><br>——影片《巍巍昆仑》塑造领袖人物有新突破<br>耗资一千七百万元、在我国电影史上堪称投资最大的一部影片——《巍巍昆仑》，最近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完成。4月2日，记者应邀观看了此片。给记者印象最深的是这部影片在塑造领袖人物上有新的突破。<br>《巍巍昆仑》写的是1947年国民党进攻陕北，毛泽东率中央机关撤出延安，组成代号为“昆仑纵队”的小部队，在陕北敌人大兵团的缝隙中穿插迂回，一边行军，一边指挥全国各个战场向敌人进行反击，粉碎了敌人的重点进攻，完成了伟大的战略转折，开始了推翻蒋家王朝的全面反攻。影片在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背景下，通过敌我双方两个最高司令部的活动，成功地塑造了我党领袖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一系列领袖人物群像，也成功地塑造了蒋介石、胡宗南、刘戡等一大批敌方将领的形象。既写了历史的巨变，也写了历史中的人物，特别是生动地描绘了毛泽东人格的巨大魅力。<br>塑造领袖人物，敢不敢表现领袖人物之间的矛盾冲突？怎样表现这些矛盾冲突？这是艺术创作中的难题。过去银幕上只要毛主席一出现，中央的其他领导人就像众星捧月一样围着主席或对主席的讲话点头称是，或大家赞扬，最多假作沉思状，表示有不同想法。而影片《巍巍昆仑》中正面描写了毛泽东和任弼时的冲突。<br>怎样描写领袖人物之间的冲突？描写它的用意是什么？记者走访该片总导演郝光时，他说：“我们党的传统是集体领导，所以领袖之间就不可能没有矛盾，没有争论。我们正面描写矛盾，就是要更真实的表现历史事件，也是为了使人物更加真实可信。因为，只有把人物放到矛盾冲突中才能更好地表现他的个性。就像毛泽东和任弼时的争论。毛泽东以一个战略家的眼光，提出向西，插入敌人重兵层层的腹地，出其不意地甩掉敌人，这是一招险棋，表现出毛泽东的胆识与智慧。而任弼时作为昆仑纵队的司令，他考虑的首要问题是主席与中央机关的安全，向东可以靠近彭德怀的部队，相对安全些；万不得已还可以过黄河。他那强烈的责任心使他敢于和主席唱反调，给部队下令不按主席的指示行动。这同样显示出任弼时的责任感和倔强性格。这时，被激怒的毛泽东提出撤掉任弼时纵队司令的职务。这看上去有些偏激的举动，恰恰反映出毛泽东作为一个伟人，在关键问题上果敢和决断，显示出一个伟人所具有的独特性格。这样才能使人物的性格真实可信。”<br>用一些生活细节来塑造人物，不是信手拈来皆成文章的，而须使这些细节具备“这一个”的独特特征，才能使观众认可。《巍巍昆仑》的创作人员给毛泽东加了一段唱小调的戏。一个伟人唱陕北老乡的“小曲”，可能吗？会不会有损领袖形象？<br>郝光说：“我们有生活的根据。毛主席非常爱京剧，还经常唱几嗓，有时听到别人唱京剧，他能放下手里的工作，击节和之。所以我们设想，当小河会议以后，蒋介石的进攻计划破产了，我军将进入反攻时，主席是可能随口哼小曲的。我与扮演主席的张克瑶商量，他非常赞同，当即找来《走西口》的磁带，一句一句跟着学。现在观众们看到的就是毛泽东骑在马上，满面春风，悠哉游哉，有板有眼地唱着：‘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我实难留•••••当荧幕上出现这一画面时，观众席间传出会心的笑声。看来观众是认可了。<br>记者问郝导演：“塑造领袖人物的主要困难是什么？”<br>郝导演说：“主要有两方面的困难，一是以往的旧框框束缚我们的头脑，二是观众的接受能力。毛主席的形象第一次出现在舞台上，是三十年前总政话剧团演出的话剧《万水千山》。那时他是侧背着身对着观众，不敢走，不敢动，也不敢转身，生怕演得不像而遭非议。但观众仍对毛泽东的背影报以热烈掌声。因为毛主席总算出来了。现在观众的要求就是大不一样了，主要是要求真实。所以我们定下的原则是不拘泥一招一式的形似，而要追求精神和气质上的相通。还给观众一个有血有肉的毛泽东。”<br>《巍巍昆仑》全部制作完成了。权威人士给它的评价是什么呢？<br>在影片送审的当天晚上，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制作领导小组组长丁峤打电话给八一电影制片厂厂长，对《巍巍昆仑》的成功表示祝贺。他说，这是一部很有新意和特色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尤其在描写领袖人物方面有所创新。领袖人物之间的关系突破了过去的模式，领袖和群众的关系也很感人，影片战争场面十分壮观。<br> <div>1989年7月26日第二版<br></div><b>《大 决 战 前 夕》</b><br>四十年前，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辽沈、平津、淮海三个战场上歼灭了国民党154万军队，为新中国的诞生奠定了基础。四十年后的今天，八一电影制片厂准备把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史中这光辉的一页搬上银幕。这就是今年秋天将投入拍摄的三部六集故事片《大决战》。<br>离“决战”开始的日子越近，战前气氛就越浓。我奉命前往《大决战》总指挥部“刺探军情”。一进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大门，就看见一排美式大卡车停在路边。办公楼前十几辆美式吉普车排成一队，新换的篷布、新喷的漆，一副整装待发的样子。办公楼前的自行车棚成了临时仓库，堆满了民工用的担架、小推车••••••<br>我找到个“内线”人物，在他的带领下钻进了“军需库”。八一厂一号摄影棚成了仓库。在长宽各几十米、高十几米的大棚里堆着像山似的大包、小包和各种木箱。我从打开的几个包里看到，黄的、灰的、绿的全是各色军装。木箱里装的是枪，有汉阳造、三八式、汤姆枪、卡宾枪，五花八门，各式各样。我问管库的人：“大决战的服装是不是都在这里？”他笑了笑：“差远了，这儿的衣服不过是十分之一。”我望着这成堆的衣服，实在想象不出十倍于此的衣服堆是个什么样子。<br>我找到管道具的同志，他对我说：“从1985年我们就开始为大决战做准备。大到军舰、飞机、坦克，小到战士用的挎包、水壶、子弹袋、胸章、领章都要准备。解放已经四十年了，过去用的许多东西现在都没有了。像过去国民党军队使用的美式坦克车，早就回炉炼钢去了。为了拍电影，我们只好请工人按原样再给我们造。这次拍片需要的二十多辆坦克，二十多辆装甲车，一百二十多辆各种汽车。你刚才在院子里看到的美式大道吉、吉姆西卡车，有的是从垃圾堆里捡来修复的，有的是一些单位留作纪念的样品，还有些是用国产解放牌汽车改装的。改装一辆车就得三万多元。此外还有上百门各式大炮，近万支各种假枪。有的枪弹要能打的响。为此我们还准备了道具子弹二百多万发。”真是一个庞大的工程，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呀！<br>我在“内线”的带领下，摸到“大决战”的指挥部——八一厂《大决战》摄制组。我看到小会议室墙上挂满了人物服装造型图，数数不下二百张。看看我方人物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也有林彪、江青。敌方人物有蒋介石、宋美龄、杜聿明、郑洞国等人。有名有姓的就有近百位，每人都配有冬、春两套服装，还有各级将领的领章、胸章的图样等等。我找到《大决战》的“前线总指挥”——总导演李俊。作为一个指挥员，在战役打没打响之前，尽管胸有成竹，但也不愿泄露半点天机。我盘问了半天，李导演才说：“这将是一部追求纪实性和艺术性兼而有之的影片。既要尽可能接近事实，使影片具有史实性、文献性，又要注意观赏性和艺术性，成为大家喜爱的艺术品。”我问李导演麾下的创作班子和主要演员。他笑了笑，只对我说了两个字：“保密”。<br>我又找到八一厂厂长萧穆，以为他是战役的总指挥。可他笑着说：“我不是。为了拍《大决战》，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合发文给有关军兵种，大军区和省市自治区。并由总政治部副主任挂帅，与总参副总长、总后副部长、广播电影电视部副部长联合组成领导小组，统管五大军区十一个省市有关部门，指挥影片的拍摄工作。这也将是一场人民战争。”我问肖厂长：“这部影片投资了多少？”肖厂长和李导演一样笑了笑说：“保密”。<br>离开八一厂，我脑子里一直转着“大决战”三个字。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广大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决战。而《大决战》影片的拍摄，无疑又是一场中国电影史上空前的大决战。<br> <div>1989年11月8日第二版<br></div><b>在北戴河看”火烧赤壁”</b><br>香港新海华影业公司摄制的大型历史故事片《关公》下集中，有一场火烧赤壁的重点戏。最近记者有幸亲临“赤壁”观战，将现将耳闻目睹的趣闻略述一二。<br><b>“火烧赤壁”不在湖北在河北</b><br>据史料记载，一千多年前的赤壁古战场在今天湖北省蒲圻县境内。选外景地，导演杨吉尧自然首推蒲圻。但当先遣队沿着湖北长江段寻找外景地时，发现两岸不是高压线林立，就是高楼比肩，长长的一段江岸竟然找不出一块没有现代社会痕迹的地方。杨导演只好把目光从江河转向大海。<br>离避暑胜地北戴河不远，有个被河汊、海汊围起来变成小半岛的圈里村。北面海汊是一片浅滩，两岸苇草萋萋，绿树葱茏，一派自然古朴之美。杨导演见此情景，豪情勃发，挥手下令“造船！”一场现代“赤壁之战”拉开了序幕。<br><b>“水军”的内幕</b><br>当年曹操号称雄兵百万，船队、水寨绵延江岸近百里，如此宏大的战争场面怎么重现？<br>杨导演命美工和制景人员在两月内造一百条船和十几座水寨。这真比周瑜命诸葛亮十天内造十万支箭还要“苛刻”。而当今的“诸葛亮们”也自有“草船借箭”之术。<br>两个月后，我来到圈里村，这时的海汊子已不再仅仅有清风、绿草和树木了。只见近处一条条战船大纛高悬，远处排排水寨旌旗猎猎，再加上片片白帆交错其间，帅旗、将旗星罗棋布，真好似来到虎踞龙蟠之地。<br>当我拉着“营造总管”——美工师边其义钻进“曹营”时，不禁哑然失笑。原来这曹操的帅船不过是在水里打了几排桩子，外面用 纤维板包好，再涂上颜色，画上木纹，上面铺起木板供曹操作戏，后面再搭个箭楼就算完工了。至于那些将船、兵船造起来就更简单了：三根木桩一块木板，外加一块白布做成的帆，彩旗、战旗一挂，就算造好。老边告诉我，就是这些瞒天过海的假玩艺儿，也让布置外景的人整整在海水里泡了六十多天。<br><b>震撼人心的“赤壁之战”</b><br>8月27日，动人心魄的时刻来到了。当夜幕垂空之际，兵船、水寨都隐没在黑暗之中。随着一声“点灯”号令，几百个桅杆的红灯一起点燃，海面上点点红灯连成一条长龙，一串串红灯好似龙脊，倒映在水面上的红光犹如片片龙鳞，款款翕动。<br>突然，总指挥部燃起一支火炬，这是“赤壁之战”开始的信号。只见几十条“东吴”船一齐燃起火把，身披银盔银甲的黄忠伫立船头。他拔剑一挥，一支支火把飞向“曹军兵船”。这时躲在“曹营”内专司放火的十几个人迅速把浸满柴油的一堆堆干草点燃。刹那间浓烟滚滚，火光冲天，海面被映得如同白昼。曹兵慌忙跳水逃命，吴兵乘船追杀，兵刃相交，杀声震天，几百名士兵打做一团，把个海汊子搅得沸沸扬扬••••••<br>这撼人心的场面使杨导演激动的只是反复喊着两个字：“快拍！快拍！快拍！”大火烧了四十分钟，胶片拍了足足一千二百尺。杨导演不无遗憾地说。可惜这场精彩的重头戏在影片中只不过三五分钟。次日，红日高照，我看着剧组驻地院内摊着几百件被海水浸透的“军服”，和拖着疲惫的双腿去“打扫战场”的人们，不由得感叹：“拍电影真不易啊！”<br> <div>1990年5月9日第二版<br></div><b>儿童电影创作研讨会在京召开</b><br>四月最后一个星期里，五十多位电影界领导、理论家、评论家、作家和儿童电影工作者在儿童电影创作研讨会上聚首畅谈，为繁荣儿童电影创作出谋划策。这次研讨会是由中国儿童少年电影学会、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和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联合主办的。<br>近年来，我国儿童电影创作生产出现好势头。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等几个厂家陆续推出了《霹雳贝贝》、《豆蔻年华》、《多梦时节》、《哦，香雪》、《特混舰队在行动》等一大批受少年儿童观众欢迎的优秀影片。这些影片在题材开拓、人物塑造、风格样式以及电影语言等方面都有长足的进步。<br>去年十月，江泽民总书记在观看了影片《豆蔻年华》之后，热情的赞扬此片“给人以高尚情操的教育”。去年全国儿童影片生产的数量以十三部突破历史记录。目前，儿童电影已成为对孩子们进行德育、智育、美育教育不可缺少的辅助教材。<br>与会者就怎样评价新时期儿童电影创作的进步与不足，以及儿童电影题材样式等进行了广泛的讨论。<br> <div>1990年6月20日第二版<br></div><b>冯小宁的“大气层”</b><br>三辆满载毒气的列车发生泄漏。浓烈的毒气烧穿了被称为地球屏障的臭氧层。<br>太阳紫外线直射大地。动物最先预感到世界末日的来临。一个九岁的男孩突然能听懂猫讲话，知道了这一切。于是他带着猫，在狗和马的帮助下寻找毒源。这就是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的新片，《大气层消失》。该片的编剧、导演、制片都是冯小宁。<br>冯小宁35岁，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美术系。这位当过八年翻砂工，又受过“印象”，“后印象”，“现代”，“超现代”等一系列美学教育的现代大学生，骨子里却总有点变不了的东西。他自己说：“也许这就是我们的病，这就是对社会、国家、民族的责任感。这是从血缘里带来的，不好改。”看看冯小宁的作品：获飞天奖的电视剧《病毒•金牌•星期天》讲的是儿童教育的社会问题。电视剧《21世纪大爆炸》是关系人类命运的人口问题。他的第一部电影作品《大气层消失》又在谈关系整个地球生死存亡的大气污染的问题了。他似乎总在谈“问题”，与当今打杀成风的文艺潮，似乎不太合拍。<br>冯小宁说：“我并不想把电影当成说教的工具。我创作时力求使作品娱乐性更强。可是一碰到具体问题，我那血缘中的因子就又起作用了。”<br>“就像这部影片，开始我对污染问题知之不多。可是在采访中，我看到儿时我们天天摸虾游泳的小清河，现在已经污物横流不堪入目了。这使我不得不想想，在我们生活的这三十多年中，我们人类都毁灭了什么”？我在影片的结尾上打上一行字幕：“我们正在以每45分钟的速度灭绝一个生命的物种，我们正以每天几千公顷的速度毁灭森林•••••”大气层是人的生命线，但冯小宁似乎还有另一个“大气层”，那就是血缘里带来的责任感。<br> <div>1990年12月19日第二版<br></div><b>“中 国 银 幕 需 要 英 雄”</b><br>访青影新片《战争子午线》导演冯小宁<br>“对一件事离得远些，看法也许会不同。”这是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青年导演冯小宁爱说的一句话。他也总喜欢用这种远远的视点来观察事物。<br>《21世纪人口大爆炸》是他站在十年以至二十、三十年后看今天的世界。《大气层消失》就更远一些，好像看到人类的末日，看到了地球的毁灭。似乎在当今世界上，我们这些尽情享用现代科技成果的人们，还活的不太明白。最近，他又在北京电影学院青年电影制片厂的支持下，拍了一部抗日战争故事片《战争子午线》。冯小宁说，我好像又飘到地球之外，在浩渺的宇宙中看到这蔚蓝色的小地球，人们在相互残杀••••••<br>影片从一个老护士弥留之际的幻觉开始，追述她抗日战争时期在北平地下党的帮助下，和同学们一起奔赴平西抗日根据地的不平凡经历。在路途中他们遭遇到日军的扫荡，结果只冲出了她一个人。后来她遇到四个从死尸堆里爬出来的孩子和一个八路军伤员。劫后余生的人们聚在一起，沿着古老的长城走呵，走呵。在同日本鬼子的拼搏中，一个个倒在长城脚下。<br>冯小宁对记者说：“我要拍英雄，拍人类为正义而战的那种英雄气概！中国需要英雄！中国银幕需要英雄！”<br>在离八达岭不远的残破的长城上，西北风把冯小宁的嘴唇吹出了血口子。他那特长的帽檐上别着毛主席纪念章。他脚下的青砖至少也有三四百年的历史，他脚下的山脉在这里躺了几千万年，他的喊声淹没在了山谷之中。<br>于是，冯小宁成了一些人嘲笑的“英雄”，“哪来那么多的责任感，你累不累呀！别虚伪了！”似乎超脱和无为才是艺术创作的真谛。而冯小宁却说，人如果没有一种精神，不过是个皮囊！不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这个世界都有千千万万不为那几张印了花的’纸’而活着的人！”也许这就是35岁的冯小宁在“宇宙中”对我们说的话。虽然不是什么惊人之语，但这的确是冯小宁对电影的看法。<br> <b>且看“狮王”如何“争霸”</b><br> 电影、录像发行撞车<br>北京电影制片厂与香港电影工作室有限公司联合摄制的黄飞鸿系列第三部《狮王争霸》还没有在影院上映，就已经闹出录像带“盗版”风波。现在，北京电影制片厂已向海淀法院起诉，状告广东佛山珠江音像出版社公司“盗版”发行《狮》片的录像带。影片中的“争霸”尚未开战，影片外的“争霸”已硝烟四起。这部《狮王争霸》虽不是什么旷世佳作，但是北影人对其寄予厚望。<br>其一，今年是电影发行体制市场化起步之初，北影需要有一个拳头打开市场之路。由著名香港武打片导演徐克执导的这部电影片，由李连杰、关之琳、莫少聪联手主演，拍的很好看。如此，以此片作为打开市场的当头炮，北影胜券在握。<br>其二，由于近年来电影市场不景气，北影厂经济状况徘徊在谷底。此片是北影厂协拍的，投资不大，又能获得大陆的发行成分。如此片发行顺利，能为北影厂创几百万元利润，关系到北影厂几千名职工的生计。<br>今年4月，北影厂厂长成志古一行在上海苦战二十余天，终于首战告捷，以比较优厚的条件拿下发行分成合同，并定下5月22日在上海举办《狮》片大陆首映式。 <br> 正当北影厂一行班师回京，准备乘胜拿下北京，再攻天津、江苏、重庆时，一颗炸弹炸碎了他们的梦。北京街头出现《狮》片的录像带。北京市电影发行公司立即提出，《狮》录像带的出现，势必严重影响影片的发行，所以《狮》片的发行分成需要重新商谈。<br>北影厂买来录像带，是广东佛山市珠江音像出版社出版的，封套上印有“本片经广电部批准，证号为91第011号，是正式批准的出版物。经了解才知，当厂长成志古南下上海闯发行第一关时，在重庆举行的全国录像带发行订货会上，《狮》片的录像带已向全国发行了，订数在2700套左右，全国二十多个省市自治区都有订货。<br>没几天，全国许多电影公司对《狮》片纷纷杀价，北影厂蒙受巨大损失，犹如挨了当头一棒。等清醒过来，第一个反应就是要用法律来保护自己。于是有了这场官司。<br>记者打电话到佛山珠江音像公司，梁副经理申明：该公司没有盗版。因为该片是香港宝祥影业有限公司提供的香港版权，而且宝祥公司还提供了该片香港制作单位，香港电影工作室有限公司给宝祥公司的版权委托书，所有文件都合乎要求。 因此，广播电影电视部音像管理处的同志也说，我们没有从任何正式渠道知道《狮》是北影厂的合拍片，而且提供送审的样品中，也没有北影合拍的字样，所以我们没有理由不批给这部影片版号。<br>为此，香港电影工作室有限公司也在利用新闻媒介声明，该公司从未委托任何电影公司在中国大陆出版发行《狮》片事宜。<br>记者打电话到香港，找到电影工作室的方敬生先生，他在重申了上述观点之后，又强调说，从未听说过什么宝祥影业有限公司，而且在香港注册一家这样的公司很方便。<br>记者再给宝祥公司打电话，就没有打通过。<br>事到如此，珠江公司也承认《狮》片的录像带发行出版，侵害了北影厂的利益，于是派人来北京寻求协商解决的办法。但是北影厂则认为还是应该用法律来解决。现在法庭迟迟未开庭，是因为这个官司是在北京打还是在广东打这样一个技术性的问题还没定下来。<br>这场纠纷就其经济损失数额和社会影响，都是空前的，其中的是是非非现在还公断不清。但我们从这场纠纷发展到现在的过程中，至少可以看出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br>一、电影发行走向市场虽然迈出了第一步，但面对的是一个非常不健全，缺乏应有的法规保护的市场环境。《狮》片录像带出版一事，就证明了这一点。<br>二、这次“撞车”的事发，双方都称得到了广播电影电视部的批准，这也说明管理部门内部协调不够。<br>三、从事件目前发展的情况看，可能是广东的出版单位受骗。那么，以后音像出版单位有什么样的办法能辨明国际“片商”的真伪呢？<br>四、此稿还在有关单位的审阅中，又听说有的地方有线电视台也播出《狮王争霸》了。北影厂对这种再次受侵害的状况已感到束手无策。这一系列的问题今后该怎么办？我们等待着。<br> <div>1991年1月16日第二版<br></div><b>《90电影面面观》</b><br>你知道1990年北京最上一座的电影是哪一部吗？<br>——妈妈再爱我一次。<br>这部台湾影片在去年夏秋之交在北京影院形成一股旋风，使许多人和电影久违的人，装着手绢走进影院，哭的两眼红肿走出来••••••<br>一时间，这个台湾孤儿寡母的故事不仅打动了大陆无数母亲的心，也催下无数自认是刚强男儿的泪。不少家长自己哭过之后，还拉着家里的“小皇帝”走进影院。“世上只有妈妈好，没妈的孩子像根草”的歌声随着那情、那泪在大街小巷中飘了起来。<br>要谈1990年的电影现象，不得不把这部“台湾哭片，请君莫忘手绢”的影片放在首位。它创造了北京电影市场近年来的奇迹：卖出拷贝381部，放映场次、观众人数也大大超出近几年所有的“最佳上座片”。<br>观众欣赏趣味的多样化是1990年电影市场的一大变化。北京几家影院的经理把上座率高的几类影片排了座次。一是真情实意，二是喜剧，三是荒诞，四是惊险，五是少儿不宜。<br>1990年是电影创作生产、调整、整顿的一年。电影管理部门把故事片生产从往年的150部压到100部，力求少而精。统计题材后得出“六多三少一撞车”的结论。“六多”是革命历史题材多，传记多，喜剧多，巨片多，样式种类多，与外商合拍片多。三少是：农村题材少，工业题材少，儿童生活题材少。撞车的是领袖人物的传记片，拍摄毛泽东事迹的有4个，周恩来的也有4个。<br>经过一年的调整之后，影片生产又出现了几个特点.<br>除了一批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七十周年而做的一批革命历史题材片、领袖人物传记片都在紧张的制作之外，去年年底有几部直面现实、反映我国改革开放的影片完成。其中《大城市1990》、《你好太平洋》、《特区打工妹》、《焦裕禄》都是上乘之作。据有关人士称，这几部影片观众将会喜欢。<br>儿童片喜获丰收，是1990年又一特色。在第七届金鸡奖评比中，儿影厂有史以来第一次捧回两只“金鸡”；《豆蔻年华》和《普莱维梯彻公司》双双获奖。这像是为儿童影片报了晓。1990年又出了几部好片，儿影厂的《大气层消失》，让小猫小狗都会说话，赢得了孩子们的欢心。《我的九月》拍的是孩子们为亚运会练武术的事，叫人觉得可亲可近。而《别哭妈妈》却是一部能和“台湾哭片”《妈妈再爱我一次》媲美的影片，是根据全国十佳少年边荣唐的真人真事改编的。还有北影厂拍的《警门虎子》竟创下了近年来儿童片盈利的记录。西影厂也拿出《多此一女》为儿童片锦上添花。<br>值得一提的是，1990年几部“京味”影片拍的颇有分量。写全聚德发家史的《老店》被行家们称为电影艺术的精品。<br>《北京你早》则像一部清新流畅的京华小诗，截取北京普通市民生活的一角娓娓道来。<br>《龙年警官》是部叫好又卖座的影片，拷贝卖了二百七十多个，为北影厂净赚100万。警察们说：“拍的真像”。观众们说：“看着过瘾”。评论家们说：“品味不俗”。<br>三部京味片，数量不多，但在艺术上各有特色，都能在电影史上留下一笔。<br>纵观到去年年底完成的105部故事片的情况，娱乐片占百分之七十，但拳头、枕头戏相对减少，题材、式样的路子都拓宽了，出了一些像《斗鸡》、《黑色走廊》、《南行记》、《兵临绝境》、《联手警探》等品位较高的影片。<br>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去年放映收入突破了十亿，超过1989年两个亿。他们正准备庆祝连续十年收入递增的好成绩。<br>然而在这欢庆的气氛中，那些公司、影院的经理们心情并不放松。1990年的增收，是在部分影院实行分类定级、提高票价后得来的。由于每场的电影平均观众比1989年少60多人，放映成本相对提高了，以致形成一些影院增收降利的现象。<br>电影界有句口头禅：“年年难过年年过，年年过的都不错。”1990年也还是这样。那1991年、1992年呢，可能会更难过，但也许会过的不错。<br> <div>1993年12月14日第五版<br></div>再现历史关头精彩一幕<br>缅怀毛泽东的丰功伟绩<br><b>影片《重庆谈判》将在本市上映</b><br>为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周年，长春电影厂拿出了大型彩色故事片《重庆谈判》。从本星期开始，这部影片将在本市各个影院上映。在此，特将影片摄制前后的几段小故事告诉读者。<br><b>好事多磨</b><br>长春电影制片厂有家著名的“夫妻店”，就是导演李前宽、肖桂云夫妇。他们俩从1981年开始联手导演的有《佩剑将军》、《黄河之滨》、《甜女》、《田野又是青纱帐》、《开国大典》、《决战之后》等8部影片。特别是近几年，《开国大典》、《决战之后》连连在国内得奖，使得这夫妻俩名声越来越响，被称为是能驾驭大题材的大手笔导演。<br>在五年前，李、肖夫妇还在忙《开国大典》时，就对《重庆谈判》这一题材感兴趣。肖桂云还在忙《开》篇的后期制作，李前宽就扑上去改《重》篇的剧本。但事有凑巧，远在四川的峨眉电影厂也在抓这一题材。经电影局调解的结果，这一题材的拍摄权交给了占天时地利的峨眉厂。李、肖二人只好忍痛割爱。李前宽竟为此病了一场，且掉肉数斤，正是“为伊消得人憔悴”。<br>时至1992年春天，电影创作会上，担任中央影视作品重大题材领导小组长的丁峤同志向与会者介绍了李、肖二人对这一题材的“眷恋”。终于“有情人终成眷属”。<br>李前宽、肖桂云一接手这一题材，立刻紧锣密鼓投入制作。长春那边“女老板”肖桂云坐镇选演员、定服装道具。李前宽带路人马杀奔重庆踏勘外景。终于在毛泽东诞辰纪念日前，将此片隆重推出。<br><b>牧羊人的信天游</b><br>在影片开头，毛主席乘飞机离开延安，升空远去。延安机场上送行的人久久不愿离去。此时远远的山坡上隐隐传来歌声，人们转头望去，一位牧羊人站在山顶高歌一曲信天游，将此时延安人对毛主席此行凶吉未卜的担忧的心情，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br>这出彩的一笔是李前宽的艺术发挥，但哪里去找这会唱信天游的牧羊人呢？剧组找几个专业剧团挑选，都不尽意。拍摄日期临近，剧组派人在延安周围几个村子里转。<br>在一个村口，一位身高体壮、脸色黑里透红的老人的朗朗笑声引起剧组同志们的注意。上前相问，他叫郑国祥，是当地小有名气的歌手，还曾有一位外国女记者来延安专程采访他。于是影片中的牧羊人就由郑国祥出演。<br>说来郑国祥还和毛主席有段故事呢。当年毛主席住在杨家岭，郑国祥的母亲常去给毛主席拆洗被褥，与主席很熟。那时，刚10岁的郑国祥跟着母亲在主席住的窑洞边捡煤渣。一次，一位警卫轰他，正好被主席看见。主席拦住警卫把郑国祥叫到身边，问他长大以后干什么。郑国祥想了下说：“长大以后受苦呗。”主席笑着说：“娃娃，那不叫受苦，叫劳动。”如今让郑国祥演送毛主席的戏，那一曲信天游，真是唱的情真意切。<br><b>海峡两岸的心愿</b><br>李前宽、肖桂云在这部影片中虚构了一位《中央日报》记者童欣，是位戏份儿很重的大配角。因这部影片记述的是共产党和国民党最高首脑谈判的史实，所以李前宽想如用一位台湾演员定会为影片增色。于是，年轻漂亮的童欣就归胡慧中扮演，他也就成了大陆投资拍摄影片中，聘请海外影星加盟的第一人，也是剧组众多男演员中，唯一的“女主角”。<br>胡慧中在港台是明星，她到组里后，却生怕别人另眼看她，于是主动与组里人“套磁”。组里人称她胡小姐，她说她不喜欢，而让别人称她“小慧”。几声活泼开朗的笑声，使他与剧组同志们的关系一下子近了。重庆的阴雨使胡慧中感冒发烧，她却要穿薄裙拍风雨中的戏。胡慧中二话不说，换好了戏装候场。剧组同志自动围成一圈，把她包在中间为她挡风挡雨。胡慧中感动的说：“我发现，你们都那么温柔。”<br>影片中，毛泽东与女记者唇枪舌剑。戏外，胡慧中也向古月“开战”。一次她对古月说：“我知道，我们是同姓，你原名叫胡诗学，你把胡字拆开，你把老祖宗忘了！”此话说的古月一愣。随之胡慧中得意的大笑：“我们是同宗，别介意，因为我姓胡，所以常胡作非为。”此话引得大家开怀大笑。<br>在最后送别毛泽东离重庆那场戏中，需要许多群众演员，当时的重庆市委书记肖秧同志和前去剧组助战的丁峤同志都粉墨登场。几位台湾来的客人也临时客串成了“国府要员”。拍完一问，台湾客人中还真有一位是国民党人士。他说，看着历史情景的再现，他真心期待着国共再次合作，共同振兴中华。本月17日下午，《重庆谈判》摄制组全体演职员将赴地质礼堂与观众见面，同时进行该片的首映式。<br> <div>1994年1月25日第五版<br></div><b>一九九三年中国电影“摸着石头过河”（上）</b><br>在近一个世纪的中国电影史上，1993年也许是留下墨迹最多的一年。<br>电影发行体制改革，在这一年里迈出了关键的第一步。<br>中国电影首次夺得世界电影艺术最高奖之一的戛纳奖。<br>中国电影代表团在日本东京电影节上对组委会提出抗议，全团退出。然而中国影片却获奖甚丰。<br>中国制片体制在这一年中的改革，虽不像发行体制那样石破天惊，却潜移默化的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化。<br>回首1993年的中国电影走过的道路，颇有天翻地覆之感。但是细想起来，却是在“摸着石头过河”的一年。<br>第一块石头：发行体制改革出台<br>1993年1月5日，广播电影电视部《关于当前深化电影行业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出台。这份文件的核心是中国电影发行公司不再统一发行国产影片而由制片厂直接与全国32家省市电影公司见面。对此项改革政策各省市电影公司和制片厂都表示欢迎。原因有二：其一，取消了中影，各省市公司可以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有更大的自主权。其二，原来国产电影通过中影公司发行，每年能为国家创利税几千万元人民币。如今这一环节取消了，就等于国家让出了这几千万元的利税收入扶持电影事业。这无疑是电影行业的一大喜事。<br>但是，近几年来一直负债经营的电影制片厂的厂长们，却从各发行公司的欢欣中品出不祥之兆。会不会从“大一统”变成“分封制”？也就是原来中影公司一个婆婆，会不会摇身一变成了32个婆婆，各把一关，此政策令制片厂喜过之后不寒而栗。2月底，这16个厂家的领导聚首天津，共商大计，但仍对可能出现的新的垄断局面束手无策。<br>这第一块石头落水，就激起了千重浪。<br>第二块石头：分封垄断的产生<br>1993年1月23日至28日，电影发行体制改革之后的第一届电影交易会在北京举行。<br>北京电影制片厂抬出合拍片《狮王争霸》作为敲门砖，试图打开市场的大门。在交易会前，北影厂与上海电影公司经过二十几天的艰苦谈判，签订了一份按发行比例分成的合同。预计，北影厂能从这份合同中得到近百万元的分成。如此之高的收入，在以前是根本不可能的。过去是按拷贝结算，每个拷贝1万元左右，在全国能卖200多个拷贝，赚200多万已是罕见的事了。而今仅在上海一地就能拿100多万，真是今非昔比。<br>此讯对电影厂来说自是喜讯。可是《狮》片在这次交易会上竟然遭到其他省市公司的一致抵制。新体制遭到拦腰一棒，果然，新的垄断产生了。<br>第三块石头“江苏事变”<br>江苏省是连续八年全国电影发行收入的冠军得主。也是全国省市一级最大的市场。北京电影制片厂的《狮》片开价是140万元出售江苏地区的放映版权而江苏省的还价是用17.6万元买16个拷贝。二者的差距实在太大，根本无法谈判。<br>北影厂这回找到了借口了。根据广电部的文件，如果省一级公司不买拷贝，制片厂可以直接向下发行。此时，江苏省的南京、苏州、无锡、南通四市正好想进一步减少发行环节，与制片厂直接挂钩。北影厂与这四市正好一拍即合。<br>于是16家制片厂又采取统一行动。于5月19日在北京与江苏四市签订了一份合同。在两年内，16家电影厂不再向江苏省公司供片，而直接向四市发行影片。<br>刚刚建立起来的新垄断体制，不到一个月，就被从内部攻破了。此事引起轩然大波，电影局不得不出面调停。但协调的结果是6月12日成立了苏州电影服务中心。继而是江苏四市和华东地区的两次看片会，共签订了600多万元的合同。这说明，“第三势力”——非主流渠道电影市场已悄然形成了。<br>第四块石头：获奖风波<br>尽管国内电影市场不断滑坡，电影观众下降60%以上，但是电影的制作者们还是在进行不断的努力。1993年我国又有不少影片在国际上获奖：《大红灯笼高高挂》获纽约影评人协会最佳外语片奖、比利时电影评论家协会大奖；《找乐》获西班牙第四届圣塞巴斯蒂安电影节“青年导演大奖”首奖、第六届东京国际电影节青年导演竞赛项目金樱花奖和东京都知事奖；《天堂回信》获第43届柏林电影节青年儿童影视中心奖；《霸王别姬》获第66届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大奖和国际影评联盟大奖，以及美国金球最佳外语片奖；大陆的《香魂女》和台湾的《喜宴》同时获第43届柏林电影节金熊大奖；《血色清晨》、《妈妈》《双旗镇刀客》、《菊豆》、《秋菊打官司》、《杂嘴子》、《心香》《随风而去》等都在各国际电影节中获奖。<br>而最引人注目的当属陈凯歌执导的《霸王别姬》。对戛纳电影节情有独钟的陈凯歌经数年努力，三进戛纳终于征服了最挑剔的金棕榈奖的评委们，捧回了金质的树叶。这在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的旅程中，当算一座里程碑。<br>而在这之后，日本东京电影节使中国电影代表团非常不快。作为国家派出的电影代表团，带着参赛影片《找乐》、《幻影》东渡扶桑，却在电影节上不期而遇另两部影片。一部是北影厂与香港合拍片《蓝风筝》，一部是来路不明的《北京杂种》。<br>《蓝》片曾在双片审查时，就被北影厂给予红牌，罚出了局。但这部影片却“流”到海外后期制作完成，前来参加电影节。<br>《杂》片是部没有按照我国现行制片体制运作的影片，所以它没“户口”，自然不能“出生”。而这样一位“黑人”也光明正大的出现在电影节上，这的确使代表国家的代表团无法忍受。经协调，没有解决的余地。中国电影代表团只得中途退席。而在这个电影节上《蓝风筝》、《找乐》都获了奖。<br>这一事件暴露出这几年风头极盛的合拍片在管理体制上的许多漏洞。<br> <div>1994年1月31日第五版<br></div><b>九三中国电影“摸着石头过河”（下）</b><br>第五块石头制片体制的松动<br>这块石头不像发行体制改革那样石破天惊，但像垫在河底、刚露出水面的石墩桥，为中国电影体制的改革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br>1993年初，随着电影发行体制改革方案的出台，电影界人士转而对制片体制的改革日益关注。<br>现在我国只有16个国家批准的故事片厂和一家合拍公司能拍故事片，而这16家电影厂目前又大多数处于负债经营，流动资金奇缺，拍片困难的境地。全国最大的北京电影制片厂就曾面临赤字三千万，银行拒绝贷款以至连工资都难以维系的境地。<br>而一些社会团体及企业愿意投入资金参与电影的制作。于是出现了卖厂标的现象，即：一个制片团体，投资拍成影片后，申请与16家电影厂中的一家合作，并上交30万左右的管理费，再通过电影局的审查，于是这部电影就允许出生了。随后的发行收入，电影厂分文不取，由制片团体自负盈亏。<br>这种做法，使握有国家分配指标的电影厂白落十几万元。但电影厂每年的指标是有限的，制片厂以此发不了大财。而制片投资者则认为，被制片厂白白剥去一层皮，心痛肉也痛，因而也打击了社会资金对电影事业的投入。<br>从1993年开始，掌握电影生杀大权的广电部电影局，把一部分电影拍摄指标攥在手里，称为局控指标。凡是独立制片机构送审的剧本，如被认为其内容是弘扬时代主旋律，健康向上，艺术水准较高的影片，即可得到一个局控指标，戴帽下放到某个电影厂，只要交5万元左右的管理费，就可以打上厂标合法出生。<br>此举虽只是个变通之法，但它鼓励了一大批有志于投身电影事业、走独立制片道路的人，如陈佩斯挑大梁海南喜剧电影公司自己掏钱拍的《临时爸爸》和《编外丈夫》就受到这种照顾，使他们在经济上能够收回投资，略有结余，从而一点点壮大起来。<br>有了这条变通之法，使拍了18部电影的南昌电影研究所的张刚以及深圳万科公司等一大批走独立制片道路的人如鱼得水，异常活跃起来。与此同时，过去只管放电影的北京、上海、浙江、辽宁等几省市电影公司，也自掏腰包投资拍片。去年得到局控指标的二十几部电影，都得到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其中有《凤凰琴》、《大海风》等思想艺术水平都较高的影片。这种制片体制的松动，使去年的电影制片业极为活跃，呈兴旺景象。<br>第六块石头 合拍片热浪<br>1993年中国电影，应该说是合拍片出尽风头，业绩辉煌的一年。<br>如《霸王别姬》除了在国际上捧大奖，在国内发行放映也独占了鳌头。仅在北京，票款收入达360万元之多，发行收入192万元。几家分成后，北影仅此片净赚90万元，是北京地区票款收入最高的影片。<br>在北京地区排发行收入二、三位也是合拍片。合拍公司与香港合拍的《唐伯虎点秋香》收入172万元，香港与珠影厂合拍的《英雄本色》收入90万元。这丰厚的收益救了濒临绝境的北影厂。连续多年收不抵支的北影厂，今年终于有了盈余。可以说是合拍片救了北影厂。<br>于是有人为合拍片归纳几条优点。其一它能引进资金，为制片业注入活力；其二它使从业人员有事可做，从而个人致富有望；其三带来新鲜的摄影手法和艺术观念，可以从中学艺；其四合拍片的我方以出器材劳务换得国内的发行权，可谓是低投入高产出，获利匪浅。无疑是国营电影制片厂走出低谷和困境的出路之一。结果，1993年合拍片达53部之多。<br>然而，有称快的，也有骂街的。在电影市场整体下降的情况下，合拍片发行收入高居榜首，对国产影片无疑是雪上加霜。就像是跷跷板，一头翘的越高，另一头就压的越低。以北京市场为例，发行收入居前三名的都是合拍片。而一批国产片的收入还不够拷贝费，如：“桃色旋风”1.9万，《赌王出山》1.8万，《军列杀出重围》才0.81万。<br>于是指责合拍片冲击国产影片市场的说辞有之。<br>在制片方面，由于合拍片资金雄厚，劳务报酬高，以致有些影人非合拍片不上。一些厂家，好的摄影棚、器材都留给合拍片，使国产影片在制片中遭遇到许多前所未有的困境。<br>于是，说影界有人胳膊肘向外拐的有之。<br>再者，合拍片尤其是港台合拍片以武打、闹剧为多，迎合目前大多数观众的欣赏心理。此风之盛不仅引导了观众的欣赏倾向，而且使一些国内厂家和导演也开始纷纷效仿，制出一些不伦不类的“假合拍片”。于是又有指责声：合拍片乃“世风日下”之罪首。<br>当然，一个浪潮下来总会泥沙俱下，但是怎么才能澄清流而不混珠呢？这是当前电影界“过河”时要摸清的一块“石头”。<br>第七块石头 岁末市场<br>中国电影在动荡中走过一年，到岁末统计数字令人震惊。粗略统计，1993年与1992年相比，放映场次下降50%，观众下降60%，放映收入下降35%，发行收入下降40%。这比连续十几年观众人数直线下降的消息，更令人担心，因为这个数字是全国的平均数。在上海、北京等一些大城市，发行收入还有所涨的情况下，有的省市电影放映业几乎“颗粒无收”了。<br>面对整个行业“萧条”，除兄弟艺术的竞争外，头号大敌就是走私片和非法的镭射片，以及录像片的放映。这些非法品已把许多省市正常渠道的影片打的抬不起头来，逼的不少从“良”的影院为“娼”，放映走私影碟、录像，以维持生计。<br>面对这个“毒瘤”，除了严打之外，是否有些“疏导”之法，也是电影改革乃至整个社会文化的改革都要探索的一个问题。<br>第八块 没摸到的石头<br>经过一年的摸索，到了年末，电影人们又有许多新的想法和做法，把希望寄托在1994年上。在这里，记者只摸到几个“苗头”。<br>其一，在成都交易会期间，有城市影院发展协会预出价1000万买断《唐伯虎点秋香》的说法，虽未成现实，但是个新的讯号。 <br>其二，北京市公司以100万元买断《龙虎英雄》的全国影、视、像三项的发行权，迈出新的发行机制的第一步。刚被废除了的中影公司全国发行权，在市场经济中，新的全国发行权代理又产生了。这似曾相识，但是却是一种完全不同的体制。它已不是垄断的发行权了，而是一种竞争式的发行体制的雏形，是新的发展方向。<br>其三，全国49家电影发行公司经理联名给电影局的报告中提出，要打破垄断制片体制。可见制片体制的改革，仍然是目前电影界呼声最高的问题之一。<br>其四，合拍片指标1994年减为26部，并且下放到各厂家，这是加强控制和管理的迹象。<br>粗略回顾1993年中国电影走过的路，就像摸着石头一步步已经走到河的中间。回头，似乎已无退路；前进，面临激流。但中国电影的改革一定要向前走，它要走向新的世纪。人们寄希望于更加改革开放的明天。<br> <div>1994年3月14日第五版<br></div><b>留下将军的英灵</b><br>访纪录片《王震将军》摄制组<br>3月12日，是原国家副主席王震去世一周年的日子。这天下午，李岚清、李铁映等领导和许多老同志一起，坐在京西宾馆的礼堂里，观看了由江泽民主席题写片名、由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摄制的大型文献纪录片《王震将军》。<br>银幕闪亮处，这位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身经百战，为共和国的昌盛呕心沥血的老将军再现在人们眼前。在场的人都落泪了，人们缅怀这位一生刚直不阿、功勋卓著，而又极富传奇色彩的老将军。<br>在影片放映前的空暇，记者采访了该片的编导、摄像李则翔，制片、录音陆黎，听他们讲述了跟随在王老身边拍摄影片的日日夜夜。<br>为王震将军拍摄一部传记式的纪录片，这一设想是叶剑英元帅生前提出来的，并把这项重要任务交给了当时王震的秘书唐玉。新影厂的同志从1985年就开始着手这部影片的拍摄准备。<br>当时，李则翔、陆黎正在拍摄《我们的邓大姐》这部纪录片。但他们不怕劳累，毅然接下为王震拍摄片的任务，两部影片同时进行。<br>王震将军14岁离开家门，去当一名铁路工人，随后走上革命道路。几十年来他屡见功勋，一生辉煌。可是怎么才能将王老这一生浓缩在70多分钟的影片里呢？<br>李则翔说：“以前，我从文字、图片中去了解王老，似乎总觉得他是站在高处，我看不清他的原貌，摸不清他的脾气。从1987年开始，我和陆黎带着器材和王老同吃、同住、同出游，才逐渐了解了王震将军的性格，从一些小事看出王震将军的品德，才使我们能比较从容的拍摄和编辑这部影片。”<br>李则翔抓住叶帅当年对王震的评价，王震是一位颇富传奇色彩的将军，把许多有传奇色彩的传说，但是真实的历史事件挖掘出来，使王震活在了影荧幕上。<br>影片中有张平化的一段回忆。那是在1932年中央苏区大反AB团的日子里，王震受命去枪毙当时湖南酃县县委书记张平化。王震到酃县后，并不忙于执行命令，而是先做调查。当他听说张平化一家7口人被反动派杀害，看到张平化常年赤脚走路，以致脚底板厚厚一层老茧连竹签都扎不透时，他认定张平化不是敌人。他不但没有对张平化执行枪决的命令，还冒着自己也被戴上AB团帽子的危险，重用张平化等一大批受诬陷的干部，为党保存了一大批骨干力量。<br>王震将军是位能独挡一面的战将。在几十年的戎马生涯中，他有许多惊人之举为后人传颂。1948年他率部在毛泽东和彭德怀的直接指挥下转战陕北。在宜川战役时，他把一张标明敌我事态的军用地图，给一位被俘的国民党参谋，让他带给指挥官刘勘。把军事地图交给敌军乃兵家大忌。可是王震此惊人一举，竟吓得那刘堪绝望自尽，使国民党兵群龙无首，一败涂地。此事成为王震的传奇故事之一。<br>王震将军受人尊敬，原因之一是他爱护人才。早在抗日战争时期，359旅就定有重用知识分子的“土政策”。而在王震的一生，这类事更是多的数不清。<br>常言道：“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而王震这个“兵”却偏爱听秀才说理。反右大潮来时，他要来艾青、丁玲、陈明、张良等一大批右派到他的农场改造。但却在农场职工大会上问职工：“这位诗人是来歌颂你们的，你们欢迎不欢迎？”<br>在“文革”中，王震先是保护老干部，后是保护他们的子女。于是他也成了林彪和“四人帮”集团的眼中钉，他被下放到了江西红星垦殖场。他看到墙上挂着大标语：“打倒反动学术权威！”他大发雷霆令人撕下。他说：“我们的国家这么穷，就是缺少知识文化。我们的学术权威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十年后，当王震再回红星垦殖场时，场里用“回厂探亲”这几个字来欢迎他。<br>王震上将是辞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的职务，请命出任农垦部长的。1958年，他率十万转业官兵赴北大荒，是他诸多功绩当中，颇具光彩的一笔。他对这件事的感情也最深。<br>在影片的拍摄过程中，李则翔、陆黎多次动员王老到战斗过的地方去走走。王老首先选择了北大荒。<br>在银幕上我们看到这样一个情节：当年转业的官兵都已是三十出头，许多人未成家。在农闲时，王震下了一道命令，放假两个月，回家娶媳妇，娶不来老婆，算没完成任务。一些老兵说，家里的大姑娘都快嫁光了，剩下的都是地富的女儿，我们怎么办？王震说：“那怕什么？地富子女也是人民的一部分。我们连地富子女都改造不好，还干什么革命！他这道奇特的命令，使这些老军垦如今已是儿孙满堂。<br>王震看到这些老军垦美满的家庭，笑着说：”我生平下过的命令有无数道，但是我最满意的就是这一道。“<br>当王震听老军垦们说，为了北大荒我们是献了青春献子孙时，他动情的说了一句：“你们跟着我受苦了。”李则翔说：“这时，我才明白老将军为什么一定要看看北大荒。”<br>李则翔和陆黎与王震副主席形影不离的一起生活了十个月，拍下了大量素材，直至王震逝世。但由于影片篇幅有限，只能精简了又精简。影片拍成后，请有关方面的领导审查，得到的评价是：这是一部成功的人物传记片。<br> <div>1994年5月3日第五版头条<br></div><b>1993年电影政府奖揭晓</b><br>标志着1993年中国电影最高成就,代表着政府对电影创作导向的广播电影电视部1993年电影政府奖于4月29日揭晓、颁奖会将在5月23日举行。<br>电影政府奖作为管理电影的职能部门对电影创作指导及扶植的一种手段，已经有十年历史了，而今年才正式定名为广播电影电视部1993年电影政府奖，简称1993年电影政府奖。以此区别观众对电影的评价“百花奖”和专家对电影的评价《金鸡奬》。<br>此次政府奖是在去年设置的154部故事片，及几百部短片中评选出来的，并增加了合拍片奖。这次获最佳故事片奖的是由天津电影制片厂和潇湘电影制片厂联合摄制的《凤凰琴》。这是一部描写山村教师在艰苦的环境下，献身教育事业的故事。影片拍的流畅，情节感人，呼唤社会对贫困地区教育事业的关注，是一部有现实意义的佳作，是去年故事片中的领衔之作。李保田因在此片中饰余校长，获得最佳男演员奖。<br>获得优秀故事片奖的有《重庆谈判》上下集、《东归英雄传》、《第一诱惑》、《炮兵少校》4部影片。在获奖的5部影片中，有4部获得国家电影发展基金的资助，而且除了都有较好的社会效益之外，还都获得了不错的经济效益。由此也可看出，处在改革中的电影发行和制片体制正逐步与市场合拍，已进入健康发展的轨道。<br>获得最佳对外合拍片奖的是潇湘电影制片厂和香港艺能电影公司联合摄制的《股疯》。这是从去年拍摄的43部合拍片中选出的。这是第一部反映改革开放后股票市场的影片，而且是由香港导演执导。其反映大陆的现实生活定位准确，艺术分寸感强等方面都很难得。潘虹因在本片中饰范莉，而获得最佳女演员奖。<br>此外，本届政府奖获奖的还有：最佳儿童片奖《燃烧的雪花》；最佳故事片编剧奖《凤凰琴》编剧桔生、刘醒龙、卜炎贵；最佳故事片导演奖《东归英雄传》导演塞夫；麦丽丝；以及最佳美术片、最佳科教片、最佳纪录片等，共16项。<br> <div>1994年7月21日第五版<br></div>“十部大片”会给中国电影带来什么？<br>与全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开放有所不同，电影作为特殊的商品，其经营体制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转轨，才刚刚一年多。但是，已经遇到了许许多多来自各方面的难题。眼下电影圈里议论最多的是即将引进中国电影市场的“10部大片”以及与国际接轨的发行方式。<br>何为“10部大片”？此话还得从年初说起。3月，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之后，广播电影电视部、电影局要求中国电影公司每年要进口10部左右“基本反映世界优秀文明成果和表现当代电影艺术技术成就”的好影片。于是就有了“10部大片”之说。<br>这件事至少有几条优点：其一，可以使我国广大电影观众及时的欣赏到世界优秀的电影艺术；其二，可为我国的电影工作者提供很好的学习和借鉴的机会；其三，优秀影片由正常渠道引进，有利于抵制走私片，理顺发行渠道；其四，优秀影片的引进可以把一些观众再拉回影院，从而起到繁荣电影市场的催化剂作用；其五，这部分影片丰厚的经济收入也可以解决部分电影政策性补贴。可见，这事不论是社会效益还是经济效益，或是对我国电影事业的发展都是有益处的。<br>可是，如果换个角度看问题，结论可能大不一样。著名导演谢晋在中国电影导演协会首届年会上，对身边的吴贻弓、谢飞等人说：“今后的竞争不在你我之间，而是我们要跟好莱坞干了！”语中的紧迫感和危机感不得不令众导演肃目而对。但这还只是未雨绸缪。面对“10部大片”的到来，直接感到利益受到威胁的是各省市电影发行公司。<br>过去我国进口国外影片，一般采取买断中国大陆版权的做法。由于每年用于购片的外汇数额有限，所以购进的多为小制作和年代较早的影片。这次欲购大片，如仍用旧法，难以做成。一是资金困难，二是与国际通用方式不符，外国发行商不肯以买断的形式结算。所以在购进大片的同时，也须采用国际通用的影片票款分账分成的方式，才可能实现。<br>而就我国目前的电影市场来看，由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才一年半，整个市场体系还不完备。许多影院和一些公司还不能用市场经济的准绳来约束自己的企业行为。比如，电影行业内部的债务链迟迟得不到解脱，就是表现之一。以此现状来与外国发行商谈影片的票款分成问题，犹如是空中楼阁，没有基础。于是，中影公司提出只在国内大中城市，企业行为较好的200家影院投放“10部大片”的设想，岂知，这一石激起了千重浪。<br>提出最强烈反对的是如今大权在握的省市公司。主要理由是：如果运用国际惯例分票款，大头被外国片商拿走，我国的发行企业和影院的利益将受损。再者，中影公司选择投放大片的200家影院，几乎都是各省市的骨干影院。比如北京，如果只在首都、大华、红楼、长虹、花市几家影院排映大片，其他一些本来就经营惨淡的影院，日子就更不好过了。原来就所剩无几的观众在被“大片”拉走，这些影院真有关张改行的可能。再进一步，全市经济效益好的影院和黄金时间被“大片”占走，省、市公司和地方财政都会受到损失。话说回来，这些损失是发行公司站在一个地区全面经营的角度而言，而就实际收入数字来说，影片水平高，观赏性强，观众多，票房收入自然就多，发行放映单位就有钱好赚。而真正受到“10部大片”致命一击的是——国内的电影制片厂。<br>按说一个地区一年上映的影片在160部左右，“10部大片”插入，应该无关大局。可是由于这几年电影的不景气，影片的上座率相差很大。仅以北京地区1993年的放映情况看，共投入新片187部，国产片130部，合拍片13部，进口片44部。而发行收入是三分天下，各居其一。也就是说，13部合拍片的发行收入几乎与130部国产影片的收入相当。再以放映时间说，去年《霸王别姬》、《英雄本色》、《唐伯虎点秋香》等上座片的放映期都在一个月以上。而台湾影片《妈妈再爱我一次》在前几年曾创下连演3、4个月的纪录。一年只有12个月，而且电影院的数字和放映场次基本是固定的，如果外来大片占去了大部分放映时间，被挤掉的自然是一些质量低劣的影片，而投资少、制作质量差的国产影片首当其冲。没有时间、没有地点去放映这些影片，就没有票款回收的可能，致使拍摄这些影片的制片厂颗粒无收。<br>由此看来，“10部大片”的引入会使国产影片的生存空间更为狭小，进而使国内的电影制片厂处境更为险恶。联想谢晋导演的那句警语，其忧患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在提醒人们，要想在竞争激烈的电影市场中活下去，就要拿自己的作品在市场上去争一块生存的空间。<br>话说到如此严峻，颇有要用我们的血肉去筑一段新的长城的感觉。但换个角度想想，似乎也不尽然。中影公司进口的“代表世界优秀文明成果和表现当代电影艺术技术成就”的10部影片，就一定会使今天的电影观众再掀起往日的狂热，趋之若鹜的走进影院么？未必如此。<br>中国的电影观众不一定会对好莱坞的“大片”买账。前车之鉴已然有之：法国电影大师特吕佛的顶峰作品《最后一班地铁》，在他的祖国创下过10项凯撒奖和票房收入两项历史记录，而在中国上映后却悄然无声。再有，十年前举办的美国电影周，上演的《克莱默夫妇》、《金色池塘》、《星球大战》等影片，都是挂着奥斯卡金字招牌的，也并没有在中国掀起美国电影的热潮。而制作和投资都算不上大片的台湾电影《妈妈再爱我一次》却在大陆，让成千上万的电影观众两三次的走进影院，让眼泪打湿一条又一条手帕。再从近两年港台影片走红大陆，和大陆与港台的合拍片逐步占领市场的情况来看，不能不看到中西文化的差别。现在中国大多数电影观众还是爱看黄皮肤、黑头发的人来演东方的故事。“10部大片”进来又会怎么样？<br>而且，现如今电影市场的状况也不同于十年前。录像、镭射走私片冲击着电影市场。一些优秀影片早就以录像和镭射的方式进入了中国市场，对此类影片感兴趣的观众早已从电视屏幕上先睹为快了。虽然电影的声、光效果是录像、镭射现在还无法比拟的，可是又有多少人是通过录像看完故事，再进影院去欣赏光影和音响艺术的呢？<br>1993年美国最上座的影片之一《绝岭雄风》，凭着动作明星史泰龙银幕上极为惊险的动作表演，和不露痕迹的电脑特技，票房收入达到2亿2千万美元。据悉，我国电影主管部门已经对这部影片通过审查，同意引进，可是从现在向前数两个月，录像片《绝岭雄风》的放映都已是明日黄花了。一些省市电视台还把这部影片送上了卫星。那么，有多少中国观众已经看过这部影片，就不得而知了。而中影公司从现在起，即使马不停蹄的操作，要使这部影片与中国观众见面，也得年底见了。面对这样的市场，引进“大片”其效果如何？很难说。<br>“10部大片”的引进能在中国的电影观众中掀起多大的波澜暂且不说，但是对中国的电影行业的冲击将会是相当严重的，也可以说是让我们清醒的一盆冷水。它不仅提醒我们中国电影市场必将要与世界电影市场接轨，成为世界电影市场的一部分；也告诉我们，中国电影有自己中华民族丰厚的文化积淀，有改革开放带来的中国经济文化的发展，在全体从业人员的齐心努力下，正视并抓住冲击带来的机遇，一定有可能用自己的作品在国际竞争中占稳一席之地。<br> <div>1994年3月3日第五版<br></div><b>中国电影导演在想什么</b><br>中国电影导演协会第一届年会侧记<br>从二月二十六日至二月二十八日，中国几代电影导演聚集一堂，参加建国以来第一次导演大会——中国电影导演协会首届年会。<br>此次到会最年长者是今年81岁的上海电影制片厂导演刘琼。观众熟悉他大多是在《女篮五号》中那位饱经沧桑的教练，并不熟悉他也是曾指导过12部影片的老导演。他的作品有《五十一号兵站》、《阿诗玛》、《海上生明月》等。<br>到会代表最年轻的除了张建亚、刘苗苗、胡雪杨这群被称为“第六代”的导演之外，还有一群北京电影学院在校的研究生们。他们自称是“第七代”。<br>导演们聚在一起，首要话题却不是该导演们操心的电影发行放映市场。二月二十六日上午，开会伊始，谢铁骊、谢晋、谢飞三位著名的导演，分别以协会主席、副主席的身份致了简单的开场白之后，就把讲台让给了北京电影公司经理白安丹，首都电影院经理刘宏鹏和北京电影制片厂宣传发行工作人员王丹如。<br>去年电影发行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中国电影公司这一个“婆婆”被取消后，电影制片厂面对的是各省市公司的三十几个“婆婆”，再加上电影观众人数连年下降，电影市场滑坡，致使不少导演在完成自己的作品之后，也不得不走进影片推销员的行列。这使得原先对电影市场只做壁上观的导演们，不得不亲自跳下来，重新学艺，操持起王婆叫卖的行当。所以，导演年会先念市场经，可谓是一条新闻，却也是当前电影界状况的一种反映。<br>电影导演，最关心还是电影艺术创作。当年会进入到导演代表发言时，导演们谈的最多的还是创作。<br>谢晋根据自己多年的经验提出，导演在拍片前首先要想明白这部影片是拍给谁看的。是为中国的电影奖还是为外国的电影节，还是为普通的观众。当然，这三者并非完全对立。但在目前中国电影市场不景气的情况下，导演还是应该明白自己影片的观赏对象是谁。<br>去年以《大撒把》一片获得金鸡奖最佳导演奖的夏刚，是第五代导演之一，他认为作为一个导演，要用自己的影片讲真话，不要随波逐流。但是，导演也不能远离观众，在构思影片时，应当把自己放在观众的位置上。<br>广东珠江电影公司导演孙周，他执导的《心香》曾多次获奖。这位来自全国改革开放最早地区的导演，其心态与在座的大多数导演不同。他说，作为导演要坚持自己的风格，无论做什么都要尽可能的完美。拍电影钱不是问题，关键是导演应该怎么办。九十年代的中国和世界需要什么样的电影，二十一世纪的文化将会发生什么变化，这是我们电影导演应该冷静的思考的问题。至于电影市场、制片人、发行等问题，会有专业人员去思考，我们可以提些建议。<br>曾经是峨眉电影制片厂导演、现为北京燕莎商城外方经理的谢洪，以他自己下海经商一年多的亲身经历在会上说，改革开放现实的经济活动，比现在搬上银幕和荧屏的艺术创作品要鲜活的多。作为一名曾为导演的商人，对电影还是充满了感情和信心，希望电影界的同仁们多接近生活现实，拍出一些优秀作品。<br>电影导演们各有各的心思，但在寻求资金拍片的要求上却是一致的。去年由于市场的变化，各电影厂对影片的投资骤减，全国共拍了151部故事片，制片厂投资的只有14部，外资合拍的56部，而由社会各界集资的有81部。于是，导演找老板成了这届年会最热门的话题之一。<br>年会的最后一天，对中国电影有意投资的几位老板，坐在一百多位导演中间来谈投资制片的话题。面对这副阵势，海南喜剧电影公司董事长陈佩斯说，借钱拍片的日子不好过。从借到钱那天起，睡觉都不踏实，天天发愁怎么还钱。片子拍完，卖了拷贝还上账，才一觉睡到天亮。他认真地说，导演借到钱，一定要认认真真的拍戏，把钱还上。不能抱着“资本家的钱不花白不花”的心理拍片。如果这样拍一部赔一部，再把社会集资这条路断了，也就断了中国电影的出路了。<br> <div>1994年6月16日<br></div><b>主 动 放 弃 与 开 拓 进 取</b><br>——访中国电影公司经理吴孟辰<br>中国电影要走出走向市场这个话题说了多年，去年初才迈出扎实的第一步——取消了中国电影公司国产影片的独家发行权。有人说这是“革了中影的命”。<br>如今，上任还不到半年的中影公司新经理吴孟辰又提出，在坚持行使好进口影片的引进把关权的同时，要把中影公司看家的买卖进口影片的独家发行权出让，让出来与那些有资格、有能力的省市公司竞争发行。电影发行体制改革至今，有些单位大的垄断被打破了，还在营造一些小的垄断以求保住饭碗，而像吴孟辰这样，先砸了自己的饭碗的还真的少见。<br>虽然吴吴孟辰这一计划还没有得到有关部门的最后批准，能否实现还是一个未知数。但是这位吴经理腹中的算盘却值得琢磨。<br>吴孟辰于今年初自上海永乐公司总经理调任中影公司经理。他刚满40岁，地道的上海人，脸上和身上都透出上海人的精明。<br>他上任不久，先与某省电影公司打了一场“遭遇战”。<br>某省电影公司拖欠中影公司发行片款，并公开组织放映走私片等问题，在吴孟辰上任之前已有之。他面对各省市公司与中影公司几千万的债务链和部分沿海地区公开放走放映走私片的混乱局面，决定采取有效措施。<br>在与某省几经协商未获结果的情况下，中影公司决定暂停向某省公司发行进口影片，同时向该省的部分地市公司直接发行影片。<br>现在，对此举的评价还各有不同，但是，该省已停放走私片，并交回一部分欠款的事实说明了中影公司在这一仗中是胜旌高悬了。<br>中影公司以前虽然也叫公司，但实际上承担着政府通过计划经济的手段管理电影发行放映行业的职能。这样说来，与其称其为“官商”还不如直接叫它是“政府机构的外延”更加准确。发行体制改革后，中影经营国产影片这笔大宗买卖被取消了，但负责短片、纪录片、儿童片、少数民族语译制片等众多门类的补贴，这块带有政府色彩的行为并没有被取消。吴孟辰叫苦说：“每年的补贴近3千万元，也就是说，大年初一刚开张，我们就背上了3千万元的债。”<br>这就是当今中影公司不好干的地方。从上海来的吴孟辰，想面对市场闯出闯出一条新路，于是提出中影公司放弃进口影片独家发行权的动议。<br>从前些年电影经济运作的经验看，进口影片一般是盈利的，而国家就将这一部分盈余补在短片和老少边等亏空处，在电影行业的内部达到经济平衡。吴孟辰的设想是：由国家主管的电影部门、中影公司和一些有兴趣、有能力并有资格从事进口影片发行的省市公司的代表，共同组成审核委员会。而进口影片引进版权、译制等一系列工作仍由中影来做。然后，审核委员会根据每一部影片的观赏性，和上座率来预测该片可能的市场收益，以此定出国家需要这部影片负担的金额，再加上引进这部影片所需所用的版权费、关税、译制片成本等等费用，就组成这部影片用来招标的标底。招标由审核委员会来主持，中影公司和其他公司一样，也作为投标的一家来参加竞标，这样就改变了中影独家经营进口影片的局面。<br>中影此举如能成功，无疑是在机制转换上迈出了一步，同时在经济上也不吃亏。于是有人评价吴孟辰此一招是“刀切豆腐两面光”。但是如果再仔细想想，中影公司这样做的意义却相当深远。<br>现在我国电影发行行业，不管是中影统一发行的进口影片，还是各制片厂提着拷贝全国叫卖的国产影片，实际上都是有行无市——买方和卖方只有各自讨价还价的行情，而没有一个公平出价，合理竞争的市场。因此说卖方漫天开价，买方就地还钱的现象比比皆是，还曾出现过双方出价相差十几倍的怪事。<br>中影公司先割下自己的利益，让审核机构论质定价，再上市拍卖。实际上先是先舍弃小利，建立起一个相对健全的发行市场的雏形。在这个市场上拍卖的，不是一部影片在某一个地区的放映权，而是这部影片在全国的发行权。如果这个市场运行顺利，可以逐步扩大把国产影片的发行权也纳入这个市场之中。那么，电影发行渠道中的二级市场就建立起来了（一级市场为影片的地区放映权）。这样一来，电影的发行不仅有“行”，也有“市”了。<br>吴孟辰还是那么自信地笑着说：“我们就是要主动放弃一些旧体制给我们留下的利益，然后创造条件，到新的市场经济中去争取新的利益。<br> <div>1994年9月20日第五版<br></div><b>走 自 己 的 路</b><br>——94合拍电影的思路<br>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已经有了14年的历史。比起其他电影制片厂来说，名气要小的多。人们只是在这几年《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等影片的结尾看到这几个字。可是从去年开始，人们频频看到这个公司的名字，只是不太光彩，因为它总是与整顿合拍片连在一起。<br>刚刚时隔半年多，当我见到合拍公司现任经理郑全刚时，除了听到一些关于整顿的情况之外，还听到他一番计划。<br>这位从长春电影制片厂调来的新经理，在一年前上任时，面对的是港台来大陆拍片的高潮。去年一年有30多部港台合资片在大陆拍摄。港台片商垂青大陆市场，一是看好大陆的景地、名山大川、荒漠草原这些香港、台湾找不到的；二是看好大陆劳务市场便宜；三是看好大陆电影市场，虽然现在不景气，但是潜力很大。香港一位著名制片人曾说，现在用西方的先进技术，大陆的人员市场重拍历史题材武打片，挽救了香港电影。此话并不过分。每年春节是香港电影上映的黄金排映期，在今年春节四部最上座的影片中，与大陆合拍的就占了三部。<br>但是在合拍片过程中也发生不少问题。比如北京电影制片厂与香港一家公司合拍的一部影片，在北影厂审查未通过，可是拿到境外制作完成后，以日本电影的名义参加国际电影节比赛。再如，合拍片《天网行动》在境外做后期时，硬加私货把这部影片变成了三级片，在海外发行。如此犯规行为还有《诱僧》等。由于屡禁不止，电影管理部门不得不对合拍片亮出了黄牌。<br>整顿之后，就数量而言少了些，今年上半年立项拍片的只有十几部。是不是数目少了就是整顿的目的呢？<br>郑全刚认为，整顿工作主要在公司内部的管理环节上。现在实行了分阶段管理，重新制定了工作程序。加强了影片剧本和完成片这一头一尾的审查，并保证中间不失控。至于投拍数字少，这与加强管理有关系，但主要因素还是香港娱乐片投资方向未定，古装武打片高潮有所回落，新一轮什么影片看好还拿不准。<br>作为一个管理合拍片的机构，合拍公司挂着公司的牌子，行使的是政府机构依法管理的职能。但在近几年，合拍公司也以企业的身份参与了一些影片的制作。郑经理分析合作制片的发展，可以分为四个阶段。<br>最早的合作制片严格的说只能叫作协拍片，那是资金、剧本、导演、主要演员及摄美、化、服、道等主要创作人员都是外方的，我们只是提供拍摄场地和劳务。随着合作次数的增多，大陆电影人员的素质逐渐为外方了解。随之在摄制组中大陆的工作人员越来越多，以至一些主要创作人员都由我们出任，并由我们的一家电影厂参与双方共同投资，影片可以在大陆发行，这时才能叫做合拍片。但是，由于资金绝大部分是外方投入，拍摄内容、剧本及艺术风格等主要创作内容仍由外方控制。这为合拍片的第二阶段。到了第三阶段，是外方直接给他们认可的一些导演，如：张艺谋、吴子牛、黄建新、何平、陈凯歌等，由他们自行选择拍摄内容和艺术风格。而郑全刚的想法是再进一步。<br>大陆电影业资金缺乏的是制片厂面临的主要难题。但是我们可以拿出好的题材，好的创作班子来吸引外商来投资。今年合拍公司就推出《南京大屠杀》，由吴子牛来执导。此计划一出，已经引起台湾、香港、美国以及东南亚地区许多受过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国家的支持，有可能打开一条以我为主、国际联合制片的新路。郑全刚认为这是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的一个新使命，也是合作制片的第四阶段。<br>当然，走熟的老路还是要走。协作制片今年把目标对准欧美一些大制片商的大制作，因为我们毕竟有着960万平方公里的锦绣河山。现在，美国华纳公司正在九寨沟拍摄一部故事片《最后的熊猫》，庞大的摄制队伍已经在沟中住了几个月。美国与我八一厂合拍的《大运河之恋》即将开机。法国的、英国的以及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的电影公司都来联系拍片事宜。<br>但是郑权刚认为，中国的合作制片事业已经到了以我为主，走自己的路的时候了。<br>